去年6 月，香港暴力運動爆發時，我已斷言這不是社會運動，這是一場戰爭，可惜特區政府的官員並不相信。
如今面對兇猛的疫情，特區政府仍犯上同樣的毛病，沒有認定這是一場戰爭，未能界定問題，自然就不能解決問題了。結果在抗疫問題上，就出現種種病狀。
第一、嘆慢板: 特區政府對控制最終疫情顯得反應遲緩，進退失據。我有朋友的朋友確診，從他的例子，他的家入住元朗八鄉的隔離中心後，沒有人馬上為他們進行病毒檢測，不斷追問之下，要在兩天後才可檢測。
據說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很多緊密接觸者隔離都有相同經驗，一般人走到社區檢測中心排隊，排幾個鐘就可進行檢測。反而在隔離中心的緊密接觸者就要等兩天，試問若他最後確診，這些緊密接觸者的家人，例如他的子女，甚至外傭，就要延遲48小時才會被隔離。
緊密接觸者是高危群組，為何進入隔離中心後，不馬上作病毒檢測? 以為把緊密接觸者隔離就了事，也是一種缺全面思考問題的官僚思維。政府高層知道出現了這種問題嗎？
第二、「請體諒」。麗晶花園爆疫，區議員曾多番要求衛生署派人往視察，衛生署都沒有反應，記者追問為何要等區議員公開事件，當局才派員檢測。政府官員的解釋是:「請體諒，由於疫情嚴峻，政府人手不足。」可惜的是，病毒不會體諒政府的人手調配難處，會繼續在社區擴散。
從政府高官到基層公務員，個個都是好人，當中不乏盡力盡力做事的人，但加起來就是一盤散沙。關鍵是沒有人領導，沒有清楚的作戰意識，也沒有堅定意志打這場仗，以常規手段應付一場戰爭，社會就要付出沉重代價。
若是認定這是一場戰爭，會有甚麼特徵?
第一、設立心戰室。政府高層集中起來，以超乎尋常的決策方式，每日界定新問題，即日解決，不遲於翌日就實施新政策。
第二、馬上總動員。作戰不是飲茶食飯，要動員一切力量打仗，假設敵人現在已千軍萬馬攻城，守城將領不會說: 「我們有3000兵馬，就用這3000兵馬防守吧。」若城中有10萬人，官兵不夠，將領一定會動員所有10萬人去守城 。
若接送檢疫者的民安隊不夠，為何不可動員其他公務員協助? 舉例說，由於疫情，許多政府服務幾近停頓，例如入境關口大量收縮，本來駐守這些關卡的入境處及海關人員，都是賦閒是狀態，為何不可動員他們協助防疫，甚至是接收隔離人士的工作? 面對疫情追蹤及調查，更可大量調動紀律部隊人員協助。
不進行總動員，而用常規方法去做，一定難以應付超常規的病毒進攻。
第三、用一切有效方式作戰。想像一下，敵人正在攻城，有人提出一個方法，說非洲土人是用投石方法抗擊攻城者，將領不會理會方法源自非洲還是美國，覺得有效就會使用。但香港官員就不能跳出思維框框，例如全民檢測，認為這是大陸的方法，用了這方法，就沒有一國兩制了。但病毒會分辨兩制嗎?
看昨天政府公布的數字，自12月以來以3 種不同社區檢測方式，驗出604宗陽性個案，其中固然包括政府勸籲檢測的群組人士，但也包括大量一般自願檢測市民。現在若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可能驗出數以百計確診者，有助快速清零。
政府總覺得全民檢測無用，認為是大陸的方法。早前做完普及檢測後，早早送走內地檢測人員，結果弄得自己檢測力量不足。麗晶花園爆疫，昨日在當地設立的臨時檢測中心，居民排隊兩小時還未能取樣。不做全民檢測，輕視儲備檢測力量，到想用時就不夠了。
總結而言，政府若不認識抗疫是一場戰爭，還以一般辦事手法應付疫情，必然倒瀉籮蟹，任由病毒散播。
後記：政府宣布向兩個供應商定購了疫苗，最快的100萬劑國產科興公司疫苗明年1月就會送到。這是一個好開始，政府高官亦應該身先士卒，自己接種國產疫苗，以加強公眾對疫苗的信心。
「公義不但要能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見的方式實現」(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法治名句源於英國首席大法官休爾特勳爵(Lord Chief Justice Hewart ,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acarthy)，實踐法治要看得見，睇得到。香港法院審訊黎智英案，正好體現了這個「看得見的法治原則」。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經歷156日審訊，案件今日(12月15日)宣判，3名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一致裁定，主腦黎智英3項控罪包括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罪」罪成，另外兩項《香港國安法》之下「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均罪成。這是香港首宗被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案件。
法庭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進行煽動，以及勾結外國勢力；而《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由於法律不能溯及生效前的行為，故要證明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有勾結外國勢力，才能入罪。
主審法官判詞顯示黎智英罪成有兩個關鍵要點：
1. 黎智英證供不可信。
判詞指法庭認為黎智英「作證時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法庭拒絕接納他的證供。」可見法庭認定黎智英是一個「大話證人」。
至於案中的主要控方證人是6名從犯證人，當中4人（即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和周達權）於相關時間是《蘋果日報》的高層。他們各自供述黎智英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以至於當時負責《蘋果日報》社論及論壇版的主管楊清奇稱他們只有「鳥籠」自主。楊清奇表示自己在撰寫社論及為論壇版選稿時，會以黎智英的觀點和立場作為指引。幾位證人亦提到，黎智英在飯盒會上將自己的政治觀點告知《蘋果日報》的高層。這有助法庭判定黎智英不是一個尊重新聞自主的傳媒人，而是一個操控輿論機器的煽動者。
其餘兩名從犯證人為陳梓華和李宇軒。陳梓華供述在2019年，他嘗試協助李宇軒為「G20」團隊的國際文宣活動尋求經濟援助，以呼籲外國向中國及香港特區施加政治壓力。
判詞指「每一名控方證人均被深入盤問，但這無損他們任何一位的可信性，法庭裁定他們都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法庭認定6人是「誠實證人」，故相信他們描述的案發經過。
2. 《國安法》生效後繼續犯案。
法庭裁定「案中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進行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活動。但他這樣做時就採用了一個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辭。這點可從《蘋果日報》的社論、論壇、他自己的文章、帖文和節目中看見。
法庭基於案中的證據，裁定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請求外國（特別是美國）實施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的活動，在《國安法》實施後並沒有停止。即使他的請求變得含蓄和隱晦，但是他進行其活動的意圖依然如故，故裁定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名成立。
如今黎智英案初步審結，法庭將考慮各被告的求情後，稍後才會判刑。按《香港國安法》第29條，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事後回看，事發後陳梓華和李宇軒意圖逃往外地，被截獲遣送回港後，願意出任從犯證人，而《蘋果日報》4名高層亦願意出任從犯證人，是案件偵查的關鍵轉折點。由於黎智英策劃的勾結外國勢力活動秘密進行，控方本來不易搜證，但有從犯證人指出事件真相，就有助建立完整的證據鏈條，對起訴有很大幫助。
從黎智英整個審訴和判決可見，香港法庭審理黎智英案，並不是速審速判，而是經歷156日審訊，讓控辯雙方證人詳細作供，各自被仔細盤問，誰講真話，誰說大話，公眾一目了然。法庭採用「看得見的法治原則」，既保障了被告的權利，也進行了公正的審訊，最後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罪名成立，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反觀美西方，卻不斷干預香港的審訊。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白宮制裁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檢控官和法官，意圖恐嚇法官。在案件審訊期間，有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持續就黎智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以及就黎的羈押安排，作出偏離事實的評論，訛稱黎智英受到虐待，干預香港司法。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2025年報告」提及黎智英案件，亦肆意抹黑香港特區的依法執法、檢控和司法機關，向司法機構作最後施壓。
這件案件的焦點是黎智英勾結美國等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美國議員和政客就是勾結黎智英的當事人，他們惡意評論事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的意圖太明顯了。
美西方對本國危害國安的案件從嚴處理。看當日美國法庭對2021年國會山騷亂案參與者、右翼組織驕傲男孩負責人塔里奧判處22年徒刑，就知道他們對煽動暴亂份子毫不手軟。但他們卻對香港類似事件說三道四，其雙重標準，令人厭惡。
香港法庭判定黎智英有罪，聞者足誡，法庭判決警告反動份子，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不會有好下場。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