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 月，香港暴力運動爆發時，我已斷言這不是社會運動，這是一場戰爭，可惜特區政府的官員並不相信。
如今面對兇猛的疫情，特區政府仍犯上同樣的毛病，沒有認定這是一場戰爭，未能界定問題，自然就不能解決問題了。結果在抗疫問題上，就出現種種病狀。
第一、嘆慢板: 特區政府對控制最終疫情顯得反應遲緩，進退失據。我有朋友的朋友確診，從他的例子，他的家入住元朗八鄉的隔離中心後，沒有人馬上為他們進行病毒檢測，不斷追問之下，要在兩天後才可檢測。
據說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很多緊密接觸者隔離都有相同經驗，一般人走到社區檢測中心排隊，排幾個鐘就可進行檢測。反而在隔離中心的緊密接觸者就要等兩天，試問若他最後確診，這些緊密接觸者的家人，例如他的子女，甚至外傭，就要延遲48小時才會被隔離。
緊密接觸者是高危群組，為何進入隔離中心後，不馬上作病毒檢測? 以為把緊密接觸者隔離就了事，也是一種缺全面思考問題的官僚思維。政府高層知道出現了這種問題嗎？
第二、「請體諒」。麗晶花園爆疫，區議員曾多番要求衛生署派人往視察，衛生署都沒有反應，記者追問為何要等區議員公開事件，當局才派員檢測。政府官員的解釋是:「請體諒，由於疫情嚴峻，政府人手不足。」可惜的是，病毒不會體諒政府的人手調配難處，會繼續在社區擴散。
從政府高官到基層公務員，個個都是好人，當中不乏盡力盡力做事的人，但加起來就是一盤散沙。關鍵是沒有人領導，沒有清楚的作戰意識，也沒有堅定意志打這場仗，以常規手段應付一場戰爭，社會就要付出沉重代價。
若是認定這是一場戰爭，會有甚麼特徵?
第一、設立心戰室。政府高層集中起來，以超乎尋常的決策方式，每日界定新問題，即日解決，不遲於翌日就實施新政策。
第二、馬上總動員。作戰不是飲茶食飯，要動員一切力量打仗，假設敵人現在已千軍萬馬攻城，守城將領不會說: 「我們有3000兵馬，就用這3000兵馬防守吧。」若城中有10萬人，官兵不夠，將領一定會動員所有10萬人去守城 。
若接送檢疫者的民安隊不夠，為何不可動員其他公務員協助? 舉例說，由於疫情，許多政府服務幾近停頓，例如入境關口大量收縮，本來駐守這些關卡的入境處及海關人員，都是賦閒是狀態，為何不可動員他們協助防疫，甚至是接收隔離人士的工作? 面對疫情追蹤及調查，更可大量調動紀律部隊人員協助。
不進行總動員，而用常規方法去做，一定難以應付超常規的病毒進攻。
第三、用一切有效方式作戰。想像一下，敵人正在攻城，有人提出一個方法，說非洲土人是用投石方法抗擊攻城者，將領不會理會方法源自非洲還是美國，覺得有效就會使用。但香港官員就不能跳出思維框框，例如全民檢測，認為這是大陸的方法，用了這方法，就沒有一國兩制了。但病毒會分辨兩制嗎?
看昨天政府公布的數字，自12月以來以3 種不同社區檢測方式，驗出604宗陽性個案，其中固然包括政府勸籲檢測的群組人士，但也包括大量一般自願檢測市民。現在若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可能驗出數以百計確診者，有助快速清零。
政府總覺得全民檢測無用，認為是大陸的方法。早前做完普及檢測後，早早送走內地檢測人員，結果弄得自己檢測力量不足。麗晶花園爆疫，昨日在當地設立的臨時檢測中心，居民排隊兩小時還未能取樣。不做全民檢測，輕視儲備檢測力量，到想用時就不夠了。
總結而言，政府若不認識抗疫是一場戰爭，還以一般辦事手法應付疫情，必然倒瀉籮蟹，任由病毒散播。
後記：政府宣布向兩個供應商定購了疫苗，最快的100萬劑國產科興公司疫苗明年1月就會送到。這是一個好開始，政府高官亦應該身先士卒，自己接種國產疫苗，以加強公眾對疫苗的信心。
香港第4波疫情蜂擁而至，政府的抗疫政策好像永遠落後於疫情的發展。例如葵盛西邨8座爆疫，沒有馬上強制要求疫廈所有居民進行檢測。到麗晶花園第6座爆疫的處理手法，好像已學精了，要求全座的居民都要做檢測，D座向就全部隔離。但政府的學習速度太慢，行動太遲。
從具體個案作詳細檢視，就可以看到政府的抗疫措施是如何的鬆散。
最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確診，她是一個56歲的女士。兩個多星期前，她覺得有些不舒服，有點咳，就去看私家醫生，醫生建議她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她看完醫生吃了藥，覺得好了，就繼續活動。但到了11月27日星期五，私家醫生打電話給她，說檢測報告確認她染上新冠肺炎。從這位女士及家人檢測的過程，可見政府控疫的漏洞。
第一、確診者要一天之後才送到隔離中心。這位確診女士在星期五收到私家醫生的通知，但她在家裏等了一晚，到星期六下午4時多，即超過24小時，才有人送她到機場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隔離。這位女士在等候入院的一天，都乖乖留在家裏，但她這種無症狀(或輕症)感染者，身體狀況如常，明知道即將要隔離兩星期，恐怕有人會出外購物吃飯，大有播毒的可能。
第二、緊密接觸者要48小時之後才隔離。該女士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被列為緊密接觸者，衛生署用電話通知他們要隔離，但該女士周五確診，但要到周日，即48小時之後，才有人接她爸媽到八鄉的隔離中心。老人家已經80多歲，他們的親人提醒他們不要在等候隔離時候外出，但同屋的女傭卻不是隔離對象，之後可以隨意外出。緊密接觸者要48小時之後才送走，同往的女傭不用隔離，等候期間可以發生很多事情，同住傭人也可以播毒，控疫過程非常鬆散。
第三、各司其職，回應官僚。確診女士進了機場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之後，知道父母等了一整天都沒有人接他們走，就問那裏的護士怎麼辦。護士說她屬於醫管局，這些事情要問衛生署。打去衛生署則說負責接送的是民安隊，叫她問民安隊。皮球踢來踢去，最後不知踢到那裡去了。確診女士和她的家人都說，在社區治療設施和隔離中心的前線工作人員都很友善，服務態度良好，但他們處理疫情，只當作一份工作。他們有服務精神，但沒有作戰精神。控制疫情傳播，追蹤緊密接觸者，好像宗全和他們無關，但也不知是關誰的事，回應得很官僚。
第四、追踪接觸史，相當寬鬆。確診女士說，衛生署人員查詢她的接觸歷史，她之後才發覺忘掉了很多事情，例如忘記了在上周見過夫家的全家人，這種憑回憶講述接觸史的方式，即使無心隱瞞，本來已不可靠。
更有甚者，她覺得衛生署人員對她確診一星期以前的接觸歷史，並不著緊，好像無甚所謂。由於衛生署人員這種態度，她也沒有太詳細申報。但確診前14日其實都有播毒機會，如此鬆散追查，自然會走漏大量可能的傳播者。她結果也被認定為一個「源頭不明個案」。
如果香港使用了內地的健康碼，人人下載，確診後可追蹤到出行紀錄，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方出現的人都列為接觸者，就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單憑記憶、前線執行人員鬆散地提問的漏洞。在現時的安排下，大量確診者的緊密接觸歷史都錯過了，結果出現很多源頭不明的個案，根本無法追踪。
總的來說，香港的防疫出現種種鬆散問題，主要原因還是政府沒有將整件事以「作戰模式」去處理，而只是以一個「返工模式」去應對。「返工模式」是各司其職，大家做好份內事就算；「作戰模式」是執行者將腎上腺素提高到最高水平，作出極高戒備，要全殲新冠病毒這個敵人，一個都不能走漏，人人有責。
香港用一個「返工模式」去對抗這場世紀疫症，能夠有現時抗疫結果，並未恐怖大爆發，其實已要劏雞還神了。若看看內地抗疫劇《在一起》，看看人家如何滴水不漏去防疫，如何鍥而不捨去追踪，就知道內地為何可以成功抗疫。祖國抗疫，靠的不是專制制度，而是靠科學態度和作戰的精神啊 !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