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46年前的今天，1967年農曆二月廿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以「評論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為名，第一次在中央報刊上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文章誣陷劉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帝國主義買辦”、“修正主義路線的總根子”等不實之詞強加於劉少奇，同時，以所謂“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影射手法攻擊鄧小平，並宣稱”一定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
從此，在全國報刊上掀起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稱的批判劉少奇運動的高潮。劉少奇據理提出申訴意見，但被置之不理。此後，劉少奇等人受到殘酷迫害……
王光美接過劉少奇骨灰盒的瞬間
劉少奇遺容
親密的戰友與接班人
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幾十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戰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
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
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分歧始於「三面紅旗」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劉少奇本來是贊成「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但在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的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於是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
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
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並堅持讓劉少奇作檢查，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
毛澤東將劉鄧推至「文革」風口浪尖
1966年5月，毛澤東在南方休假。劉少奇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和安排，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話給毛澤東請示彙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復。六月末，迫於無奈，劉少奇和鄧小平乘飛機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七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他不這樣看，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毛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他要認識錯誤，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做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我的檢討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講50多天來的錯誤。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性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第二部分，是說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也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年在對東北戰爭的指導上有錯誤，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第三部分，講我犯錯誤的原因，一是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不理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錯誤估計形勢，世界觀沒改造過來；第三，最根本的是沒學好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專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決定解甲歸田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現實讓他作出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說：「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地說：「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問題。」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下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裏拿不准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法國學者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的《機械人》。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毛澤東偏信林彪江青誣陷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受到批評，不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全國開展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熱潮，劉少奇處於受批判的地位。
林彪、江青一夥深知，要打倒劉少奇，不經過毛澤東點頭，那是不能實現的。於是，他們借用群眾揭發和專案工作等名義，竭力對毛澤東施加影響。
1966年8月11日和12日，葉群兩次找總參謀部作戰部一位副部長，向他口授誣陷劉少奇的材料，要寫成書面材料揭發上報。13日，林彪在住處找這位副部長談話，要他把書面揭發材料改成向林彪和毛澤東寫信的形式上報。當天，林彪就把這位副部長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轉」毛澤東。
1966年8月13日，康生讓他的老婆曹軼歐出面，給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寫信，揭發王光美的所謂「問題」，並攻擊劉少奇包庇王光美。這封揭發信在部分中央領導人中間作了傳閱，最後也報到了林彪手裏。9月16日，康生親自給毛澤東寫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經組織決定出獄一事，並把它掛在劉少奇的賬上，說什麼“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
林彪、江青一夥進一步有計劃、有預謀地將這些材料擇要報送毛澤東，有的並在一定範圍內印發傳閱。
毛澤東接二連三地讀到和聽到這些材料時，不能不為所動。特別是毛澤東原先聞所未聞的所謂劉少奇歷史上幾次「被捕叛變」等情況，終於使他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劉少奇的看法。
隨著「文化大革命」局勢的瘋狂發展，「打倒劉少奇」逐漸成為運動進程中所不得不採取的步驟。進入1967年以後，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全國各地造反派紛紛搶印奪權，派性惡性膨脹，局勢混亂不堪。毛澤東雖然採取了命令解放軍“三支兩軍”、號召大聯合、停止串聯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這種騎虎難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個表面上符合運動邏輯的舉動，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統一各方面的思想。當時已經別無良方，只有把劉少奇的性質再次升級。
林彪、江青一夥在打倒劉少奇問題上起了極為卑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除了不斷向毛澤東遞送誣陷材料外，還利用各種機會煽風點火，在群眾中製造打倒劉少奇的輿論，使之成為既成事實。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門單獨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指使他發起打倒劉少奇的行動。果然，蒯大富回校後，立即籌備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的大規模行動，即所謂“12·25大行動”。
12月25日，蒯大富率領5000餘名造反派，在天安門廣場召開「誓師大會」，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鬧市區廣播、演講、散發傳單，大量張貼「打倒劉少奇！」、“和劉、鄧血戰到底！”等大標語、大字報，並且醒目地貼上了天安門城樓。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公然宣稱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時間，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強使群眾接受「倒劉」現實。
與此同時，江青等人有意發動各方面的力量，製造「倒劉」輿論。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關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清華大學，向組織“12·25大行動”的蒯大富表示“堅決支持”。
12月31日,江青單獨召見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拉攏說：「是毛伯伯和我對你好,還是劉少奇、王光美對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徹底跟劉少奇劃清界線,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們走。」在江青的策動下,劉濤寫了大字報。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把準備好的一卷劉少奇講話材料交給蒯大富，叮囑他「回去後要組織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務後，幾天內就組織人馬貼出了一大批大字報。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級黨校煽動說：“說劉少奇是全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你們黨校對全國的貢獻。”
1967年1月6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設下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綁架了王光美,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
1月9日，謝富治在接見全國公、檢、法系統赴京代表時，號召「全國政法戰線立即行動起來，向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劉少奇、鄧小平開火！」
由於江青一夥的策動，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劉少奇」的活動蔓延到全國，並且愈演愈烈。毫無根據地攻擊、醜化劉少奇的行為到處出現，對此不但沒有人出來制止，而且不容許人們提出任何相反意見。全國已經形成「打倒劉少奇」的輿論環境。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就在這種種複雜背景下開始了。
1966年12月，林彪、江青背著中央成立「王光美專案小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王光美專案小組」領導成員為：謝富治(組長)、江青、汪東興、蕭華、葉群、陳伯達(顧問)。
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備忘錄」中又把它叫做“丙組專案辦公室”。1967年5月中旬，謝富治向“丙組”人員宣佈：“丙組”改為“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五·四組”，組織上歸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領導。
就這樣,一位經過中共中央全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國家主席，被林彪、江青喪心病狂地立案審查,充分說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壞是何等嚴重！莊嚴的黨章、憲法已成了一紙空文。
1966年底，「打倒劉少奇」的行動已經從北京蔓延到全國。12月，北京地區一些老「紅衛兵」，因為為劉少奇鳴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陶鑄，也因為有過一些保護劉少奇、鄧小平的言論，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於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從普通群眾到高級幹部，只准說劉少奇壞，不准說劉少奇好。同時，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局勢下，社會秩序一片混亂，法制破壞殆盡，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為所欲為，以售其奸。
對劉少奇的鬥爭升級
沒過幾日，劉少奇的家再次遭受衝擊，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張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面對嘈雜的人群和責問，劉少奇的聲音很堅定：我從來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只是有時候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伴隨他的聲音，是那在寒風中陣陣晃動的蒼蒼白髮。
接著，造反派扯斷了劉少奇家中的電話線，紅機子的聲音再也沒有悠揚地響起過。
中南海外，幾十萬人圍集四周，一百多個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劉少奇！」
1967年2月前後發生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激烈批評，這就是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同時，所謂“向走資派奪權”的部署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幹部群眾的不滿，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澤東既然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當然不能容忍這種行為，於是認為運動遇到了“劉少奇代理人”的抵抗，“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這樣，為了擊退所謂的“復辟逆流”，為了通過“集中矛頭、團結對敵”來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全國性的動亂，就不得不一錯再錯，把劉少奇問題徹底端出來。
1967年3月，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惡性發展，劉少奇問題明顯升級，毛澤東似乎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3月9日、10日，陳伯達、康生在部隊軍以上幹部會上講話，點名對劉少奇從歷史到現實進行了系統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時30分，毛澤東、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見與會人員後，留下來議論一些問題。議論中對有人提到“劉耀祖案中涉及劉少奇在1927年叛黨嫌疑問題”作了研究，決定把這方面的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即「王光美專案小組」的辦事機構“調查研究”。據戚本禹回憶，這項工作當時指定由康生分管。
1967年4月1日，國內各大報紙登載了署名戚本禹的長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劉少奇讀後，氣憤至極。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辦公室，向他宣佈如下勒令：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過去劉少奇習慣夜間工作，上午休息)，並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謂「八大罪狀」提出質問。
劉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個機會讓他公開答辯,雖然現在是個非常場合,但畢竟有了把話說出來的機會,他逐條駁斥戚文對他的污衊，有理有據,義正詞嚴。當造反派質問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時，劉少奇一下子怒火衝天，白髮上豎：“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在日寇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啊！這事，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
第二天，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成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不料，幾個小時之後，竟被撕得粉碎。
一連串的莫名打擊，使劉少奇精神上極為痛苦，加上突然改變作息習慣，限制安眠藥用量，他幾天都沒能睡著，身體變得很弱。偏偏在這時候，清華大學造反派們要組織30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
劉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作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蘊結在心中的積怨終於如火山一樣爆發了。說著，他把手中的湯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個身體都顫抖起來。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把在家的幾個孩子叫攏過來,緩緩地說：「將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多年鬥爭磨鍊出的感覺告訴他，下一步，將會變得真正殘酷起來。
1967年7月18日晚，依據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幾十萬群眾聯合批判劉少奇。中南海外，幾十萬人聚集四周，他們攜帶的一百多個高音喇叭奏出高調的喧鬧聲；中南海內，造反派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兩個食堂內批鬥，同時抄了他們的家。劉少奇被強按著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已難以忍受，汗珠不斷地從他臉上滲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他的汗水也隨著震動流在地上……
劉少奇寫信給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會相呼應，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鬥劉、鄧、陶大會，分別在各自家院內舉行。幾個彪形大漢把劉少奇、王光美架進會場，他們一會兒強按下劉少奇的頭，把他的手扭到背後，強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還讓他做噴氣式；一會兒又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頭拍照；最後，他們把劉、王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腫，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著襪子。在神聖的祖國大地上，在莊重的中南海院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竟遭到這種侮辱性對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顧一切，掙脫造反派的手，撲向劉少奇，劉少奇也不顧拳打腳踢，與王光美的手緊緊握住。也許，這是最後的告別！執手相看淚眼，怎不凝語哽咽？他們傳遞友情、溫暖和鼓勵的手終於被暴力分開。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儘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彙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復。8月7日，劉少奇給毛主席寫信，抗議給他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書面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劉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傷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們與他在同一個院子裏，卻不能相見，更不能相互照顧。十幾天後，這種在同一個院子裏的待遇也沒有了。9月13日，劉少奇的孩子們被趕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獄，劉少奇則被強迫抽去腰帶，被「嚴加看守」起來。
當劉少奇得知妻子兒女已經離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時，精神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強迫改變生活習慣，加上不給足量的安眠藥，劉少奇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以致神志恍惚。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加上批鬥會上的扭打，舊傷複發，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他的右腿被打傷，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要走50分鐘，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後來實在走不動，就讓工作人員去把飯打回來，但去打飯的人也被稱為「保皇兵」。人們也不願去打飯了，只好打一次飯分吃幾頓。他滿口只剩下七顆牙，根本嚼不動窩頭、粗飯。他長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餿飯，身體更為虛弱，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裏，弄得滿臉滿身都是……
劉少奇病得越來越重，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開一陣批鬥會，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人用聽診器狠狠敲打他，有的用注射器在他身上使勁亂捅，還把他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葯也給停了。知道說什麼也沒用，劉少奇只能默默忍受著……
1968年7月，劉少奇突然發起高燒，醫生過來用常用藥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亡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防止劉少奇死掉。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對醫護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為維持劉少奇的生命，醫生提出實行監護，住院治療，被看守人員拒絕；醫生請求撕掉卧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絕。劉少奇雖然沒癱瘓，也只能躺在床上無力起身，沒人給他換洗衣服，沒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於不活動，他的雙腿肌肉逐漸萎縮；他的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被扎爛了，護土記錄日記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殘忍的折磨，使劉少奇植物神經紊亂，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飼維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難忍，常使他緊緊攥著拳頭，或伸開十指亂抓、亂撕。他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醫護人員實在不忍目睹他難受的情景，就把兩個硬塑料瓶讓他捏在手裏，不久，這兩個塑料瓶被攥成了兩個「小葫蘆」……
對劉少奇來說，活著已是一種折磨的懲罰，但他還是要堅持活下去，他要活著看到事實證明他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等來的卻是晴天霹靂，卻是轟然雷擊。
非法通過劉少奇「政治生命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然而，林彪、江青一夥喪心病狂，卻選擇在劉少奇70歲生日（1968年11月24日）這天通知他：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
劉少奇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氣憤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在心頭的氣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疾病，一起暴發出來，他的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但他一聲不吭，攥緊雙拳，那雙乾澀的、快要裂開的眼睛，噴射著怒火……寒風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從此，劉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他用無言表示堅決的抗議。
周恩來動員北京醫院的兩個護士專護劉少奇，仍沒改變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堅持不住了，活著看到改變命運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馬克思那裏去說了。
死時衣不蔽體頭髮盈尺
1969年10月17日，依據林彪的「一號手令」，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劉少奇被專機送往河南開封。
晚7點多鐘，光著身子的劉少奇———他原來的衣服爛了，沒有人補，髒了沒有人換，乾脆給扔了———被人用粉紅色的緞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條白床單，放在擔架上，送上了飛機。他鼻子裏插著飼管，喉嚨里塞著吸痰器，胳膊上扎著輸液管，奄奄一息……
晚9時許，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接受「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馬上爬上舷梯，走到後艙，看見擔架上躺著一個白髮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嗎？醫護人員怔住了……劉少奇的擔架被抬下飛機，放到救護車上，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駛向市區，但不是去醫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裏的一個由重兵把守著的獨特小院。
從這夜開始，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極嚴，事先被告知執行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從此失去「自由」，不許外出，不許寫信，不許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來往，形同軟禁。
由於劉少奇在擔架上沒穿衣服，到開封的當天夜裏，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燒39℃，嘔吐得厲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夥卻彙報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11月5日，劉少奇再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下來。當時在他身邊的人都說：「他雖然不說話，但特別配合治療。他還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著的那一天……」
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人也不准留，北京帶來的葯也不准用。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還特意去火化場看了看，然後，向當地負責人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11月10日晚，劉少奇再度發高燒，雖不能確診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療，不准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劉少奇嘴唇發紫，兩眼瞳光反應消失，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有關人員才發出病危通知。五分鐘後，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6時47分，值班醫生和護士趕到現場。
8時47分，「搶救」小組人員到達現場……此時劉少奇已被轉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鐵門上了鎖。
劉少奇的老衛士長李太和聞訊後火速從北京趕往開封，直奔老首長身旁。只見劉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頜一片瘀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眼淚，蹲下身去，給劉少奇剪去一尺長的白髮，颳去長而稀疏的鬍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給他穿上，然後就被人支開了。15日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頭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劉少奇拖到一輛吉普車上，開向開封市東郊的火化場。車廂裝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軀，兩隻腳露在車廂外……
火化場已得到通知，將要火化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工作人員忙著噴洒消毒劑。20多個軍人在火化場外實行戒嚴。吉普車到達後，劉少奇的遺體被匆忙地送進了火化爐。與此同時，他生前在開封的遺物也付之一炬，灰飛煙滅，留下的，只有一張骨灰寄存證：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
現住址：××××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職業：無業
死因：病死
這就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沒有親人的哭聲，沒有白花黑紗，沒有鮮花哀樂，沒有黨旗覆蓋……
慘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歷史的腳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過了一個又一個年頭……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審查和解決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旗低垂，氣氛肅穆。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萬多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劉少奇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劉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後遺體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和他的親屬尊重他的遺願。中共中央書記處將散撒骨灰的任務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執行。
5月19日上午，劉少奇的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少奇家屬子女的護送下，由北京乘專機運抵青島軍港。近萬名解放軍官兵和人民群眾聚集在青島碼頭，為這位一代偉人作最後的送行。中午，執行散撒儀式的5艘海軍軍艦在綿綿細雨中編隊駛向黃海海域。午後1時許，在哀樂和21響禮炮聲中，劉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無邊、滔滔不息的大海。
（資料源於《中南海人物春秋》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本文選自《包頭晚報》，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