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正在北京開會，有消息傳出，這次會議或會討論取消117名區議員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席位。
油尖旺區議員涂謹申在電台節目稱，選委會當年加入區議會的席位，是希望符合「廣泛代表性」，現在北京可能認為區議會被非建制派控制，影響絕對控制權，所以不放心，因此作有關決定。
高人說，涂謹申只說了故事的一部份，事實是: 當年特首「煲呔曾」曾蔭權在第一任搞政改不成，到2009年再次搞政改，希望方方面面增加選舉成份，以吸引泛民主派接受。所以除了增加10個立法會選舉議席外，又在選舉特首的選委會方面下工夫。
當年的政改把選委會由800人增至1200人，主要增加直選成份高的席位，包括建議在選委會內加入由區議員選出的百多議席，增加選委會的直選成份。當時和和氣氣，香港反對派與北京的對立也不嚴重，大家「側側膞」了事。
選委會肩負選舉特首的重任。
然而高人說，增加這百多區議會的選委會席位，與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設計不相符 ; 當年草委的設計的選委會，講究界別平衡，原意是找代表香港各界別、及有經驗的人士入局，間接選舉特首，當年的4大界別，分別是工商、專業、基層勞工及原政界人士。
所謂「原政界人士」，那時的構想是人大、政協，或政壇退休人士，那些人不是現有議會中人，所以不會與現政權內的人士重疊。後來漸漸地，大家就忘記了這「原政界人士」的分類，再經過政改，變成百多個由區議會選出來的席位。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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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昨晚在明珠台《清心直說》節目接受主持人褚簡寧（Chugani)訪問。
烈顯倫是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1997年－2000年），以及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2000年－2015年）。
主持人褚簡寧似乎嘗試帶出話題，指列顯倫曾發表針對個別法官的言論。
86歲的列顯倫思路清晰，他指出，他的批評不是針對個人（personal)而是針對專業(professional)。
烈顯倫(左)和褚簡寧(右)針鋒相對。
褚簡寧追問：「它們的分別在哪裏呢？」列顯倫回應道：「如果你分唔清楚，批評一個判決，同埋批評法官個人，我幫唔到你。」(If you can’t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iticizing a judgement and that of criticizing the judge , I can't help you!' )
褚簡寧問：「你曾經提到soul searching (自我反省），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烈顯倫思路清晰。
列顯倫回答說：「我的意思是指整個司法制度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judiciary)誤入歧途逾20年，一般而言，法庭的判決並非對準真正問題，而是花時間在律師提出的爭論，其中大部分都頗為荒謬，有法官認為有責任處理相關爭論，但這並非法庭的功能，法院不是做考官，給考卷評分。錯誤的對焦，就是我主要批評的地方，我不是第一個人提出這些關注。」
列顯倫說：「如果你對這些議題有興趣，雖然我不肯定你是否有興趣，因為你不着眼於判決，而只着眼於針對個人，我建議你讀一讀6年前Spigelman法官在Pang Hung Fai 案例的判詞，他在終審法院曾嚴厲批評香港法院採取的作風，重點包括：
第一是強調案件不需繁複分析，因案件着眼於法例裏的幾個字眼；
第二是律師引用專家的意見法庭而又受理，導致他所謂的艱澀爭論；
第三是法例本身的立法歷史根本無關宏旨；
第四是法庭依賴所謂的專家是誤導；
第五是用標籤轉移了注意力，忽略了被告的想法，那才是要分析的重點。」
褚簡寧問：「你曾經講過，法官有份營造環境，助長了去年的抗議，為什麼你這樣說呢？」
烈顯倫回答道：「因為經年累月，法官高舉個人主義凌駕社會利益。然而若它對社會沒有影響，又何必制定法例？」
「我認為所有人都應能夠在正常運作的立法和政府機關中獲益，法庭說不是，個人示威權利、即使是一人示威，都能勝於這些規則，現在每次法庭決定將個人權利，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
「司法機關文化應該進行改革，並從最高層開始，第一、法庭正處理和大律師的爭論，但卻沒有處理真正的重點。第二、法庭辯論法律，但其實不需要辯論法律，是需要執行法律。第三，法官有時候作出具陳述性質的判決，其實只是一些文字，不可以作出任何決定。這些重點我都在我出版的兩本書中提及到，明年我會出版第三本書。我會特別關注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s)被濫用，1999年，有112宗司法覆核申請， 2019年有3889宗申請，郭卓賢更被傳媒報道為「司法覆核王」！」
最後，烈顯倫希望：「司法機關文化的改革，能夠重新恢復普通法的精神。直截了當及嚴明的司法程序，好使它再次恢復健全、有效，普通人容易引用和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