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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曾國藩和兩個妓女的風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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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曾國藩和兩個妓女的風花雪月

2020年12月28日 17:54

晚清名臣曾國藩(資料圖)

本文摘自《挖歷史》,私家野史 主編,華文出版社出版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地球人都知道,曾國藩在老婆面前是一個好丈夫,在子女面前是一個好父親,在軍營里是一個好長官,在朝廷是一個好臣子,在衙署是一個好上司,一言以蔽之,在他身上找不出半點瑕疵,被稱為“千年第一完人”,就連毛澤東和他的死對頭蔣介石都是他的忠實粉絲,可見其魅力所在。毛澤東年輕時對曾國藩傾情備至,說“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的枕邊則鐵定放著兩本書,一本是宋美齡指定的《聖經》,另一本則是他自己愛不釋手的《曾文正公家書》。究其根源,這一切魅力在於曾國藩道德學問甚是了得,凡事必按禮制出牌,他堅定不移地執行孔夫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訓條,因此贏得了“中國最後一個理學家”的美譽。

然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位道貌岸然的理學家居然也做過荒唐事。比如狎妓。關於曾國藩與妓女的風花雪月之事,有對聯為證。

曾國藩一生以很會寫對聯而自鳴得意,是大清朝著名的「對子」發燒友,他的楹聯涉及喜慶、哀輓、題贈及山川名勝等,尤以輓聯著名。道光年間在京師的湖南人中流行一種說法,只要哪裏死了湖南老鄉,有兩個人必然出場,一個是新寧人江忠源必定到場弔孝,一個是春風得意的官場新秀曾國藩必定撰送輓聯。

曾國藩的所有楹聯被如數收入《曾國藩全集》,其中有兩幅輓聯格外打眼。這兩幅輓聯都是追挽妓女的,妓女之類的字眼出現在一個道學家的筆下,自然讓人有些意外。

一副是挽妓女大姑:

大抵浮生若夢;

姑從此處銷魂。

一副是挽妓女春燕:

未免有情,對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

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何時重見燕歸來。

妓女大姑到底是何許人也?

說法有三:第一種說法,著名學者唐浩明先生說她是湘鄉縣城的一個妓院的粉頭,即性服務工作者;第二種說法,有人說她是胡林翼在金陵泡過的一個妓女;第三種說法,是曾國藩在金陵(今南京)認識的一個妓女。

唐浩明在他的小說《曾國藩》里如此描述:曾國藩並不是一個六根清凈得完全不思女人的苦行僧。年輕時,他也曾對歌樓舞女有過濃厚的興趣。湘鄉縣城掛頭塊牌的粉頭大姑死的時候,曾國藩還為她送了一副風流輓聯:「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進京後,他想到自己貴為天子門生,言行要多加檢點,後拜唐鑒為師,做了理學先生的門徒,更加規規矩矩,謹言慎行,自覺地將歌舞聲色摒棄於千里之外了。帶勇之後,他立志要事事身先士卒。兵勇久離妻室,又手握刀槍,故歷朝歷代,軍紀再嚴的部隊都不可能杜絕姦淫。曾國藩決心把湘勇練成一支軍容整肅的曾家軍,先從自己做起,不近女色。歐陽夫人勸他,不少分統、營官自己想帶女人,也慫恿他買妾蓄婢,曾國藩一概予以拒絕。

按照唐浩明的描述,即便去青樓狎妓,對曾國藩的形象並無損害。因為事情發生在曾國藩年輕的時候,他不過犯了一個天下男人都容易犯的錯誤。此時他還沒有拜在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家門下進行修鍊,情有可原。誠如他的粉絲毛澤東同志所說:「允許一個人犯錯誤,也允許一個人改正錯誤,改正了還是一個好同志。」如此觀之,曾國藩即便年輕時管不住自己的褲襠,做過幾次風流嫖客,但後來知錯就改,修身養性,嚴格要求自己,依然還是個好同志。

唐浩明對大姑這個角色作如此安排,不知道是果真認定大姑是湘鄉妓院的粉頭,還是不忍心給日後修成正果的曾國藩臉上抹黑。  

也有人將大姑與湖北巡撫胡林翼扯上了關係,認為這是胡林翼寫給妓女大姑的楹聯。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理由。因為胡林翼年輕的時候,本就是個孟浪男子,是經常流連於煙花巷的著名嫖客,加上他又長得一表人才,與妓女的風流韻事更是數不勝數。不過仔細推測可以發現這種說法不太靠譜。這幅對聯在《胡林翼全集》里並未收錄,而出現在《曾國藩全集》里,應該說為胡林翼所撰的可能性極小。

關於大姑是曾國藩在金陵認識的妓女之說,更是有趣。

大意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藩攻滅太平天國的首府金陵城後,當時的江南因戰火連連,四處一片焦土,百廢待興,如何振興戰後的江南,是令曾國藩頭痛的現實問題。為了使江南這片富庶之地重新煥發出活力,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理學家曾國藩,居然一反常態,「效管仲之設女閭」,允許設立妓院,大力培育性產業,他首先在金陵發佈《弛娼令》,並親自倡設六家妓院於清溪一帶,允許六家任意增妓,以擴大規模,於是六家公開營業,“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樓船,燈火簫鼓,震炫一時,遂復承平之盛”。

妓院建起來了,為了打消廣大嫖客的顧慮,也為了刺激消費,拉動內需,老曾頭率先垂範,數次與幕僚、賓客來到秦淮河畔遊覽,召妓歌舞助興。見總督大人以身作則,不顧禮教約束,投身煙花深巷,帶頭消費,流連於十里秦淮,眾嫖客便紛至沓來,於是娼妓業很快地在江、浙地區向外地蔓延恢復。「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風聞來歸,遂大有豐昌氣象矣。」短短十年時間,戰後一片廢墟的江南舊貌盡復。弛而復盛之際,有騷客寫詩曰:“何頓風流久寂寞,青青無復柳千條。誰知幾劫紅羊後,又見春風舞細腰。”

在恢復金陵繁華的問題上,理學家曾國藩兩手都要抓,兩手都很硬。一手復興儒學,一手復興娼業,著實讓很多熟悉他的人大跌眼鏡。不過,曾國藩復興娼業倒也誕生過一個才子佳人的故事。多年之後,狀元洪鈞來到這裏喝花酒,認識了妓女賽金花,傾倒在她的溫柔鄉里,最後納其為妾,留下一段煙花傳奇。

在老曾頭以總督身份身先士卒奮鬥在風流一線的過程中,他認識了妓女大姑,當她香消玉殞之時,曾總督寫一幅輓聯: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

倘若果真如此,可以從公私兩個方面來分析曾國藩的動機。

如果是出於公心,曾總督專門給一個為恢復金陵繁華貢獻過青春和身體的粉頭寫輓聯,似乎也可以理解。在這個層面,大姑雖然是身份卑微的妓女,但她向衙門繳納過不少花捐,是值得尊重的納稅人。聽她的名字,估計也是媽咪級的人物,或許是老鴇子,那就應該是某個妓院的法人代表,是納稅大戶,是優秀民營企業家。像她這種為十里秦淮的繁榮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物,由總督出面追挽,既體現了官府對她的肯定,也表明官府對娼妓業的重視與扶持,可以使從事性服務的廣大工作者深受鼓舞。如此說來,這是曾國藩復甦戰後經濟的一種策略而已。

如果是出於私心,則這幅輓聯僅僅是曾國藩對一個妓女的追思,那麼,可以認定曾國藩與這個叫大姑的妓女關係非同一般。好到不僅僅是有過肌膚之親、雲雨之歡,兩人的關係絕對是超越了肉慾,達到了精神層面。古代的青樓女子綜合素質很高,不像今天的暗娼,只要有一幅美艷的空皮囊就生意興隆。古代的嫖客除了富家公子哥兒,很大一部分是讀書人,這些人在嫖娼的時候,也希望供樂的妓女最好能夠琴棋書畫歌舞樣樣精通,可以與自己唱和,甚至吟個詩,對個聯之類的,這樣的情景才符合文人的浪漫情懷。比如李師師、杜十娘、陳圓圓、賽金花等名妓,都是綜合素質很高的大美人。

實話說,能夠讓坐懷不亂的曾國藩春心萌動恐怕是件大難事,即便是在他死水一般的心裏激起一絲微瀾,也很不易。更莫談讓他解放思想,掀起一番巫山雲雨。如此看來,這個大姑絕非等閑之輩,她不一定傾國傾城,但一定是某種情愫觸動了曾老革命久違的春心,最後導致他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道德禮教藩籬,在瞬間土崩瓦解,激情之水猶如脫韁野馬,不泄不快。

那麼,這個謎一樣的女人,到底是湘鄉粉頭,還是金陵的妓女?

這兩種可能都不存在。理由有二:

其一,先看曾國藩年輕時的履歷。

據《曾國藩年譜》記載,曾國藩入住湘鄉縣城次數不多。一次是道光六年,16歲的曾國藩參加長沙府試,得了第七名,這一次算是他第一次出遠門,途中肯定要經過湘鄉縣城,但是此時參加童子試的曾國藩年紀尚小,對男女之事處於懵懂期,應是童子之身。第二次到湘鄉縣城,則是道光十一年,這一年他在縣城的漣濱書院讀書,到冬天才肄業離開,從時間上具備了條件。第三次是道光十三年,他前往縣城參加湘鄉縣試,考取了秀才,在縣城呆了些時日。這幾次在縣城,曾國藩前往花樓柳巷的可能性很小,當時他的心思主要放在功名上,再說縣城離他的家荷葉塘也沒多遠,加上家教甚嚴,他是不敢去青樓尋花問柳的。一方面,那時並不寬綽,另一方面,這種事情萬一傳到父親耳里,自然吃不了兜著走,絕對沒有心理安全感,缺乏尋花問柳的膽量。23歲那年冬天,考取秀才的曾國藩與歐陽夫人結婚,新婚燕爾,雖多次途徑湘鄉縣城,應該也不會去青樓尋歡。  

其二,金陵嫖娼之說更不可信。

曾國藩自從拜理學家唐鑒、委仁為師之後,即以禮教嚴格約束自己,處處以道德立身,絕對不會為了一個妓女自毀苦心經營多年的君子形象,再說,曾國藩非凡的自控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效仿的。

這個什麼的大姑既不是湘鄉粉頭,也不是金陵花魁,那她是何方神聖?

這個大姑應該是長沙城裏的妓女。

曾國藩與大姑相識的時間應該在道光十四年至道光十七年之間。

道光十四年春,曾國藩入長沙嶽麓書院進學,是年秋,參加鄉試中了第三十六名舉人。曾家出了個舉人,四十三歲才中了秀才的老父親曾麟書欣喜不已,曾家上下更是歡欣鼓舞,連續幾天大擺筵席招待親朋戚友。之後,曾國藩進京參加會試,又在長沙呆了一陣。道光十五年,25歲的曾國藩會試落榜,留在京師備考。道光十六年,恩科會試再次不第,落魄由長沙返回湘鄉。道光十七年,與劉蓉、郭嵩燾在省府的湘鄉會館相聚兩個月。

這段時間,曾國藩在長沙逗留的時光頗多。而那時的讀書人,大多有文人騷客喜好尋花問柳的嗜好。曾國藩的好友歐陽兆熊有文字為證。

湘潭人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里記錄了挽妓長聯一事:「吾友湘陰徐海宗茂才,名並庾,駢文即學徐、庾,詩多作香奩體,兼工度曲。道光初年,與予讀書嶽麓書院,時偕過江作狹斜之游,眷一妓號雲香者,益陽人,僑寓省城。回家數月,遲之不至。後聞其死,作聯挽之,多至二百五十字。」

這些文字記錄了嶽麓學子徐海宗逛窯子的經歷。這位徐才子為妓女雲香撰寫的長聯更是鐵證—

試問十九年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曾語予雲,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俞,腰輕楚舞。每值酡顏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游,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尚恁地談心深夜,數盡雞籌,況平時裊裊婷婷,齊齊整整。

不圖二三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嘗渺,問雁嘗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為卿計,爾豈昧夙根者,而肯再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豆蔻香銷,蘼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墜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個夫夫婦婦,世世生生。

無獨有偶,清代的湖南茶陵狀元蕭錦中也給妓女寫過200餘字的超長對聯。

歐陽兆熊的筆記,大致可以說明幾個問題,一是當時的長沙是有青樓的;二是曾國藩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對逛窯子饒有興緻;三是學子們逛窯子大多是結伴而行。不過那時,長沙的繁華地帶在湘江東岸,而嶽麓書院卻在湘江西岸,如要做「狹斜之游」,有些麻煩,還得不辭辛勞坐船過河,不過這種事情,同學們還是很樂意的。

曾國藩在長沙讀書或逗留時,年齡為24歲至27歲,這種年齡是男人最容易衝動的年齡,加上已經結婚,慧根初開,雲雨之欲尤盛,在同窗學友的邀約之下,去煙花柳巷尋訪一番,可能性是很大的。讀書人與一般的嫖客不同,喜歡動真情,見到自己心儀的青樓女子,總是難免要生出些纏綿悱惻之情,以為人盡可夫的妓女只對自己鍾情,又幻想著留下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話。

不怕嫖客沒銀子,就怕嫖客有文化。

讀書人做嫖客,不像獵色的大眾嫖客那樣講究實惠,總是免不了賣弄自己的才情,玩玩文字遊戲,最為直接也是最為有效的方式就是撰送對聯。舊時文人喜作贈妓聯已經成為一種風尚,頗為流行,大多採取隱名嵌字的形式,以達到「以雅掩俗」的目的。

大才子紀曉嵐在醉月軒為翰林陳半江赴南昌餞行,就送了一幅對聯給陪酒歌伎鳳燕:

鳳枕鸞帳,睡去不知春幾許;

燕歌趙舞,醒來莫問夜如何。

在狎妓文化頗為發達的大背景下,有文化的嫖客都以給妓女吟聯為時尚。自詡為楹聯天才的曾國藩自然不會放過賣弄自己才情的絕好機會,寫下幾幅對聯也在情理之中。而妓女們也以能得到達官顯貴、才子騷人為自己吟誦的楹聯為榮,以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年輕時的曾國藩應是個風流才子,關於他寫給妓女的楹聯記載並不罕見。台灣出版的《晚晴樓聯話》還收錄了曾國藩送給妓女「如意」的楹聯:

都道我不如歸去;

試問卿於意云何。

也有楹聯家舉證出曾國藩的另一副撰贈給妓女「馬掌」的楹聯:

馬上琵琶千載恨;

掌中歌舞一身輕。

馬掌其名,俗不堪耐。但曾國藩以「馬上琵琶」、“掌中歌舞”兩個意象之營造,把出塞之昭君與漢宮之飛燕這兩位古代美人的形象刻畫出來,聯語頓時變得鮮活生動。  

根據這些聯語所描寫的內容,結合曾國藩中了進士之後潛心學問與道德修養的事實,再以《曾國藩全集》為旁證,可以推斷出,與妓女的來往應是曾國藩早年所為。

再來看曾國藩與妓女春燕的故事。

「未免有情,對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何時重見燕歸來。」

有人分析,認為曾國藩這幅追思妓女春燕的對聯,是寫給自己小妾陳氏的,顯然是荒謬的說法。

根據聯語所描寫的情境來判斷,曾國藩與妓女春燕相識於燈紅酒綠的煙花巷,而其小妾陳氏是他的警衛韓正國所尋訪到的一個湖北女子。再說,曾國藩也絕對不會愚蠢到納一個煙花女子為妾。

坊間的說法是,金陵「光復」之初,曾文正邀鐘山書院山長李小湖微服同泛秦淮,有妓名春燕者,溫柔儒雅,吐屬尤佳,曾文正奇之,後為人量珠聘去,不復得見,曾公慨然有嘆,故作此聯,算是對春燕的思懷。

關於曾文正與春燕的贈聯,還有一個版本:

一聲春去也,似曾相識燕歸來”。

坊間版本不一,說法之多,全因曾國藩是名人。大凡名人的軼事總是人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談資,難免空穴來風,以訛傳訛。何況是一本正經的朝廷重臣曾國藩呢?平時從無緋聞的道德家曾國藩,其八卦傳聞自然更能激起人們議論與傳播的興趣。

與曾國藩同游秦淮的李小湖,倒是經常出現在曾國藩的日記里,經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把玩字畫古物,私交甚為不錯。

不過,也不能以這幅對聯就斷定曾國藩與妓女有床笫之歡。

古代之妓有妓女與歌妓之分。妓女賣身,可以提供全套服務;而歌妓只賣藝不賣身。曾國藩作為一方封疆大吏,為了重振江南經濟,帶頭去秦淮煙花樓看歌妓表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絕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是自身道德修養到達了很高境界,知道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簡淺道理。另一方面,按照大清律法規定,官員嫖娼一經發現,將會停職查辦,開除官職,本就清心寡欲的曾國藩怎麼會大張旗鼓地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呢?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曾國藩對春燕的「未免有情」,說明這個一本正經的老頭,畢竟還是個平常人,見了春燕這種藝色俱絕的美女,還是難以按捺住心中的春情。一句“一別竟傷春去了”,道出心中何等的惆悵哀婉。“何時重見燕歸來”則流露出對春燕的無限眷戀。可見,春燕是與曾總督心中的標準美人形象相吻合的,也許,是春燕的才情打動了這個心如止水的老頭。從聯語的字面來看,曾國藩對春燕的眷戀更勝於大姑。

曾國藩首先是個男人,然後是個才子,最後才是重臣。站在這個角度去看問題,倒也覺得這個正襟危坐的老頭有幾分可愛了,變得真實生趣起來。

時過境遷,曾國藩與妓女的浪漫故事,我們實在難以還原真實的歷史現場。當事人留下的疑團,或許永遠無法揭秘。不過,我倒真的希望曾文正偶爾也犯過天下男人最容易犯的錯誤,這樣的老頭似乎更為可愛。

(作者簡介:朱金泰,獨立學者,自由作家,湖南雙峰人,現居長沙,著有《落魄秀才趕屍記》、《老爺子》、《湘軍之父羅澤南》等。)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接見陳永貴。(1964年12月26日於北京)1964年12月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費,請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天津下鄉知識青年邢燕子,江蘇下鄉知識青年董加耕吃飯。(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歷史不再徘徊》,凌志軍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然而陳永貴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政治的遊戲,還是一個疑問。他和他的大寨這時候已經完全成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對他持有最強烈的批評態度的人,也不會否認他是一個耕作的行家裏手。這樣看來,他應當最能體會農業本是一個徹底務實的行業。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為什麼要沒完沒了地舉行那些「天天讀」的儀式?難道將書本上的話背得爛熟之後,就真能產生無往不勝的奇效?他本人自幼與文字無緣,文人理論和行政文牘的令人厭惡,他一定會比別人感受得更為強烈。比如一個年輕人一口氣將毛澤東的《愚公移山》背誦完畢,然後就向他邀功,而他卻不以為然。他用一個一字不識的老人教訓青年,此人名叫賈進財,一生開山採石,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世人知曉。“不要看賈進財背條文背不過你們,”陳永貴對得意洋洋的小夥子說,“可是他每天一錘一錘打的都是石頭。”這樣的情節似乎更加符合一個農民的邏輯。但是,為什麼陳永貴還要一味對政治抱以狂熱的眷戀,並且煞費苦心營造他的政治形象?這原因又要到當日農村的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來治理鄉下農民,其經濟上的失敗已如前述。但是,那個時候國家之施政原則,首先在於意識形態的不可侵犯而不在於物質利益的欣欣向榮,因為前者為政權的根本,後者只是一時的盈虧。用當時農村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則凌駕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是將實際問題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於鄉下的自留田和包產到戶,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辦法可以令土地上結出更多的果實,可是經過意識形態的解釋,決定其取捨的要點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實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傾向。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任何農民想要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場上,就必須以政治標準取代經濟意識,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現得忠貞不貳。這一點當陳永貴在1964年剛剛崛起的時候,便經歷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隊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於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於宣佈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結果上達中央政府,導致周恩來總理親自追究,如能坐實,則陳永貴定然一蹶不振,中國農村的歷史也當改寫。但是陳永貴似乎是一個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澤東恰在這時將他請到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大寨的問題也在這一夜之間不再是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何。這一來,陳永貴便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來渡過危機。大約一個月後,山西省委的幾位領導人親赴大寨,名為“核實產量”,實則已有成見在先。於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隊的隊部裏面就出現了下面一段對話:

「經過丈量,耕地面積定為七百九十六畝六分九厘……除了經濟作物,1964年糧田面積是七百五十畝。」

「永貴呀,現在七百五十畝,正合報上說的。糧食畝產還不到七百五十斤怎麼辦?」

「山地和平地不一樣,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畝。」

「糧田達不到七百五十畝吧……地畝也變,產量也變。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捨五入,糧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畝……我已經給總理說,大寨的產量還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畝中扣去四十五畝……」

「給參觀人員說,糧田七百零五畝,糧食總產五十六萬八千斤,畝產八百零五斤。」

陳永貴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了他的第一個危機。可以肯定他從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教訓。經濟問題一旦化為政治問題,也就無所謂眼前的公正,農民以至整個農村的追隨政治也就成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第一次以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勞動模範的身份出現。雖然他在這時還只是一個大隊的負責人,但是他的聲望已經足以號令全縣。他在縣城中心的廣場主持了群眾集會,他原來的上級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這些人現在統統成為「被告」,罪行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一片憤怒的叫罵中紛紛表示認罪。然後陳永貴起身發表演說,號召他的革命同志聯合起來向舊的權力機構“造反奪權”。台下群情激奮,聚眾已逾萬人,其聲勢的浩大,為本縣史無先例。幾個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動地寫道,“他那真理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昔陽,整個晉中,整個山西,整個中國”。兩天以後,全縣32個農民造反組織一致推舉陳永貴為領袖。這些人成立了總指揮部,宣佈奪取舊縣委的一切權力,是為“二一一奪權”,陳永貴則在數萬人的歡呼聲中成為總指揮。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的指揮中心為一種新的權力機構取代,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曾經野心勃勃地說過“打倒皇帝做皇帝”,現在,僅僅兩個月里,他便在這個內陸省份擁有了無上權威。

這整個事件猶如戲劇舞台上一個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陳永貴被稱為「救世主」,“是統一千萬群眾意志的無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後的論者卻以“得意洋洋”、“躊躇滿志”來貶損這位風雲人物當日的氣概,說這一事件其實只是“顯示了陳永貴等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對於他的種種讚頌則屬於“肉麻”和“狂妄”。所有這些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狹。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野心家和投機者如果敢於將自己的行徑公之於世,在百姓們中間就會失去受仰慕的基礎,甚至會引起萬民的唾棄。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曾在陳永貴奪取權力的那些日子裡見到。陳永貴的奮鬥精神和率領一方赤貧自給自足的經歷,雖為官方所張揚,但應當承認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農民,而非政治投機中的幫凶。人們認為他是農民當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新的樂園。這個樂園,那些官員們已經信誓旦旦地對他們說了十幾年,卻始終只是水中之月。所以,當日對陳永貴的種種頌揚雖屬阿諛不實,卻不能不說乃是出於某種真誠。類似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陳永貴最後的失敗,也並不在於他到目前為止的政治投機行徑如何卑劣,而在於他在今後的歲月里,沒有能夠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甚至還使現實的發展距離農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遙遠。農民在日後終於無法忍耐對他的厭惡,正如現在抑制不住對他的崇敬,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

但是,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於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於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這種背景充其量只是激發了一個農民傳統精神世界裡陰暗的一面,而不是憑空地造就出一個現代的陰謀家。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後採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裡佔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麼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鑽到山溝里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鑽到村子裡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慾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慾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凈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鬆。基於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慾的方法。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緻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像。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裏一聲嘆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錶,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里恩怨兒女戀情之類私隱,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於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於眾,以供分析並研究對策之需。至於對策,則會由於不同的人而採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於自己陣營里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里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於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裏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裏,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後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麼一大批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於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後,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於屈服。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於佔了上風,其餘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並且宣佈“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後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慄。陳永貴雖然對於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斗,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干不起來”。某些具有想像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萬好之源”、“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斗得私字掃地出門,斗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斗,及時斗,事事斗,處處斗,斗絕做絕,鬥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裡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鬥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痴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鬥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里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里成為第一個傑出的榜樣。然後就是昔陽。這有下面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於「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這是一連串恣意謾罵凌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後果,其中兩人於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瓮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佈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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