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搞「紅色恐怖」：讓一歲嬰兒痛恨劉少奇

毛澤東接見陳永貴。（1964年12月26日於北京）1964年12月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費，請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天津下鄉知識青年邢燕子，江蘇下鄉知識青年董加耕吃飯。（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歷史不再徘徊》，凌志軍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然而陳永貴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政治的遊戲，還是一個疑問。他和他的大寨這時候已經完全成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對他持有最強烈的批評態度的人，也不會否認他是一個耕作的行家裏手。這樣看來，他應當最能體會農業本是一個徹底務實的行業。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為什麼要沒完沒了地舉行那些「天天讀」的儀式？難道將書本上的話背得爛熟之後，就真能產生無往不勝的奇效？他本人自幼與文字無緣，文人理論和行政文牘的令人厭惡，他一定會比別人感受得更為強烈。比如一個年輕人一口氣將毛澤東的《愚公移山》背誦完畢，然後就向他邀功，而他卻不以為然。他用一個一字不識的老人教訓青年，此人名叫賈進財，一生開山採石，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世人知曉。“不要看賈進財背條文背不過你們，”陳永貴對得意洋洋的小夥子說，“可是他每天一錘一錘打的都是石頭。”這樣的情節似乎更加符合一個農民的邏輯。但是，為什麼陳永貴還要一味對政治抱以狂熱的眷戀，並且煞費苦心營造他的政治形象？這原因又要到當日農村的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來治理鄉下農民，其經濟上的失敗已如前述。但是，那個時候國家之施政原則，首先在於意識形態的不可侵犯而不在於物質利益的欣欣向榮，因為前者為政權的根本，後者只是一時的盈虧。用當時農村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則凌駕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是將實際問題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於鄉下的自留田和包產到戶，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辦法可以令土地上結出更多的果實，可是經過意識形態的解釋，決定其取捨的要點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實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傾向。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任何農民想要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場上，就必須以政治標準取代經濟意識，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現得忠貞不貳。這一點當陳永貴在1964年剛剛崛起的時候，便經歷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隊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於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於宣佈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結果上達中央政府，導致周恩來總理親自追究，如能坐實，則陳永貴定然一蹶不振，中國農村的歷史也當改寫。但是陳永貴似乎是一個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澤東恰在這時將他請到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大寨的問題也在這一夜之間不再是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何。這一來，陳永貴便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來渡過危機。大約一個月後，山西省委的幾位領導人親赴大寨，名為“核實產量”，實則已有成見在先。於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隊的隊部裏面就出現了下面一段對話：

「經過丈量，耕地面積定為七百九十六畝六分九厘……除了經濟作物，1964年糧田面積是七百五十畝。」

「永貴呀，現在七百五十畝，正合報上說的。糧食畝產還不到七百五十斤怎麼辦？」

「山地和平地不一樣，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畝。」

「糧田達不到七百五十畝吧……地畝也變，產量也變。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捨五入，糧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畝……我已經給總理說，大寨的產量還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畝中扣去四十五畝……」

「給參觀人員說，糧田七百零五畝，糧食總產五十六萬八千斤，畝產八百零五斤。」

陳永貴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了他的第一個危機。可以肯定他從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教訓。經濟問題一旦化為政治問題，也就無所謂眼前的公正，農民以至整個農村的追隨政治也就成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第一次以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勞動模範的身份出現。雖然他在這時還只是一個大隊的負責人，但是他的聲望已經足以號令全縣。他在縣城中心的廣場主持了群眾集會，他原來的上級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這些人現在統統成為「被告」，罪行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一片憤怒的叫罵中紛紛表示認罪。然後陳永貴起身發表演說，號召他的革命同志聯合起來向舊的權力機構“造反奪權”。台下群情激奮，聚眾已逾萬人，其聲勢的浩大，為本縣史無先例。幾個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動地寫道，“他那真理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昔陽，整個晉中，整個山西，整個中國”。兩天以後，全縣32個農民造反組織一致推舉陳永貴為領袖。這些人成立了總指揮部，宣佈奪取舊縣委的一切權力，是為“二一一奪權”，陳永貴則在數萬人的歡呼聲中成為總指揮。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的指揮中心為一種新的權力機構取代，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曾經野心勃勃地說過“打倒皇帝做皇帝”，現在，僅僅兩個月里，他便在這個內陸省份擁有了無上權威。

這整個事件猶如戲劇舞台上一個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陳永貴被稱為「救世主」，“是統一千萬群眾意志的無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後的論者卻以“得意洋洋”、“躊躇滿志”來貶損這位風雲人物當日的氣概，說這一事件其實只是“顯示了陳永貴等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對於他的種種讚頌則屬於“肉麻”和“狂妄”。所有這些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狹。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野心家和投機者如果敢於將自己的行徑公之於世，在百姓們中間就會失去受仰慕的基礎，甚至會引起萬民的唾棄。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曾在陳永貴奪取權力的那些日子裡見到。陳永貴的奮鬥精神和率領一方赤貧自給自足的經歷，雖為官方所張揚，但應當承認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農民，而非政治投機中的幫凶。人們認為他是農民當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新的樂園。這個樂園，那些官員們已經信誓旦旦地對他們說了十幾年，卻始終只是水中之月。所以，當日對陳永貴的種種頌揚雖屬阿諛不實，卻不能不說乃是出於某種真誠。類似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陳永貴最後的失敗，也並不在於他到目前為止的政治投機行徑如何卑劣，而在於他在今後的歲月里，沒有能夠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甚至還使現實的發展距離農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遙遠。農民在日後終於無法忍耐對他的厭惡，正如現在抑制不住對他的崇敬，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

但是，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於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於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這種背景充其量只是激發了一個農民傳統精神世界裡陰暗的一面，而不是憑空地造就出一個現代的陰謀家。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後採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裡佔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麼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鑽到山溝里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鑽到村子裡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慾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慾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凈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鬆。基於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慾的方法。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緻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像。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裏一聲嘆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錶，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里恩怨兒女戀情之類私隱，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於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於眾，以供分析並研究對策之需。至於對策，則會由於不同的人而採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於自己陣營里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里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於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裏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裏，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後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麼一大批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於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後，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於屈服。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於佔了上風，其餘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並且宣佈“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後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慄。陳永貴雖然對於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斗，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干不起來”。某些具有想像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萬好之源”、“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斗得私字掃地出門，斗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斗，及時斗，事事斗，處處斗，斗絕做絕，鬥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裡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鬥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痴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鬥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里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里成為第一個傑出的榜樣。然後就是昔陽。這有下面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於「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這是一連串恣意謾罵凌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後果，其中兩人於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瓮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佈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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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榮（圖片來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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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榮是個什麼樣的大人物，他的離去竟然驚動了這麼多的政要。

翻開中共黨史文獻，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政壇上銷聲匿跡近50年的王盛榮是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他是第一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還是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創始人。曾任中共齊齊哈爾市委書記。

王盛榮一生經歷幾次大起大落，也可以說是歷經坎坷。

童子團長出身的中革軍委委員

王盛榮，1907年出生在武漢市武昌區漢陽門外一個貧寒的漁民家庭，1920年到上海紗廠當童工。1926年7月參加共青團，任童子團團長，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5月轉為中共黨員，同年調武漢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員，曾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八七會議的會務和保衛工作。同年9月到上海。11月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10月回國，任共青團上海滬西區委副書記。1931年9月離開上海到閩西蘇區，負責共青團閩西特委的少先隊工作。11月到江西中央蘇區任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兼縣少先隊長。參加了鞏固和擴大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大力發動青年參加紅軍，支援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鬥爭。同年出席共青團蘇區代表大會、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蘇區中央局委員、少先隊總隊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中央蘇區少年先鋒隊工作。中革軍委是全國紅軍的最高領導和指揮機關。王盛榮作為中華少年先鋒隊的代表參加了第一屆中革軍委。當時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1931年11月25日，「中革軍委」在江西瑞金的葉坪宣告成立時，朱德、彭德懷、王稼祥、林彪、譚震林、葉劍英、孔荷寵、周恩來、張國燾、邵式平、賀龍、毛澤東、徐向前、關嚮應、王盛榮等15人為委員，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這一屆中革軍委後來走出了共和國主席、國務院總理和6位元帥。

王盛榮在中央蘇區做過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反動民團槍口下救過毛澤東。1931年11月1日到5日，江西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項英主持會議並批判毛澤東，並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毛澤東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位。1931年11月7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要在中國革命成熟的地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全國最有影響，所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在井岡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在瑞金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王明領導集團進入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將毛澤東排斥於中共和紅軍的領導之外，1932年冬，毛澤東到贛南進行調查研究。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會，讓王盛榮火速通知毛澤東參加。王盛榮當即帶了一個排，星夜兼程奔赴贛南。誰知下午剛到毛澤東住的地方，就聽到村裡槍聲大作。原來，毛澤東的警衛人員與反動民團交上了火。王盛榮手提駁殼槍，順著槍聲拚命衝進村裡，找到了毛澤東。那一時刻太危險了，幾個團丁正端著刺刀槍逼近毛澤東。王盛榮在敵後大喝一聲，趁敵兵回頭之際。舉槍打死了他們。解圍後，王盛榮拉著毛澤東就走。毛澤東當時正鬧痔瘡，走不動路。王盛榮只好丟下長槍，與剛剛趕到的紅軍戰士架著毛澤東，連拉帶拖，掩護著毛澤東突出重圍。

第二件事是為上海的黨組織送經費。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後，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經費十分緊張，這時紅軍打樟州弄到了一批銀行巨款，決定派人送往上海交給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次派人帶兩萬美金，結果此人攜款潛逃，人財兩失；第二次又派人帶兩萬美金，同樣也不見蹤影。第三次，他們決定派軍委委員、蘇區少先隊總隊長王盛榮去，鄧穎超親手將裝有3。5萬美元的箱子交給他，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帶到上海交給陳雲或楊尚昆手裏。他帶著幾個人從江西出發，經廣東、香港，躲過無數次盤查，終於分文不少地將錢箱交到了中共上海局負責人手裏。

在中央蘇區、長征途中和到陝北後最初一段歲月，王盛榮主要從事的是共青團和少先隊工作，當過團中央軍事部長、中國少先隊總隊長和紅軍總政治部青年部長。經廖承志做媒，他在陝北與紅四方面軍文工團副團長趙明珍舉行婚禮，花了五毛錢買了包瓜子、沏了一大壺茶，來賀喜的主要是他的共青團同事，胡耀邦、時任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和團中央組織部長鬍耀邦、，以及趙明珍的戰友劉英、李伯釗、康克清等人。

創建豫南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了，中共派了大批幹部到達大後方武漢，1937年11月中共長江局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同時成立，中共長江局委員董必武點名向延安要來在武漢土生土長的王盛榮，擔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高級聯絡參謀，負責與國民黨上層人物和社會名流打交道。王盛榮於1927年離開故鄉，到參加革命時是個只讀過小學三年級的紗廠童工，他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實在難以勝任這種與國民黨高層交往出入茶館酒樓的工作。多次向董必武提出申請要到前線帶兵打仗。後經中共長江局書記王明批准，派他去河南確山游擊區，擔任一支300人的游擊隊的政委。對於當過中革軍委委員、團中央軍事部長、總政治部青年部長的王盛榮來說，來帶一支300人的游擊隊，官是小了點。但他不在乎，有仗打就好。那時河南一帶有一些失散的紅軍，王盛榮將之收容，通過整訓壯大了抗日游擊隊伍。王盛榮當了游擊隊政委之後，指揮隊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勝仗，伏擊殲滅了附近一支姦淫搶掠無惡不作的千餘人土匪隊伍，繳獲了300多枝槍，游擊隊壯大到兩千人，部隊改編成新四軍4支隊第8團，他擔任了豫南特委書記兼8團政委。中共豫鄂邊區省委軍事部長李先念在1939年初率領160餘人的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確山縣竹溝南下，進入豫鄂邊區，會和了一些零散的抗日力量，組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王盛榮任政委。這支部隊後來發展為新四軍5師，王盛榮可以說是新四軍5師的創始人之一。1939年8月王盛榮到中央組織部任地方科科長。1940年10月任中央管理局秘書長。1942年1月入中央黨校學習，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王盛榮參加中共七大還有點戲劇性，中共七大代表中本來沒有王盛榮。但到了開會時，他拿著筆和紙要進會場。門口警衛說：你沒有代表證，不能進。他說：我進去聽聽，學習學習！警衛遇到他這樣的老資格，哪敢攔？趕快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笑著說，他要聽就讓他進來吧。王盛榮就天天來旁聽，聽到最後，也就成了「七大正式代表」。

齊齊哈爾市首任市委書記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把建立東北根據地作為工作重點。1945年11月王盛榮和劉錫五、於毅夫、朱光等15位中共高級幹部在一個連部隊掩護下從延安來到齊齊哈爾，中共中央東北局任命王盛榮為中共嫩江省工委委員、齊齊哈爾市委書記兼衛戍司令部政治委員。當時齊齊哈爾是中共西滿分局、西滿軍區、嫩江省委和嫩江軍區所在地。王盛榮是齊齊哈爾第一任市委書記。當時的中共齊齊哈爾市委不公開，對外稱齊齊哈爾市各界聯合會，王盛榮公開職務是齊齊哈爾市各界聯合會主任。1946年4月齊齊哈爾第二次解放後，嫩江省委副書記顧卓新兼任齊齊哈爾市委書記，王盛榮改任市委副書記、齊齊哈爾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員，參與西滿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1946年12月，東北內戰已經打響，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下令調王盛榮到第五縱隊當政委。王盛榮感覺要離開齊齊哈爾了，得告個別。一天下午，他召開一個小型幹部會交待工作。正在講台上講得興起，突然一聲槍響，王盛榮應聲倒下！全場頓時嘩然。

時任西滿軍區司令員的黃克誠聽到槍擊市委書記王盛榮的惡性事件，大為震怒，當時正是國共拼殺極為殘酷的歲月，他懷疑這個警衛員是國民黨特務，要槍斃了他。倒是王盛榮為他求情，說他不會是故意的。警衛員揀了一條命。

王盛榮的妻子趙明珍當時懷孕即將臨產，得知丈夫受了重傷，匆忙趕來，潸然淚下，她擔心丈夫的傷勢。王盛榮安慰她說：命丟不了，頂多丟一條腿吧。他不幸而言中，真的丟了一條腿。當時正處於內戰，齊齊哈爾雖然是大後方，但醫療條件也差，醫生好不容易取出了子彈，卻因為消炎藥極缺導致傷口化膿感染，左腿實在保不住了。他一咬牙：「鋸掉吧，我王盛榮獨腳也能走天下！」

在他住院治療期間，趙明珍生下了第五個孩子，是個女孩取名叫王小齊。這個「齊」字，打上了齊齊哈爾的印記。王盛榮傷好出院後，一隻腿已不合適在主力部隊工作，1948年3月任東北民主聯軍軍工部實驗總廠政委。實驗總廠位於哈爾濱，負責管理哈爾濱8家直屬軍工企業和56家從事軍工生產的公營和私營企業。組織生產60迫擊炮2337門，炮彈27萬發，還製造了18輛土坦克，有力地支援了前線。1948年10月軍工部決定在哈爾濱實驗總廠的基礎上成立東北軍區軍工部第八辦事處，王盛榮繼續任政委。

從副部長降到副處長

1949年6月，四野主力部隊南下，王盛榮帶著軍工部的一半人馬、十幾輛卡車、三個醫務站隨軍南下，又一次回到家鄉武漢。四野兼中南軍區司令員林彪交給他的任務是：在武漢繼續抓軍工生產，保證100萬的軍隊的武器彈藥供應。當時湖北是王盛榮的老戰友李先念在主政，李先念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李先念正為軍備給養窘困而焦頭爛額，聽說王盛榮帶來一大批軍用物資，便向王盛榮求援。林彪這時已經率領第四野戰軍的主力部隊打到了湖南衡陽，王盛榮來不及請示林彪便自己做主給了李先念一個醫務所、幾輛汽車和幾噸汽油。後來林彪得知後，十分惱火，批評王盛榮，你跟李先念的生意做得不錯哇。令其寫檢討。王盛榮被迫脫下軍裝來到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當了第一副部長兼中南有色金屬工業管理局局長。

1950年3月王盛榮根據政務院的安排，組織生產鎢砂出口蘇聯，好換回機械設備和軍工用品。他到幾座生產鎢砂的礦山檢查，發現這些礦區的機械設備與運輸車輛嚴重不足，難以啟動大量生產。正在這時他得知香港有1000噸被蔣介石凍結在那裏的鎢砂，便冒出個主意：賣掉這批鎢砂，換回急用的汽車和礦山設備，好生產更多的鎢砂。王盛榮請示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獲得了同意，用這批鎢砂換回了100輛大貨車，100大桶汽油。礦山如虎添翼，終於完成了向蘇聯年出口萬噸鎢砂的任務。沒想到，這筆「千噸鎢砂」交易卻讓王盛榮犯了一個大錯誤。筆者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新華出版社）：“1952年3月7日政務院發佈命令，給予違法失職的中南軍政委員會和武漢市有關單位的領導幹部王盛榮、周季方以撤銷職務並逮捕法辦的處分”。周季方是武漢市委副書記兼副市長，因為武漢醫院1200萬（合現在1200元）現金被盜被撤職。另據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王關興在《黨史黨建》雜誌發表的文章稱：“1952年3月7日，經毛澤東親自批准，中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王盛榮等因犯有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敵我不分，以至腐化墮落等錯誤，被撤職依法逮捕”。王盛榮為啥被查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他得罪了中南王林彪，被林彪作為典型上報中央處理王盛榮，另一種說法是全國在“三反”、“五反”，王盛榮倒賣國家資源撞上了槍口。王盛榮在監獄裏蹲了兩年五個月，他沒寫一個字的交代檢查。但是“黨票”丟了，由副部級降到了副處級，他明明是拖著一條腿走路的殘疾人，上級卻調他到中南建築工程管理局當工程處副處長。

1957年9月，毛澤東到湖北視察，突然想起了王盛榮，問省委書記王任重和省長張體學，「王盛榮在哪裏？」兩人都茫茫然不知所對。於是叫省委秘書長王良去查，才知道王盛榮正在漢陽軋鋼廠工地組織施工。王良來到現場去找他，只見王盛榮瘸著腿和工人一起幹活呢。毛澤東對王任重說，把王盛榮安排到省冶金工業廳當廳長吧，享受副省級待遇，恢復黨籍。王盛榮一下又由副處級恢復到副省級。但不到一年，王盛榮就淡出了政壇。原因出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王盛榮到襄樊、宜昌視察全民“大辦鋼鐵”運動，看到土高爐遍地開花，大批森林被毀，煉出來一堆堆派不上任何用場的廢鐵渣，忍不住要說點真話、潑點冷水。有人立即把王盛榮批評“大躍進”的言論向湖北省委進行彙報，王盛榮就成了與省委唱對台戲的典型。1958年湖北省冶金廳開了他18次批判會。但王盛榮不僅不檢討，18次批判會他拍了18次桌子。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王盛榮徑直拄著拐杖直闖洪山賓館，找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討說法。王盛榮在賓館裏見到了很多擔任要職的戰友，大家紛紛請鄧小平給王盛榮說說話。在老戰友和鄧小平的關心下，湖北省冶金廳取消了對王盛榮的批判，但不再給他安排工作了。「文革」後，王盛榮雖然已經不是當權派，但還是沒有倖免。一些人湧進王盛榮家“搜查罪證”，將他全家掃地出門。隨後，王盛榮被抓走，被押著到湖北省70多個縣市掛著鐵牌子接受批鬥190餘場，僅在武鋼就批鬥了15場。王盛榮是一個殘疾人，在戰爭年代失去一條腿，他的假腿、雙拐支撐不住軀體，多次倒在批鬥台上。有人斷言，這個跛子活不了多久了。可是王盛榮堅強地活了下來。

1978年8月，坐了10年牢的王盛榮被放出來。1979年10月24日，中共湖北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分別發出45號和63號文件，撤銷了當年處分王盛榮的決定，恢復了原來的級別和待遇。後來，幾經大起大落的王盛榮奇蹟般活了10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