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
9月13日是林彪折戟沉沙36周年（編者註：本文刊出時間為2007年）忌日。然而，關於那一事件的種種解釋和判讀一直眾說紛紜。在飛機墜毀之後，機上人員的身份身份的確認很費周張，因為惟一一具女屍身上有避孕藥，很多人懷疑葉群沒有上機。
九具屍體一個身份證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94年1月31日刊登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的文章稱，1971年9月13日凌晨2點30分左右，杜卡加汶·丹吉德瑪正守候著蒙古東部靠近貝爾赫的熒石礦的炸藥庫，她說：「我看到那架飛機在墜落時飛機尾部起火。從我所處的地方，我能夠一直追蹤那架飛機直到它墜毀的地方（9英里遠）」。這架機翼上標有中國民航256號的字樣的英制三叉戟1E飛機就這樣結束了它的飛行。
警察圖瓦尼·久米得是第一批抵達失事現場的人，並查看了散落在這片草原上的殘骸。他說：「我看到三處大火，所以問題是哪一處最先起火。我從車中走出，走了兩三步幾乎被什麼東西絆倒。當我往下看時，我看到那是一個背朝上的男人。」
黎明來到顯示出一片可怕的場景。八具燒焦的男屍和一具女屍散落成一線。大火幾乎燒盡了他們的衣物，只剩手槍皮套和腰帶。當時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長杜格瑟仁金·額德畢力格回憶說：「這幾乎不可能辨認飛機上的任何一個人。」他是當天稍後從200英里外的首都烏蘭巴托趕來，視察了這些屍體。
大火後僅存的一份個人文件——一個身份證，是林的兒子林立果的證件，這個證件在事後證實了他在這架飛機上。其他八具屍體沒有線索證實他們的身份，儘管有飛機的印記、毛的像章、飛航筆記本和其他文件表明了這架飛機以及它的乘客都是中國人。
機上女性不是葉群？
現任蒙古民主議會議員根登山布金·祖奈在失事現場幫助撰寫了第一份醫療報告。他說：“作為一個在場的醫療專家，我確認沒有一個人年齡超過50歲。祖奈同時確定惟一的女性屍體過於年輕，不會是林50歲的夫人葉群。
一名被調查者告訴彼得，他對林彪在這架飛機上的說法表示懷疑。當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擔任英語翻譯，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電話叫起，10分鐘後一輛汽車將他帶到了安全部，關在一間小屋裏。有人給他一張印著英文的紙片，讓他立即翻譯成蒙古語。看著紙片，他十分惶恐——這是一張避孕藥的說明書，上面寫著藥效和服用方法。看過譯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後他們告訴他，避孕藥被放在那個女人的口袋裏。
按常識推算，葉群已經過了使用避孕藥的年齡——這個女人很可能不是葉群，那麼林彪是否在飛機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問。
林彪準兒媳：林家的確上了飛機
但是，1971年與林彪的兒子林立果訂婚的張寧，堅持認為林彪一家確實上了那架飛機。
當彼得問張寧，葉群是不是到了絕經期。張寧對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說葉群當時確實還有生育能力。她回憶說，在北戴河，林彪因獲知毛澤東在巡視南方時的秘密講話而坐卧不安。有一天，他很反常地去了葉群的卧室。次日，葉群著急地去找大夫，問是否可能因此懷孕，大夫作了檢查，才讓她放了心。
於是，彼得告訴張寧，在墜機現場的女屍口袋裏發現了避孕藥，並道出他的疑問：葉群會不會經常服用避孕藥？
張寧說，不大可能，因為她非常愛惜身體，會害怕避孕藥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時帶著避孕藥，也許他把避孕藥塞進葉群的口袋裏。
張寧訴說了1971年9月12日最後幾個小時發生在林彪別墅的事情。
那天，一家人正在看電影，林彪吃了安眠藥，進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來，把葉群叫到另外一間屋子裡密談。隨後，葉群向大家宣佈，作好準備，明早7點乘飛機去廣州。與葉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給警衛部隊打電話，給北京報信。11點，周恩來打來電話詢問，葉群在電話里談了十多分鐘，顯得很慌亂。放下電話後，她改變了決定，要求大家立即出發。林豆豆拒絕離開；林立果沒有去叫正要入睡的張寧，而是帶上幾名親信，和葉群一起把還沒清醒過來的林彪架上汽車，驅車向山海關機場衝去。
葉群的司機事後告訴張寧，倉皇中，林彪等人是順著從飛機上拋下來的軟梯爬上去的。林彪很虛弱，下面有人把他扛在肩膀上，上面葉群用力拽他，才登上飛機。
飛機最初向東南方向飛去。二十分鐘後又折回來，在機場上盤旋幾周，然後向北飛去。而彼得在蒙古和俄羅斯調查林彪墜機事件時，曾有人告訴他，失事的飛機最初進入蒙古境內，一直向北飛到蘇蒙邊界，卻又折迴向南飛了兩百公里，然後在溫都爾汗墜毀。這其中的緣由始終不能破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的確在飛機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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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員本色
江青被捕之後，關押在北京遠郊的秦城監獄。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監獄裏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關押在秦城監獄內一幢單獨的兩層小樓里。這幢樓只關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層的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裏有衛生間，也有書桌、椅子、床。她可以看書，也可以看報。房門上設有觀察洞，獄警通過觀察洞監視著江青的一舉一動。
從1978年2月起，汪東興組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武警幹部大隊，從十三個省抽調了近三百名幹部。這個幹部大隊專門負責秦城監獄要犯的看管。
幹部大隊分成三個中隊：
一個中隊看管「劉少奇線上」和“文革線上”的人。所謂「劉少奇線上」的人，是由於當時劉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關劉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稱之為「劉少奇線上」的人。所謂“文革線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這些人。
另一個中隊看管「林彪線上」的人，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還有一個中隊則看管"四人幫’線上”的人，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還成立了「女子分隊」，江青便屬於這個分隊看管。
江青在獄中住了一段時間，漸漸習慣。她焦躁的情緒慢慢安定下來，不再罵罵咧咧，不再咒罵「修正主義」。她喜歡看書。她的注意力漸漸被書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幫」的高潮過去之後，江青在外界也漸漸被人們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獄中的安靜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為萬眾關注的焦點。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義路一號人頭濟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這裏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內中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已死，出庭受審的是十名主犯，人稱「十惡不赦」。
下午三時整，庭長江華宣佈開庭。
三時十五分，江華宣佈「傳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經四年多沒有公開露面的江青，在兩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審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據云，在出庭前，她為自己下了三條「決心」：
“一、永遠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應有的志氣；
二、絕不向修正主義者低頭；
三、堅持真理，不認罪、不怕死。”
據副庭長伍修權回憶：在開庭之前，「我們還到關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監獄，在不被他們知道的情況下，一一觀察了這些即將受審的主犯。記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時，她正坐在床鋪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褲子上的褶紋，看來她一方面是感到很無聊，一方面還是有點窮講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頭，衣服盡量穿得整齊些，時刻不失她的‘戲子’本色。」（註：伍修權，《往事滄桑》，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據云，江青在關押期間，每日聞雞起舞，鍛煉身體，為的是上法庭「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她說：“造反有理，坐牢；革命無罪，受刑；殺頭坐牢，無上光榮。”
開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訴書的副本，便提出：「我身體越來越壞了，不知還能不能支撐到宣判？如果身體不行，能不能缺席判決？」
不言而喻，江青在試探能不能躲過公開審判這一關。
當她的要求被明確地否定之後，她又提出：「在戲曲里，審訊皇太后的時候，皇太后是坐在那裏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裏？」
江青在囹圄之中，還要擺「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覆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許你坐的時候，你可以坐。」
最後，江青又提出要請個「顧問」。
江青說：「我身體不好，易忘，易激動；有時候感情一激動會說不出話來。因此想請個顧問，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說話。我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同顧問商量。」
她得到的答覆是：「無法替你請‘顧問’，但是你可以請律師。作為辯護律師，對於委託辯護的被告人提出的問題，只要與案子有關，都會作出答覆，這也可以說是起了‘顧問’的作用。」
於是，江青要求請律師。
請誰當她的律師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個人：
第一個是史良。江青說，史良是大律師，又是女的，比較合適。
江青得到這樣的答覆：「史良現在不是律師，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為你辯護。」
第二個是劉大堅。
江青說，過去毛主席接見他時，她見過他。
其實，江青把他的名字記錯了，他叫劉大傑，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這時，劉大傑已經去世，無法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
第三個是周建人。
周建人，魯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後，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紀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無法自己指定律師，就要求特別法庭為她請律師。
特別法庭經過研究，決定為江青請兩位律師：一位是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特別法庭辯護組組長張思之，另一位是上海華東政法學院刑法專家朱華榮。
1980年11月13日，兩位律師在司法部律師公證司司長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監獄。到了秦城監獄，那裏的賈政委向律師介紹了江青的近況，然後安排他們會見江青。
會見室就在秦城監獄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樓底層，在關押江青的房間的隔壁。
兩位律師在會見室坐定後，政委從隔壁把江青帶了進來。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頂帽子。她見了兩位律師，顯出從未有過的「謙虛」，居然給兩位律師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開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兩位律師的簡介，我都看了。兩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師，這很好。不過，我知道你們很可能是鄧小平、葉劍英派來的。雖說這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黨內鬥爭嘛……”
張思之律師聽到這裏，不客氣地打斷了江青的話：「現在不是‘黨內鬥爭’的問題，你是作為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被起訴！」
江青馬上反駁：「我是反革命？可笑！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才是反革命！他們要起訴我，我倒要起訴他們呢！他們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襲擊，把我逮捕，把我扔進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個小時沒人管我，這是非法綁架……」
這麼一來，變成律師與江青進行「法庭辯論」了。
朱華榮律師一看，這樣下去，雙方會僵持，就轉移了話題，問江青有什麼不清楚的法律問題，需要他們幫助解答。
於是，江青向他們提出一連串問題：什麼叫公訴？公訴她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朱華榮律師一一作了答覆。
江青聽罷，說道：「按照憲法、國法、黨紀，我都沒有罪！我請你們，是要你們替我跟鄧小平、葉劍英辯，不是讓你們代表他們跟我辯。你們要好好學習《五一六通知》，好好學習《十六條》，好好學習《九大政治報告》……」
張思之律師明確向她指出：「律師要看什麼文件，律師自會安排。現在的問題是，你要不要請律師？」
江青說要考慮一下。這樣，她結束了與兩位律師的談話。
過了一會兒，江青告訴監管人員：「那個姓張的律師，我不要；我先要那個姓朱的律師吧。」
後來，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傅志仁律師，和朱華榮律師一起，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
1980年11月22日，朱華榮律師和傅志仁律師去秦城監獄與江青談話。
這一回，江青見了兩位律師，沒有鞠躬，卻親自給兩位律師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訴書，上面寫滿她的批語。江青說：「起訴書完全否定了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江青指著那些批語說：「你們要根據我的意見，批駁起訴書，為我進行辯護，作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師向江青指出：「律師只能按照事實和法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惱怒了：「你們也是那邊的人！你們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師！」
這樣，江青拒聘了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