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鬧紅，提著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么?!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汙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
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撲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雖解「不准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范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
本文節選自《同舟共進》2012年第6期「延安婚戀故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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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澤東病倒時，在他身邊護理的，除了護士長吳旭君，便是張玉鳳了。
張玉鳳本是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1968年，二十四歲的她，和在鐵道部工作的劉愛民結婚。不久，她生下了一個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阮紀宏的《張玉鳳回憶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 (注:連載於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匯報》)一文中，記述了張玉鳳進入中南海的經過：
1970年7月的一天，張玉鳳在北京專列處照常打掃著車廂隨時候命出發。列車長及副書記來到她跟前，問張玉鳳工作什麼時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時，張玉鳳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中南海，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及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接待了張玉鳳，問她是否願意到中南海當服務員。
在瘋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夠到毛澤東主席身邊工作是一種多麼崇高的榮譽，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毫無一點心理準備的張玉鳳一口便答應下來，可是，不管怎樣，當時二十七歲的張玉鳳是無法估計接受這份工作，對她以後的人生將會產生什麼影響的……
就這樣，張玉鳳從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進入了中南海，在毛澤東身邊當服務員。那時，毛澤東已不住在豐澤園——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幾乎不在北京，當他在7月18日回到豐澤園，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陽一面還新修了一道雙夾道走廊，安上雙層玻璃。毛澤東大為不悅，因為這樣的修繕未經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裏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則在釣魚台另住。
毛澤東的新住處，人們通稱「游泳池」，因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澤東用《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修建的。喜歡游泳的他，這樣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內、室外兩個。毛澤東住在室內游泳池之側。他的住處，有一間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間大廳，那是書房兼客廳。電影、電視和新聞照片中常常出現的，就是那間大廳。
張玉鳳進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澤東患病。毛澤東的生活便由她細心地照護著。
江青在公眾場合，總是要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們問好！報告同志們好消息，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實際上，江青已經不大來中南海。她在釣魚台建立她的“獨立王國”。只是由於“毛澤東夫人”是她的政治護身符，所以她總是要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對公眾發表講話。對於她來說“毛澤東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更為重要。
其實，江青當時並不能隨便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吩咐，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進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處。
當時擔任毛澤東的警衛戰士陳長江曾回憶說：
江青見主席必須經過批准。有一次，江青來幾次電話要見主席，主席堅決不同意。我給游泳池南台檢查站和北大門的哨兵交待了，沒有得到命令批准，不開大門。
可是這次江青自己闖了來，氣氛十分緊張。哨兵從小門往外看，見她向門口走來，板著臉。江青對哨兵說：「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裏去，我到裏面看看衛生。」
當時年輕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擋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轉了一圈，踱進室內游泳池北門，執意要看室內衛生。
當時，我和辦公室副主任張耀祠在，見江青進來，預感風暴就要來臨。果然，她見到了張耀祠就大罵：「你老糊塗了，不尊重我！」“哨兵為什麼不讓我進？”她頭也不回往裏走，我們又不好攔，眼巴巴地望著她走過南面小門拐進主席卧室。我心裏有點兒緊張，主席吩咐過沒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進來。
主席發火了，把汪東興主任找了去，問：「為什麼不把江青擋住？她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我同意不能來。」
汪主任連夜把張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來，共同研究，確定下一條：任何人不經主席同意均不能進來，江青也一樣。我當時做了檢查：沒有給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讓江青鑽空子，總認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擋，沒有當做是一項工作任務。我要吸取這次教訓，堅決執行任務，加強責任心，保證主席絕對安全。（註：陳長江口述，李忠誠、伏慧敏執筆，《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一個警衛戰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張玉鳳成了毛澤東身邊的服務員。張玉鳳回憶江青如何對待她：
毛澤東患病時的醫護工作由汪東興、張耀祠同志領導，同時，也有周總理的支持。經醫護人員精心治療以及毛主席的積極配合，他的病總算一天天好起來。
開始，江青與很多當時的領導幹部一樣，並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後來，她知道了消息，便說：「主席的體質是好的，怎麼可能病得這麼厲害，你們謊報軍情！」還說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和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領導同志是“反革命”、“特務集團”。
按理說，江青身為毛主席夫人，又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應該對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語言無法形容的辛勞的人們充滿感激之情。誰知她不僅沒有給予鼓勵與感激，反而扣上這個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罪名。說實在的，那個時候聽了江青這番話真讓人感到寒心、緊張、茫然不知所措。事後，中辦的負責同志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總理陪江青來探望康復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來的還有汪東興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當著總理、汪東興的面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原註：指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我。」並用手指著自己。毛主席這句話不僅保護了我們這些無名之輩，也使身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同志如釋重負。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評之後，心頭的火無處發泄，她出得門來，便向我開火。她說：「你不懂醫，又不是護士，走路這麼重，一陣風吹著我了。」
我趕忙告訴她：「在這裏，主席有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來了，免得他不知道給嚇著。」
江青當著總理、汪東興，還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的面，厲聲指責我：「你狡辯！」
周恩來總理為了不使這一狀態持續下去，便走過來對我說：「你認個錯吧。」也許，我當時作為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長”責問，也是該挨批評的。我的頭腦真的就是這麼簡單、直率，不知利害。
後來，發生了毛澤東休克事件。當時，並沒有告知江青。當毛澤東醒來後，張玉鳳這樣回憶：
我們把周總理、汪東興請到主席面前。主席說：「謝謝你們。」並邀他們兩位一起到沙發上坐坐。他們問主席：“是否把剛才的情況告訴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總理，說：「不要告訴她，告訴她只會添麻煩。」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這是常人很難理解的，我們也不很理解。因為普通人的家庭，這種情況不是太多。
張玉鳳的回憶，生動而逼真地勾畫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之間「常人很難理解」的關係。
(摘自《「四人幫」興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