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資料圖）
1921年7月23日晚，黨的一大在李漢俊家中開幕，各地黨的早期組織13名代表及2名共產國際代表，總計15人，出席了會議，這次開幕式又被稱為一大的第一次會議。隨後，從7月24日至29日，在李漢俊家召開了4次會議。據周佛海回憶，到了7月30日晚，會議開了好幾天之後，「究竟是馬令（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換個地方。我們在此地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仍在原地。」當第六次會議也就是會議的閉幕式即將召開時，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說完後就急忙走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見此情景，機警地說：「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後再開。」按照馬林的佈置，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以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幾分鐘以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了一個空。這次會議周佛海並沒有參加，因為當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鬧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廁所，根本不能出門，所以就一個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據周佛海回憶說，大約晚上12點，他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走進房間，經毛澤東說明，才知道是出了大事。
被法國巡捕搜捕後，在上海租界內繼續開會顯然是不行了，周佛海忽然想起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浙江嘉興人，嘉興離上海很近，何不去嘉興開會。經過商量後，代表們決定，李達的夫人第二天乘早班車赴嘉興，先雇一艘大船等著，其他代表乘第二班車去，然後乘船游嘉興南湖，周佛海也抱病前往嘉興。當地的人以為他們是游南湖的，也就沒有注意他們。他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會上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據周佛海回憶，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除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外，還選舉了陳仲甫（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但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李大釗、周佛海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一大代表陳潭秋也回憶說：「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中央委員。」看來周佛海有可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不是「為副委員長」。至於「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書記一職，一大代表張國燾回憶說：「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憶說：「陳獨秀沒回上海以前，書記由周佛海暫代。」由此可見，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周佛海確實代理過中央局書記一職。
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的行蹤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後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嚴密監視，警方還通過學校對周佛海施加壓力，老師多次警告周佛海，學校方面也以開除學籍威脅周佛海，這些讓周佛海驚恐萬分。而且，周佛海還帶著第二任妻子楊淑慧一起生活，當時楊淑慧與她的父母失去了聯繫，他們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貧，靠領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費生活。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廣州，就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月薪200塊大洋。同年9月份，時任廣東大學校長的鄒魯又聘請他兼任廣東大學的教授，別的教授月薪是220塊大洋，鄒魯給周佛海月薪240塊大洋。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規定，周佛海應按累進額每月交納、黨費70多元，楊淑慧認為丈夫辛辛苦苦賺錢不容易，每月交這麼多錢太可惜，就鼓動周佛海脫黨。於是周佛海就給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寫信，要求脫離共產黨。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廣州區委執行委員的周恩來曾經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絕。
1924年秋，中共中央接受了周佛海提出的退黨的要求，准其脫黨。從此，周佛海把戴季陶、鄒魯視為知己，對二人言聽計從，並在思想上追隨其後。鄒魯是「西山會議派」的核心人物，戴季陶是反共派的代表人物，孫中山去世後，戴季陶拋出了他的「戴季陶主義」，為反共分子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脫黨後的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並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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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陸定一夫人嚴慰冰被關押在高牆深院的秦城監獄，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後的十來天就知道了這一絕密的消息。當時，嚴慰冰在獄中連連大笑。專案組以為動向可疑，便提審了她。不料，嚴慰冰竟說:「黨內出了大事一樁！」原來，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嚴慰冰明白:「黨的最大機密，都在報紙上！」
陸定一和夫人嚴慰冰（資料圖）
儘管葉劍英要求「保密兩個月」，實際上是無法做到的。因為粉碎「四人幫」是中國驚天動地之舉，而報紙天天要出版，廣播天天要播出，怎麼也無法保密。
就拿林彪事件來說，當時毛澤東也要求保密。令人吃驚的是，陸定一夫人嚴慰冰被關押在高牆深院的秦城監獄，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後的十來天就知道了這一絕密的消息。
當時，嚴慰冰在獄中連連大笑。專案組以為動向可疑，便提審了她。不料，嚴慰冰竟說:「黨內出了大事一樁！」
當時，連一般幹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嚴慰冰怎麼會知道「黨內出了大事一樁」呢？
原來，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嚴慰冰明白:「黨的最大機密，都在報紙上！」
嚴慰冰天天在獄中很仔細地看《人民日報》。那時的報紙上總是提「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她發現，那幾天報紙上本來應該出現“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聽見獄中的廣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支歌。嚴慰冰作出判斷，黨內一定出了不聽指揮、不守紀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結論:「黨內出了大事一樁！」
確實，「黨的最大機密，都在報紙上」！
在粉碎「四人幫」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這兩報一刊名義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黨的最大機密”！
這篇社論是配合兩個決定而寫的，闡述兩個決定反映了「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論中的一段不平常的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歷史的經驗證明，要搞垮我們的黨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社論中的這段話，顯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誰在「背叛馬克思主義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呢？究竟誰在“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呢？
社論中特別令人不解的一句話是提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究竟是誰呢？
訊報》記者韋德看了這篇社論，也意識到中共高層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實，這篇社論上的幾句話，泄露了中共的「最大機密」！社論中提到的“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幫」。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在粉碎「四人幫」之前，圍繞著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過一場激烈的鬥爭。
這句「毛主席指示」，就連那位英國記者韋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毛澤東的大會上，王洪文不安地從背後窺看華國鋒的講話稿，關注著華國鋒的稿子上有沒有那句「毛主席指示」。
陸定一夫人嚴慰冰被關押在高牆深院的秦城監獄，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後的十來天就知道了這一絕密的消息。當時，嚴慰冰在獄中連連大笑。專案組以為動向可疑，便提審了她。不料，嚴慰冰竟說:「黨內出了大事一樁！」
「文革」批鬥陸定一（資料圖）
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謂的「按既定方針辦」。
首先公開披露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永遠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把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表明: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就發展，革命事業就勝利；違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就遭挫折，革命事業就失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牢牢記住這個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堅定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勇敢地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要堅持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同黨內走資派作鬥爭。當前，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批判*、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只要我們按毛主席路線辦，我們就無往而不勝。
在這篇社論中，以黑體字印著「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在「文革」中，已經形成這樣的慣例：在報紙上，凡毛澤東的話，均用黑體字排印。這「按既定方針辦」既然是用黑體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澤東的話。
這篇社論的原稿上，本來是「毛主席在病中囑咐我們」，姚文元審閱時刪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澤東“臨終囑咐”之感。
對於「按既定方針辦」，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審訊時是這樣解釋的: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
審訊員問:「既定方針」指什麼？為什麼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
姚文元: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
此後，圍繞著這句「按既定方針辦」的真偽，在中共高層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