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無數，可謂一員傑出將領。但在實戰指揮上，白崇禧的優勢則更多地表現在參謀業務上。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白崇禧（資料圖）
白崇禧是中華民國的陸軍一級上將，首任國防部部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軍事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時候，廣西就出版有《白副總司令演講集》，抗戰爆發後又陸續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論集》。1938年3月，第一本關於白崇禧的傳記《白崇禧將軍傳》由新中國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後，建國書店又出版了《李宗仁與白崇禧》一書。此後數十年中，陸續有白崇禧的傳記問世，尤屬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訪紀錄》和華藝出版社的《白崇禧傳》（程思遠著）兩書最具代表性。時至今日，由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先生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也終於問世了。
筆者對後代寫先輩的傳記始終不抱太大希望，往往會受到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去誇大傳主，對於部分不利於傳主的事件也會予以迴避。白先勇也難以免俗，如對白崇禧幾次反蔣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談，對白崇禧在抗戰期間的經歷「只褒不貶」，內戰時期更是“重政略軍”。
書中的部分說法也值得商榷。如該書上卷第114頁有言「父親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報頭條登出——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這裏的“日本各大報”、“頭條”、「戰神」，直接將白崇禧捧上了「戰神」的地位。可是這個說法有沒有可靠的原始材料來證實呢？
”分8月5日和8月6日兩說，又都沒有提供原始依據。無奈中，筆者只得自行查閱日文報紙，遺憾的是，前後查詢五份，都沒有隻字提及。這個說法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筆者認為仍需尋找有力證據。
不過，白先勇的這本著作仍然為讀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說辭，也講述了不少傳主的家事。
那麼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戰神」呢？
白崇禧一開始的戎馬生涯是和黃紹竑一起度過的。他們一起參加學生軍，一起進入武昌陸軍中學，又一起考進保定軍校三期，而且還都學步兵科，畢業後又一起分配到廣西陸軍第一師第三團當見習官。
白崇禧生來就有帶兵打仗的天性，也在軍旅初期生涯中習慣了擔當部隊主官。之後機緣巧合的是，軍校同學陳雄帶著白崇禧一同覲見孫中山，並且要到了廣西討賊軍第五師的番號。兩人興沖沖地帶著這個名義回到梧州後，黃紹竑卻嫌這個番號不響亮，三人一合計，乾脆就叫廣西討賊軍，黃任總指揮，白任參謀長，廣西討賊軍的名號就這麼打出來了。不過這事在黃、白、陳的回憶錄中都打了馬虎眼，他們將孫中山授予的名義統一改了口徑，堅稱孫給的番號就是「廣西討賊軍」，沒有師的番號。好在《陸海軍大元帥府公報》有明確記載，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閱。
不管這個部隊的名義叫什麼吧，黃紹竑走向獨立自主的時代來臨了，白崇禧也開心地返回到部隊，只是他覺得自己當參謀長不如帶兵，就借負責制訂部隊編製的機會，提議由自己兼任第一團團長。
黃紹竑和白崇禧雖然是老搭檔，但是他明白，兩人從廣西學生軍開始地位就完全一樣，如果在這個時候讓白當了團長，讓他有了兵權，那麼在部隊中親近白崇禧的人，就會在無形中抱成一團，萬一他們擁白取而代之，後果不堪設想。
與其埋下禍根，不如扼殺在萌芽中。黃紹竑就找來白崇禧，好說歹說讓白打消了這個念頭。此後討賊軍與李宗仁的自治軍合流，並統一廣西，新桂系三巨頭就這樣出現了。按照座次，李第一、黃第二、白第三，但在實際上，黃、白之間早就由於兵權而產生裂痕，這就使白逐漸向李靠攏了。
白崇禧今後就只能當一個參謀長了嗎？當然不是。北伐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廣西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白崇禧自然成為該軍參謀長的不二人選。他利用部隊重編的機會，再次提出兼部隊主官的要求，這個提議照樣被黃紹竑否決。不過此時已不是黃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上面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支持白的軍長李宗仁。
李對白的態度和黃紹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帶兵，就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兼任第一旅旅長。可是白的這個旅長當得並不長，就當了四個月不到的部隊主官，且得時常照顧全軍的參謀業務，這真正帶兵的時間就更少了。那麼他去哪了？
內戰中的桂軍，雖散佈在華東、華中兩個戰場上，但鮮見硬仗，基本在打醬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盤，他依然想保存實力。唯一的萊蕪戰役，還是因為部隊主官的異動，而未戰即敗。桂軍在基本沒有受到較大損失的情況下，度過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國防部長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
現在有不少人說白崇禧在擔任國防部長前夕曾前往東北指揮作戰，並在四平大敗林彪，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一文中也指稱由於蔣沒有採信白崇禧乘勝追擊的建議，片面下停戰令，給了林彪喘息之機，方導致日後東北慘敗。筆者認為，此二說有待商榷。
我們知道，白崇禧前往東北之前的實際指揮者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前線指揮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負責。根據史料記載，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戰的。這裏的「督戰」是什麼意思呢？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親臨前線監督作戰，那麼作為督戰官的白崇禧有權直接干涉指揮嗎？筆者目前還無法給出結論，不過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一書對白在東北有相當長篇幅的記述（423頁-424頁）：
5月17日特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到瀋陽視察。白氏在當晚與杜聿明將軍詳細分析、研究了北滿軍事情勢後，又於次日在杜將軍陪同下親臨我設在開原的前進指揮所視察……白、杜二位將軍都認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問題的。但白將軍對於我們下一步攻佔長春、永吉的作戰計劃卻有些憂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後不再向長春北進，這樣一則可以緩和國內外輿論的非難，二則可以獲得整訓部隊的時間，假如與中共和談失敗再發動進攻不遲。杜將軍則力爭一舉攻下長春、永吉……這時，我們聞報右翼兵團……並未遇到解放軍的有力抵抗……這個消息使白將軍非常高興，他也預感到解放軍可能不會固守長春，遂又拉著杜將軍一同到紅廟前方視察。據說在火車上二人繼續研究進攻長春、永吉的問題……最後白氏總算放下心來，對杜說：「如果確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一舉收復長春、永吉。那麼你就照原計劃打，我馬上回去同委員長講，收復長春、永吉後再與共產黨談判下停戰令。」白、杜二將軍當日即同返瀋陽。次日，白氏便飛回南京……
可見，「停止北進」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來主張乘勝追擊被否之說。據台灣編寫的《戡亂戰史》記載，國軍總攻四平發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達東北的前一天。此時國軍已佔據絕對優勢，而白抵東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經過中央的同意而放棄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試問，白僅在17日這一天，即便親自干涉指揮，對於整個戰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國民黨在徐蚌會戰之後，精銳基本喪失。此後蔣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巔峰，李宗仁也成為代總統。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劃江而治卻沒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白就只能與中共正面交鋒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雖然信心十足，但卻沒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兩湖的軍隊。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轍，他對局勢太樂觀了。當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湖北的張軫和湖南的陳明仁先後起義，這使新桂系的根據地廣西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面前。直到此時，白崇禧仍然困獸猶鬥，他集中桂軍主力于衡陽、寶慶地區實施反擊。「小諸葛」的名頭雖然在青樹坪撈回一票，但是還不到一個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軍的重創。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轍了。
桂軍主力一戰即敗，其他各路桂殘軍自然也擋住不住解放軍的進攻了。很快，各路桂軍或滅或降，只有少量部隊逃到越南。儘管白崇禧要在廣西實行總體戰，儘管還有人願賣命，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棄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根據地——廣西，黯然南渡台灣。
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無數，可謂一員傑出將領。但在實戰指揮上，白崇禧的優勢則更多地表現在參謀業務上。用當年軍中流傳的話來說，白崇禧能入列「民國三大參謀長」而不是“三大指揮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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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
「四人幫」受審（資料圖）
1976年9月至10月間，中國政壇圍繞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句話的影響如此深遠，令人感慨。它背後的故事如此離奇，又令人疑惑。儘管此事早有“結論”，但人們心中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嗎？「四人幫」說過「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嗎？「照過去方針辦」是如何變成「按既定方針辦」的？審判「四人幫」時為什麼不提這條“重罪”？本文圍繞「按既定方針辦」的由來這個關鍵問題，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偽存真，試圖揭示歷史真相。
「按既定方針辦」由「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開發表
眾所周知，逮捕「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闡述了抓捕「四人幫」的理由，其中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兩篇文章各有罪名，簡單地說，前文“造假”，後文“造假”並“舉事”。“舉事”之說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我們只分析“造假說”或“偽造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公開發表「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第一篇文章。這篇社論是姚文元親自佈置和審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用黑體字排的，這意味著是毛澤東的原話。當時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原話，才能享受如此待遇。這篇社論發表後，「四人幫」操縱廣播電台、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說「四人幫」偽造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是“造假”的源頭，但問題是：第一，「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造假”，還是社論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毛主席囑咐」，是否確有根據？
雖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兩報一刊」社論，但參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兩家。紅旗雜誌社一人參加了領導機構“六人小組”，並任召集人，另一人則為寫作小組成員（以下分別簡稱「召集人」和「成員」）。「成員」是姚文元親自從上海調入紅旗雜誌社的，他參加了社論起草的全過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員」詳細回憶了社論的寫作經過：
話，要我們去三個人參加寫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論，還說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發表。「召集人」說：“魯瑛不可能直接向《紅旗》發號施令，準是姚的意思。現在家裏只有五個人知道電報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顧家裏事，只有我同你能去。”於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後，即帶著我去人民日報社。在那裏，出面聯繫的是潘某和崔某，魯瑛始終沒有出場。潘某說：魯瑛根據姚的指示要寫一篇社論，但具體內容寫什麼，要我們兩家共同討論研究。潘某、崔某問「召集人」對社論有什麼設想。「召集人」說剛知道主席逝世不到兩小時，才接到寫社論的通知，還來不及考慮。當時，幾個人議論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確定寫這樣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頌揚主席的豐功偉績，由《人民日報》起草；第二部分寫路線和今後的任務，由《紅旗》起草。兩個部分，由兩家分別草擬，然後再合起來討論、修改。
這個分工商定後，「召集人」和我便回來了。「召集人」叫我先擬個草稿，內容主要講路線是個關鍵問題，然後講講當前形勢和今後任務，並規定當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樣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報參加討論。我們帶去的稿子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之類的話。
議論中，潘某等曾談到是否要用主席未發表過的語錄，說最近從新華社《內部參考》上見到的就是「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兩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開引用，後一句能否用還得中央批准。我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還議論了社論分兩個部分：一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包括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一是如何繼承主席的遺志。我們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並決定寫出後晚上碰頭。
話說，社論決定明天先不發，看看動態和反映，再有針對性地寫。我估計這是姚文元的意圖。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人民日報《情況簡編》正在收集各種反映，並說印出時就送我們參考（後一次未送）。議論中，人民日報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說要按主席路線辦。但因稿子推遲，也未討論下去。大家議定12日或13日再碰頭。
話說，這幾天形勢穩定，社論可以準備。我那幾天事情多些，又見人民日報參加撰寫的人多，就和他們商量，不再參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報參加修改。大約14日或15日，胡某帶回一份送審稿，說稿子已由人民日報送姚文元審查。送審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說這是“在病中”的囑咐。據胡某後來說，這是在集體修改時，他提出加上，當時並按新華社《內部參考》核對的。這樣，這篇社論就經姚文元審查定稿，發表在9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在病中”三字被刪去了……
在這篇社論之前，「四人幫」已經通過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加引號，用了黑體字，為他們公開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準備。社論發表後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針辦」放進《毛主席語錄》欄中。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召集人」和「成員」的回憶基本一致，只是個別事實有出入。雖然他們都認同“偽造說”，但他們的敘述可以證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這句話在文章送審稿上就有；社論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是他們從別處引用過來的。
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報提到毛澤東的兩條最新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二是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均有人參加七八月間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在會上聽到過谷牧傳達「按既定方針辦」；三是新華社8月或9月的《內部參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體引用「按既定方針辦」。
報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體刊登「按既定方針辦」的那期新華社《內部參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論起草者當時用《內部參考》核對過「按既定方針辦」。當然，《內部參考》刊登「按既定方針辦」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從時間上推測，很可能源於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於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開，谷牧主持會議，華國鋒於7月30日晚接見會議代表並講話。「召集人」和「成員」多次談到這次會議與「按既定方針辦」的關係。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說：
話給我，問7月底計劃會議關於這句話是怎樣傳達的。他還提要《紅旗》參加會議的人查一下記錄。由於我們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去石家莊幹校勞動，沒有查成。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妄圖推卸罪責，嫁禍於人。
「成員」在12月12日說：
話問「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記錄中的原話，我頓時有點緊張，說“這句話是我主張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意思。我當時還說，“當時用這句話的根據，一是《內部參考》先有黑體字，二是聽林某某同志傳達時也是這樣傳達的”。
1977年5月9日，「成員」又說：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樓走廊上，拉著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論之前就有了，怎麼會算在張、姚的賬上？我記得你在7月底去聽谷牧副總理傳達，你回來時也傳達說‘按既定方針辦’，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說有錯，那麼是谷牧傳達錯了。」林聽了，很害怕，急忙說：“你不能這樣講，千萬不能。即使有懷疑，也不能講。要講，只能去對老狄他們講。”下午，我在236室又問「召集人」：“對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召集人」說：“具體的我也說不清，只能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這是陰謀。”10月18日上午，林告訴我說，他在7月底聽谷牧同志傳達時筆記上記的那句話是“照過去的既定方針辦”。我當時也不相信，以為他在筆記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還跑到黨刊室找劉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以證實當時我參加炮製社論時的印象。
「召集人」、「成員」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源於計劃工作座談會的說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比如，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恆漢也談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說傳達「按既定方針辦」的是華國鋒，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還是谷牧傳達的，或者兩人都傳達過，這些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召集人」、「成員」等參加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人，還是冼恆漢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證明：1976年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按既定方針辦」是會議記錄者筆誤所致
按理說，「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不應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應在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原話究竟是什麼？請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會見外賓之後，華國鋒同志向毛主席彙報了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毛主席當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當時就把毛主席的‘慢慢來，不要招（著）急’和‘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四人幫’在場，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筆錄，有案可查，姚文元還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原件。”
毫無疑問，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毛澤東明明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或谷牧為什麼傳達成「按既定方針辦」呢？難道華國鋒或谷牧修改了毛澤東的指示？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人們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幫」篡改了毛澤東指示，並把篡改的話當做毛澤東臨終囑咐。“偽造說”見於1976年10月後的許多重要文獻，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陰謀》（1976年12月17日）、「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1977年8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偽造說”流傳甚廣，傳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點：
第一，「四人幫」為什麼這樣改？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應改得有利於自己吧？「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雖在字面上有三個字的差別，但含義基本一致，這種無謂的改動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第二，「四人幫」為什麼改這條？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總得找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吧？他們非常清楚「照過去方針辦」的由來，也知道政治局委員都聽過華國鋒的傳達，自己又不掌握毛澤東的親筆原件，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蠻幹？
第三，姚文元直接組織和修改了那篇社論，公開披露了「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接著又指示廣播電台、報刊大肆宣揚這句話。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寫了「按既定方針辦」，並要求放進《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是事實，它們只能證明姚文元和社論寫作者把「按既定方針辦」當做「毛主席囑咐」，並不能證明「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偽造的，也不能證明「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當成“毛主席臨終囑咐”。“偽造說”的重要依據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但筆者反覆查看兩篇文章，沒有找到“臨終囑咐”之類的話。具體說，《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只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囑咐”之類的辭彙。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
第四，如果「四人幫」真的偽造了“毛主席臨終囑咐”，如此重大的罪行，為什麼在1980年審判他們時不予追究呢？難道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嗎？
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文章說：
陳斐章從20世紀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參加黨組會議作記錄，或起草負責人講話和有關文件等。
在一次談話中，陳斐章告訴我們，毛主席逝世後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句話，即「按既定方針辦」一語的造成和出現，同他作記錄時的失誤有關，並講了細節。我們聽後都很震驚，我們覺得對歷史負責，還歷史本來面貌，很有必要把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告訴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搗亂，鬥爭很激烈，加之發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會場亂鬨哄。一天，華國鋒拿著陳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讀，中間離開稿子講了幾句話，內容即是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華說，毛主席講：“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在華國鋒停頓的時候，王洪文突然插話，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接著，華國鋒又把“你辦事，我放心”說了一遍。由於人多聽不清，擔任記錄的陳斐章只聽清“不要著急”，至於什麼“方針辦”，沒聽清。情急中，陳斐章順連其意，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會後，陳斐章整理華國鋒講話稿，發現記錄與原話不一致，即請示當時的領導，也是組織和服務這次座談會的計委一位副主任核實，而他未核實就發文了。
陳斐章一語道破天機，「按既定方針辦」的最初出處竟然找到了！
《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披露的這條史料彌足珍貴。我們既要感謝作者，更應感謝陳斐章老人，感謝他坦言筆誤的勇氣和搶救史料的責任感。如果說陳斐章當年的筆誤在客觀上影響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話，那麼，他現在提供珍貴史料，對恢復和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則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