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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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933年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田漢門下
資料圖：江青與毛澤東在陝北
本文摘自《特別經歷》，王凡 東平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江青1914年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李雲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著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雲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裏，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 「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麼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後，思想更加傾向進步。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後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 俞啟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裏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藉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裏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裏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夥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裏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穫，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於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鍾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裏，江青也暫住那裏。小俞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裏，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後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裏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彙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她得知母親病重，就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願意去山窩窩裏，就跟她說了，誰知，江青很樂意地表示願意去，因為當時江青在「大媽媽」家的日子十分難熬，正巴不得能換一個棲身之處。
江青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這次保釋出獄後，是俞啟威硬磨著才讓她住了下來，但不久俞家人就對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時俞啟威也感覺束手無策，毫無辦法。江青爽快地答應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臨海，讓俞啟威也覺得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家鄉，在浙江臨海縣的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幾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裡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標準「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裏的鄉親都對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從小生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這裏環境幽靜，無人來打擾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很長時間也沒有月經。徐明清就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父親給江青開方用了一些中草藥後，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裏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中西醫結合的精心治療，江青的低燒漸退，月經也恢復正常，身體很快康復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陽。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裏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著，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裏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係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裏，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嚮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於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於她的人。對於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後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後，也很不願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著聯繫，還主要負責著浦東、兆豐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後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儘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盡量減少了她的秘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係，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於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並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 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但他後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採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做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裏，準備隨後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著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裏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於她平日裏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於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後，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裏面蒼蠅、蚊蟲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麼關係。在此之後，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信聯繫，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蕩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佈，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著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彙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裏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蘋啊！”
接著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彙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著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 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裏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著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裏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