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
「文革」前的江青（左）和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 (微博)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覆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麼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然後，毛澤東談到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主席還說了「對江青一分為二」，“他們四個人搞小宗派”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之類的話。
會後，江青等人雖然作了檢討，但在1975年秋天開始，「四人幫」更是有恃無恐地越來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經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批評了「四人幫」。
會後，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動搖，就跑到上海的東湖賓館，與小兄弟們吃喝玩樂。王洪文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由於東湖賓館東面是襄陽公園，怕妨礙王洪文的“休息”，連公園早晨做廣播體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時距離此地只有幾百米，我到公園去時常聽到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
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的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生前都未能解決。
我在預審的時候看到這份記錄後，對沒有看到的同志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志說，已被胡耀邦同志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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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