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回憶：林彪差點斃了江青

「揪軍內一小撮」軍隊大亂

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發起了文化大革命，並成立了以陳伯達（組長）、江青（副組長）等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到了1967年初，文革運動蔓延至軍隊。

1967年1月14日，文革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軍隊一時大亂。「揪軍內一小撮」的完整說法是“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口號是誰提出來的，在中共歷史上有很多說法。林彪死後，官方說是林彪等人為了配合“造反派”的奪權鬥爭而拋出來的，但後來有學者稱，這一口號的源頭其實來自於毛澤東。

不管口號是誰提出的，文革小組的鬥爭已經涉及到了軍方高層。當時的上將蕭華被抓，使得江青與軍方之間的矛盾一度激化，也激怒了林彪。

陳伯達、江青要打倒蕭華

《徐向前傳》記載，1月中旬，陳伯達、江青蓄意整蕭華。陳伯達在接見群眾組織時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在陳伯達的煽動下，總政機關大樓里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恩來得知後，站出來闢謠。

1月19日下午，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江青一夥叫嚷軍隊“不能特殊”。老帥們則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應有所區別。爭來爭去，僵持不下。

陳伯達、江青等人又對蕭華進行突然襲擊。江青說：「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還說 “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葉群從口袋裏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稿子，說蕭華反對林彪，破壞文化大革命，責令蕭華當晚到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

葉劍英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聶榮臻也提前退出。葉劍英在退出會場後，立即向周恩來報告此事。

當天晚上，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還是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被轉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問道：「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蕭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葉劍英氣憤他說：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

葉劍英還嚴辭抨擊中央文革企圖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作法，警告說：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會後，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

林彪怒罵江青

據吳法憲回憶，在葉劍英彙報完之後，林彪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來一趟。 下午三點，江青來到了林彪家裏，林彪一見江青怒火衝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

「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污衊。」

林彪當時在軍內、黨內的威望很高，而且隨著劉少奇的失勢，已經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熱門人選。也許正因為如此，林彪有恃無恐，對江青大吼大叫。

林彪搬出了毛澤東，他說：「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擋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

在林彪發怒的過程中，江青一直想插話，但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她解釋。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趕緊說：「林副主席，你請息怒，我說幾句行嗎？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參加會議，陳伯達是組長，我是副組長，我沒有權力制止他的發言。」

但林彪仍然不放過，他說：「中央文革是你說了算嘛！實際上是你把持著嘛！陳伯達出席軍委會議你不知道？他要講什麼你也不知道？不經過你的同意他敢隨便講？」

江青說：「他講了什麼我確實不知道，這句話不是我要陳伯達講的，陳伯達對總政、對蕭華有批評是可能的，中央軍委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清規戒律多一點也是真的。」

不料江青的話使林彪更加憤怒，他一下子把身邊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說：「什麼叫清規戒律，八條命令是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你們一定要把軍隊搞亂才罷手嗎？搞亂了軍隊，究竟對誰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條，你們也要推翻嗎？」這時，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副官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

正當此時，林彪的妻子葉群走進了林彪的辦公室。林彪大叫：「葉群你來得好，我同江青鬧翻了，我馬上去見毛主席，提出辭職，我不幹了。」

葉群趕緊攔在他們兩人中間，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葉群事後告訴我，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即使見到了毛澤東，也不會冷靜下來，可能會鬧出大亂子來。沒有辦法，葉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來，抱住林彪的腿不讓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勸說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負著重擔，在這種困難的時期不要鬧意見，有話好好說。你們應當相互諒解，這麼鬧出去影響太大，對你們兩人都不利，你們這麼鬧怎麼得了。」

葉群又勸江青說：「請江青同志不要見怪，林總脾氣不大好，現在正在火頭上，等他冷靜下來，再好好商量，把問題講清楚，現在不要急於解決問題，更不能到毛主席那裏去，影響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著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裏去呢？那句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等到江青說完以後，葉群又勸林彪說：「江青同志已經接受了批評，向你表態了，就不要再鬧了吧。」

林彪終於不吭聲了，開始坐到沙發上，葉群拉著江青的手也坐下來了。

葉群又向江青說了許多好話，然後陪江青坐車回到了釣魚台。

吳法憲後來說：「這次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不滿，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雙方的鬥爭，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廬山會議。據我所知，在中央常委裏面，這樣斥責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以上情節，並非吳法憲本人親身經歷。以吳法憲1967年2月時的身份，他不可能身處現場。那麼，這樣「詳盡」的、繪聲繪色的事情經過，是否當事人告之吳的？吳沒有特別交代。上述引文中有一處提及“葉群事後告訴我”，聯繫上下文意，林彪怒斥江青一事似乃葉群事後的轉告。

吳法憲在回憶錄里還說，以往媒體都將蕭華的被打倒歸罪於林彪，事實上，林彪一直是保護蕭華的，為此還與江青翻臉，怒斥過江青。

固然，蕭華一事是導火索，但令林彪發怒的真正原因還是文革要搞亂軍隊，作為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林彪必須力保軍隊不亂，這是他的根基所在。江青將手伸向軍隊，無疑是動了林彪的地盤，林彪自然要大發雷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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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曾長期合作親密共事。然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卻被錯誤地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

劉少奇實事求是，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裏，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