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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提出兩個「三七開」激怒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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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提出兩個「三七開」激怒毛澤東

2021年01月16日 19:14

[導讀]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曾長期合作親密共事。然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卻被錯誤地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

劉少奇實事求是,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裏,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

「文革」前的江青(左)和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 (微博)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覆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麼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然後,毛澤東談到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主席還說了「對江青一分為二」,“他們四個人搞小宗派”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之類的話。

會後,江青等人雖然作了檢討,但在1975年秋天開始,「四人幫」更是有恃無恐地越來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經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批評了「四人幫」。

會後,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動搖,就跑到上海的東湖賓館,與小兄弟們吃喝玩樂。王洪文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由於東湖賓館東面是襄陽公園,怕妨礙王洪文的“休息”,連公園早晨做廣播體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時距離此地只有幾百米,我到公園去時常聽到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

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的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生前都未能解決。

我在預審的時候看到這份記錄後,對沒有看到的同志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志說,已被胡耀邦同志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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