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曾長期合作親密共事。然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卻被錯誤地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
劉少奇實事求是，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裏，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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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933年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田漢門下
資料圖：江青與毛澤東在陝北
本文摘自《特別經歷》，王凡 東平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江青1914年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李雲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著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雲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裏，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 「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麼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後，思想更加傾向進步。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後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 俞啟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裏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藉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裏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裏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夥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裏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穫，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於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鍾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裏，江青也暫住那裏。小俞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裏，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後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裏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彙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她得知母親病重，就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願意去山窩窩裏，就跟她說了，誰知，江青很樂意地表示願意去，因為當時江青在「大媽媽」家的日子十分難熬，正巴不得能換一個棲身之處。
江青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這次保釋出獄後，是俞啟威硬磨著才讓她住了下來，但不久俞家人就對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時俞啟威也感覺束手無策，毫無辦法。江青爽快地答應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臨海，讓俞啟威也覺得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家鄉，在浙江臨海縣的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幾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裡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標準「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裏的鄉親都對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從小生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這裏環境幽靜，無人來打擾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很長時間也沒有月經。徐明清就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父親給江青開方用了一些中草藥後，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裏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中西醫結合的精心治療，江青的低燒漸退，月經也恢復正常，身體很快康復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陽。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裏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著，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裏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係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裏，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嚮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於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於她的人。對於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後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後，也很不願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著聯繫，還主要負責著浦東、兆豐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後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儘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盡量減少了她的秘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係，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於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並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 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但他後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採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做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裏，準備隨後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著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裏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於她平日裏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於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後，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裏面蒼蠅、蚊蟲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麼關係。在此之後，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信聯繫，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蕩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佈，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著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彙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裏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蘋啊！”
接著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彙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著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 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裏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著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裏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