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早前批准律政司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擔任黎智英、李柱銘等人涉非法集結案的主控官，英國前外相聶偉敬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發文批評David Perry，稱他有權因「良知」而拒絕受聘。看來聶偉敬的恐嚇收效，David Perry 被嚇窒了。
英國前外相聶偉敬。
聶偉敬當時指普通法體系原本規定大律師要遵循的「不得拒聘原則」，不能拒接案件。但聶偉敬卻聲稱法律界遵循的「不得拒聘原則」不適用於海外案件，叫David Perry要基於「良知」而拒絕受聘。
David Perry。
律政司今日（1月20日）發表聲明，指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早前接受了律政司的委聘。自此以後，有不斷來自英國社會的壓力和批評針對David Perry參與案件的工作。當中一些片面的批評將案件與國安法混為一談。
律政司指David Perry對有關壓力及豁免強制檢疫的安排表示關注，並指出審訊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應如期進行。
換言之，David Perry將不會代表香港政府打黎智英案的官司。律政司基於公眾利益及審訊日期臨近，已委聘另一名律師如期處理案件的檢控工作。
金牙大狀指英國保守黨資深政客聶偉敬話「不得拒聘原則不適用」的說法，只是搬龍門，向David Perry施壓，而David Perry結果被嚇窒了，不敢來港。英國說好了的司法獨立，根本沒有這回事，英國政客不只干預自己國家的司法，連香港的司法也出口術干預，認真離譜。
金牙大狀又指，如果黎智英請英國御用大狀來港為他打官司，香港政府入境處又可否基於「良知」，拒絕讓這些英國大狀來港呢？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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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