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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讓江青膽戰心驚的匿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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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讓江青膽戰心驚的匿名信

2021年01月21日 17:57

[導讀]是誰寫的匿名信?她寫給鄭君里的求助尋找唐納的信在哪裏?參加她與唐納婚禮的那幫文藝界元老,甚至那時幫助、照料過她的秦桂貞,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調查她的這些人……都是她心頭大患!

即將接受審判的江青(資料圖)

從張彪的交代說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北京軍區空軍按照黨中央的部署,逐級向下級傳達林彪反黨叛國罪行。在向所屬師一級領導幹部傳達時,駐天津的空軍高炮2師政委張彪主動找領導談話,說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軍任文化處處長時,受江騰蛟、吳法憲的指使,秘密地干過幾件事,抄過文藝界趙丹等人的家,幫助吳法憲找過作家協會主席峻青(筆名,原名孫俊卿)等。當時江、吳要求要絕對保密,作為軍人參與這些秘密活動實屬反常。自己不知是功是過,現在如實向黨組織交代,請組織定論。

北空首長一聽事關重大,立即通知保衛部組織個專案組審查此事。當時筆者和另外幾個同志被抽調來,在招待所安排房間,要張彪詳細說清此事,並要其交代在天津與林立果一夥的來往情況。然後將所有交代材料抄報北京軍區。

張彪交代的案情除了涉及吳法憲、江騰蛟、林立果等人外,還有江青。當時江青大紅大紫、權勢正熾,所以一時不好結論。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張彪的問題才作出結論。1977年中央專案組清理北京秦城監獄被關押人員時,發現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峻青在押。問其為什麼被關押,峻青說他也說不清。只知道當初是上海空4軍的張彪找的他,吳法憲和他談的話,第二天就被飛機弄到北京,關到這個監獄。從來沒有人來提審。真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在這個7平方米的單間裏稀里糊塗地熬過了10個年頭。在1977年春天某日,中央專案組來人到張彪專案組,要張彪寫個幫吳法憲找峻青談話的經過。當時是筆者接待的,中央專案組還和我們交流了案情。

1978年張彪問題結案,筆者離開了北空保衛部到別的部隊。1980年筆者到上海出差,辦完事後去登門拜訪峻青老師,請教寫作方面的問題。筆者說明身份後,峻青非常熱情地予以接待。當晚,他和老伴陪筆者一直聊到9點半。當筆者與他將所知、所聞擺到一起對接後,他把大腿一拍:「啊!是這麼一回事!」

經過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很多事情被揭露。江青掩蓋自己丑惡歷史、迫害無辜人員的罪行,大白於天下。

令江青揪心的幾件事

一是1954年春,江青在杭州療養時,突然收到一封由上海寄往杭州並轉給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華東文委」的字樣,但沒有署名。信中大意是: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我已經寫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等。這個寫信人是誰呢?

二是江青在上世紀30年代浪跡上海文藝界的一些事,比如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還有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里的幾封信等。尤其是1957年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寫信求助於30年代的好友鄭君里幫助打探唐納下落。

三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個部門都出現造反派,有一則透露出來的“小道消息”:50年代初,有人給黨中央組織部寫了一封匿名信,說江青有嚴重的歷史問題,希望黨組織認真審查江青30年代的歷史;當時,中組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派幾位資深的處長秘密調查過江青的事。看來不光是30年代的相關人員是當事者,調查她的人也屬於知情人。

有哪些人知道她30年代底細?是誰寫的匿名信?她寫給鄭君里的求助尋找唐納的信在哪裏?參加她與唐納婚禮的那幫文藝界元老,甚至那時幫助、照料過她的秦桂貞,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調查她的這些人……都是她心頭大患!這是與她個人前途攸關的一群人。

影藝術家鄭君里。鄭君里是1936年4月轟動一時的杭州六和塔3對新人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萍(江青30年代從影的藝名)的男儐相。「文革」之初,鄭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頭號“黑線人物”。張春橋在與其交談中威脅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本來就十分驚恐的鄭君里聽後當即嚇得發抖,滿口答應。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說:“請你處理吧。”

然而,這些東西交給江青看後,沒有發現她所要的核心內容。

江青與葉群勾結害人

江青初出茅廬,手下無人。上海的張春橋那幫文人辦事拖拉,缺乏力度,還得依靠在軍隊實力雄厚的林彪、葉群為自己辦事。於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林彪、葉群熱情相迎,兩個女人拉著手捨不得放下,一陣寒暄親熱之後,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語:「我們要談點女人間的事。」林彪訕訕地走開了。江青和葉群來到葉群的卧室,開始了一次密談。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江青笑裏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葉群作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心歡喜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已於建國前去世的嚴朴;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處長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里的,請鄭君里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里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江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立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又晉見了葉群。葉群告訴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裏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裏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混亂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裏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照片,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

江騰蛟到北京領受任務後內心非常喜悅,這是「首長」對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江青賞識重用的好機會。回到上海後,江立即找來其心腹、空4軍文化處處長張彪,共同策劃落實這件事。

張彪,祖籍山東,自小隨父親生活在上海,對上海的街巷裏弄非常熟悉。年輕時參加新四軍,受過傷,在空4軍算得上是老資格的處長。因為是文化處處長,他對上海文藝界的人士都很熟悉。

江騰蛟與張彪把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名單列出來,圈定了鄭君里、趙丹、陳鯉庭、顧而已等5人,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藝界的明星,是江青(藍蘋)的同事,知道江青的底細,估計可能有江青歷史上的東西。江騰蛟對張彪說,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交給的光榮任務,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點差錯。張彪心領神會,受寵若驚,一再表示一定完成好這一「光榮任務」,請領導放心。他們當場商定,借當前紅衛兵抄家的混亂局面去抄這5個人的家。辦事要快,5個人一個晚上解決。

此事要想辦得乾淨利落,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選一些可靠的人去辦。江騰蛟想起他的那幫心腹親信,那是他在空4軍當政委時,1965年葉群在江蘇省太倉縣搞「四清」,江騰蛟挑選了空4軍的一群年輕處長陪同葉群工作,照顧葉群的生活。這次,江騰蛟從這些人中挑選了他最信得過的4個人,連張彪共5個人,分成5個行動小組,當面交代了任務。江騰蛟分派張彪具體策劃、部署,並一再強調嚴格紀律,都要聽張彪指揮。張彪比他們年紀大、資格老,自然也得到他們的尊重。張彪發揮了其對上海地方熟、和文藝界人士來往關係多的特長,很快摸清了5名對象的家庭住址。親自帶領各組長逐個到現場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時從那個方向進人,從那個方向撤出。撤出後要在市區轉幾圈,防止有人跟蹤。交通工具全是從江灣機場調來的老式美國中卡,車小靈活,便於上下。他們把汽車牌照都用牛皮紙糊起來。帶隊的處長和參加行動的人都穿便衣,戴「紅衛兵」袖章。張彪怕被人認出來,還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張彪挑選了空4軍家屬院裏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學的,有上小學的,都是「紅衛兵」。張彪給他們作了‘戰鬥動員’,說是有一份飛機設計圖紙丟失,可能在幾個“黑幫”家裏,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命令,要去抄他們的家,把丟失的飛機圖紙找回來。每個組帶幾個麻袋,凡是紙張、信件、書籍、報刊、照片一律往麻袋裏裝,不得拿人家的財物。要抓緊時間,在一個小時內完成。有人問就說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的;行動要保密,辦完事後在市內轉幾圈,不讓別人發現。對自己家裏人也不能說這天乾的事。今後不能向任何人說這件事。孩子們聽後個個摩拳擦掌,感到任務光榮。

江騰蛟坐鎮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彙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動員完後,張彪讓孩子們看電影、吃夜餐。9日凌晨1時許,臂掛「紅衛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個小組,每個小組四五個人,趁著夜幕出發了。兩個小時後,各個小組陸續回到招待所,每個小組都抄回來幾麻袋。由張彪弄到一間屋裏鎖起來。

第二天,江騰蛟、張彪和幾個心腹親信在招待所關起門來進行挑揀,把抄來的30年代藍蘋的電影劇照、照片,以及與藍蘋有關的雜誌、報紙、廣告等挑出來,裝了少半麻袋。江騰蛟和張彪乘坐吳法憲給他們派去的專機,把這些東西送到北京。吳法憲親自到空軍招待所聽取江騰蛟的彙報,誇獎江騰蛟、張彪此事辦得好,有功。隨後,吳法憲叫江騰蛟把這些東西暫存到空軍機關保密室。

話給吳法憲,讓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灣。又打電話給毛家灣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說空軍要把一包東西退回,要趙先收下,葉群自己馬上就回來。

葉群、江青、謝富治乘黑色「紅旗」轎車回到毛家灣。葉群把客人請進會客室,讓工作人員叫來趙根生,從他手裏拿到材料,並追問了一句:“沒有拆封吧?”趙答:“沒有。”“那你快到後院伙房把爐子捅開,這些材料要銷毀。”趙根生捅開了後院的爐子,江、葉、謝一夥就來到了後院伙房。此刻的江青顯得極其緊張,雙臂交叉在胸前,在爐火旁邊來回踱步,臉上毫無表情。但是,這些材料銷毀並沒有到此了結,遠遠沒有達到江青的目標——因為寫給鄭君里的信沒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誰寫的匿名信說她歷史有問題呢?對她來說,這個寫信的人是個“定時炸彈”!

把知情人關進監獄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寫匿名信的人挖出來。於是,她想這一定是知道她底細的人。首先懷疑到30年代房東的女佣人秦桂貞。還有誰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華東文委」幾個字,這和峻青貼邊。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東我軍的隨軍記者。上海解放後峻青是文藝界鎮反、肅反時的領導人,也可能是從文藝界有問題的人那裏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們,先關起來再說。此事也得靠吳法憲、江騰蛟這幫軍隊的人去辦。

1968年某日,吳法憲到上海找張彪,問張知不知道有個叫峻青的人。張彪說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孫俊卿,是不是他?吳法憲說應該是他。吳法憲說去把這人找來,我要找他談話,但是要特別注意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張彪是個很精明的人,辦這類的事情准能讓領導滿意,於是通過上海文藝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線,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當峻青下午下班回來,站在路邊的身穿空軍軍服的張彪迎了上去,很有禮貌地自我介紹說,我是空4軍的文化處處長張彪,受一位領導的委託,請你去談話。峻青問到哪裏去?是什麼人找我?張彪說路不遠,你跟我走,見面就知道了。峻青見這位空軍軍官彬彬有禮,就跟隨張彪到空軍招待所見吳法憲。落座後,吳法憲問峻青,你認識我吧?峻青說你是吳法憲。吳法憲說我受人委託,找你問個事,你寫信揭發過一個人的問題沒有?峻青說沒有。吳說你想想,過去寫過揭發人的信沒有。峻青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揭發信。吳說你不要有顧慮,不要怕,沒有事的。峻青說,我沒有顧慮,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告發別人的信。吳說,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嗎?峻青說不行,現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寫交代材料,還要批判我。沒有他們同意我不敢離開上海。吳法憲說那好吧,你不願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給別人說。峻青脫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強行帶到機場,有一架專機等在那裏。一下帶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邊靠山的一個監獄(即秦城監獄)住下。到監獄後,峻青問這是為什麼?沒有人來回答,也再沒有人來審理、會見。時任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的峻青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關進了監獄。究竟為什麼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裏糊塗地在裏面關了10年。

同機送到北京的還有30年代藍蘋房東的女佣人秦桂貞。江青30年代初來上海時,藝名叫「藍蘋」,很窮,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許的一間二樓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間,不過十來平方米。許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貞,和藍蘋同歲,都是1914年出生。藍蘋那時只是個二流演員,演個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貞很善良,和藍蘋很說得來,經常照顧藍蘋的生活。看到藍蘋忙於拍電影、演戲,就替她拖拖地板、打開水、洗衣服,從不收她一分錢。藍蘋在“羅宋飯館”(即俄羅斯人開的飯館)搭夥,3角錢一客。到了月底,錢用光了,只好省吃儉用艱苦度日。秦桂貞給東家做飯,有時見藍蘋餓著肚子回來,就用東家廚房裏的食材,燒好蛋炒飯,偷偷端進藍蘋的亭子間。這時,藍蘋一邊大口地吃著蛋炒飯,一邊連聲說:“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貞見證了藍蘋與唐納結婚。婚後才兩個月後就爭吵打架。秦桂貞住三樓亭子間,和藍蘋住房上下只隔一層樓板,常常半夜裏下來給他們勸架調解。唐納曾兩次與藍蘋爭吵自殺未遂。唐納出走後,藍蘋又與一個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雖然銷毀了,但知情者活著的人還有不少,有嘴巴的會說話,必須把他們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里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當初公安系統按照上級指示調查江青歷史問題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獄中。

值得慶幸的是,歷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會死絕,江青自己卻被押上了審判台。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共開出合作條件:台灣政權仍歸蔣介石】

據歷史學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國共談判史綱》記載,在曹聚仁擔任兩岸「密使」的同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章士釗(他是1949年參加過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也為國共接觸而奔波。在此之前,章士釗曾帶著中共領導人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

章士釗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許效炎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了蔣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蔣的學生)。不久, 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協商。李維漢提出中共關於合作的四條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面彙報,而是讓他先寫一書面報告。宋宜山即寫了一篇1.5萬字的報告,交由許孝炎轉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1946年,毛澤東與蔣介石

【蔣介石向美國表態「寧為玉碎」】

另一邊廂,曹聚仁也在國共兩黨之間奔波。據CIA的情報稱,1957年2月,國民黨的叛將張治中寫信給台灣的軍事統帥陳誠,表示希望國共和解之意,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過了一個月,曹聚仁寫信給蔣經國,提出六點和談建議。

同年9月間,曹聚仁又分別寫信給蔣經國、黃少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俞大維(時任國防部長),重提國共和談建議。蔣經國把曹聚仁的信拿給美國官員看,並強調蔣介石永遠不會與中共談判的,還說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58年8月23日,海峽兩岸發生著名的「金門炮戰」事件,曹聚仁來京的次數也就更多了。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所述,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五十天後,在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的陪同下,毛澤東告訴曹聚仁:“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毛澤東在此次接見中的談話後來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並於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給蔣介石。

同年10月,章士釗也寫信給國民黨的元老吳忠信,要吳忠信轉告蔣介石——有一天美國會出賣蔣介石的,因為他看到「華沙會談」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議以金門馬祖交換中共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主張。CIA的揭秘文件稱,這封信受到了蔣介石的重視。

到了1960年元月,國民黨的降將傅作義寫信給陳誠夫人譚祥的妹妹,要求她轉告陳誠反對美國的「兩個中國」陰謀,以及中共絕不放棄台灣的堅定立場。次年7月,曹聚仁又寫信給蔣經國,告知中共有意以廈門和金門為國共之間的緩衝地帶,並辟金、廈為自由港;1962年3月,曹再次寫信給蔣經國,重提了這項提議。但蔣經國卻把信件拿給白宮看了,並表示將不予理會。

台灣方面對國共再次談判採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撒手,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這樣一拖就是幾年。

【蔣介石心存疑慮 國共和談夭折】

到了1965年夏,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受到北京方面熱烈歡迎。為此,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經常來往於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國共談判史綱》稱,在與蔣經國的會談中,曹聚仁介紹了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持數額照撥補助;(四)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五)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六)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但美國則因為懷疑這六點建議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灣方面施壓。

1965年10月間,河南籍的立委唐嗣堯曾在台灣立法院提出書面質詢,呼籲國共再度合作,使蔣介石大怒,質詢被收回銷毀,而唐嗣堯也遭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但讓蔣介石產生更大疑慮的因素是,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風浪也波及到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至此,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再度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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