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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讓中央警衛副政委幫江青拍樣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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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讓中央警衛副政委幫江青拍樣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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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讓中央警衛副政委幫江青拍樣板戲

2021年01月29日 19:05

[導讀]「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挂帥。」江青先發制人講完這席話,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本文摘自《實話實說紅舞台》,顧保孜 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從江青在上海拍攝「樣板戲」電影失敗後,情緒有些低落。她又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尋找基地拍攝,沒有想到又不順利。不是劇組之間的矛盾,就是劇組和攝製組之間的矛盾,要不就是廠里的派性矛盾。重重疊疊的矛盾擺在江青面前,善於製造矛盾的江青,這時卻缺少解決矛盾的高明絕招。她被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搞得焦頭爛額,苦不堪言。結果折騰了一年多,銀幕上仍不見「樣板戲」的一點光影。

話,叫他馬上去見江青,有重要情況。狄福才愣了,他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江青找他會有什麼事情?他雖說是8341部隊的副政委,因沒有分管江青的警衛工作,和江青接觸不多,江青也沒有找過他,今天怎麼會想到了他呢?如果是其他領導人找他去,他也不會這樣疑神疑鬼、猜東猜西的,江青的為人和各種傳說實在讓人心裏沒底。

狄福才是河北人,十四五歲就參加了革命,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警衛的崗位上度過的。他經歷了戰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黨中央的戰鬥,在楊家嶺還為毛澤東站過崗。1949年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來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從走進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沒有離開過警衛工作這個崗位。1966年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開始負責中央領導人的保衛領導工作。「文革」一開始,又被派去工廠“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警衛局人手比較缺,準備叫他回中南海抓警衛工作。可他剛回來就讓江青知道了,而且叫他馬上就去。

狄福才雖然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漢子,脾氣很倔,渾身充滿著軍人的膽量和豪氣,但是,毛澤東的夫人——這種身份本身就有一種無形的震懾力,所以提到江青,他就有壓力感,這種感覺好似影子一樣跟在他的身後。

以前他對江青可以敬而遠之,離這個影子遠一點。這次,他是遠不了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肯定是不行的。不過軍人不喜歡打無準備之仗!狄福才也一樣,他在見到江青之前要先探聽個虛實,好有個思想準備。

他找到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處處長(那時的中央警衛部門稱為警衛處)汪東興。

汪東興在中南海里好似中央領導人的「總管家」。領導人有什麼事,參加什麼活動,召開什麼會議,甚至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後通過他安排警衛工作,佈置落實。有時甚至還需要他多方協調解決。所以,他是中南海里舉足輕重的人物。汪東興一般對部下還是比較和善的,部下有些話也敢和他講。

他聽狄福才一講,也奇怪了:「江青怎麼會找你?是不是要你彙報二七廠‘支左’經驗?」狄福才在二七廠“支左”支得比較好,經常作經驗報告。所以,汪東興一想就想到“支左”的事情上去了。

「這樣吧,你先去,看看是什麼事情再說。」汪東興遲疑了一下說。

狄福才滿腹狐疑地看著老領導,心想:江青有事情馬上就會滿城風雨的,一般都瞞不過辦公廳的,你能不知道?除非是什麼機密,要不就是只能少數人知道的重要事情。

但聽汪東興的口氣,好像真的是不知道,再問下去,也不可能探出什麼內容了,狄福才只好一個人先去再說。

北京的5月,氣候十分乾燥。北方大漠的沙土經常長驅直入,颳得滿城天昏地暗的。江青這時是很少出門的,她遇到颳風下雪的壞天氣,就犯頭痛病,一犯就睡不好覺,挺難過。不過江青不同別人,她有病痛或是心境不愉快,馬上就要發泄,有時就如火山爆發,痛痛快快地噴發,搞得身邊的人個個惶惶不安,膽戰心驚的。通過這麼一宣洩,她的病痛就會減輕許多。

這一天,正好又刮大風,和江青情緒一樣,惡劣透了。

自從她拍「樣板戲」電影處處碰壁後,就經常怏怏不快地在17號樓看小電影消磨時光,身邊的人都屏聲靜氣的,生怕出一點聲音,引起首長煩躁。

狄福才雙腳剛踏上17號樓大廳的柔軟地毯,馬上從旁邊過來一個年輕的警衛,上前兩腿筆直一併,敬了個軍禮,然後做了個請的手勢:「狄副政委,首長在會議室里等你。」

狄福才被警衛嚴謹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來,稍稍平穩的心律又跳快了。什麼事情這樣重要?他隨著衛士走進旁邊一個小會議室。

果然,江青已經在會議室里等他了,正坐在迎門的沙發里。可能是剛剛看過內部電影,白皙的臉頰上微微泛紅,亢奮的精神透過鏡片,變成頻頻閃動的光點。

狄福才一進門,舉手敬禮,高聲報告:「江青同志,我來了。」

江青高興地「啊」了一聲,站起來,上前就熱烈握手:“狄福才同志,你好!你好!”

看見江青這樣熱情,狄福才剛才綳得緊緊的神經不知不覺地鬆弛下來。

狄福才坐下,又細細觀察了一下和悅的江青,心裏奇怪:江青並不像人說的那樣尖刻、傲慢嘛!是誤傳還是自己相處得不多?第一次交往,最好少說多聽。

江青不等狄福才發問,急切地亮開高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邊有這麼多好同志啊!特別是你,主席給我作了介紹,說是你‘支左’支得不錯,很有經驗……」

狄福才聽到這裏放心了:「還是‘支左’的事情!」不過一聽主席在江青面前表揚了他,覺得不好意思,正想解釋幾句,江青又接著往下說,口氣比剛才低沉、緩慢了許多,顯得鄭重:“我今天請你來,是和你商量去拍樣板戲……”江青這時看到狄福才直了直上身,意欲開口的神情,微微擺了擺手,意思不讓他做聲。

「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挂帥。」江青先發制人講完這席話,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這可叫狄福才進退兩難了。主席點的將,這可不是一般的榮譽!但他實在表現不出來受寵若驚的樣子。為江青拍樣板戲,他心裏真的很不情願,但又不能拒絕。他必須在極短的時間裡進行選擇(其實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作出明確的答覆,而且是讓江青滿意的答覆。

狄福才畢竟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很快擺脫了不情願的情緒,回答乾脆:“既然主席命令我去北影廠拍樣板戲,我堅決服從命令。”他平時講話很少用心眼的,這次他粗中有細,多了個心眼,和江青講的一樣,也強調是執行主席的命令。

接著,他直通通地將醜話撂在了前頭:「我不是文藝科班出身,又沒有在文藝界工作過,對文藝界情況不熟悉,京劇更是一竅不通,門外漢……這和在工廠、機關‘支左’不同,困難要多。我是怕……辜負了主席他老人家的重託,完不成任務。」

和江青打交道,他不得不留有一手,以後自己好有個退路。

江青笑了起來:「你嘛,多少懂一點,在延安不還唱過兩句嗎?邊學邊干。我們都是毛主席文藝戰線上的小學生。誰也不是天生就會的!」

狄福才心裏覺得好笑,唱兩句就算懂文藝?看來江青叫他去拍「樣板戲」主意已定,連1943年他在延安警衛團當宣傳員的老皇曆她都調查過了。

「那不叫懂文藝……」狄福才小聲嘀咕了一句。

江青沒有接他的話茬,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你回去和汪東興同志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組織起來,要選幾個技術過得硬的司機給劇組開車。過幾天召集劇組和攝製組的人開會,到時通知你參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會議室門口,停住腳步,語重心長地鼓勵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邊學邊干。」

最後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別,用四個字作了終結:「做好準備!」

狄福才離開釣魚台,即回中南海向汪東興彙報情況。汪東興也在狄福才去江青那裏時,搞明白了江青找狄福才的原因。他們接下來便一起商量如何召開樣板戲的拍攝會議。

有一次,有位上海演員來北京,找到劇組的住地,正好是午休時間,在門口被傳達盤問了幾句,她就有點不開心。那天統計吃飯人數時,又沒有事先將這位演員統計進去,到吃飯時才發覺,趕快補上名單。演員雖然吃到了飯,可是心裏老是覺得攝製組不歡迎她。這件事情很快就被于會泳知道了,他借題發揮向江青告了一狀,說北影廠來的劇務主任,以前是齊燕銘的秘書,人非常壞,他有意不給上海來的演員飯吃,存心和我們劇組過不去!江青一聽,還得了,和「樣板」劇團過不去,是和她過不去!她也不作調查,就命令狄福才立即將破壞「樣板戲」的劇務主任調回北影廠,組織群眾批鬥。

這不是給狄福才出難題嗎?所謂劇務主任「破壞樣板戲」事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就不是什麼“破壞”事件,值得這樣大動干戈?況且說來說去,還是于會泳在背後作祟,故意小題大做,想殺雞示猴,讓攝製組的人知道他的權勢。

狄福才接到江青這個蠻橫的「指示」後,做了一點兒小手腳,他先將劇務主任調回廠,向江青說是送去接受群眾批鬥的,其實是將劇務主任保護起來。他覺得劇務主任根本沒有和劇團過不去,即使有錯那也是工作上的粗心,絕不是有意破壞「樣板戲」。怎麼可以組織群眾批鬥呢?他到北影廠隻字不提江青的指示,而是通知廠里重新安排劇務主任的工作。後來狄福才見風頭鬆了點,又將劇務主任調到舞劇《紅色娘子軍》電影的拍攝中“官復原職”。

狄福才這樣做在那個打小報告盛行的年代裏休想能瞞天過海,至少是瞞不過江青的,因為有于會泳的眼睛盯著。

過了幾天,江青找狄福才問話:「你為什麼將劇務主任放回廠里?」

狄福才已經摸透了江青的脾氣,不能硬頂而是繞圈子,幾個圈一繞,保准江青一會兒就不耐煩了,揮揮手叫你走。「劇務主任是根據于會泳同志的意見,放回廠里的。他說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的指示?」江青開始迷糊了,“我是叫他回廠接受群眾批鬥的,他不是破壞樣板戲嗎?”“事情不是像于會泳講的那樣……”狄福才抓住江青的問話,替劇務主任辯護了起來。江青聽完狄福才的話,好像有點不服氣,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出入?

「不論怎麼說,這個劇務主任有輕視演員不將樣板戲放在重要位置的思想,還是要好好整頓整頓的。你也有責任,沒有抓好思想工作。」江青開始降調了,不像一開始那麼厲害了。為了維護她的“旗手”尊嚴,她又批評了狄福才好幾次,才將這件事情平息下去。如果當時狄福才按江青的指示辦,那麼「樣板戲」史書里又要多一個無辜人的冤案。

表面上這件事情好像過去,如緩緩流淌的河水,流走的是水,留下來的卻是沉甸甸的石子。這一個個矛盾像石子般沉在雙方的心裏,平靜下面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一點兒小事也會輕而易舉掀起軒然大波!

每逢出現新的矛盾,江青不是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而是尋找「靶子」掃射,加深矛盾,她的「靶子」總是在劇組以外尋找。

繼「劇務主任事件」之後,駕駛員又成了破壞「樣板戲」的“嫌疑犯”。因為駕駛員是警衛局帶去的,不是劇組的人。當時辦公廳讓狄福才派警衛局的駕駛員為劇組演員開車,就是為了劇組安全著想的。哪知,駕駛員從中南海里出來,因看不慣個別演員的懶散、傲慢作風,時時表露出抵觸情緒。有一次,司機為「樣板戲」演出拉道具,到了演出場地,見演員們也不來幫他卸車,就賭氣不卸車,讓演出的道具箱子放在車上,反正是你們演出,你們不急我急什麼?

劇組的人對他就起疑心,甚至坐他的車都不放心,好像隨時要遇難似的。

于會泳告到江青那裏,面帶緊張之色,說這個駕駛員太壞,不能給演員們開車,遲早要把演員翻到溝里的。

江青一聽比于會泳還緊張,劇團可是她的命根子!她的警惕往往表現在她對別人歷史的關注。連忙打電話,要警衛局查查這個駕駛員的歷史,看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蓄謀要破壞「樣板戲」?誰見過這麼個折騰法,有誰還敢再為劇團開車?沒問題也能編出個問題來,這可是一輩子的前途大事,豈敢玩笑!駕駛員立即找個借口,說是要重新整頓思想,乘機脫身,回了中南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文革中為溥儀羅織的罪名是:《我的前半生》名義上是寫大戰犯、大賣國賊溥儀的勞動改造過程,實際上是配合帝修反反華、為劉鄧黑司令部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搞反革命政變大造輿論的。

毛澤東會見溥儀合影(資料圖)

《我的前半生》手稿

一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擊,儘管它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認為「寫得不錯」的書。而認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階級兄弟,當然,也有在特定的“極左”時代精神迷亂者。歷史是斑斑點點的幾行陳跡,或許還能從中抽繹出一家出版社對這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作出突出貢獻的史實。

溥儀挨批評與困厄前的徵兆

1965年4月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申伯純找溥儀談話,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對他的批評。溥儀被特赦到全國政協工作之後,總的來說,繼續改造得不錯,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滿情緒。譬如,吹自己寫了《我的前半生》,在會見外賓等場合,未保持好謙虛謹慎的分寸,等等。周恩來總理說:「又為他出書,又常見外賓,不要飄飄然,飄飄然就要退步了。」“在撫順,進步。到政協,退步就不行!”周總理還給申伯純下了“命令”:“把溥儀交你,不能壞!”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日理萬機,一直代表著毛主席,十分關心對包括溥儀在內的獲釋戰犯的思想教育問題,嚴峻中飽含殷切的期望。

溥儀在自己的日記中檢討了自滿情緒(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與《我的前半生》相關聯的是申伯純的一句對周總理的批評進行理解的話:「我揣度,出書事實上有別人幫助。」這個玄機,伴隨著與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同時的這本書的版權糾紛的發展,逐漸被公開且詳細化了。周恩來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問世一年之後,就把“又為他出書”的玄機道破了。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爾所言,同一句話,由不同的人說出,其含義大不一樣。溥儀的“飄飄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總理和溥儀離開塵寰之後,誰能抑制溥儀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飄飄然”呢?

周總理針對《我的前半生》的言論,是批評溥儀的一個角度。在20世紀60年代,還有針對這本書批評溥儀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於1964年3月正式面世後,有一些讀者致函群眾出版社,批評這本書宣揚皇帝的顯貴,是「階級鬥爭的激烈表現」。較為典型的是偽滿時期溥儀的直接受害者、長春市政工程處職工孫博盛的批評。這位當年溥儀的“童僕”,表示對這本書的出版“抱著憤恨的心情”,並提出由群眾出版社做出檢討,否則要向中央寫信告狀。此事後來不了了之。群眾出版社妥善保管著這些信件,沒有告訴溥儀,以免給他平添緊張和不安。時間又過了兩年,孫博盛終於直接和溥儀“過招”了。

逆境中溥儀欲說還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葯,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託,久久不能釋懷。1966年9月15日,孫博盛以長春市政工程處文化革命戰鬥隊隊員的身份,致信溥儀,批評《我的前半生》的錯誤。溥儀於第二天複信,表示“書中內容確有不少美化舊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壞作用的,應當打倒的”。還表示,作為危害中國人民的罪人,“不應當領稿費”。以此為開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孫博盛向溥儀致信8封,嚴辭斥責《我的前半生》,溥儀以及李淑賢給孫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頭認罪。真是難為溥儀了。實事求是地講,孫博盛討伐群眾出版社,是找對了單位;而興師於溥儀,則認錯了人。

話求救,據《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載,群眾出版社一姓張的人員,代李文達回話,說他工作忙。實際情況是,社方幹部張宗德把溥儀的求救推掉了,因為,造反組織掌了權,社已不社,李文達作為「走資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溥儀,又於10月21日與王蘭升電話聯繫,告訴孫博盛給他寫批判信一事。這應該是試探性的行為,還是想找李文達,也知道了王蘭升沒有出事。10月24日,溥儀給孫博盛複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後不應當出版,“但是,這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因此我已向群眾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見”……信中還極準確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揚黨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偉大。”似乎試圖扭轉孫博盛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葯,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託,久久不能釋懷。

話向群眾出版社求救。他說:「我不是依靠李文達個人,而是依靠組織……自限於水平,再檢查,檢查不出什麼來……」他還表示,“政協領導對於書的來源不接頭”。溥儀就差說這本書不是他執筆寫的了。王蘭升不能跟溥儀說實話,只好講李文達出差了,而別人不知道書的內容。44年後,王蘭升告訴我,當時這樣講,是請示過造反組織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爛了,哪還有什麼正經“組織”。

重災區在群眾出版社

群眾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著幾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檔案,其中許多內容頗具史料價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為是羅織罪名的誣衊不實之詞,引用起來有些為難,但倘不引用,看不清楚那個荒唐的年代,姑且全文引用一個段落,決無延續誣衊之意。

《我的前半生》這本黑書,是大特務李文達在地下黑公安部大叛徒徐子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復之和蘇特姚艮等人授意下,在大黨閥彭賊和大學閥陸定一和舊統戰部、舊政協的支持下,於1961年動手改寫,1964年正式出籠。

名義上是寫大戰犯、大賣國賊溥儀的勞動改造過程,實際上是配合帝修反反華、為劉鄧黑司令部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搞反革命政變大造輿論的。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復辟宣言書。

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大叫這本反革命黑書「寫得不錯」,彭真也大叫大嚷“可以寫劇本”,反動學術權威黎澍,在一次黑會上更肉麻地吹捧說:“咱們私下裏說,這是一本不朽的書。”(黎澍所云「不朽」,是排除署名作者的。這是把握《我的前半生》的“書眼”——引者注)其主要罪行:

①大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妄圖為大賣國賊溥儀翻案。

②為大漢奸、大戰犯溥儀樹碑立傳。

③積極與大賣國賊溥儀及其反動家族、王公相勾結,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④陰謀炮製反革命影片《末代皇帝》。

李文達背著謝部長去找舊文化部走資派陳荒煤,在陳的支持下,決定由北影拍攝,由《早春二月》的黑導演謝鐵驪作導演,日本特務趙丹作演員。

⑤大肆鎮壓革命工農群眾給這本黑書提出的批評。

群眾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於1966年的夏天展開,第一個被打倒的是總編輯姚艮,不久之後,副總編輯李文達也被打倒。據王蘭升回憶,上述史料,大約產生於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達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監獄。這些文字不是面對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當時作為底稿,寫成大字報後,貼在公安部大院內食堂東邊臨時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無意於探討「文化大革命」思維。這是一種在當時司空見慣且極少遭人質疑或批判的思維。筆者關註上述文字的出版史價值,約略說,有三條。

第一,它用簡短的語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書過程以及為這本書的撰寫出版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最具悲劇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說過《我的前半生》「寫得不錯」的話,第一個說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潑到了少奇同志頭上。彭真是第一個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編成劇本的人。陸定一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後拍板。兼任群眾出版社社長的劉復之,在造反派當面聲討他的“罪行”時,坦然而明確地表態,《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組織下具體完成的。在公安部,無論受迫害的老幹部,還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本書應該由溥儀來承擔責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誤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藝術途徑傳達的機會(以21世紀出版界的行話應稱為影視作品與圖書互動)。王蘭升回憶,李文達確實寫了這本書的電影劇本,他曾經看過。從當時的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謝鐵驪到演員趙丹這條運作線索是真實的。世人只知改革開放以後,中意英合拍由尊龍出演溥儀的電影《末代皇帝》和國內由陳道明出演溥儀的電視連續劇,又有誰知道趙丹喪失了出演溥儀的機會呢?

第三,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劉大年,都說過《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話,並且得到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認同。在一本書尚未出版的撰寫過程中,就做出了這麼高的預期,在中國當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見的現象,為我們今天根據歷史與邏輯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較高的位置上審讀書稿,提供了良好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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