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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鄧小平為重獲信任向毛澤東做過哪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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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鄧小平為重獲信任向毛澤東做過哪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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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鄧小平為重獲信任向毛澤東做過哪些保證

2021年01月30日 18:19

[導讀]1972年8月3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在毛澤東擔憂的關鍵問題上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林彪等在一起

在1969年,中國和美國開始考慮重新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曾經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夥伴,二戰時期做過4年盟友,成為冷戰敵人也有20多年。考慮到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毛澤東開始在韓戰以後,首次決定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並派遣周恩來執行這一談判。尼克遜此時正在尋求解決越南衝突的辦法,並為了對付蘇聯而尋求長期合作,於是派遣基辛格擔任跟周恩來打交道的人,通過談判向中國示好。1971年,為了準備尼克遜的訪問,基辛格從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戲劇性到訪,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問都是激動人心的大事件,幫助在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的快速恢復做好了準備。

1966年至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導致1969年的衝突,鄧小平和這一歷史沒有關係。但從1961年至1963年,他帶領一組人馬起草了給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爭端的信,1963年,他於莫斯科個人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的重要講話超越了這些憤怒的交流。儘管在1973年晚些時候,他在周恩來的身邊幫助執行談判,鄧小平也與向美國的開放無關,因為這時他仍在江西。

不過,鄧小平的貢獻在隨後才發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後的16個月裏,毛澤東才邀請鄧小平回到北京。因為在1966年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鄧小平,毛澤東還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鄧小平,他也沒有決定要啟用他。因為走「資本主義路線」,鄧小平之前被攻擊得非常猛烈,這給毛澤東向其他人解釋為何又讓他回來帶來了挑戰。毛澤東的策略是,先解釋說鄧小平這位受人尊敬的黨的領導人,過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對待”。在1972年1月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時,毛澤東向陳毅的家人說起鄧小平和劉少奇的不同:他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周恩來當時向陳毅的家人建議說,他們應該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廣泛地為外界知曉。當毛澤東的評價傳到鄧小平的耳里時,這成為首個毛澤東於1971年9月發出的關於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新跡象。然而,更多的跡象還在發生。與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的願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時候,鄧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他的小兒子鄧質方獲准入江西理工大學,他的小女兒鄧榕可以進入江西醫科大學。

有了這些積極的信號,1972年4月,鄧小平有勇氣寫信給汪東興,解釋說既然他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許找人幫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說,「就我自己來說,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許我多做幾年的工作。」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回應或是消息,但是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鄧榕後來寫書回憶,這些信號顯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已經改善,而這又極大地鼓舞了鄧家。鄧家人等待任何積極信號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澤東對其屬下的徹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間,即使他因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喪。事實上,陳雲已經於1972年4月22日被允許從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連幾個月沒有獲得毛澤東和王洪文的任何回應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鄧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廠向全體工人傳達的關於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報告開始。鄧小平寫道,雖然林彪是一個精明的元帥,但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拒絕赴朝指揮志願軍作戰。

鄧小平承認林彪在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上勝他一籌。但是,鄧小平認為,林彪僅通過強調毛澤東的3篇作品(老三篇,編者注),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方法,鄧小平本人無法認同,因為還有更多的毛澤東作品需要學習和掌握。鄧小平還寫道,林彪、陳伯達對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鄧小平因此感謝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的保護。毛澤東想聽什麼,便告訴他什麼,鄧小平對此做法沒有悔意。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強調,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寫的自我批評中關於他的錯誤是完全正確。另外,鄧小平再次解釋了1931年擅離廣西革命軍(紅七軍,編者注)所犯錯誤。他承認,作為政委,他的表現差強人意,因為他有時未能執行毛主席的觀點。

在1960年到1961年間,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歪風。他還承認,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將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轉移到內地的「三線」建設決定。鄧小平還說,他未能在做報告前及時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未能形成彙報的習慣。鄧小平還承認,「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正確的。

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這一信息,顯然正是毛澤東想要聽到的內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鄧小平的這些保證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安排鄧小平返回北京。毛澤東強調,鄧小平的情況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從未向敵人投降,也未向國民黨傳遞秘密情報。另外,鄧小平在戰爭中支持劉伯承,還對黨對國家做出過很多其他的貢獻。

收到毛澤東的信當天,周恩來就將其在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但是因為江青反對讓鄧小平重歸政壇,此後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1972年9月,鄧小平感覺到他可能被允許獲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區老革命根據地,此要求獲得批准。這也是他在江西3年間第一次被允許離開所居房屋。他重訪江西蘇區花掉了5天時間,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級領導接待規格。鄧小平還獲准用兩天時間看望了1952年後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幹部再教育。隨後,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王瑞林獲准一同返京,重新擔任鄧的辦公室主任一職。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詢問汪東興和紀登奎有關毛澤東8月指令為何沒有執行。同年12月27日,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汪東興和紀登奎回應稱鄧小平可以返京。一個月後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書記白棟材將好消息告知鄧小平。同年2月20日,鄧小平所在工廠的工人為鄧送行,而後鄧小平乘車到達鷹潭,從鷹潭坐火車到達北京。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工作20年。」的確,鄧小平此後一直工作了19年零8個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時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國領導體制中,一個被批鬥的人重返重要崗位時,這首先意味著此人重獲賞識:其他人比較容易認可這種任命。當鄧小平於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返京後,他並未被立即任命職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現意味著他將重新擔任重要角色。當鄧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傳開後,鄧小平拜訪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參加任何正式會議或者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能與周恩來或者毛澤東會面。

但很快,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集政治局開會,商討鄧小平未來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幫”成員比如張春橋,以及張春橋的後台江青強烈反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並擔任要職。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鄧小平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並參加日常會議。最後,經過慎重考慮,政治局建議鄧小平去業務組工作,這一機構由周恩來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職責是,在混亂的「文革」中維持政府正常工作,鄧小平也被允許每周參加一次黨的會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希望毛澤東以文件形式將這些針對鄧小平的決議穩定下來,毛澤東批准了,相關文件也發送到鄧小平和其他黨委那裏。

1973年3月28日晚,鄧小平已經回到了北京,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會議結束不久,周恩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認為鄧小平有很多優點,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復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鄧小平,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內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鄧小平的回應是,他身體很好,因為他相信主席,隨時等待著主席的召喚。那晚,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將會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事。鄧小平雖然還沒有進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參加政治局的重要會議和討論。周恩來還給毛澤東一個信,總結了政治局討論的內容,毛澤東同意會議結果。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招待宴會,這是自1968年以來,鄧小平首次參加官方活動,這時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總理。

很清楚,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我們知道的,1973年間,鄧小平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還有就是協助周恩來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黨代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黨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到了1973年12月,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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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蘇聯對華的導彈、核彈項目援助,主要是幫助中國建設了最早的原子反應堆、濃縮鈾工廠和核試驗基地,提供了P-2型導彈樣品。這些核武器製造設備和許多技術援助大大節省了中國的研製時間。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左2)應邀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周年慶典

本文節選自《中國青年報》,原題為:國防現代化買不來——新中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歷程

近代中國面對世界時,已處於極度衰弱的狀態,其首要原因是社會生產水平仍停滯於落後的農耕方式而錯過了工業化大潮,軍事上也錯過了熱兵器、機械化這兩個歷史發展機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忙於內戰,國家始終處於分裂混亂之中,當權者重點經營的軍工產業也不過是外國的附庸,國內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製造。

1949年全國解放時,人口第一大國中國的工業產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當時國內幾個兵工廠如瀋陽兵工廠、太原兵工廠、重慶兵工廠等都只能生產少量機槍、步槍等輕武器,連迫擊炮都造不好,更無法生產機械化裝備,彈藥年生產能力也僅能達到1萬噸。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蘇、德等國的年彈藥生產量都在200萬噸以上。當時發達國家軍隊已進入了機械化時代,如1950年美國軍隊已是人均20馬力(平均3個人一輛機動車),蘇軍人均5馬力(平均10人一輛機動車),中國軍隊卻是人均0.2馬力,550萬解放軍只有1萬輛戰爭時期繳獲來的汽車(平均500人一輛機動車)。

世界軍事發展史證明,沒有國家工業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軍隊機械化和現代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便提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鑒於當時國內工業基礎過於薄弱,中國國防事業採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應急購買蘇聯先進裝備,一方面建立獨立的國防體系。上世紀50年代中國重工業建設起步時,我國軍工部門及時補上了機械化這一課,同時在發展核武器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抓住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新中國出於作戰急需,主要以半價賒購方式(只有少量屬蘇聯無償贈送)引進了蘇聯106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欠下了30億元人民幣的外債(當時摺合13億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間,中國同蘇聯達成了「156項」重點工業項目的引進,其中軍工企業便佔了44項,蘇方以成本價提供陸、海、空三軍配套的飛機、艦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裝備的生產線,並免費提供相應技術。中國能獲得這一世界軍事歷史上罕見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並不是當時所宣傳的「國際主義」而是國家間的利益交換,是因中方在韓戰中站到第一線流血犧牲,蘇聯才給予了相應的回報。

真正了解中蘇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蘇聯領導人中,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對華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擔任了蘇共第一書記時內外地位不穩,急需剛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而在國際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國支持,對華援助特別是軍援有了質的提升。斯大林援華時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過的舊品,赫魯曉夫上台後提供的則是現役的各種常規武器的生產技術。新中國剛建立起的軍工企業在蘇聯專家幫助指導下,用蘇聯提供的設備仿製生產出56式槍械、殲-5戰鬥機、帶「5」字頭的各種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裝備,這些都達到或接近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不過,上世紀50年代世界強國已經邁入核武器階段,毛澤東在赫魯曉夫1954年首次訪華時又提出能否在這方面提供幫助,卻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於1955年決定,開始核彈、導彈的預研。1956年東歐發生了反對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蘇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魯曉夫。在此形勢下,赫魯曉夫才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於1957年7月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導彈樣品,幫助建立核工廠,其交換條件則是毛澤東訪蘇對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規定蘇聯再援建102項重點項目。毛澤東隨後訪蘇,在61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

蘇聯對華的「兩彈」(導彈、核彈)項目援助,主要是幫助中國建設了最早的原子反應堆、濃縮鈾工廠、核燃料棒工廠、鈾礦和核試驗基地,提供了P-2型導彈樣品。後因中蘇之間發生政治爭吵,蘇聯於1960年7月中斷了「兩彈」方面的援助並撤走專家。不過中國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製造設備和許多技術援助,還是大大節省了研製時間。蘇聯撤退專家後留下的核工廠「半拉子工程」,畢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國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兩彈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結果,蘇聯早期的幫助也有著重要作用。

1961年中蘇關係有所緩和,赫魯曉夫在主動提出中國可延遲還債時,又提供了米格-21戰鬥機等新裝備及其生產技術資料。不過中蘇關係這一度好轉為時不久,便因同年11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時中共反對批判斯大林並支持阿爾巴尼亞而再度鬧翻。1962年11月,蘇聯以古巴導彈危機時中國對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擊為由,在米格-21的技術資料還未最後交齊時停止這一援助項目,對華的軍事幫助至此停止。不過中國軍工業通過全面接受和掌握蘇聯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裝備技術,對奠定國防工業的基礎還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當年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在1984年會見蘇聯老朋友時曾表示,對蘇聯給予的這些援助,「中國人民都沒有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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