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來源：胡德平）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九大以後，當時的中央要他揭發鄧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九大」剛開過不久，胡伯伯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很負責的人找他談，讓他寫一個“深刻的 ”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這樣的檢查。他對我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當時的中央對他很不滿意。「九大」之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原因不是他對自己挨整有抵觸，而是因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同志。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人家認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鄧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劃清界線。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常去胡伯伯那裏聊天。他極其生動地給我講述幹校生活，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長的幹校勞動心得體會的稿子給我看，其中寫到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二百餘里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這篇稿子現在還能找到，希望能有機會發表，因為它是展現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貴資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訴我，他在「九大」前後拒不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這時他的肝炎已經治好）。但是，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他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幹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很為他擔憂，因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內情的北大同學告訴我：1966年6月，陳伯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想爭取他與劉少奇保持距離，沒想到鄧小平把這封信交給劉少奇了，劉少奇在中央會議上嚴厲斥責了陳伯達，搞得陳伯達很狼狽，「劉鄧路線」就這樣開始引出來了。當時我從多種情況判斷，這位同學講的情況是真實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為鄧小平同志受過，認為這樣頂著對鄧小平同志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保護意義。
經過反覆考慮，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胡伯伯聽後，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須在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之間做出抉擇。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這樣的抉擇，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鄧小平同志會反對毛主席。這時陳伯達已經垮台了，但我們都明白，對於鄧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動，毛主席是不會原諒的。胡伯伯對祿位已經視若浮雲了，但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對忠於毛主席的政治立場卻看得相當重。無論從個人的經歷，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上講，他都不能對毛主席懷有二心。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檢查稿讓我看，寫的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認識。在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只是講以前對鄧小平很敬佩，認為他沉穩、冷靜，抓大事準確，現在看來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寫給毛主席看的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伯伯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過關，我只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證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後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伯伯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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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是年冬，宋幾次秘密往返北平，與在北平的張學良密商，決計聯合反蔣。宋命令溫應星把駐隴海鐵路以東的幾萬名稅警總團部隊乘火車開赴北平，準備用「請蔣下野，以清君側」的名義反蔣。但行軍目標極大，引起在鄭州的河南省主席劉峙的注意。劉問溫應星此行奉誰命令？溫答奉宋之命。劉即用長途電話告知在保定忙於剿共的蔣介石，蔣獲電急令溫：“沒有軍事委員會命令，任何部隊不得私自調動。你部火速返原駐地待命。
莫雄 資料圖
1928年，張發奎為李濟深所反擊，退出廣州，投靠蔣介石。不久，又在湖北宜昌反蔣，旋即失敗，逃抵廣西，聯合李宗仁，出師東下，企圖奪取廣州。抵達廣州近郊白雲山附近時，張部有兩個師為蔣介石收買，陣前倒戈，李、張聯軍潰敗，逃返廣西。
我當時任張部新編薛岳第二師第三團團長。出發進攻廣州前，奉張命到廣東組織「別動軍」，張、李兵敗，我立即遣散別動軍，也回到廣西。
1930年底，我感到跟隨張發奎沒有什麼出路，便跑到上海，見到宋子文，當時宋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給我以財政部視察的職務。蔣介石卻忙於屠殺革命人民，國民黨人大都拜倒蔣介石腳下，但也有人堅決反蔣的，如何香凝、鄧演達等。全國人民寄希望於共產黨。
我的財政部視察，是一個掛名領乾薪的官兒，終日閒蕩。恰好碰到舊部劉啞佛，他是安徽合肥人。1925年我任建國粵軍第十一師師長時，由同盟會會員金維復等給我介紹認識的。當時我見他頭腦新穎，思想進步，就任他做我師的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個月，我師為蔣介石所繳械，便分開了。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興。從此他常到我寓所閑談，並介紹嚴希純（解放後任全國計量局局長）、項與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後任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華克之（解放後在國務院外交部任職）以及袁良鄒、何文風、莫鉞等同志與我往來。我感到他們都是朝氣蓬勃、革命精神充沛的人，我和他們相處，極感愉快。他們常把革命道理講給我聽，從言談中發覺他們有崇高的理想和淵博的學問，使我非常拜服。他們又把蘇聯革命的經過，詳細給我介紹，還把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當前革命的形勢，講給我知道。我真是頓開茅塞，對他們更加愛重。互相之間，情感更篤。他們知道我在國民黨中資格老，社交廣。就請我設法保釋幾個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我也願為之奔走。便去找當時上海警察局長文鴻恩，文與我素有交情，在我請求和勸說下，便把幾個在獄的共產黨員釋放了。劉啞佛等很感激我。我當時非常傾慕共產黨，極想參加黨，請嚴希純作介紹人，嚴請示上級上海地下黨領導人李克農。李叫嚴轉知我說：「莫先生是孫中山先生忠實信徒，想參加共產黨，黨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莫先生在國民黨中資格老，社交廣，為方便工作起見，以不參加黨為好。今後參加黨的機會很多，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凡對黨有利的事，望莫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共產黨，能做到這樣，我們就十分滿意了。」我聽後，覺得很有道理，極為高興。表示就這樣辦。
上海抗戰
我在上海（1930－1934），還接觸到一幫「政學系」人物，首腦是楊永泰、張群，其中還有國民黨實力分子，如海軍司令李根源、陝西都督李震華、貴州省長吳鼎昌等。楊永泰是廣東茂名人，早與我認識。因我在1922年率第七獨立旅在他家鄉茂名高州等九個縣肅清盤踞在那裏的陳炯明三萬多殘部，又擊潰了有二萬之眾的黃明堂。我旅紀律嚴明，不傷老百姓，故楊很佩服我。楊在上海見到我時，曾拿出他的《削藩論》給我看。這篇《削藩論》是剽竊日本大臣伊藤博文獻給日本天皇的一部著作，楊將它改頭換面作為自己的著作。把當時各地方軍閥矛盾衝突的情況，研究分析後，提出外交上倒張作霖；政治上倒汪精衛；軍事上倒閻錫山、馮玉祥；經濟上倒張發奎、李宗仁；以蔣介石一統天下為張本的策略。這叫“四大綱要”，獻給蔣介石。蔣如獲至寶，立即委楊為侍從室秘書長，從此楊得到蔣的寵愛。楊為了炫耀自己，又表示對我的尊重，因而特意給我看這本《削藩論》。我看後假意表示十分讚賞。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戰開始了。全國同仇敵愾。
一天深夜，宋子文派他的親信陸文瀾、張海安用小汽車來接我。他們說宋要我去接張遠南稅警總團第三團團長職務。張遠南是宋子文妻舅，恃勢獲罪於陸文瀾、張海安，陸、張便向宋子文搬弄是非，說張遠南曾對守衛太陽廟的士兵說：「如果日本仔打來了，便從牆洞中逃走。」宋子文怕這話傳出去對自己不利，故惺惺作態，要撤張遠南職，並將我提升為該團團長，帶兵打仗，為他撈取政治資本。稅警總團第三團是實力雄厚的一個團，有四、五千人，其中有二千廣東兵，幹部都是張發奎第四軍舊部。我見到宋子文，宋把要我當該團團長的意思也說了。我說：“現在正在打仗，陣前撤軍官職，影響不好，且張團長又是你的至戚，馬上撤他的職，面子上也不好看。”我還表示可以在稅警總團做個參議，若第三團有戰事，可到那裏指揮，平時則在總團長黃賡身邊幫下忙。總團長黃賡當時亦在座，他平日對張遠南也很討厭，認為如果撤了張的職，不讓張吃點日本人的苦頭，是便宜了他。黃賡贊同我做他的參議，（其實心中另有盤算）宋子文同意了。我到徐家匯稅警總團駐地時，黃賡在總團參謀長以及八處處長們的座談會上介紹我和他們認識，說：“莫先生是孫總理的信徒，是第四軍名將，又是宋部長的老朋友，現部長派莫先生到我團部參與打日本仔，你們應該把他看作是我一樣，聽他的便是聽我的。”講完後，他又將機密文件和地圖等交給我，旋即收拾行李，作遠走狀。我很是驚異，即問黃賡：“這是幹什麼？”黃掏出幾張在美國大使館任職武官的美國“西點”大學同學名片（黃曾留學西點），說要去美領事館探望他們。說完便離去，我送他出門到花園小徑上，他扶著我的肩膀邊行邊說：“莫大哥！你這次來，真是太好機會了。”我詫異地問他：“這話怎麼說？”他說：“過兩天你就知道了。”說完神秘一笑。以後才體會到，黃怕和日本打仗，先溜開，我會代他當總團長。
「陣前俘虜國民黨將軍黃賡」，並將黃照片附在報上。宋子文得知此事，大發雷霆。通過各國外交團體，費了很多手腳，才把黃賡弄了出來。宋對他申斥一頓，後把他送進監獄。黃入獄後，宋子文把我提升為稅警總團長。我上任後，馬上通知上海正在抗戰中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等。我又立即派稅警團第二團在廟行陣地抗擊日軍。兩星期後，在一次戰鬥中，該團利用裝滿泥沙的麻包作為掩體，向日軍進攻。日軍用重炮集中轟擊，不到兩個鐘頭，該團陣地全毀，死傷七百餘人。我便指揮士兵繼續作戰。當年放映一部記錄片《中華光榮史》，便有我騎馬指揮作戰的一些鏡頭。
不久，日軍在瀏河登陸，直插十九路軍後方，該軍總指揮蔣光鼐在掩蔽部召開緊急會議，宣佈全線轉移，我們稅警總團被指定駐在松江、青浦。當抗戰部隊撤下以後，蔣介石立即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協定」。蔣介石這種投降賣國的勾當，激起了全國人民無比的憤怒。
宋子文「反蔣」
報蔣介石，說明此處匪患情況與清剿意見，請求委我以剿匪之責，蔣接電後，正式委我為「淮徐地區剿匪總司令。」
報，請求我釋放幾個頭目。我雖與孫、杜有交情，但我還是把他們一律殺掉，複電孫、杜，謂接電過遲，已經把他們殺了。從此淮徐地區安靜，稅收由每年十幾萬元突增至八百萬元，我受到傳令嘉獎。海州百姓也非常歡喜，在海州為我立碑稱頌。
稅警總團從此名氣大了，宋子文這時已經有獨樹一幟與蔣爭衡取而代之的企圖。美國也想用宋子文代替蔣介石以達到奴役中國的目的，也就積極支持宋子文。宋乃大量擴充稅警團，使整個編製膨脹到三個師的兵力，全部美式裝備，有九個德國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團。稅警總團下轄五個團。每團足五千人。排的編製為十八個班，每班配有輕機一挺，每排又有一個六炮班。總團直屬的還有高炮、山炮、特務、通訊、運輸、衛生等七個直屬營。每個團還有一個手槍連。宋子文按照美國意旨，準備打起「倒蔣抗日」旗號，由美國供應五百架飛機，各方面大事擴充。這時我奉宋子文之命在蘇北雲台山下修建60華里長的大型飛機場。不久，宋子文要我去歐洲考察軍事，稅警總團團長由過去做過總團長的溫應星接任。宋給我五千元大洋作治裝費，要我很快起程。但等了多日，沒有消息，護照也未交來。找宋詢問，宋裝作忘記，反勸我不要急，要我先與陳濟棠、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繫，以為將來反蔣之計。我知宋的用心，一則要我出洋，將稅警總團交回其心腹溫應星；二則利用我的關係與當時反蔣的雜牌部隊聯繫，作為外援。我答應為他效力。
是年冬，宋幾次秘密往返北平，與在北平的張學良密商，決計聯合反蔣。宋命令溫應星把駐隴海鐵路以東的幾萬名稅警總團部隊乘火車開赴北平，準備用「請蔣下野，以清君側」的名義反蔣。但行軍目標極大，引起在鄭州的河南省主席劉峙的注意。劉問溫應星此行奉誰命令？溫答奉宋之命。劉即用長途電話告知在保定忙於剿共的蔣介石，蔣獲電急令溫：“沒有軍事委員會命令，任何部隊不得私自調動。你部火速返原駐地待命。”蔣又對沿線部隊下令作好戰鬥準備。溫見勢不妙，只好將部隊退回海州。過了數日，蔣探知宋子文與張學良“聯合倒蔣”計劃。心中大怒，但也不敢深責宋、張。因宋掌握蔣的經濟命脈，又有美國後台；張學良又擁有幾十萬東北軍，各有力量。故蔣只得找來宋、張，拋售其“先安內，後攘外”的所謂理論，宋、張因事已敗露，無可如何。宋只得借口出洋考察經濟，張則借口到義大利考察軍事。宋子文委託我聯繫各方面的事，也沒有去做。一場反蔣計划行動，便煙消雲散了。
作者莫雄簡介：
莫雄，字志昂，廣東英德縣人。生於貧困的手工業者之家，僅上了3年私塾，便出外當徒工，在廣州石室聖心神學院當過伙夫。
光緒三十三年（1907）加入中國同盟會，宣統元年（1909）參加新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廣東於11月9日獨立，組成軍政府。軍政府組織廣東北伐軍，莫雄參加北伐軍，歷任排長、連長。民國元年（1912）5月，廣東北伐軍解散，莫雄返回廣東加入省防軍，駐防潮汕。龍濟光主政廣東後，結黨營私，扼殺革命力量。莫雄多次聯絡士兵，以圖暗殺龍濟光，發動兵變，均告失敗。1916年3月，率部響應駐潮陽濟軍團長莫擎宇發動的討龍兵變。
1917年7月，孫中山從上海南下廣東護法，組織護法軍政府，任中華民國政府大元帥，組織援閩粵軍，莫雄所在的省防軍歸援閩粵軍。1918年6月，援閩戰爭開始，莫雄先後參加了竹箭隘之戰、鋒市之戰，屢受嘉獎；駐閩期間，公正處理了駐地多年的宗教糾紛，深得當地父老好評。1920年8月，奉命回師廣州，後提升為粵軍第四獨立旅中校營長。
1921年6月，莫雄率部進入廣西討伐舊桂系，並參與孫中山桂林大本營的警衛工作。1922年6月，任梧州衛戍司令，得知陳炯明叛變，他積極聯絡駐桂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接受孫中山的密令，組成西路軍，兵分兩路，出梧州東下討陳。他率部攻西江右岸，叛軍潰敗，陳炯明退據東江、潮梅一帶。1923年2月，莫擢升為粵軍第二師第二獨立旅少將旅長。旋即開赴高雷一帶，掃清南路叛軍殘部。不久，折回東江，清除陳逆余部。後因戰局不利，退回廣州。1925年初，參加第一次東征，任左翼前敵總指揮。6月，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反革命叛亂。8月，升任粵軍第四軍第十一師中將師長，駐防石龍。9月20日，蔣介石為奪取粵軍大權，令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將莫師就地繳械。莫雄出走澳門閑居。
1927年10月，莫雄投奔張發奎部任團長，駐守廣州。第二次粵桂戰爭時，曾回北江組織「別動隊」，配合張發奎反蔣。1930年7月，張發奎反蔣失敗，莫退職蟄居上海，後由宋子文介紹任財政部視察。在滬期間，通過舊部劉啞佛（中共黨員）介紹，先後結交了一批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他們的啟發影響下，逐步靠攏共產黨，並與中共中央特科取得了聯繫，為共產黨收集情報，曾救過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1934年10月，莫雄把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紅軍的絕密計劃交給項與年轉送中共中央。長征途中，毛主席談到這份重要情報時說“搞情報的同志是有功勞的”。他還幫助中共特科人員打入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並掩護他們工作。在南昌，莫雄幫助項與年越獄脫險，並曾參與營救方誌敏。
1935年春，調任貴州畢節行政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期間，與盧志英設計纏住駐地中央軍六十三師師長陳先中，使紅軍傷病員、游擊隊及時轉移。1936年2月，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到達畢節，莫雄又率部有意避讓，使紅軍在三面受敵夾擊的危急情形下，不費一槍一彈進駐畢節，整休了半個多月。不久，畢節讓路一事泄露，蔣介石下令逮捕莫雄，將他關進南京軍法處監獄。中共黨組織當即派盧志英（此時已調回上海）、劉啞佛等進行營救。6月，楊永泰、張發奎、陳誠等人保釋莫雄出獄，後莫前往廣東策反陳濟棠部屬，協助解決「兩廣事變」。但在赴穗途中，陳濟棠已下野，策反一事作罷。遂於廣州閑居，一度與共產黨失去聯繫。
1938年8月，受吳鐵城之命到南雄當縣長。中共廣東省委指示雲廣英以八路軍駐穗辦事處主任身分找莫雄，希望他設法釋放囚於南雄獄中的紅軍、群眾數百人，其中數十名為中共重要幹部。他欣然答應，並予實行。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中共廣東省委及八路軍駐穗辦事處北撤韶關。省委統戰部長古大存受中共中央及廣東省委的指示，找莫雄商談合作抗日的事宜，莫雄當即表示同意，並誠懇挽留古大存在南雄共事。從此，莫雄又與中共取得了聯繫。莫雄充分信任古大存，全權委託他負責籌備第二十二游擊區司令部參謀處及組建武裝隊伍，結果參謀處全由中共黨員組成。莫雄還積極支持古大存以二十三游擊區的名義開辦中共游擊幹部訓練班，掛名當班主任，親自到班上授課，並負責辦班費用。
1939年春，莫雄調任韶關專員兼保安司令，雲廣英和他聯繫，他積極支持共產黨的工作。1940年2月，任「北三十二挺進縱隊」司令。上任前，要求古大存派人協助工作，古大存介紹北江特委與他聯繫。從1940～1945年，“北挺”先後接納了幾十名北江特委派來的中共黨員，經莫雄委任，擔任從副司令、大隊長到小隊長、諜報員等各種要職。在此期間，他還掩護、搭救過不少中共黨員，並按照共產黨的意見，擴充部隊，由中共掌握。在清遠、英德一帶，配合東江縱隊西北支隊，狠狠打擊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
抗日戰爭勝利後，莫雄任北江交通警備指揮所主任。1946年夏，任余漢謀部少將參議。同年10月，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1947年10月，上任英德縣長。1948年初，升任廣東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清剿司令。在此期間，莫雄冒著極大風險，將槍支彈藥等急需物資無償送給當地中共游擊隊，而對國民黨的「清剿」命令卻拖延不辦。結果，國民黨廣東當局指責莫雄“剿匪不力”，懷疑其“通匪”。是年7月，上調省府任顧問。1949年10月，薛岳懷疑莫雄是共產黨，將其列入暗殺名單。莫雄得悉後逃往香港。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葉劍英立即派人持親筆信到香港接回莫雄。11月，委任其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他為穩定大小北江的治安發揮了作用。
1951年2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參事。1955年3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1956年10月，受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之邀，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並受到葉劍英、李克農接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莫雄身心均遭嚴重摧殘。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才落實政策。1979年6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莫雄任職參事室工作30多年，積極參政議政。他還努力撰寫文章，為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1980年2月12日在廣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