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清正廉潔率先垂範
打鐵先需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潔者，才能自覺而堅決地反腐敗。
大量事實說明，在清正廉潔與反腐敗鬥爭上，毛澤東有超人之勇氣，真乃古今之罕見，全黨之表率！
早在井岡山時期，身為井岡山最高領導者的毛澤東，就毅然廢除中國數千年舊軍隊官兵不平等的腐敗惡習，在紅軍中帶頭實行官兵一致。
瑞金時期，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個兒又高飯量又大，但他的糧食定量只及普通戰士的3/4。
長征道上過草地時，辣椒是個寶。警衛員設法為酷愛吃辣子的毛澤東多領了20個紅辣椒，被毛澤東嚴令其如數退回。警衛員不以為然，毛澤東嚴肅指出:「我們是紅軍，作為領袖怎麼能搞特殊？」警衛員沒法，只好照辦。
新中國誕生後，功高蓋世的毛澤東，雖已進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潔如故，艱苦奮鬥依舊。
抗美援朝爆發，毛澤東帶頭送子參軍。不幸老年喪子。女兒上學，不准用公車接送。禮品一律交公。對親友從不徇私。警衛人員在外面多吃多佔，毛澤東用私款退賠，並就此對警衛人員開展整風，一整就是半月。正因為毛澤東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潔，為全黨樹立了表率，所以，在他當政時期，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黨風軍風政風，都十分純正和清廉，受到中國人民的稱讚。
疾惡如仇親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問題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親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敗分子，無論是誰。不問親疏，他都鐵面無私、嚴懲不貸。
在瑞金時期，毛澤東嚴懲了于都縣一個集團貪污案。將貪污數額最大的縣委軍事部長等4人，公審之後，執行槍決，余者一律依法嚴辦。
延安時期，邊區貿易局副局長肖玉壁，是個勞苦功高、體無完膚、身上有80多處傷疤的老紅軍。為給其治病，毛澤東在供給上給他特別關照。但他出院之後，功高自傲，無視法紀，公然貪污大洋3000多元。案發後，毛澤東執法如山，嚴令槍決。肖犯一死，形勢大變，陝甘寧邊區政風明顯好轉。
紅軍旅長黃克功，為戀愛而殺人。為整肅軍紀，伸張正義，愛將如命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揮淚斬馬謖」。
建國後，劉青山、張子善。都是30年代入黨，年輕有為，前途無量的青年領導幹部。但他們經不起執政之考驗，雙雙成了大貪污犯。毛澤東怒不可遏，不顧勸阻，將他們公審後槍決。震動了全國，教育了全黨。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為了反腐倡廉，毛澤東還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澤東一生領導、主持和親自製定的法律法規有數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規，就是專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岡山時期，革命根據地尚屬初創，毛澤東就制定了《井岡山反腐敗訓令》。
在瑞金時期，毛澤東又頒發了《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6號訓令。規定:凡「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贓款外，還要“沒收其本人家產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為私人營利者以貪污論罰罪”。與此同時，建立審計制度，審查稽核各級決算和財政收支，加強監督管理，促進廉政建設。
新中國誕生前，為防止共產黨執政後腐敗，毛澤東在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防腐方針，特為黨的高級幹部作了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與馬恩列斯並列等6條規定。
建國後，為適應新形勢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澤東提議在黨內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在政府內設立行政監察機構，還先後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懲戒違法失職公務員暫行條例》等一系列法規，全面系統地規定了貪污賄賂罪名及量刑標準等。從而使反腐敗鬥爭經常化、制度化和法規化。
教育為本思想反腐
為了從思想上反腐，毛澤東在實踐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針對紅四軍中存在的許多思想，抱病主持召開了紅四軍第二次黨代會。會上，他不僅嚴肅批評了紅四軍中存在的一系列錯誤思想，而且深刻論述了它們的根源及糾正措施。對舊社會腐朽思想在紅軍中的影響，進行了一次蕩滌污泥濁水式的大掃除，從而使中國工農紅軍完全變成了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軍隊，因而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澤東一生中領導過多次整黨整風運動。1942年至1945年毛澤東領導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徹底清算了黨內產生「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根源，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形式主義等，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素質，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之下，確保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新中國誕生後不到一年，毛澤東就領導了新中國的第一次整風運動。1951年5月1日。中央下發了《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中心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黨內首先是領導幹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貪圖享受、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貪污腐化、違法亂紀行為。經過半年的整風，普遍提高了怎樣做一個執政黨的黨員的思想認識，並純潔了黨的幹部隊伍，一些經不起執政考驗的腐敗分子和嚴重違紀的黨員幹部受到了嚴肅。僅湖南一省就處分了縣以上黨員領導幹部266人，其中開除黨籍的64人，受其他處分的202人。
精兵簡政大刀闊斧
1940年前後，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陝甘寧邊區的領導機關內出現了嚴重的人浮於事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增加了人民的負擔，而且妨礙了革命工作。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在1941年陝甘寧邊區第二次參議會上，不顧別人勸阻，以主人翁的責任感，向大會鄭重提交了精兵簡政的重要提案:堅決主張政府對於軍事應實行精兵主義，避免老弱病殘濫竽充數;對於機關應實施簡政主義，以人少事精勝任職責為原則，避免機關龐大、人員充塞、浪費人力財力等現象，提倡節約廉潔作風。
李老先生的建議確系真知灼見，並擊中了要害。但是，卻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認為，現在是戰爭時期，應該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對李老先生的提議，不僅不支持，甚至懷疑其動機。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卻得到了毛澤東的理解與堅決支持。毛澤東認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葯」。
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終被通過。在精兵方面;規定脫產部隊不得超過邊區人民總數2%，脫產民政人員不得超過邊區人民總數1%。簡政方面:重點緊縮上層機構的人員充實基層，合署辦公，職責分明。隨後，開展了中國共產黨廉政建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精兵簡政工作。緊接著又進行了第二次精簡，此次精簡取得了巨大成就:邊區直屬單位由35個減少到22個，工作人員由469人減少到了279人;八路軍總部直屬部隊精簡了96%，只留下了4%;整個邊區總共減少了經費、糧食預算人數十萬多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奇蹟般地出現了政簡民便、兵精糧足的新局面。為度過困難時期、奪取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敗至極，激起了農民大起義。經過18年的浴血奮戰，李自成終於在1644年率領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順朝。李自成這個陝北小羊倌一躍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因經不起勝利與執政的考驗，迅速驕傲起來，結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這位堂堂百萬起義大軍的統帥，就慘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團手中，年僅39歲，曇花一現的大順朝也隨之夭亡，後人無不為之扼腕長嘆！
李自成的失敗，給後人留下了無限深思。1944年，適逢李自成失敗300周年忌日，史學者郭沫若，滿懷激情，以深邃的目光與犀利的文筆，在重慶公開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個極為慘痛的歷史教訓，即一切以革命為宗旨的階級或集團，在勝利面前，千萬千萬不能驕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蔣介石對此大張撻伐。毛澤東對此卻歡迎之至。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立即作了全文轉載，同時發表了《防止驕傲自滿》的社論，號召人們認真學習《申》文，深刻吸取歷史教訓。中共中央宣傳部與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又聯合下文，要求黨員，「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都必須保持清醒和學習的態度，千萬不可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戰役之後，蔣介石失敗在即，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已勝利在望。在這新舊社會更替，中國歷史即將發生轉變的關鍵時刻，為了迎接勝利，毛澤東及時召開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
在對新中國的誕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後，特在會上專門談了防驕破滿問題，並向全黨及時提出了「兩個務必」的反腐方針。在他的倡議下，會議又圍繞不當李自成、拒腐防變這個嶄新的課題，作了認真討論，並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體規定，從而為建國後的防腐反腐鬥爭，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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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來源：胡德平）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九大以後，當時的中央要他揭發鄧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九大」剛開過不久，胡伯伯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很負責的人找他談，讓他寫一個“深刻的 ”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這樣的檢查。他對我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當時的中央對他很不滿意。「九大」之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原因不是他對自己挨整有抵觸，而是因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同志。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人家認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鄧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劃清界線。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常去胡伯伯那裏聊天。他極其生動地給我講述幹校生活，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長的幹校勞動心得體會的稿子給我看，其中寫到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二百餘里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這篇稿子現在還能找到，希望能有機會發表，因為它是展現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貴資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訴我，他在「九大」前後拒不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這時他的肝炎已經治好）。但是，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他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幹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很為他擔憂，因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內情的北大同學告訴我：1966年6月，陳伯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想爭取他與劉少奇保持距離，沒想到鄧小平把這封信交給劉少奇了，劉少奇在中央會議上嚴厲斥責了陳伯達，搞得陳伯達很狼狽，「劉鄧路線」就這樣開始引出來了。當時我從多種情況判斷，這位同學講的情況是真實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為鄧小平同志受過，認為這樣頂著對鄧小平同志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保護意義。
經過反覆考慮，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胡伯伯聽後，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須在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之間做出抉擇。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這樣的抉擇，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鄧小平同志會反對毛主席。這時陳伯達已經垮台了，但我們都明白，對於鄧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動，毛主席是不會原諒的。胡伯伯對祿位已經視若浮雲了，但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對忠於毛主席的政治立場卻看得相當重。無論從個人的經歷，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上講，他都不能對毛主席懷有二心。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檢查稿讓我看，寫的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認識。在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只是講以前對鄧小平很敬佩，認為他沉穩、冷靜，抓大事準確，現在看來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寫給毛主席看的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伯伯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過關，我只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證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後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伯伯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