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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得知農民困難欲跟糧食部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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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得知農民困難欲跟糧食部打官司

2021年02月18日 22:21

[導讀]一次,彭德懷踱著步說:「戴鼎同志,請你寫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戴鼎一聽,嚇了一大跳,打官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彭德懷

彭德懷在湖南湘潭農村調查側記 原載《黨史縱覽》

>>在彭德懷的會客室里,沒有火爐,更沒有暖氣設備,條件與北京相比,相差太遠。

一次,彭德懷踱著步說:「戴鼎同志,請你寫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戴鼎一聽,嚇了一大跳,打官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彭德懷兩手緊握貼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動地說:“我們國家要心想農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國家一頭,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幾億農民的大頭……解放才12年,很多農民仍然困難。”接著,他對戴鼎說:“你學過歷史,寫這個材料要從外國的、我國歷史的、現實的情況三方面去認識。我們國家現在的徵購是‘水漲船高’政策,政策年年變,農民增了點產,國家就要多繳徵購超產糧,浮誇風滿天吹,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征了過頭糧,農民自己空了倉,吃不上飽飯,到頭來發揮不了增產增收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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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湘潭市老齡委幹部活動中心,77歲的《湘潭日報》退休老記者戴鼎,說起50年前他陪同彭德懷回鄉調研的經歷,心情仍十分激動,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那艱難困苦的歲月……

「丟了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就丟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

1961年隆冬時節,63歲的彭德懷回到湖南湘潭老家開展農村調查,歷時50多天。他每天冒著滴水成冰的嚴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里山路,深入鄉村、農家調研。其一言一行給當地的農民及黨員幹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12月13日黃昏時分,風雪飛揚,寒氣襲人。彭德懷披著舊青呢大衣,在湘潭錳礦招待所的走廊中四處瞭望,表情猶如戰場指揮作戰一般凝重。他沉思了一會兒,把當地派給他當嚮導的《湘潭日報》記者戴鼎叫到身旁,手指著錳礦周圍鐵絲網的大木頭樁問道:「戴鼎同志,這是幹什麼用的?」“可能是代替圍牆用的。”

「運這麼多木頭,又這麼一根根的做圍牆鐵絲網樁,太可惜了。起什麼作用?山上的樹還經得幾回砍!怎麼不想到農民呢?」接著他又問:“這是我們今天看見的,沒有看見的還有沒有?”戴鼎一時不知怎樣回復才好,只能尷尬地笑了笑。彭德懷繼續說:“土改時,農民分了田地,喜得不得了,一心撲在農業上,發展生產,沒有騰出手來修建房屋,不少農戶沒有屋住,有些老屋也快倒塌了。1958年大躍進刮‘五風’又毀壞了他們一些房屋。我在烏石鄉調查,拆了房屋的有30%,農民在那裏住不好,睡不好,何不將這些木頭拿去給大家蓋新房、補舊房哩。我們應該明白,農民的痛苦是政府應當考慮的事情啊!”

說了這段話以後,彭德懷仍注視著山上,他一面指點著,一面又對戴鼎說:「山上光禿禿的,和尚腦殼沒有毛。由於1958年大鍊鋼鐵,樹木都被砍光了,這個損失無法估量,記得我20多歲的時候,避難回家種田,打腳車子(南方一種手推的運輸工具)走梅林港,沿湘江到湘潭,一路上綠樹成蔭,大太陽天不要戴草帽,歇涼不要進屋。這次我回來一看,沒有幾座山上有大樹林,有的地方山林全被砍光了。大鍊鋼鐵,辦公共食堂,大兵團作戰,瞎指揮風吹遍全國,大有共產主義就要來到之勢。」戴鼎插話說:“1958年冬,我在報社工作,記得當時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彭德懷說:“是啊,搞得人們出現了一種可笑的幻想,以為共產主義就會來到了,這是犯了不實事求是的錯誤,致使我們黨的威信受到了嚴重損害。戴鼎同志,你學過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嗎?”戴鼎說:“1957年前後,我在縣委文教部組織自學和集體學過。”彭德懷說:“學好了,你就能懂得什麼是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脫離實際的事,總是幼稚可笑的。”

停了一會兒,彭德懷又問戴鼎:「你參加過‘大兵團’作戰嗎?」戴鼎回答說:“在疊福公社參加過。那時,晚上和社員一起打燈籠舉火把開荒種地,早晨在曬穀場上搞軍訓,男女老少都參加,一股子的勁。不久,我又被調回報社工作。”彭德懷應了一聲:“嗯!”忽然又說:“1959年毛主席寫了《黨內通信》,黨中央發了十二條緊急指示信,‘五風’才收斂下來。相繼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下發了。” 戴鼎插話說:“那時省委書記來我縣搞《六十條》試點,縣裏要我去參加。廣泛聽取社員意見,群眾非常喜歡,基層幹部也非常擁護。”彭德懷說:“群眾最通情達理,我們解放才10來年,吃飯、穿衣、辦事都要首先想到農民,丟了佔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就丟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瞎指揮、盲目冒進,建不成大業。要不是黨中央、毛主席糾正得及時,損失會更大。”

談著談著,夜幕降臨,見彭德懷有些寒意的樣子,戴鼎便說:「您老穿得這麼樸素,這麼單薄,這裏沒有暖氣呀!」彭德懷笑著說:“你還嫌我穿差啊!我與外國朋友會見,不也是穿這套衣服!”接著,彭德懷又和戴鼎及身邊的警衛員景希珍興緻勃勃地聊了起來,談了不少生活瑣事和湘潭風土人情。戴鼎看時間已晚,便勸彭德懷早點休息。彭德懷回到卧房不久,戴鼎和景希珍又偷偷地去看他,發現他根本沒有休息,而是在燈光下翻閱和整理白天聽人彙報的記錄和材料。桌上還有一大堆文件在等著他過目。

「彭元帥進了鄉,不也和大家一樣嗎?」

12月14日,戴鼎跟隨彭德懷去鶴嶺大隊調查。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桂華和大隊秘書、民兵營長、婦女主任熱情地接待了他。

彭德懷聽取彙報以後,請他們把全大隊從1956年至1959年4年間的變化情況,包括人口、糧食生產、農林牧副漁業收入、群眾生活和疾病等情況逐年加以對比,從中找出發展生產中所存在的問題,讓大家保持清醒的頭腦。周桂華談到「五風」問題時說:“我們全大隊有367戶人家,生活困難,沒有飯吃,有水腫病的佔全大隊總戶數的30%。大鍊鋼鐵時,全大隊拆屋2000多間,佔總數的37.7%,我家5棟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懷詼諧地說:“那是你共產黨員帶的頭嘛!”大家都笑了。隨後,彭德懷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經常講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們一定要牢記啊。”一會兒,廚房裏的同志催吃飯了,餐桌上有米飯、有紅薯,彭德懷不吃米飯,專吃紅薯。大隊幹部勸他不要光吃紅薯,他笑著說:“這是高級午餐啊,我在北京還不容易吃到哩!”

下午,彭德懷視察了大隊副業加工廠,這裏有榨油、磨坊和碾米設備。他拿起榨油的榨柱尖,試了試,說:「這種老式的榨油工具,笨得很,太吃力了,要改革創新,要用電動機械操作,減輕勞動強度。」周桂華說:“我們有台黃谷式打米機,接的是湘潭錳礦的電,現在線被剪斷了。”彭德懷問:“那是怎麼回事?你晚上隨我一同回錳礦去,要求礦上解決,好嗎?”晚上,彭德懷向湘潭錳礦黨委領導談了大隊的情況和意見。第二天,礦領導立即派人接通了電線,使磨坊碾子改成了電動機械,社員喜歡得不得了。

彭德懷在鶴嶺大隊調查時,走到一家黎姓農家的屋前坪,黎家老爹從堂屋裏迎出來,彭德懷笑著問:「您老貴姓?」黎老頭說:“我姓黎。”彭德懷打趣地說:“好哇!你姓黎,我姓羅,我和你驢騾不分,都是一家人。”接著又問:“您多大歲數?”黎老頭說66歲。彭德懷說:“我63歲,我和你都是好兄弟。”(彭德懷當時說是姓羅,以免驚動了群眾)黎老頭笑得皺紋一層疊一層,忙把客人請進屋裏坐。坐在堂屋裏,彭德懷向大家問寒問暖,談笑風生。黎老頭突然問道:“外面傳說,彭德懷元帥進了鄉,列位曉不曉得?”彭德懷接過黎老頭的話說:“我就是彭德懷,彭元帥進了鄉,不也是和大家一樣嗎?普通一人嘛!”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說:“我真是瞎了眼。”彭德懷說:“我從小就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和你一樣當農民,就住在烏石寨下,還不是搭幫毛主席、共產黨翻了身!”“我開頭就說了,我和你是一家人嘛,一點不假吧。好啦,以後見面的機會還多,我還要到上屋看看,不耽誤你了。”說完,告別了黎家。

彭德懷一路匆匆,看完這戶又走那家,顯得精神奕奕。走到一個大屋場塘邊,大家從一戶橫屋進去,原來是這家的廚房,彭德懷將灶上的鍋蓋子揭開,見有大半鍋黑綠色的糊糊。隨行的警衛參謀景希珍是北方人,搞不清是什麼,便用鍋鏟舀了點嘗嘗。彭德懷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態上:「怎麼樣?」景希珍說:“是糊糊漿湯,有草的苦味。”彭德懷細問這家主婦,才知道是細糠、蔬菜加上能吃的野草熬出的糊糊。他神色頓時難過起來,一路上心情沉悶,天色將晚時才回到了招待所。

「浮誇風會害死人的,隱瞞產量也是錯誤的。我們配合你們一起來調查,一定要實事求是」

陳蒲大隊有16個生產隊,隊隊產量低。公社黨委的同志介紹,陳蒲大隊減產嚴重的原因是「五風」傷了元氣,加上“平調”退賠不徹底,直接影響到群眾生產、生活和情緒。彭德懷聽到這些情況後,心裏琢磨著,要親自去看看情況,幾次問到陳蒲大隊的方向、路程。等走訪了響水公社的黃龍大隊、鶴嶺大隊後,他更憋不住了,非要到陳蒲大隊走一走。12月15日,北風刺骨,彭德懷不顧天寒地凍,來到陳蒲大隊,仔細聽取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童石泉的彙報,重點詢問了農業生產,糧食收入,群眾生活,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的處理等問題。童石泉產,這個大隊是個嚴重減產的大隊,社員人均年口糧不到100公斤,其中一部分是按4擔紅薯抵50公斤稻穀、3擔芋頭抵50公斤稻穀來折算的。吃米糠、喝糊糊的不少。瓜菜、野草,什麼土茯苓、紅薯藤、葛麻根、野菱角,只要能吃的,都想方設法搞來充饑。群眾水腫病很多。

為了把陳蒲大隊的情況搞清搞透,彭德懷親自設計製作表格,列舉調查內容,分生產隊一項一項地統計。彭德懷交代大隊幹部:「請你們耐煩-點,搞準確些,切忌摻假,浮誇風會害死人的,隱瞞產量也是錯誤的。我們配合你們一起來調查,一定要實事求是。」情況弄清後,他又反覆徵求區、社幹部意見,並交代戴鼎寫一篇關於陳蒲大隊減產情況調查的材料。彭德懷分析說:“陳蒲大隊自然條件好,偏偏糧食減產,天災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太多了。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傷了農民的元氣,‘平調’退賠又不徹底,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多勞不能多得,人的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他對陳蒲大隊糧食減產情況非常關注,不顧自己身患重感冒,頂著嚴寒細雨,一連三次去陳蒲大隊和基層幹部交談,深入到黃蒲、白泥等幾個生產隊認真傾聽群眾意見。

在即將離開響塘區時,彭德懷把區委書記、區長叫來,商量如何適當統銷一點糧食給陳蒲大隊,以解燃眉之急。他囑咐基層幹部,切實安排好社員生活,讓農民安居樂業,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陳蒲大隊群眾後來傳唱著一首民謠:「搭幫彭德懷,糧食統銷來;身體恢復快,生產得安排。」

「我要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

在彭德懷的會客室里,沒有火爐,更沒有暖氣設備,條件與北京相比,相差太遠。

一次,彭德懷踱著步說:「戴鼎同志,請你寫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戴鼎一聽,嚇了一大跳,打官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彭德懷兩手緊握貼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動地說:“我們國家要心想農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國家一頭,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幾億農民的大頭……解放才12年,很多農民仍然困難。”接著,他對戴鼎說:“你學過歷史,寫這個材料要從外國的、我國歷史的、現實的情況三方面去認識。我們國家現在的徵購是‘水漲船高’政策,政策年年變,農民增了點產,國家就要多繳徵購超產糧,浮誇風滿天吹,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征了過頭糧,農民自己空了倉,吃不上飽飯,到頭來發揮不了增產增收的積極性!”

他說:「戴鼎同志,請你寫這篇文章,字數不要多,觀點要鮮明。請你一定寫好,給我帶回中央去。」戴鼎心裏很感動,但也很害怕,他不敢講,也不敢寫,怕惹出禍來,感到很為難。怎麼辦呢?但當他想到彭德懷在湘潭農村調查這麼久,時時處處事事誠心誠意為人民著想,他老人家想的是農民,講的是正義啊!於是,戴鼎按照要求,連夜趕寫好材料交給了彭德懷。

後來,彭德懷又兩次去鶴嶺大隊,花很大的精力對徵購糧一事作調查研究。他認為徵購糧問題對於調動農民積極性、對於政策取信於民關係很大。當時,鶴嶺大隊征糧超過12%,黃龍大隊超過11%,陳蒲大隊18%,都超過中央關於征糧不超過總產量10%的規定;在糧食分配上,各生產隊之間,只是由於超產全獎和減產全賠而有所不同,在包產以內的分配都一樣,不能很好體現多產多吃、少產少吃的精神。彭德懷特彆強調說:「我們的徵購政策要穩定下來,給農民吃定心丸。按幾年的總產和單產,取個平均數,固定下來。購糧任務要相對穩定,讓農民感到有奔頭,調動增產積極性。只有發展生產力,民富才能國強。」

「我彭德懷是人民的勤務員,不是做官的老爺」

在人們的想像中,彭德懷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威武嚴肅的領導人。其實,彭德懷所到之處,幹部和群眾一致感覺他是一個熱忱、謙遜、樸實、和藹可親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彭德懷是人民的勤務員,不是做官的老爺!」

1961年12月23日,彭德懷回到湘潭縣委,湘潭地委副書記兼縣委書記的姚欣等領導設便宴招待彭德懷,以感謝他老人家對家鄉人民的關懷。彭德懷此時的心情也異常興奮,他根據此次回鄉的調查情況,對湘潭的工作特別是對農民群眾的生活、生產作了具體指示。最後,在縣委南樓住宿了一個晚上。誰也沒想到,此行是彭德懷最後一次回故鄉。

12月24日,彭德懷即將離開湘潭縣。這天,雨住風停,氣溫回升。早餐後,彭德懷將要離開的時候,緊握著戴鼎的手說:「戴鼎同志,謝謝你了。」 戴鼎頓時鼻子一酸,聲音哽咽地只說了一句:“祝彭老總身體康寧!”聚集在縣委南樓前小坪里的縣委領導和機關幹部,都站在彭德懷的周圍,為他送行。彭德懷這次在湘潭調研歷時50多天,每天冒著嚴寒,深入鄉村、農戶,調查座談、接待鄉村幹部及農民2000多人,白天接待來訪群眾,外出調查研究,並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坐在油燈前,親手寫了4份農村調查材料。除了分發省、地、縣委以及有關區委或公社外,並將一整套材料交中央辦公廳轉呈毛澤東。這些材料為黨和國家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戴鼎在跟隨彭德懷調查研究的日子裡,深受教育。現已77歲高齡的他每次回憶起那段日子時,總是說:彭老總那種關心農民、疼愛農民、廢寢忘食、辛勤工作的精神;那種胸襟坦蕩、光明磊落、剛直不阿、無私無畏、敢於碰硬、敢於犧牲的氣魄;那種一生為革命、一生為人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那種與民同甘共苦、厭惡奢侈、勤儉節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良作風,是我們世世代代的榜樣,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孫立人陪同蔣介石視察(資料圖)

1955年,蔣介石炮製了「孫立人兵變案」,將曾經遠征印緬、戰功赫赫的抗戰名將孫立人囚禁了起來。本文依據上世紀90年代美國解密的有關檔案,重新解讀這一歷史事件。

遠征緬甸 打出威名

孫立人字撫民,號仲能,安徽舒城人。1923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普度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和弗吉尼亞軍事學院。1928年,孫立人學成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中尉隊長。1937年10月,孫立人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次年又率部參加了保衛武漢的戰鬥,兩次立下戰功,從此在軍界嶄露頭角。

1942年初,中國遠征軍首次進入緬甸,與盟軍一起對日作戰。4月,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抵達緬甸。4月17日凌晨,日軍從南北兩處切斷了仁安羌公路,並在東、北、南3面設伏,將陸續撤退的英軍7000餘人包圍在仁安羌。4月17日黃昏,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到達賓河北岸,在距離渡口不遠處與日軍展開激戰,經過10多個小時激戰,於18日中午消滅賓河以北日軍,佔領渡口。19日清晨,一一三團在山炮、輕重迫擊炮和輕重機槍的掩護下,向賓河以南的日軍發起猛烈攻擊。被圍英軍見援兵一到,也強行突圍,日軍被兩面夾擊在火海之中,潰不成軍。4月20日下午,孫立人率部收復仁安羌地區,救出被圍的7000餘名英軍。

被救的英軍官兵個個熱淚盈眶,向中國官兵豎起大姆指,高呼:「中國萬歲!」“中國軍隊萬歲!”“仁安羌大捷”是第一次緬甸戰役中盟軍公認的唯一勝利,使盟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刮目相看。此役是二戰中以少勝多最著名的範例,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1942年5月,駐印英軍統領代表女王向孫立人頒發「大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

在第二次緬甸戰役中,孫立人率領訓練有素的新三十八師和以後的新一軍,在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北緬,與日軍5個精銳師團連續作戰17個月,所向披靡。孫立人入緬作戰後所創造的奇蹟,使他備受各國政要的關注和眾多盟軍將領的尊敬。

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給孫立人頒發豐功勳章。

邀孫立人赴歐洲考察,希望結識孫立人這位中國傳奇式的將軍。

孫立人在歐洲訪問期間,二戰期間的風雲人物、四星上將巴頓將軍聽說孫立人要來拜訪他的司令部,立刻表現出一種少有的熱情。他派一支摩托車小隊,在離司令部還有20英里遠的路口恭迎孫立人。臨別時,巴頓將軍將他所得到的戰利品---一枚德國十字勳章和一把手槍贈與孫立人。這對於指揮過百萬大軍且性情高傲的巴頓將軍來說,是極為少見的。

6月17日,孫立人應邀到英國訪問。在英國陸軍部,英國女王授予孫立人第二枚「大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再次答謝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在緬甸孟拱郊區援救英印軍第三師七十七旅的友情,表彰孫立人將軍在北緬橫掃日軍5個師團的卓越功勛。

6月23日,孫立人又應美軍總參謀長馬歇爾將軍的邀請赴美訪問。

孫立人的歐美之行,在蔣介石看來是「大逆不道」,因而引起蔣介石的猜忌,為他以後的仕途埋下了禍根。

密謀倒蔣 頻頻試探

1949年,蔣介石在內戰失利後退守台灣。面對國民黨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開始積極尋找替代人選。

1949年2月,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莫成德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力強、做事腳踏實地的人,不必聽命蔣介石,亦毋須服從李宗仁聯合政府,而專為台灣謀福利。孫立人的經驗也許不足,但其他條件卻甚合適」。艾奇遜當即指示,可與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也同意,則伺機向李宗仁提出以孫立人代替陳誠。

1949年5月,莫成德回國,向艾奇遜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由孫立人主持台灣政局,以此作為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的條件。

當時,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與艾奇遜一樣,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墮落、喪失民心深惡痛絕,一直積極推動倒蔣運動。1949年秋,他派莫瑞爾去探孫立人的底。孫立人見到莫瑞爾,大發牢騷,但始終沒有正面回答他的提問。

1949年12月,美國駐台「大使館」代辦斯特朗和前美國駐台北領事克倫茲抵台。他們向孫立人明確表示:如果孫願意控制“國民政府”,美國將予以全力支持。孫立人婉拒。

然而,美國方面並沒有因為孫立人的冷淡而放棄努力。1949年底,蔣介石的心腹鄭介民赴美,西太平洋美海軍司令白吉爾對鄭介民露骨地表示,必須任命一位新的台灣省主席,否則他們將撤出台灣。12月28日,白吉爾詰問台駐美武官:為什麼「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沒有“充分的權力”?白吉爾還對蔣介石的密使說:必須兌現授予孫立人全權的諾言。

在美國國內各界緊鑼密鼓地倒蔣的同時,美太平洋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也不甘寂寞。1950年1月,他派其情報處長韋龍比訪台,聲稱:如蔣不願離台,則不應干預行政,麥克阿瑟可以派人入台相助。蔣介石斷然拒絕韋龍比的提議。

2月21日,麥克阿瑟竟然不與蔣介石打招呼,直接派專機去台灣接孫立人。孫為了表示「清白」,請求陳誠核准。孫立人到東京會晤麥克阿瑟,麥希望他負起“保衛台灣”的責任,並表示將儘力提供軍援。孫立人返台後,向陳誠轉告了他在東京的情形。孫立人自以為這樣“透明”,可免遭蔣、陳的疑心。實際上,不去東京才是最好的選擇。

均暗示,受過美國教育、現負責台灣防務的孫立人,正計劃發動政變,俾使蔣介石成為有名無實的領袖,同時剷除其親信。

在美方日趨明白地將政變計劃付諸實施的感染下,孫立人也開始改變其曖昧的立場。1950年3月,美巡迴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遜報告說:「孫立人將軍陷於困境,他向我抱怨無權指揮海空軍,亦無人在‘宮中’幫他說話。」隨後臘斯克於5月30日向艾奇遜提出長篇報告。報告中建議:應告知蔣介石,要他離開台灣,將權力交給孫立人,然後,由聯合國決定台灣前途,台灣獲託管後,即可宣佈撤消杜魯門1月5日決定不協防台灣的聲明。這也表明美國國務院倒蔣態度日趨堅定明朗。

6月19日,美國國務院制定出一份在台實施政變的機密計劃。這份計劃規定:(一)美國如要達成防衛台灣的目的,蔣介石及其黨羽必須離開台灣,將一切權力交給由美國確定的中國人領袖;(二)上述步驟完成後,美海軍駐防颱灣海域,以防止中共攻台或台灣「反攻」大陸;(三)如蔣抵制這一計劃,美國應派出密使“以最嚴密的方式”通知孫立人,如果他願意發動政變,則美國提供必要的軍援。

檔案顯示,實施此次計劃的密使為美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他被蔣介石稱為「我中國最良之友人」。1949年到1950年初,他為台灣在杜魯門政府的禁令下購置大批武器立下了汗馬功勞。

柯克尚未去台灣,形勢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孫立人主動將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孫立人在信中提出願意領導兵變以除蔣,但要求得到美國支持,至少是默許;他表示,一旦掌權,將制止腐敗,並在對付共產黨方面,更具彈性(即不強求反攻大陸)。

杜魯門當時雖未立即作出決定,但鑒於其一貫的反蔣態度,國務院並未覺得會有什麼出乎意料的決定,所以,艾奇遜等開始緊張地部署政變前的準備工作。1950年6月23日,臘斯克與胡適在紐約布拉薩大酒店會晤,並正式要求胡出面領導反共親美的自由派內閣以取代蔣,胡表示毫無興趣,還指責美國在盟友遭難的時候落井下石,不過,他認為蔣不宜再做「總統」。

據檔案顯示,美國務院擬定的政變日期是6月的最後一個周末,並決定:在政變前,蔣介石「必須被解除權力」。然而,6月25日清晨,韓戰爆發的消息傳來,艾奇遜等面面相覷,他們知道,美國的注意力將集中到朝鮮,而在朝鮮激戰的時候,是無法在一個並非沒有一點利用價值的“盟邦”發動政變的。蔣介石就這樣贏得了喘息之機!

時機成熟 炮製冤案

孫立人雖是良將,但並非「黃埔系」,且早年並未加入國民黨,因而始終都不為蔣介石完全信任。由於台海危機情況,加上美國人的情面,蔣介石不得不重用孫立人以防衛台灣,並利用他與美國的良好關係爭取美援。但在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的同時,蔣經國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已將特務網路滲透至陸軍總司令部,孫的一舉一動盡在其監視之下。

1953年3月21日,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森「訪問」台北,約孫立人會面。孫立人對史蒂文森說,馬歇爾1946年對國民黨貪污腐化、沒有效率、眾叛親離的批評“絕對正確”,他表示:“國軍”仍然是不錯的,亦有望「反攻」大陸,但其領導層不行,台灣政府是一個充斥個人權力的老邁政權。孫立人的一番慷慨陳詞並沒有獲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諾,相反,卻為蔣經國的特務提供了“謀叛”的又一證據。

1954年6月24日,孫立人被調為「總統府」參軍長,實際上脫離了軍隊。同年12月,美台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成為美國封鎖中、蘇的“環太平洋島嶼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蔣介石不再擔心會因為清除個別親美異己人士而與美國決裂。於是,“久蓄異志”的孫立人已成為他可以隨時處置的俎上肉。

1955年5月25日,台灣陸軍少校郭廷亮被捕,經審訊,他承認,時任「總統府參軍長」的孫立人指使他在軍中聯絡了大批軍官,並派人偵察台北陽明山西子灣、「總統」官邸等敏感地區的地形,企圖以武力實行「兵諫」。

5月28日上午,蔣介石召見孫立人,說:「你以後少跟政客們來往。」孫說:“是的,我一生最討厭玩政治和與政客打交道。”蔣說:“這次我要把你給孤立起來。”雙方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6月6日,蔣介石在孫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東機場閱兵。閱兵後,立即產生流言,說有人企圖在現場發難,扣留蔣介石,實行「兵諫」,以排除腐敗,鞏固台灣。

8月20日,蔣介石下令成立以陳誠為首的「九人小組」調查孫立人。同時,為了向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顯示公正,又下令成立監察院“五人小組”進行調查。1955年10月31日,台灣“陸海軍軍事法庭”對孫立人作出判決。從此,孫立人被軟禁33年之久。這就是國民黨退台初期轟動一時的“孫立人案”。

1988年3月20日,台灣「國防部長」鄭為元來到孫立人家中,告訴他:此後,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了。3月22日,郭廷亮發表聲明,說他當年是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指使下誣陷孫立人的。

1990年11月19日,90高齡的孫立人,在「總算在死前親得以平反」的慰嘆中與世長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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