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陪同蔣介石視察（資料圖）
1955年，蔣介石炮製了「孫立人兵變案」，將曾經遠征印緬、戰功赫赫的抗戰名將孫立人囚禁了起來。本文依據上世紀90年代美國解密的有關檔案，重新解讀這一歷史事件。
遠征緬甸 打出威名
孫立人字撫民，號仲能，安徽舒城人。1923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普度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和弗吉尼亞軍事學院。1928年，孫立人學成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中尉隊長。1937年10月，孫立人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次年又率部參加了保衛武漢的戰鬥，兩次立下戰功，從此在軍界嶄露頭角。
1942年初，中國遠征軍首次進入緬甸，與盟軍一起對日作戰。4月，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抵達緬甸。4月17日凌晨，日軍從南北兩處切斷了仁安羌公路，並在東、北、南3面設伏，將陸續撤退的英軍7000餘人包圍在仁安羌。4月17日黃昏，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到達賓河北岸，在距離渡口不遠處與日軍展開激戰，經過10多個小時激戰，於18日中午消滅賓河以北日軍，佔領渡口。19日清晨，一一三團在山炮、輕重迫擊炮和輕重機槍的掩護下，向賓河以南的日軍發起猛烈攻擊。被圍英軍見援兵一到，也強行突圍，日軍被兩面夾擊在火海之中，潰不成軍。4月20日下午，孫立人率部收復仁安羌地區，救出被圍的7000餘名英軍。
被救的英軍官兵個個熱淚盈眶，向中國官兵豎起大姆指，高呼：「中國萬歲！」“中國軍隊萬歲！”“仁安羌大捷”是第一次緬甸戰役中盟軍公認的唯一勝利，使盟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刮目相看。此役是二戰中以少勝多最著名的範例，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1942年5月，駐印英軍統領代表女王向孫立人頒發「大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
在第二次緬甸戰役中，孫立人率領訓練有素的新三十八師和以後的新一軍，在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北緬，與日軍5個精銳師團連續作戰1７個月，所向披靡。孫立人入緬作戰後所創造的奇蹟，使他備受各國政要的關注和眾多盟軍將領的尊敬。
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給孫立人頒發豐功勳章。
邀孫立人赴歐洲考察，希望結識孫立人這位中國傳奇式的將軍。
孫立人在歐洲訪問期間，二戰期間的風雲人物、四星上將巴頓將軍聽說孫立人要來拜訪他的司令部，立刻表現出一種少有的熱情。他派一支摩托車小隊，在離司令部還有20英里遠的路口恭迎孫立人。臨別時，巴頓將軍將他所得到的戰利品---一枚德國十字勳章和一把手槍贈與孫立人。這對於指揮過百萬大軍且性情高傲的巴頓將軍來說，是極為少見的。
6月1７日，孫立人應邀到英國訪問。在英國陸軍部，英國女王授予孫立人第二枚「大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再次答謝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在緬甸孟拱郊區援救英印軍第三師七十七旅的友情，表彰孫立人將軍在北緬橫掃日軍5個師團的卓越功勛。
6月23日，孫立人又應美軍總參謀長馬歇爾將軍的邀請赴美訪問。
孫立人的歐美之行，在蔣介石看來是「大逆不道」，因而引起蔣介石的猜忌，為他以後的仕途埋下了禍根。
密謀倒蔣 頻頻試探
1949年，蔣介石在內戰失利後退守台灣。面對國民黨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開始積極尋找替代人選。
1949年2月，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莫成德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力強、做事腳踏實地的人，不必聽命蔣介石，亦毋須服從李宗仁聯合政府，而專為台灣謀福利。孫立人的經驗也許不足，但其他條件卻甚合適」。艾奇遜當即指示，可與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也同意，則伺機向李宗仁提出以孫立人代替陳誠。
1949年5月，莫成德回國，向艾奇遜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由孫立人主持台灣政局，以此作為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的條件。
當時，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與艾奇遜一樣，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墮落、喪失民心深惡痛絕，一直積極推動倒蔣運動。1949年秋，他派莫瑞爾去探孫立人的底。孫立人見到莫瑞爾，大發牢騷，但始終沒有正面回答他的提問。
1949年12月，美國駐台「大使館」代辦斯特朗和前美國駐台北領事克倫茲抵台。他們向孫立人明確表示：如果孫願意控制“國民政府”，美國將予以全力支持。孫立人婉拒。
然而，美國方面並沒有因為孫立人的冷淡而放棄努力。1949年底，蔣介石的心腹鄭介民赴美，西太平洋美海軍司令白吉爾對鄭介民露骨地表示，必須任命一位新的台灣省主席，否則他們將撤出台灣。12月28日，白吉爾詰問台駐美武官：為什麼「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沒有“充分的權力”？白吉爾還對蔣介石的密使說：必須兌現授予孫立人全權的諾言。
在美國國內各界緊鑼密鼓地倒蔣的同時，美太平洋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也不甘寂寞。1950年1月，他派其情報處長韋龍比訪台，聲稱：如蔣不願離台，則不應干預行政，麥克阿瑟可以派人入台相助。蔣介石斷然拒絕韋龍比的提議。
2月21日，麥克阿瑟竟然不與蔣介石打招呼，直接派專機去台灣接孫立人。孫為了表示「清白」，請求陳誠核准。孫立人到東京會晤麥克阿瑟，麥希望他負起“保衛台灣”的責任，並表示將儘力提供軍援。孫立人返台後，向陳誠轉告了他在東京的情形。孫立人自以為這樣“透明”，可免遭蔣、陳的疑心。實際上，不去東京才是最好的選擇。
均暗示，受過美國教育、現負責台灣防務的孫立人，正計劃發動政變，俾使蔣介石成為有名無實的領袖，同時剷除其親信。
在美方日趨明白地將政變計劃付諸實施的感染下，孫立人也開始改變其曖昧的立場。1950年3月，美巡迴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遜報告說：「孫立人將軍陷於困境，他向我抱怨無權指揮海空軍，亦無人在‘宮中’幫他說話。」隨後臘斯克於5月30日向艾奇遜提出長篇報告。報告中建議：應告知蔣介石，要他離開台灣，將權力交給孫立人，然後，由聯合國決定台灣前途，台灣獲託管後，即可宣佈撤消杜魯門1月5日決定不協防台灣的聲明。這也表明美國國務院倒蔣態度日趨堅定明朗。
6月19日，美國國務院制定出一份在台實施政變的機密計劃。這份計劃規定：（一）美國如要達成防衛台灣的目的，蔣介石及其黨羽必須離開台灣，將一切權力交給由美國確定的中國人領袖；（二）上述步驟完成後，美海軍駐防颱灣海域，以防止中共攻台或台灣「反攻」大陸；（三）如蔣抵制這一計劃，美國應派出密使“以最嚴密的方式”通知孫立人，如果他願意發動政變，則美國提供必要的軍援。
檔案顯示，實施此次計劃的密使為美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他被蔣介石稱為「我中國最良之友人」。1949年到1950年初，他為台灣在杜魯門政府的禁令下購置大批武器立下了汗馬功勞。
柯克尚未去台灣，形勢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孫立人主動將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孫立人在信中提出願意領導兵變以除蔣，但要求得到美國支持，至少是默許；他表示，一旦掌權，將制止腐敗，並在對付共產黨方面，更具彈性（即不強求反攻大陸）。
杜魯門當時雖未立即作出決定，但鑒於其一貫的反蔣態度，國務院並未覺得會有什麼出乎意料的決定，所以，艾奇遜等開始緊張地部署政變前的準備工作。1950年6月23日，臘斯克與胡適在紐約布拉薩大酒店會晤，並正式要求胡出面領導反共親美的自由派內閣以取代蔣，胡表示毫無興趣，還指責美國在盟友遭難的時候落井下石，不過，他認為蔣不宜再做「總統」。
據檔案顯示，美國務院擬定的政變日期是6月的最後一個周末，並決定：在政變前，蔣介石「必須被解除權力」。然而，6月25日清晨，韓戰爆發的消息傳來，艾奇遜等面面相覷，他們知道，美國的注意力將集中到朝鮮，而在朝鮮激戰的時候，是無法在一個並非沒有一點利用價值的“盟邦”發動政變的。蔣介石就這樣贏得了喘息之機！
時機成熟 炮製冤案
孫立人雖是良將，但並非「黃埔系」，且早年並未加入國民黨，因而始終都不為蔣介石完全信任。由於台海危機情況，加上美國人的情面，蔣介石不得不重用孫立人以防衛台灣，並利用他與美國的良好關係爭取美援。但在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的同時，蔣經國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已將特務網路滲透至陸軍總司令部，孫的一舉一動盡在其監視之下。
1953年3月21日，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森「訪問」台北，約孫立人會面。孫立人對史蒂文森說，馬歇爾1946年對國民黨貪污腐化、沒有效率、眾叛親離的批評“絕對正確”，他表示：“國軍”仍然是不錯的，亦有望「反攻」大陸，但其領導層不行，台灣政府是一個充斥個人權力的老邁政權。孫立人的一番慷慨陳詞並沒有獲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諾，相反，卻為蔣經國的特務提供了“謀叛”的又一證據。
1954年6月24日，孫立人被調為「總統府」參軍長，實際上脫離了軍隊。同年12月，美台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成為美國封鎖中、蘇的“環太平洋島嶼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蔣介石不再擔心會因為清除個別親美異己人士而與美國決裂。於是，“久蓄異志”的孫立人已成為他可以隨時處置的俎上肉。
1955年5月25日，台灣陸軍少校郭廷亮被捕，經審訊，他承認，時任「總統府參軍長」的孫立人指使他在軍中聯絡了大批軍官，並派人偵察台北陽明山西子灣、「總統」官邸等敏感地區的地形，企圖以武力實行「兵諫」。
5月28日上午，蔣介石召見孫立人，說：「你以後少跟政客們來往。」孫說：“是的，我一生最討厭玩政治和與政客打交道。”蔣說：“這次我要把你給孤立起來。”雙方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6月6日，蔣介石在孫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東機場閱兵。閱兵後，立即產生流言，說有人企圖在現場發難，扣留蔣介石，實行「兵諫」，以排除腐敗，鞏固台灣。
8月20日，蔣介石下令成立以陳誠為首的「九人小組」調查孫立人。同時，為了向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顯示公正，又下令成立監察院“五人小組”進行調查。1955年10月31日，台灣“陸海軍軍事法庭”對孫立人作出判決。從此，孫立人被軟禁33年之久。這就是國民黨退台初期轟動一時的“孫立人案”。
1988年3月20日，台灣「國防部長」鄭為元來到孫立人家中，告訴他：此後，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了。3月22日，郭廷亮發表聲明，說他當年是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指使下誣陷孫立人的。
1990年11月19日，90高齡的孫立人，在「總算在死前親得以平反」的慰嘆中與世長辭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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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毒打彭德懷紀實：一天被打倒七次
核心提示：你這個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這都是客氣話。先生、學生是講集體，勞動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勞動人民為先生的思想你沒有建立。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本文摘自《彭德懷傳》，
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有一句眾所周知的話，叫做「對事不對人」。但在7月26日，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條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達的同一天，毛澤東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印發給到會人員。寫信的人名叫李雲仲，原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副局長，不久前調任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室綜合組組長。他在信里反映了許多當時經濟工作中的實際情況和嚴重問題。
毛澤東在《評論》的開頭寫道：收到一封信，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們經濟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是專門屬於缺點方面的。他認為，從1958年第4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做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在於1957年整風反右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鍊鋼鐵，損失很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等。毛澤東稱寫信人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無得”論者。
《評論》的後半部分，著重談的是廬山會議形勢。毛澤東寫道：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大，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另一種情況是無產階級內部思想性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我們和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點。但是這些同志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分歧的。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大了些，而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績估計得過小了些，他們做出了不適當的結論，他們對於克服當前的困難信心很不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地擺得不恰當，擺在了左派與右派的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得失相當」論者。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堅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的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因為這種搖擺不利於黨和人民的團結，不利於全黨一致地鼓足幹勁，克服困難，爭取勝利。
毛澤東最後寫道：我們黨38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的。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不講於團結不利，於黨於個人都不利。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時期各次重大爭論一樣。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可能是沒有爭論，風平浪靜的。
毛澤東的「劃清界線。不僅對事，也要對人」的指示和《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對會議起了加溫的作用，使批評的調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懷的會上，有人發言開始涉及到他寫信的動機和出發點，說「不管彭德懷寫信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都是向總路線的進攻」。
會內的緊張氣氛，波及到了會外。負責彭德懷保健工作的護士惴惴不安，不僅每天晚上只給他兩片安眠藥，而且開始要求他必須當面服下去。彭德懷會心地笑了，他說：「小同志，放心吧，我決不會自殺！」他順手從抽屜里抓出一大把藥片。護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藥，不禁伸了一下舌頭，把安眠藥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澤東在大區負責人會上宣佈準備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7月30日上午，聶榮臻和葉劍英一起來到彭德懷住處。彭德懷追憶道：「他們來勸我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事實有些出入，總是難免的），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細節。他們說，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嗎！今天當著自己檢討的時候，就要能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有兩個多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更會加深‘左’傾危險，使比例失調更加嚴重，以致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同日上午，毛澤東找了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和他們談話。從中央蘇區根據地的歷史談起，談到當時一、三軍團的情況，引導大家重溫黨和軍隊的歷史，暗示他們要注意同彭德懷劃清界線。毛澤東還希望周小舟「不遠而復」，及早回頭。
這次談話時間不長，內容廣泛。毛澤東對在座的幾個人儘管有批評，但總的調子使周小舟幾個人感到寬慰。
話，通知他到毛澤東處去開會。彭德懷走進「美廬」二樓客廳，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已在座，另一邊坐著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等。這是一次中央常委會，黃克誠他們幾個人是被召來列席旁聽的。
會議從上午10點50分開始，一直開到下午5點。首先是毛澤東講話。他沒有談7月14日彭德懷的信，卻系統地講起了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聯盟，批評彭德懷在歷次路線鬥爭中都犯有錯誤。
彭德懷插話說：「到1934年1、2月間就已經轉過來了，認識到還是由毛澤東同志領導好，這是事實證明了的，這話我向黃克誠談過。」
毛澤東接著說，在幾次路線鬥爭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裏恨得要死，今後也很難說。
毛澤東講到這裏，彭德懷說了一句：「我都六十一歲了，耳已順了，不要緊的。」
毛澤東又問彭德懷：「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懷沒有正面反駁毛澤東，而是從具體問題作解釋。他說：「政治與感情，你是結合在一起的，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理解，跟不上，掉隊遠。許多歷史事件，我一生無筆記，文件全燒了。對問題認識上有分歧，但不能說感情不融洽。」
彭德懷接著講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把毛澤東當作自己的先生，對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說明他不同意毛澤東說的他兩人的關係是「三七開」。
最後，彭德懷勉強表示：「我認為我同主席的關係是對半開。」
毛澤東依然說：「還是三七開。」
在對半開還是三七開上，二人一來一往。最後是以彭德懷的沉默做結束。
8月1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繼續進行。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仍然是原來的一些人。彭真讓李銳做記錄。會議從上午10點開到下午5點，有多一半的時間是毛澤東講話，他談的內容很廣泛：從井岡山到廬山，從軍事到哲學，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大林，從黨的歷史上幾次路線鬥爭，到蘇聯的教訓等等。他的講話是漫談式的，但觀點是很鮮明的，批評彭德懷。
在毛澤東講話的間隙，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話，大都是向彭德懷提一兩個具體問題或對前面的發言作點補充和說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則說彭德懷這回是招兵買馬來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廬山「出了事」。他的發言，加重了火藥氣味，給問題升了格，也給彭德懷定了性。
林彪批評彭德懷說：你要拋掉個人的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別人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的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林彪說完，毛澤東再次講話，從哲學問題談起，說彭德懷是資產階級世界觀，不是無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是經驗主義的，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說彭德懷這個人有兩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階段他是積極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錯誤；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就有了變化。他對社會主義也有模模糊糊的認識，要群眾又害怕群眾。9000萬人上山煉鐵的革命熱情，他看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毛澤東還說，彭德懷這次對時局估計錯了，對自己威信估計高了，對黨內同志政治水平估計低了……
隨後，毛澤東又談到黨的歷史，批評彭德懷曾在1935年長征中鼓動林彪要求毛澤東交出軍事指揮權。這時，林彪插話說，長征他給中央寫信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離開軍事指揮崗位，由彭德懷來指揮紅軍作戰，這事他並未和彭德懷商量，是他自己決定寫這封信的。
就為林彪寫的這封信，當年，在中共中央於四川會理城外舉行的緊急會議上，毛澤東曾嚴厲批評過彭德懷。彭德懷發言申明他在會前並不知道林彪寫這封信。過後，毛澤東曾屢次提及，彭德懷總持「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不想毛澤東在今天廬山這一歷史時刻，舊話重提，使彭德懷既驚訝又傷心。
之後，彭德懷在他於1962年寫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長信中敘及此事，說：「林彪同志莊嚴申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同志無關，他寫信彭不知道。」從語氣看，彭德懷對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這一段冤情頗為感動。至於林彪何以緘口25年，這時才出來說明真相，胸懷坦蕩的彭德懷，似乎沒有顧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後，毛澤東把話題轉回到彭德懷7月14日的信上，說彭德懷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鋒芒是對著中央的，是攻擊中央，反對中央；說彭德懷寫那封信是準備發表的，用來爭取群眾，組織隊伍，用他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說他要修正總路線，另搞一個出來；說彭德懷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說總路線正確，“毫無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後半部分。講到這裏，毛澤東嚴厲地說：
你這個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這都是客氣話。先生、學生是講集體，勞動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勞動人民為先生的思想你沒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過去因各種原因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上取了點經（不能斷定），去年鄭州會議你未參加，武昌會議亂子一出，機會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會議重點是批評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我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毛澤東的這一番話，明顯地流露出對彭德懷很不放心，也反映出他發動這場鬥爭的某些考慮。
毛澤東的批評使彭德懷難以容忍，但他還是忍住了。他沒有正面反駁，只在兩個問題上作了委婉的解釋：
一、說明他的問題與國外無關。出國訪問他實在不想去。出訪期間，只是在羅馬尼亞訪問時，為回答對方的提問，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作過一點解釋，除此之外，在其他國家訪問時，關於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從未談過。他既沒有撈什麼“資本”，也沒有“取經”。
二、承認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問題考慮的不成熟，如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些問題是帶“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於自己的考慮，事先沒有跟任何人商量過。當時想的主要是看到會議快結束了，寫個信供主席參考，有無價值，請主席斟酌。沒有想過信還要發表。
經過兩天非同尋常的常委會，彭德懷終於明白，毛澤東所要發動的鬥爭，已遠遠超出了那封信的範圍。最後，他表示：
不管最後會議給他做出什麼結論，他保證做到三條：一、不會自殺；二、不會當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
到京後，彭德懷將五十多天辛苦調查的結果——5份報告送到楊尚昆手裏，請他轉呈毛澤東和黨中央，並希望毛澤東看過報告後能如約和他談談，他仍希望通過這種辦法為黨做一點工作。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以書面形式先發到與會者手中，進行討論評議。彭德懷在吳家花園接到了報告全文。
他仔細讀下去，對報告很滿意。報告在肯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前提下，指出了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工農業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人民公社在一個時期內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
對錯誤產生的原因，報告說，一方面是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報告動員全黨切實地抓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確定了堅決下馬的方針。
然而，彭德懷向中央請了假，不去參加會議，因為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廬山會議突然出現了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進攻，他企圖利用當時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來達到他蓄謀已久的篡黨目的。這樣，會議就被迫地不能不轉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這個鬥爭的勝利，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黨的團結，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彭德懷看到，即使實踐已經證明他的意見沒有錯，他也難於平反。他按下滿腹委屈，說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眾有飯吃。」
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在談到廬山會議時說：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是不是只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不是為這封信，又是為了什麼呢？彭德懷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臉色陡變。在廬山上也沒有聽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現在中央領導人的正式講話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毛澤東插話：“只要不是裏通外國。”
彭德懷拍案而起，心膽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連聲喊道：「誣衊，誣衊！」伸手抓起電話筒，就找中共中央辦公廳：“請轉主席和劉少奇同志，我彭德懷向黨鄭重申明，沒有此事！”
從此，「裏通外國」就成了彭德懷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進入了一個真正險惡的歷程，呈現出日愈悲涼的色調。
原來這個「裏通外國」的罪名，是由於1959年5月，彭德懷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8個國家，在阿爾巴尼亞參加一次宴會前，遇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兩人曾寒暄過幾句。在東歐各國，兄弟黨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很關注，不免問及，彭德懷除談成績外，也承認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點。廬山會議批彭時，有人說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是不是和出國時“取了什麼經有關”。這種捕風捉影的說法，彭德懷當時沒有看得怎樣嚴重。而今天，竟把出訪中這種正常的交往，說成是和赫魯曉夫通謀，搞顛覆，又以此作為不能給他平反的理由。問題不但沒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級。
「七千人大會」結束，彭德懷繼寫《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之後，又奮筆寫下了對劉少奇報告中有關廬山會議一段講話的評論。對於報告所說長期以來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之說，他問道：“這個小集團的政治綱領是什麼呢？有哪些成員呢？既沒有政治綱領，又沒有具體成員，那不是虛構是什麼呢？”
對於裏通外國，他憤憤寫道：「我同任何外國人都沒有個人接觸。」“完全是無中生有。”
最後，彭德懷寫道：「真理只有一個……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證明它是錯誤的，……這對我是誣衊！」
冬去春回，彭德懷每日黎明即起，到園子裏翻土施肥。晚飯後，仍然到園外去散步，有時到群眾家中訪問。但他讀書的時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間，總是在想問題，寫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