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黃永勝
胡世壽：1928年生，安徽無為縣黃姑鄉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京衛戍區副師長、師長，離休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九一三事件是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兩架飛機外逃，載著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直升機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懷柔北部山區。我有幸親臨直升機現場，參與處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願意把這一段歷史告訴大家。
話，懷柔北部山區上空有一架直升機要迫降，要我們三師立即派人去處理。張師長還交代，機上人員要是活的，不能讓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對直升機上的東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決不能讓空軍搞走。
我立即去辦公樓打電話，準備通知七團派一個連去現場。這時部隊還沒有吹起床號，操場上還沒有人，我在去辦公樓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參謀楊景庭。他拿著腰帶準備出操，我臨時「抓」他跟我去執行任務。我們快走到辦公樓時，碰上副參謀長曹玉培，我當即叫他通知七團去一個武裝連，緊急到懷柔北部山區。
我和參謀楊景庭什麼武器也沒有帶，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發了，此時還不到6時。我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感覺是大事。我心裏非常焦急，也沒有去想為什麼不能讓空軍插手，明明是他們的飛機嘛。我命令司機開到80邁。懷柔地區的道路還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沒有什麼車輛，6時30分我們到達懷柔西邊的渤海所。
我們到時直升機已經迫降在時令河的河灘上，這是一塊四面環山的小盆地。七團的武裝連還沒有趕到，直升機現場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機周圍全是人。懷柔山區解放前是革命老區，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們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時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拿著鋤頭、鐵鍬、棍子，大聲喊叫著抓特務。他們七嘴八舌說，直升機是早晨4、5時來的，然後降落的，聲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機在空中抖動不止。
我們到達現場時，我看見直升機上有一個飛行員(陳修文)歪倒在駕駛艙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兩具死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和處長於新野)。我問村幹部有沒有活人。眾人七嘴八舌地說：有兩個活人，一個到了沙峪，一個在渤海所。
我把現場交給民兵看守，囑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機。然後我去了沙峪。在大隊部我看到一個穿空軍服裝的人(李偉信)，正在給空軍副參謀長鬍萍打電話，報告他們迫降在懷柔山區。我們只是執行具體任務，沒有對犯人提審的權力，我簡單問了他幾句。他說他叫李偉信，是空四軍秘書處長，在林立果身邊工作。李偉信還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這不是天大的玩笑嗎?我聽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偉信捆起來，關進嘎斯車裏，由楊參謀看管，不能讓他胡說八道。然後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隊部，在民兵的幫助下，把另一個活著的飛行員陳士印也捆了起來。
這時，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帶五連兩個排趕來了，真是及時雨!我非常高興，首先向王副團長宣佈事故性質嚴重，你們任務也非常重，首先把兩個犯人看管起來，不能讓他們自殺，也不能讓他們跑了，更不能被空軍搶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斷他的腿，決不能打死。
接著我派部隊切斷渤海所至懷柔的公路，切斷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機場的空軍來搶文件和武器。然後我迅速回到直升機現場，向老百姓宣佈：事情性質很嚴重，請大家遠離，不要靠近直升機，保護好現場。
這時，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副主任楊某某、懷柔縣公安局局長李軍、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七團團長張前進都來到現場，我召集所有在場的領導幹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雖說我對事情也並不清楚，但總比他們多知道一些。我說：一、事件是嚴重的，屬於什麼性質尚不清楚，但涉及國家機密;二、請召集大隊幹部，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三、不要傳播謠言。這件事情關係國家大事，誰傳謠就是造謠惑眾的問題。現場由七團五連看管，別人都離開，決不能出任何問題。
我同時向在場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懷柔縣公安局的幹部，包括法醫、記者宣佈：此次事件有關大局，是機密大事，問題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請將拍攝的膠捲交出來，待問題弄清楚了再還給你們，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們對總的情況沒有接到上級通報，北京衛戍區規定我們執行具體任務，其他無可奉告。這是國家大事，請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現場停留，都請立即回去吧。
9時左右，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來到渤海所，我向他報告了直升機迫降的大致情況，已出現的問題和處理情況。李副司令員指示開設指揮所，對現場出現的新情況要及時上報。我立即將大隊的電話調用，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與北京市電話局、中南海電話局協調，將人民大會堂至渤海所的電話調為專線，沿途支線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員吳忠與渤海所的通信暢通無阻。
這時，總政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坐著賓士車來了，說是總政主任李德生要他來了解一下情況。根據人民大會堂電話的指示精神，我告訴他，我們是看管犯人，保護好現場，沒有提審犯人的權利，無情況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遠距離觀看，不可以進到現場。這位徐部長看了看外部情況，提出要回去。我讓五連副連長李友清把他送到團部休息，要團長熱情接待，實際上把他「軟禁」起來。因為在那麼複雜的情況下，搞不清這位保衛部徐部長是真是假。
空軍沙河機場警衛連連長帶全副武裝的一個班來了，說要了解直升機的情況。我問他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一、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故;二、這個地區屬於北京衛戍區的防區，友鄰部隊全副武裝來，要事先聯繫或得到有關部門通知方可進入;三、你們莫名而來是不符合規定的，待我報告後再說。
因為師長已經交代不能讓空軍介入，雖然搞不清為什麼，但我對空軍方面來的人格外注意。我讓這一個班的空軍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軍戰士說他槍里有子彈。我當即命令他們向後轉，退子彈，槍放下，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彈藥。這時部隊還沒有到，事後想真是有點冒險。正好七團衛生隊軍醫馬志軍帶救護車來到現場，我大聲叫馬軍醫把這個班送到你們營房，要團里安排他們休息吃飯。實際上也是把他們「軟禁」起來了。
11時左右，空軍駐懷柔導彈某師政委帶著陳參謀長來了，要進現場，被我勸阻。我把他們讓到生產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屋子裡沒有椅子，大家都站著。我問他們奉誰的命令。他們說是空軍副參謀長鬍萍的指示，讓他們了解現場情況。我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們說不知道。我說既然不知道，請兩位坐下休息。他們提出要回去，我說不要急，待我報告人民大會堂，得到指示後再作安排(舒雲按：其實他們坐吉普車來的途中與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相遇，朱部長簡單介紹了情況，他們也看了兩具屍體的現場，只是他們進直升機現場被攔)。過了20分鐘，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指示，現場由北京衛戍區處理，讓他們回去工作。
11時左右，北京電話指示，派兩名得力幹部把兩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交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政委楊俊生。我將七團團長張前進、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請來，交代他們兩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交給吳、楊兩位首長。我說：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車，不能讓空軍把人搶走;第二、要絕對保證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斷腿，決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衛戍區;第三、送到後你們直接回部隊，掌握部隊，做好戰備工作。
安排完這一切，到了午飯時間。我又渴又餓，才想起來還沒有吃早飯，更不要說午飯了。我要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到沙峪警衛點(倉庫)三機連送點飯。直到下午2時炒飯送來了，我才和李剛副司令員等吃了一頓飽飯。約下午3、4時，人民大會堂來電話指示，當晚把三個死者送到警衛二師醫院的太平間。於是我決定用七團衛生隊的救護車，由五連派三個人，隨軍醫押車。
我指揮九連連長李金虎上直升機，將飛行員陳修文的遺體從駕駛室搬下來。直升機的機身上有個用蓋板蓋住的腳蹬，一伸腳就能打開，可是我們都沒有上過直升機，不知道怎麼上去，最後只好搭人梯上去，費了很大勁才把陳修文的遺體搬下來。駕駛艙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後艙了。
然後我指揮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們強行打開後艙門，裏面有三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這中間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發現一部錄音機，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錄音機，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亂撥亂按，結果弄響了。以後知道是黃永勝、葉群談烏七八糟的私生活，據說是林立果錄的，目的是為了讓黃永勝交權的證據。李剛副司令員急忙叫關起來，可是誰也不會關錄音機，老是在響。最後有人試圖用急救包的綁帶把它綁起來，無意中碰到開關，這才不再響了。
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里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戍區領導。
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裏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我們採取拉網式，反覆幾趟，才終於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舒雲按：為了一個「月」字，如此興師動眾。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體會工作作風要細緻，特別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細小雜物都不能丟掉，否則將誤大事。如果我們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遺物，再細一點，就不會丟掉「月」字，專家復原成“黃永生”，給周總理添了麻煩。據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黃、吳、李、邱，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9月13日19時，我把直升機現場交七團副團長王德勝負責指揮，由五連嚴加看管，不准出任何問題。我隨副司令員李剛把收繳的文件和武器彈藥裝上車，直接去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會議室。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第一書記吳德，中央候補委員、衛戍區司令員吳忠都在等著我們彙報。
副司令員李剛要我彙報，我就從接到電話後，5點半出發，約6點20分渤海所飛機迫降現場，立即將兩個活的即李偉信和副大隊長陳士印抓獲。我簡單問幾句，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等去烏蘭巴托求援，我聽後又信又不信，但感到事態嚴重，命令他停止放毒，然後又請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等人開會，要他們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不要散佈謠言。後來我又講了陸續處理公安系統來的人，以及處理沙河機場警衛連長帶的全副武裝班，空軍駐懷柔導彈師政委、參謀長，總政保衛部徐部長等一系列問題。
諸位領導聽我彙報後說：你處理現場的情況是對的。然後特彆強調：你們沒有傳達任務，要保密。司令員吳忠對我說：你回去抓部隊戰備工作。
彙報會議結束已經到晚上10時，李剛副司令員請我到食堂吃晚飯，喝茅台酒。飯後我回到師辦公樓，師長、政委和師其他領導都集中在作戰室，等著我講情況。我只說一架直升機出政治事故，北京衛戍區領導要我們抓好戰備工作。
當晚我怎麼也睡不著，接觸到的情況令我震驚。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黨章明確寫著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麼犯人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北京衛戍區領導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究竟是李偉信撒謊，還是確有其事?我搞不清楚。國慶節前傳達中央57號文件，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怎麼說，我們面對現實，尊重黨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堅決認真積極負責處理新情況就對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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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銳老人，因他耳聾，我大著嗓子問他：「李老，請問您：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李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沒說什麼。
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作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田是毛澤東的總管家、日常秘書
「有關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閻長貴，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社工作
>>>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銳老人，因他耳聾，我大著嗓子問他：「李老，請問您：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李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沒說什麼。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也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田家英自殺除了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覺得沒希望了——我覺得戚本禹說的和李銳說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曾約請田家英的女兒曾自回憶她父親田家英，曾自在談到父親的死時是這樣說的：
父親最後的遺言：「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我覺得父親有一種極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業，他一生獻給主席的熱愛，覺得主席最後把他否定了。我認為這是他結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覺得主席把他拋棄了，他就覺得沒有希望了。他覺得主席對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劃成敵人了。
文史學者王凡在給我的來信中，談到田家英的死因，說：「我覺得是多重的，當然毛澤東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陣營，是最重要的原因，這等於宣佈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他清楚這個‘宣佈’的結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懷。」(這與戚本禹說法同，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過的人，說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筆》書中說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對，或許是筆誤——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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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之謎：當事人的回憶】
但這樣一位好乾部為什麼在「文革」還未全面開始時就自殺了呢?這個問題應該述說清楚，否則就成了歷史上的永久之謎。眾所周知，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很多，而影響最大、最值得重視的恐怕是胡喬木的說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著膽子就以胡喬木的說法為例談談此問題。
最近，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曉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在毛澤東和鄧小平身邊的日子》，一些報刊不斷選載和介紹，被稱為是一部「評價公允」、“真實可信的優秀傳記作品”。該書關於田家英之死的情況敘述如下(轉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狀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的談話時，田家英主張刪去“《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等詞句——筆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個戴上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帽子。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運終於降臨。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來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佈罪狀，停職反省，逼迫其限時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丁曉平的書認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責任人是江青，具體執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們到田家英家中，宣佈田家英罪狀，要他停職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這種屈辱才自殺。當然，作者是沿用胡喬木的說法，但事情果真如胡喬木所說的這樣嗎?江青對田家英之死無疑有責任，不過我沒掌握確實材料，沒法具體說明;但說到直接導致這一悲劇的王力、戚本禹，他們對這件事情都有詳盡的說明——若不因人廢言，從「法律」上講，也應該聽聽“被告”一方的意見。這裏順便說一下，胡喬木說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不準確，因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發佈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錄》中關於田家英之死問題的說法：
(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檢查以後，會上討論對四個人的處理。羅瑞卿不在這個會上處理，由軍委處理。大約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組(那時不叫專案組)處理彭、陸、楊、田(家英)的問題，總的組長是周恩來，下分四個分組，彭、陸、楊、田各一個分組。彭組由周恩來自己負責，陸組陳伯達負責，楊組康生負責，田組安子文負責。
話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裏去，坐他的車到田家英家裏，怎麼談事先沒商量，是安子文一個人談的，我和戚本禹都沒說話。我認為安談的還是相當緩和的，不是那麼氣勢洶洶。安對田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暫時由戚本禹負責。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編進毛選的原稿、印的東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這當然實際是撤職，這是毛主席決定的，少奇、總理都不能決定。
話後很緊張地跑到主席台上跟總理說，田家英自殺了。總理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趕到田家，這時田家英已經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後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佈置了一大堆任務，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後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去時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嘆氣，有話可以向組織上說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覺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嚇呆了。戚本禹對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讓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調到要害部門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對田家英的舊情還是有的。總之當時對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後當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邊(田家英的夫人——編者注)，到中央組織部談田家英死的經過。董邊說，頭天夜裏田家英說了一句話：「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她說，她當時沒有注意這句話，沒有向組織彙報。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們就聽到傳達江青的話，說陳伯達、康生(實際上是說周恩來)為什麼不採取措施，讓田家英自殺了?江青回來後又罵了好幾次，說對田家英處理不果斷，早就該隔離。她是把田家英當成敵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經過就是這樣。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刊載胡喬木的文章，說「王關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佈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遷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這種污衊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這種說法完全違背事實。
再來看看戚本禹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戚本禹2002年寫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歷史要案》一文，著重批駁「荒誕無稽的流言」。同時，該文也說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況：
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唯命是從。於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當時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達時，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邊在。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 她似乎有點緊張，說：「家英同逄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坐等。果然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一看來了我們三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後安詳地說：“家英，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戚本禹，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還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裏反省不要出去了。”這以後，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哪些方面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 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不像書刊上說的一派訓斥口吻。他只談田家英有錯誤，但未談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未談公安部的報告，更沒有當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的表現是無奈和委屈，不像書刊上說的那樣激動，更沒聽他說一句怨恨毛澤東的話。固然，按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邊和逄先知都沒說什麼話。
(二)這天深夜十一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交給我。我說，那麼我派人來登記。他說，不，要親自給我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那裏。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拐角處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是誰在害他?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他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有多年的交往。我從1950年進中南海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幫助過我。1957年「反右」時，我被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打成反黨集團為首者，他與我們共患難。此案在毛澤東的干預下徹底平反，這就是聞名全黨的“八司馬案”。因為有這層關係，所以他才敢大膽地、不顧紀律地進行違規操作。但由於我前幾天剛為田家英的問題挨了批評(“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時不敢說什麼話。
(三)深夜電話事件後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點，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務員小陳出去買香煙和其它東西，自己則走進永福堂西廂，即毛澤東的藏書室，鎖了門，然後把頭懸在一根拴在兩個書櫃之間的帶子裏，自盡了。約十時許，小陳從西單回來，發現田家英自殺，他驚恐地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八司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負責人路輝等飛快地跑到永福堂，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對口吹氣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我和汪東興等報告，我們立即報告會議主持人。接著安子文、王力、汪東興等坐車趕回中南海觀察現場，處理後事。安子文當時還通知了董邊，董邊很悲傷，但她沒能趕過來。田家英在解下時，舌頭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顯屬於自縊。當時到現場的人，無論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中央領導人，誰都沒有發現他身上有槍傷，也沒有在毛澤東的藏書室或田家英的辦公室發現任何血跡。當時所有到場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該這樣，沒有人幸災樂禍的。
除了上述內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電話談到胡喬木關於田家英之死問題的說法時，憤怒地說：「完全是胡說八道」。戚還說，我對有些人很鄙視，很看不起。他們在揭發田家英時，捕風捉影，任意誇大，無限上綱上線，材料寫了一大摞，把他簡直說成魔鬼，後來寫文章、寫書，又把他吹得白玉無瑕，聖人一般。戚認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聖人，也不是芸芸眾生的普通人，實際上，應該說田家英是一個有缺點、有錯誤，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華橫溢的十分難得的中共高級幹部。
行文至此，我們小結一下。
(一)從王力和戚本禹的說法中，可以看到，關於田家英之死，他們二人所說的情節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異，無關宏旨。事實只有一個。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是胡喬木說的符合事實，還是王力、戚本禹說的符合事實?當然，我說的符合事實，是說基本上符合事實，誰也不能肯定人們事後的回憶完全準確。事實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敘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記憶不夠準確。」(2011年9月6日王凡給我的信)我相信，通過本文提供的材料，關於田家英之死的真實情況，人們會做出比較客觀和公正的判斷。
(二)從王力的說法中我們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說，在田家英之死問題上胡喬木的說法「完全違背事實」。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書的時間，實際王力所寫時間應該更早)王力就指出了這件事情，而現在出版的書談到這個問題時，根本不顧王力的指正，對此不置一詞(就是批駁也好嘛)，徑直照抄胡喬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說法，這不應是歷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為。
(三)在1966年5月處理田家英問題時，本來負責人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著去的，只是成員或隨員，胡喬木卻說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這是為什麼?這種做法同“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相距豈能以道里計?
【他為什麼自殺】
上面所講主要是田家英自殺的過程和情況，至於為什麼自殺，談的似乎還非常表面，沒有觸及實質。胡喬木說田自殺是因為「忍受不了誣陷和侮辱」，這是一句空洞的話頭;我們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談話，只是說中央認為他犯了嚴重錯誤，要他停職檢討，並沒有什麼“誣陷”和“侮辱”的語言。所以田家英究竟為什麼自殺，還需進一步探討。
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銳老人，因他耳聾，我大著嗓子問他：「李老，請問您：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李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沒說什麼。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也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田家英自殺除了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覺得沒希望了——我覺得戚本禹說的和李銳說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曾約請田家英的女兒曾自回憶她父親田家英，曾自在談到父親的死時是這樣說的：
父親最後的遺言：「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我覺得父親有一種極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業，他一生獻給主席的熱愛，覺得主席最後把他否定了。我認為這是他結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覺得主席把他拋棄了，他就覺得沒有希望了。他覺得主席對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劃成敵人了。
文史學者王凡在給我的來信中，談到田家英的死因，說：「我覺得是多重的，當然毛澤東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陣營，是最重要的原因，這等於宣佈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他清楚這個‘宣佈’的結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懷。」(這與戚本禹說法同，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過的人，說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筆》書中說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對，或許是筆誤——筆者注)
我問戚本禹，毛澤東為什麼不信任和拋棄給他當了將近20年秘書的田家英呢?他明確回答：這主要是田家英和劉少奇的關係。他說，毛澤東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當毛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田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田給劉少奇打電話，詢問應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麼做還怎麼做。在以後的日子裡，他經常到劉少奇那裏去。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田和劉少奇都主張“包產到戶”。田家英把這種主張向主席報告，主席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主席認為他說的不是實話。
在這次和戚本禹見面時，他還說了一個情況：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次中間休息時，總理跟我說，主席意見，要你接替田家英中辦秘書室的工作。我誠懇地跟總理說，我事情挺多，忙不過來，再說我的能力，怕勝任不了。總理親切和藹地說，這個問題中央已經定了，至於工作會有人幫助你的。
戚本禹說：
後來我確實代替田家英負責中辦秘書室的工作，主要為毛主席服務。我擔任這個工作之後，江青有一次和我談話，鄭重地告誡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不能“結交諸侯”這句話。我覺得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結交諸侯”，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書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條戒律。
聽到這些話，不禁想到筆者給江青做秘書時，她第一次談話的內容，現在看來也含有這個意思。她說：「……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裏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佈置的工作和任務，也就是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佈置什麼工作和任務，這是黨的紀律，你要對黨負責，對我負責……」
若問這一切究竟為什麼?只能說這是一種政治——一種我們一般人還不怎麼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