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將軍不斷被打倒。他們當中，有的發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著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別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在毛澤東的關心和周恩來的努力下，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陳毅元帥逝世後，在不長的時間內，有175位將軍相繼獲得平反。
毛澤東表態賀龍案子錯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頭同意。不久，周恩來宣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說到為175位將軍平反，不能不提一下當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
田維新，原名田俊卿，生於山東東阿。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川東軍區大竹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11軍32師政治委員。
1952年參加抗美援朝，曾任志願軍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國後，任軍副政治委員，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來把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叫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吧。」
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馬上過來。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生於湖北麻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河南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兼武漢軍區司令員。
鍾漢華中將生於江西萬安，新中國誕生後，曾任四川軍區副政治委員、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廳廳長、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乾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找來找去，最後找到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上將當時是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後來還擔任了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中央軍委委員，1982年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軍區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將聚集福州軍區
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彙集了4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獲「解放」，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王建安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任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4年春回國，195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61年10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王建安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的。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只好又去請示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田維新便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志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個軟釘子，田維新半開玩笑道：“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你的意見。”韓先楚還是不鬆口。田維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開會時我與他談。”
幾天後，韓先楚奉命進京。田維新一見便招呼：「老韓，這次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面子吧？」“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韓先楚說的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員。
李志民上將重新工作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4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總理的關心與楊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從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去下。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
楊勇上將，原名楊世峻，生於湖南瀏陽文家市。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0兵團司令員，組織指揮了金城戰役，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195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
廖漢生中將，生於湖南桑植。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
廖漢生的子女曾於1972年7月1日給毛澤東寫信：「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儘早地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裏，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在這年7月7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465號上摘登了這封來信。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後，在《來信摘要》上寫道：
送總理閱處。
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
廖漢生復出後，先後擔任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楊勇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一股腦兒地算到他的賬上。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根據周恩來批示，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徵求他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作的結論我沒意見。」
結論作出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於1972年5月被分配到瀋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不久，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再次批示：「田維新同志給楊勇作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徵求楊勇同志一次意見。」
儘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帶著總政的一位處長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乾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
楊勇將軍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秦基偉驚喜總理要見他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無辜被關押。
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林彪一夥到處散佈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原來，志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帥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他要見見秦基偉。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將軍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不一會兒，秦基偉的電話便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總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
中問道：「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麼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
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7年。此刻他剛剛恢復自由，尚未恢復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
周恩來與秦基偉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5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任國防部長。
周恩來妙對「四人幫」
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要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4位將軍的審查結論。
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材料發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便宣佈：「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其是江青和張春橋。
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老將軍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話不多，但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他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
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
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
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人，1932年參加紅軍。建國後擔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志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文化部副部長。田維新在政治局會議上介紹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麼錯誤。”其實，當時文化部系統控制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系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解放」將軍的一著巧棋。
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
田維新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麼文藝路線。」
朱德元帥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一板一眼地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
總司令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志派到陝西……」
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面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西北，應該分配到東南。」江青自己拉幫結夥，卻以“山頭”猜忌別人。
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面軍的同志在陝西已經不多了。」
經過一番解釋，顏金生去西北才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江青再次反對：「他犯那麼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田維新說明：“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志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工企業很多。”
葉劍英元帥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後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志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
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總算過了關。經過一年多緊張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終於陸續「解放」，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
（摘自：《紅牆大事》 張樹德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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