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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內宣佈新生,解放軍接收故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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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內宣佈新生,解放軍接收故宮始末

2021年03月04日 18:19 最後更新:11:20

1949年3月6日,接管大會在太和殿召開,軍代表尹達宣佈:「正式接管故宮,馬衡院長還是院長,全體工作人員原職原薪。從今天起,故宮新生了!」

會心不遠

“拖“住文物不南下

1948年9月12日,遼瀋戰役打響,11月2日結束,歷時52天,東北野戰軍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47.2萬餘人,東北全境獲得解放。這一戰後,國共雙方的軍事實力發生了逆轉,解放軍由劣勢轉為優勢。11月6日,華東野戰軍按計劃發起淮海戰役,至1949年1月10日結束,歷時66天。

此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工作一如往常,院內的各種事項依舊有條不紊地進行。馬衡,浙江鄞縣人,1881年出生,金石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1922年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導師,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1924年11月受聘於「清室善後委員會」,參加點查清宮物品工作;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後,曾兼任臨時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1926年12月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時,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參與接管故宮博物院的工作;1929年後,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抗戰期間,他主持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抗戰勝利後,主持北平故宮博物院複員以及將在戰時南遷至樂山、峨眉、巴縣等地的故宮文物東運到南京的工作。

馬衡像

1948年11月9日,馬衡主持召開了故宮複員後的第五次院務會,討論決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項,如清除院內歷年存積穢土,修正出組與開放規則,把長春宮等處保留原狀,闢為陳列室,增闢瓷器、玉器陳列室及敕諭專室,修復文淵閣,繼續交涉收回大高玄殿、皇史宬等。

11月29日,在遼瀋戰役中取得全勝的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大軍南下,向張家口外圍國民黨軍發起攻擊,打響了「三大戰役」中的最後一個戰役——平津戰役。1949年1月14日,解放軍上千門火炮同時向天津城開火,只用一天多就全殲天津守軍,活捉天津警備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陳長捷,解放天津。

平津戰役打響後,國民黨政府多次來電催促馬衡「應變南遷」,馬衡一概婉拒了。1948年12月16日,孫科簽署行政院電令,要求馬衡執行故宮理事會將文物運往台灣的決議。17日,當年協助將故宮博物院南京保存庫里的文物運出南京、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杭立武發來專電,催促馬衡南下。馬衡委託即將南下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代轉“不能南飛之意”。

1949年1月14日,馬衡先生在致杭立武信中寫道:

立武先生大鑒:

促弟南飛,實難從命。因電復當遵照理事會決議辦理,許邀鑒諒。嗣賤恙漸痊而北平戰起。承中央派機來接,而醫生誡勿乘機。只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

運台文物已有三批菁華大致移運,聞第一批書畫受雨者已達二十一箱,不急曬晾即將毀滅。現在正由基隆運新竹,又由新竹運台中。既未獲定所,曬晾當然未即舉行,時間已逾二星期,幾能不有損失。若再有移運箱件則晾曬更將延期。竊恐愛護文物之初心轉增損失之程度。前得分院來電謂三批即末批,聞之稍慰。今聞又將有四批不知是否確實。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後不再續運。

為了阻止這批文物赴台,馬衡採取了一個戰術,那就是拖,一直拖到解放軍入城,拖到新中國成立。

故宮博物院文物專家朱家溍先生在回憶那段往事時說——

話,問古物裝箱的事,我聽院長回他說星期五裝不完,你要星期五走就先走吧,總之要派人押運的。”我聽了尚增祺的話,立刻到延禧宮告訴楊宗榮、李鴻慶。我們是這樣分析的:馬先生自從把清冊寄南京以後,對於古物裝箱的事,不但沒催,連問也沒問過,他怎麼能知道星期五裝不完呢?從這句話就可以判斷,他真心是不打算空運古物,才這樣敷衍袁同禮的。過了星期五,我們知道袁同禮已經飛走了,馬先生還是不問不催。又過了兩天,王府井南口戒嚴,斷絕交通,聽說要使用東西長安街做機場跑道,準備在城內起飛和降落。這件事吵嚷了幾天,沒見實行,航線便停了。後來北平和平解放了,我問馬先生,是不是一開始就不打算裝運古物?馬先生連吸幾口雪茄煙,閉著嘴從鼻孔冒煙,不說話,這是他經常表現的神情。等煙冒完了,才慢慢說:「我們彼此算是‘會心不遠’吧!」

熱情接待

解放軍參觀故宮

1949年1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在北平郊區良鄉成立,主任葉劍英。這一天,北平軍管會發佈第一號佈告,內容是:

案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電令:「北平四郊國民黨匪軍業已就殲,北平城內國民黨匪軍亦就殲在即,北平將告解放。為著保障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立革命秩序,著令在北平城郊,東至通州,西至門頭溝,南至黃村,西南至長辛店,北至沙河的轄區內,實行軍事管制,成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指揮下之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為該區軍事管制時期的權力機關,統一全區的軍事和民政管理事宜。一俟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為其管制區域。並任命葉劍英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本會遵即於一月一日成立,本主任亦於一月一日到職視事,遵照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約法八章實施軍事管制。

軍事管制委員會之下,設有文化接管委員會,簡稱「文管會」。文管會設有文物部,部長為尹達,副部長為王冶秋,聯絡員為李楓、于堅、羅歌。

尹達,中國近現代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曾是「中博」“考古十兄弟”之一;1931年參加殷墟發掘,最初在安陽小屯北地見習,隨即赴安陽後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發掘。1932年,尹達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1938年赴延安參加革命,在陝北公學任教。1945年,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飛陪同下飛抵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尹達與傅斯年面晤,以《中國原始社會》一書相贈。1949年1月,北平解放初,尹達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部長,負責接管古都眾多的文物單位。

王冶秋,1932年參加左聯,是魯迅晚年時的青年摯友;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馮玉祥處任教員兼秘書;1947年後任北方大學、華北大學研究員;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局長,國家文物局局長、顧問。

1月22日,馬衡院長應華北「剿總」之約至中南海春藕齋開會,聆聽了傅作義宣佈《關於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公告。31日,馬衡在日記里寫“解放軍一部分入城”,平津戰役以和平的方式而告結束。2月3日,馬衡先生在日記里描述解放軍入城的盛大場面:“是日上午十時解放軍自永定門入,軍政首長在前門城闕檢閱步騎炮兵,一軍入前門經東交民巷、東單、東四而達西城,行列延長數里,整齊嚴肅,蔚為壯觀。”

2月10日,北平軍管會接收故宮博物院。當年接收故宮的聯絡員羅歌先生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到故宮,先去拜見馬衡院長,當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紹後,他非常禮貌地站了起來,表示歡迎聯絡員到故宮開始工作。我很不安,再三說明,自己是北大的學生,而他曾經是北大的教授。但是,馬老說:‘這是故宮,不是北大。這是辦公室,不是課堂。你不是學生,你是共產黨的代表,應該這樣。’此後,對於我傳達軍管會的指示,他都用毛筆親自在信箋上簡要地記下來。由於他的熱情、認真、嚴肅的態度,聯絡工作非常順利,他親自召集科長以上的辦公會議,讓大家要服從軍管會的領導,要尊重、支持聯絡員的工作。」

2月8日,尹達、劉新權、舒賽來到故宮博物院,接洽解放軍指戰員參觀故宮事宜。

朱德參觀故宮(1949年4月19日)

平津前線司令部決定,東北解放軍及華北解放軍二十餘萬人於日內分批參觀故宮。時任院長的馬衡先生表示熱烈歡迎,全力搞好接待工作。羅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平津前線司令部派來某師政委舒賽同志及李營長。舒賽是個女同志,她到故宮博物院,就召集接管故宮的羅歌同志和李營長開會,分了工。舒賽全權指揮部隊,李營長負責聯絡,羅歌負責總導引及供水等事宜。全院六百多人,除老弱病殘者外,都在做導引、警衛工作,少部分人負責燒開水,用皇宮內原有的大鐵鍋燒水,用宮內堆積如山的廢木料做燃料,從貞順門一帶,十幾口大鍋一字排開,烈火熊熊,燒開一鍋鍋開水。故宮的同志們將開水一碗碗送給解放軍解渴。軍民魚水情誼濃,那熱烈而動人的場景,是故宮博物院建院24年來所未見過的新氣象。解放軍一批又一批乘軍用卡車來到午門前廣場。他們下車後排成二路縱隊進入午門,經內金水橋、太和門,參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後到乾清宮、坤寧宮入御花園,再參觀東西各宮,最後從神武門出,乘車返回駐地。軍管會命令故宮,每天必須書面報告參觀情況,軍管會葉劍英主任每天晚上聽取有關部門的專題彙報。每天約萬餘人參觀,從2月12日至3月4日,所有部隊參觀完畢。」

馬衡在2月12日日記里寫:「解放軍來參觀。各界在天安門前開慶祝大會,並遊行,與會者十萬人以上……晚晴,月色甚佳,蓋今日為元宵也。」

羅歌回憶:「3月5日,舒賽同志帶領李營長向馬衡院長告別,對博物院全體職工的熱情支持和接待表示感謝。軍管會為了慰勞博物院的同志,當天晚上請他們到長安大戲院看了梅蘭芳演出的《貴妃醉酒》。」

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國慶閉館令(1949年9月30日)

正式接管

全體人員原職原薪

3月6日,接管大會在太和殿召開,除值班站崗的警衛隊員外,全體參加。馬衡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寫:「九時尹達、王冶秋來,與員工警講話,以風大,改在太和殿內舉行,至十時三刻甫畢。」

當時在接收現場的羅歌回憶:「馬老也站在職工隊伍中,這更增加了會場的嚴肅氣氛。當我宣佈請軍代表尹達同志講話後,整個太和殿寂靜無聲,掉一根針到地上也能聽到響聲。尹達同志快步登上皇帝寶座,他用力地大聲講話,我至今還能記得其中的一段:‘幾百年來,只有皇帝才能登上這個寶座。現在,我作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故宮博物院的軍代表,也登上這個寶座。有人說,老百姓登上寶座,會頭暈,會掉下來的。今天,我的頭並不暈,也掉不下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人民當家做主了,人民成為主人了。現在,我宣佈:正式接管故宮,馬衡院長還是院長,全體工作人員原職原薪。從今天起,故宮新生了……’尹達同志講完後,離開皇帝寶座,走到聽眾中,用力地握著馬老的手。此時,我看見馬衡院長的嘴唇微微顫動,淚花在他的雙眼中閃爍。我也激動了,趕忙請他和尹達同志離開會場。此時,全體職工警衛隊伍中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歡送著他們兩人走出太和殿。可惜,那天沒有照相。那時,太和殿還沒有裝燈,故宮的老式照相機也無法把這個珍貴的鏡頭拍攝下來。然而,這場景卻常常映現在我的眼前。我相信,那天參加大會的五百多位職員、工人、警衛也永遠不會忘記的,是不會忘記故宮的歷史開始了新的一頁的。」

國慶日開放情形通告(1949年10月1日)

開國大典的前一天傍晚,馬衡院長離開故宮,由北長街往南,打算經過天安門,一睹新廣場的佈置。但剛到南長街街口,就遇到軍車組成的車陣駛過,他等了半小時不能通過,只好折回,經景山回家。後來才知道,在天安門廣場上將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以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當時,毛澤東主席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代表正在舉行奠基儀式。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故宮博物院和太廟皆根據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命令暫停開放一天,並在午門、神武門,以及神武門外的北上門(今已拆除)張燈結綵,以示慶祝。故宮博物院部分員工在工會組織下,從庫房提出燈籠,前往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並在大典後參加群眾遊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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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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