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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舞者驚動中美高層 曾為江青演樣板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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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舞者驚動中美高層 曾為江青演樣板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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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舞者驚動中美高層 曾為江青演樣板芭蕾

2021年03月08日 17:52

李存信不同時期的境遇,成為時代變遷的最好註腳。

李存信前半生最激烈之處在於,他個人的命運選擇與這個時代的需要一次次發生碰撞,每一次,都會塑造出一個更加不一樣的他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也許,這是一部在中國不會上演的電影。

它講述的,是特殊年代裏,一個中國芭蕾舞演員的特殊遭遇和特殊記憶。而電影主人公李存信,就是那個曾經沒有經受住「腐朽資本主義」侵蝕從而「叛逃」祖國的年輕人。

因為這部名為《毛的最後的舞者》的電影(Mao's dancer),李存信在西方再次成為「名人」——事實上,他的故事一直為許多人津津樂道,他的名字,是對那個時代以及其後政治變遷的最好註解。

「五七藝校」第一批自主招考生,毛澤東時代最後一批芭蕾舞者之一,新中國第一批官派藝術留學生之一,藝術留學生中的第一個叛逃者……李存信的命運,就是這樣與一個國家的紅色十年和開放十年緊密締結,那個時代給了他這些“頭銜”,也給了他與眾不同的人生。

江青校長

李存信出生的1961年,正是文革將始未始的年頭。等到上小學,他已經是赤誠的小紅衛兵,而第一堂課上,他學會的第一個詞語,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毛主席萬歲」。

文革十年,換算成藝術概念,或可稱為樣板戲十年。從《紅燈記》被「革命化」的那一天開始,整整一代人,開始擁有一模一樣的審美情趣,在群智沉默的年代,這種審美被逐漸強化,並最終一統江湖。

而對於生活在山東青島貧遠郊區的李存信來說,遙遠的北京正在流行的革命,與他絲毫無干,他整天擔心的,是自己和六個兄弟能不能吃飽飯的問題,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正是因為一個叫做江青的女人,而發生徹底的變化。

1973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後期,但藝術界的革命激情正酣,由原北京藝術高校組合而成的五七藝術學校更是將江青推舉到一個新的高度——她成為這所飽含中國文革時期藝術厚望的學校的名譽校長,出現在這個學校中的學生,都是主席的學生、江青的孩子。

也因為江青首長的關係,五七藝校成了當時中國最有聲望而且是全中國唯一全額獎學金的學校。建在田野里,各部門領導均由軍隊官兵擔任,初看上去,這所藝術學校,頗具有革命風範。

學校開學前期,為了確保五七藝校的生源質量,江青指示建立專門的工作組,提前下到基層,進行海選。那一年,李存信剛滿十一歲。

冬天,除了把自己裹在臃腫的棉衣,鄉下孩子找不到更好的取暖方法。就在他們顫顫巍巍背誦毛主席語錄的時候,校長突然帶著四個人來到冰冷的教室,每個人都神色嚴肅,制服上的人造毛向外翻露出來。他們,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從北京派來的首長」,到青島的農村,是為了挑選有天分的學生,“去北京學習芭蕾舞和進行文化大革命”。

「那個學生怎麼樣?」任課老師在首長們轉身離開時這麼一指,李存信竟然被選上了。然後,一路經過重重選拔,成為江青校長的學生。

槍在哪裏

一切都因政治的存在失去個性,芭蕾也不能倖免。

1973年,江青觀摩了這批學生的表演後,對學校領導說:「舞蹈看上去還不錯,但槍在哪兒呢?手榴彈呢?它所代表的政治意義又在哪兒呢?」江青所希望的,是能將傳統芭蕾同京劇結合在一起——這一幕,彷彿1964年的翻版——當時,毛澤東看了《蘆盪火種》後的一系列修改意見,徹底開啟了樣板戲的輝煌。

從此,五七藝校的老師對教學大綱做了大幅度改動,在古典芭蕾動作組合之間,穿插了像中國武術動作般剛勁有力的京劇動作。作為動作結束的「亮相」,每個場景學生們必須用視死如歸的凝視來結尾,並稱之為“閃光的風采”。

李存信仍清晰地記得,他們為江青表演的第一場樣板芭蕾——《常青指路》。「入場,用的是腳跟走快步的京劇舞步。我沖在前面,手中握著手槍,臉朝著觀眾,一副視死如歸的眼神。在舞台中央短暫亮相的時候一絲不能動,不能深呼吸,甚至是眨眼皮都不可以。」然後,戲中的李存信發現自己的槍暴露了,需要用手搔自己的頭皮。他在表演這一個小動作的時候,總可以聽見觀眾席里傳來的竊笑聲。“每次聽到笑聲我就很高興,後來有人告訴我,江青此刻也笑了。”

而為了讓這個動作看上去更真實,僅僅這個搔頭皮動作,李存信就不知道練習了多少次。

自由年代

就這樣,樣板芭蕾成為李存信7年藝校生涯的「主旋律」。而文革,也在7年的跳躍騰挪和旋轉中悄悄結束。

1979年,李存信18歲,這是他留校的最後一年,學生們可以開始公開練習所謂的「藝術」而不用背負“沒有全面發展”的指責。一些經過篩選的西方書籍、電影和表演團體開始出現在中國。弄到一本外國書,看上一部外國的“愛情電影”,很快成了“時髦”。對李存信來說,“這額外的一年簡直就是收穫最大的一年”。

學生們開始接觸到蘇聯芭蕾老電影,比如《石花》、《天鵝湖》。也看到了像烏蘭諾娃、瑪雅·普利謝茨卡雅。而就在畢業演出前夕,倫敦節日芭蕾舞團來中國演出。這是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下首批來華演出的團體之一,來的那些外國人中有一位十八歲的女演員,名叫瑪麗·麥坎蒂,當時的李存信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十多年後,他們會異地重逢,而瑪麗·麥坎會成為他的妻子和孩子們的母親。

一口氣完成六段獨舞后,作為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代舞蹈人之一,李存信畢業了。也就是這一年,五七藝校停止招生並解散,北京電影學院等一批藝術院校的教學得到恢復。李存信再也不用跳那些緊繃繃的樣板芭蕾了。

美國,美國

而此時,美國文化代表團的到訪,將李存信的命運拉至另一個方向。

由於表現出色,他獲得了去休斯頓芭蕾舞團學習的機會,該團藝術指導本·斯蒂文森十分欣賞他。

李存信很快得到了護照和簽證——沒有人知道斯蒂文森在美國有一些能幹的朋友,其中一個是喬治·布殊。他的夫人芭芭拉·布殊,是休斯頓芭蕾舞團的董事會成員之一。

就這樣,不會說一句英語的李存信,在經過兩天的英語突擊培訓後,穿著從文化部借來的不合身的西裝、提著借來的皮箱,踏上了美國國土——那一年,兩個芭蕾舞學生出國的消息變成了中國的新聞事件,他們是1949年以來中美之間官派的第一批藝術留學生。

在美國,李存信知道了芭蕾的不同,知道了藝術的個體和自由的表達。他說,他在舞台上扮演了不止一次的王子,但是「在中國的文化里,我甚至不會表達王子的傲慢」。

他也驚訝地看到美國人所享受的自由。

一天,在更衣室里,一個來自新奧爾良市的學生注意到李存信跳舞包上掛著的毛主席像章。

「你是否喜歡你們的毛主席?」他問。

「是的。我熱愛毛主席!」李脫口而出。

「啊,我可不喜歡我們的總統傑米·卡特,他不是個好總統。」

「噓……!」李存信驚慌地看看四周,“你不怕別人聽到你這樣談論國家領導人嗎?”而當這個學生告訴他,想當下任總統的羅納德·里根以前是個荷里活的演員時,顯而易見,李存信隨身攜帶的英漢詞典解決不了任何疑問。

而之前所有對於腐朽資本主義的可怕想像,被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片所替代,曾經最憎恨的敵人和它的社會制度竟然引起了心中的渴望。李存信覺得害怕而迷惘。該相信誰呢?是共產主義教育,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什麼毛主席不告訴中國人民這些關於美國的真相?為什麼中國那麼窮?為什麼美國如此繁榮?

實踐過了自由的生活,李存信欺騙不了自己。對於自己僅僅在美國呆了六周就變得如此猶豫不決,他感到驚訝。第一次短暫的美國體驗結束後,他在回程的飛機上問自己:你是否仍然願意為了毛主席去死呢?

叛逃風波

1979年11月,比原先的計劃推遲了一個多月後,李存信第二次離開中國,這一次,他要代表北京舞蹈學院在美國待上整整一年,然後,返回中國,重新振興擱淺多年的芭蕾教育。

但是,一切都隨著一段愛情的來臨而發生了猝不及防的變化——為了此生第一份愛,李存信在臨回中國的前三天「叛逃了」。他說,他到現在也不後悔。

時間很快就到了1981年4月,是回國的時候了。這個節骨眼上,20歲的李存信卻揣著一個驚天秘密——他和美國姑娘伊麗莎白墜入了愛河,並天真地要帶她回中國。但是,中國領事館拒絕了這一請求。於是,20歲的李存信選擇與伊麗莎白秘密結婚,並決定為了愛情留在美國。

他拿起電話,對本·斯蒂文森說:「本,我結婚了,先不回中國了。」

這個決定,無疑一記耳光,好半天,本·斯蒂文森的聲音過來了:「你必須回中國。明天!」李存信的這一決定,必然影響休斯頓芭蕾舞團和北京舞蹈學院的學術交流。

而為了去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解釋整個「叛逃」事件,李存信被扣在領事館裏整整21個小時。

驚動兩國高層

對於李存信而言,那真是此生最為漫長的21個小時。

他如此恐懼,但是內心又充滿勇氣,「連活著都不能保證,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對於那個小房間外面所發生的事情,他一無所知。中國領事館的人輪番遊說,希望能夠用黨國的信念打動李存信。

而房間外,李存信的律師查爾斯接到了李潔明(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裏負責亞洲事務,後來擔任過駐華大使)從白宮打來的電話——里根總統托他詢問事件的進展。

與此同時,身在白宮的副總統布殊的電話接通了北京中南海,他要向鄧小平求助。後來,喬治·布殊告訴李存信,關於「叛逃」一事,鄧表現得十分開明,表示:要尊重李本人的選擇。

正是這通電話,讓李存信獲得自由。

然而,此後長達九年,李存信都沒被允許回家探親,他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徹底失去聯繫,不知對方死活。他是一個從此「沒有國家,沒有人民」的人,為了愛情和自由,李存信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那一代人

毫無疑問,彼時的李存信經受的是巨大的孤獨,他失去了國家,也因現實的殘酷而失去了第一次婚姻。

唯有芭蕾依然對他不離不棄——在休斯頓芭蕾舞團的幾年裏,李存信獲得了世界芭蕾舞蹈大賽的一枚銅獎和兩枚銀獎,並被《紐約時報》評為世界十大優秀芭蕾舞演員之一。

巧合的是,幾年後,當中國芭蕾舞團赴美國演出,李存信親眼目睹自己過去的同學以申請政治避難的方式選擇叛逃祖國。再後來,曾和他一起被派往美國留學的張衛強,也於1987年前往加拿大芭蕾舞團並被挽留至今。再後來,藝術家如何選擇國籍已是個人自由,而李存信曾為此遭遇的痛苦和動蕩,沒有再重演。

1995年,李存信退出了芭蕾舞團。退役前,他用了兩年半上夜校拿到金融文憑,現在已經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股票公司的經理人之一。而他當年在五七藝校的許多同學,亦紛紛離開芭蕾舞界下海經商,在中國,這樣改行的人有成千上萬。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在中南海擔任警衛,個人自由就會受到約束,婚姻對象要接受組織審批,親朋好友來訪只能在門口的接待室會面。中南海內的服務設施十分齊全,醫務室、供銷社等一應俱全,周末還有舞會和電影晚會。

金瑞祥(中)和戰友在中南海新華門外合影。 記者彭仲翻拍

金瑞祥:一位中南海警衛戰士的紅牆回憶

他,出生浙江湖州,18歲加入解放軍三野部隊;1950年入中南海擔任警衛;1952年作為調干生入大學深造;1956年畢業分到武漢當老師,娶妻生女直至離休——

「多載心儀覓舊蹤,庭院依稀菊廬空,聲聲燕語愫思濃。治國攘夷頻剪燭,江山指點振蒼穹,緬懷且付一吟中。」曾在中南海擔任警衛的金瑞祥,昨日向記者吟誦了不久前重回中南海瞻仰毛主席故居後寫下的這闕“浣溪沙”。

昨日,記者在洪山區玉蘭苑教師小區見到了這位武漢理工大學的離休老師,81歲的金瑞祥精神矍鑠,每周都要去老年大學學習詩詞。他告訴記者:在中南海擔負警衛工作兩年多,曾近距離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觸,如今這些都是他珍藏一生的記憶!

首進懷仁堂近距離接觸偉人

1949年6月,來自浙江湖州的金瑞祥才18歲,他高中畢業就在上海加入解放軍三野部隊。據金瑞祥回憶:1949年底,汪東興在隨同毛澤東主席訪問前蘇聯期間,專門了解了克里姆林宮的警衛工作。回國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後改為警衛局)從各地抽調警衛人員。而他則有幸成為從三野抽調的20多位警衛人員之一,來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金瑞祥他們沒有直接進入中南海,而是在北京糾察總隊干訓隊先進行培訓學習。1950年國慶前夕,金瑞祥和另外3位隊員突然接到任務:要於當晚在懷仁堂舉行的全國戰鬥英雄和勞動模範代表大會閉幕式上,作為獻旗手,將黨中央授予大會的錦旗向大會主席團呈獻。這個突如其來的任務讓金瑞祥他們高興得跳了起來,終於能見到毛主席、朱總司令這些偉人了!

當天下午,金瑞祥他們乘坐汽車來到了中南海懷仁堂,在會場工作人員交代了獻旗的程序和禮儀事項後,他們便在懷仁堂西側入口處等候。當會議主持人宣佈授旗儀程後,金瑞祥等4位獻旗手手持錦旗的四個旗角,隨著樂曲齊步向主席台走去。「當時主席台上坐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首長,接旗的是朱總司令,那一刻我們雖然激動萬分,但還是非常圓滿地完成了任務。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總司令,他那被風霜刻畫久經沙場、卻又是笑容滿面慈愛和祥的臉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金瑞祥至今對這次任務記憶猶新。

第一次為毛主席當警衛激動萬分

1950年12月,金瑞祥從干訓隊學習結業後,被分配到中央辦公廳警衛處治安科外勤組。當時警衛處處長是汪東興,而李銀橋是警衛科科長,陳群海是治安科科長。治安科主要負責中南海的治安,下設內勤、外勤、掃雷、消防和交通指揮等組,金瑞祥所在的外勤組主要負責中南海的五座大門、三個檢查站和會場的警衛。

當時人民大會堂還沒有建好,懷仁堂就成了中央最大的會場,每逢大型會議和慶典活動都在懷仁堂舉行。1951年元旦懷仁堂舉行了一場梅蘭芳京劇專場,金瑞祥被安排擔任會場前排的警衛。金瑞祥告訴記者:那時候的懷仁堂沒有座位號,參加者憑券(請帖)入場,不對號入座。但為了保證首長們的安全,懷仁堂的前排座位是限制入場的,也就是「首長席」。

金瑞祥清楚地記得:演出開始前幾分鐘,毛主席、少奇同志、周總理、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依次進入會場,在前排就座。此時全場沸騰,掌聲此起彼伏,毛主席面帶微笑並頻頻地揮手向與會的來賓致意。

在整場演出過程中,金瑞祥一直守候在前排左側。在擔當警衛工作的同時,金瑞祥也仔細地看著毛主席的一舉一動,之間毛主席邊看邊點著頭,還不停地隨著梅蘭芳的唱腔哼唱,顯得十分投入。當演出結束後,毛主席率先站起來鼓掌,向演職人員致謝。「在當時能這樣近距離地看到毛主席,是我們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春藕齋舞會上的領袖印象

據金瑞祥回憶,當時中央書記處五個書記中,只有陳雲沒有住在中南海內。而每逢周末,中南海內的春藕齋舞會和電影,就成了首長們休息時的主要娛樂。而金瑞祥他們這些年輕的幹部戰士,也有機會得到參加舞會的門票,近距離地目睹領袖們的風采。

金瑞祥告訴記者:身材高大的毛主席最愛跳四步,只要他一步入舞場,樂隊就會奏起《東方紅》,此時毛主席就會和舞伴慢慢起舞。

在舞會上讓金瑞祥記憶最深的是朱老總和周總理。身為軍人朱老總跳起舞來也像軍人,昂首闊步如同走正步,陪他經常跳舞的大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女同志和家屬,都能配合上老總的舞步。而朱老總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讓女同志都非常喜歡與他一起共舞。

而周總理風流儒雅的舞技是首長們中間最好的,總理很喜歡跳三步。而讓金瑞祥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舞會上,總理都要和夫人鄧穎超跳第一曲。而其他想和總理跳舞的女同志也都了解這一「規矩」,都是等總理和夫人跳完第一曲後,才會上前邀請總理跳舞。

檢查站留下總理的關懷

金瑞祥介紹,當時中南海共劃分成甲乙丙丁四個區域,其中毛主席工作和居住的豐澤園、菊香書屋、游泳池都在甲區。甲區有新華門和寶光門兩個出入口,而作為警衛處的警衛,金瑞祥平時就在寶光門檢查站執勤,在門口站崗的則是中央警衛團的戰士。

周總理所在的西花廳在丁區,經常要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商量工作,寶光門是他每天都要經過的地方。金瑞祥也因此常常見到總理。由於主席有夜間辦公的習慣,所以總理到主席那裏去開會總是在前半夜。一般總理是在衛士長成元功和秘書何謙等同志陪同下驅車去豐澤園,而在回西花廳時,總理常常會沿著中海西岸散步回去。

有一個寒冷的冬夜,已是深夜一點多,金瑞祥正在檢查站的玻璃房內值班,看到周總理正從主席那裏出來,散步回西花廳,他急忙走出檢查站向總理敬禮。總理握著金瑞祥的手關心地詢問:「冷不冷啊?」當他得知金瑞祥來自浙江時,又關心地詢問:“在北京生活得怎麼樣?習不習慣?”周總理的話語讓金瑞祥倍感溫暖。“那個時候剛剛建國,總理每天日理萬機,居然還關心我這樣一個普通警衛戰士的生活和工作!”

擋了兩大司令員的駕

在中南海擔任警衛期間,金瑞祥記憶最深的是他曾先後擋了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和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的駕。

剛剛進入中南海擔任警衛工作時,金瑞祥還不太熟悉中央領導。有一次在懷仁堂舉行慶典,由於請帖上並沒有註明具體的座位號,而前幾排是由警衛們負責安排的「首長席」。當時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準備坐到前排,年輕的金瑞祥不認識他,擋住肖勁光讓他去後排。體態高大的肖勁光脾氣很好,笑眯眯地一言不發,轉身到後排落座。事後,治安科科長陳群海才告訴他:今天你把海軍司令給“安排”了。

而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的脾氣就比較大了。有一次劉亞樓從軍委懷仁堂開會出來後,準備從寶光門穿過甲區出新華門到長安街。因為主席習慣晚上辦公,白天休息,因此警衛處規定:白天毛主席休息期間,禁止一切車輛在甲區通行。劉亞樓的車因此在寶光門檢查站被站崗的警衛團戰士攔下來了,當劉司令的警衛員與崗哨爭辯時,正在檢查站值班的金瑞祥立即走了出來,向司令員敬禮後,向他解釋了警衛處的規定,劉亞樓這才讓司機調頭將車從中南海西門開了出去,「當時劉司令還一臉的不高興呢。」金瑞祥笑著說。

金瑞祥告訴記者,中南海內的警衛非常嚴格,警衛團的戰士負責崗哨,警衛處的警衛負責值班檢查。尤其是出入甲區的人員和車輛,除了「五大書記」和聶榮臻、林伯渠等少數領導的車不能攔停外,其他領導人的車輛都必須停車檢查車證和人員證件。

紅牆警衛的神秘生活

作為曾在中南海紅牆內的警衛,金瑞祥的這段在領袖身邊工作的歷史直到上世紀末,才逐漸被外人知曉。「其實我們都是普通的戰士,過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只不過對我們的要求更嚴格一些。」金瑞祥向記者介紹,“後來毛主席的貼身警衛王宇清、周總理的警衛俞標當時都是我們在治安科的戰友。”

要進中南海當警衛,首先要過政治關,每個人都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然後要過業務關,既要熟悉敵情、友情,還要經過嚴格的訓練。而在警衛處工作,個人的自由就會受到約束,婚姻對象要接受組織審查批准,親朋好友來訪只能在門口的接待室會面。中南海內的服務設施十分齊全,醫務室、供銷社等一應俱全,周末還有舞會和電影晚會。

1952年中央決定抽調部分中南海的警衛和工作人員進入高校深造,而有高中學歷的金瑞祥則成了第一批調干生,到北京航空學院學習飛機製造,後來又轉到浙江大學機械系,金瑞祥從此離開了中南海。1956年大學畢業後,金瑞祥被分配到武漢當了老師,娶妻生女。

金瑞祥告訴記者:過去由於保密紀律,他曾在中南海當警衛的歷史一直不被外人知曉。直到上世紀末逐漸開放後,才逐漸向外透露。如今已離休在家的金瑞祥還經常翻看和中南海戰友們一起的老照片,撰寫回憶錄,回憶那段珍藏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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