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一日生活如此過
江青由於植物神經衰弱和多年養成的習慣,晚上難以正常入睡,她喜歡熬夜,用各種方法打發時光。她和常人的生活習慣正好翻了個個兒。
就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開始說起吧。
在正常情況下,江青每天下午1時左右醒來,先是打幾個慵懶的哈欠,再象徵性地張開雙臂,做兩個擴胸運動,然後準備起床,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習慣地伸手打兩聲電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快捷輕盈地端到江青的床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柜上,然後慢慢地將厚絨布窗帘拉開半邊,透進一點光亮。
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口、吃麥片粥;而後又幫她換上另一件睡袍,攙扶她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再往後,護士給她脫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襪,這才到辦公室辦公。
江青到辦公室後,閱讀、閱批文件、看資料是每天的必修課。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徵。
她在寬敞高大的辦公室里體味著權力、地位、高貴和柔和的燈光。辦公時,她習慣吃些新鮮可口的水果,彷彿為了消解一種生命的緊張。
她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鐘。興奮中常常夾帶著一些煩惱和不安,每天的內心活動和表情都深不可測。然後,她打鈴3下通知警衛員準備到室外散步。
散步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有時學開汽車。江青騎馬的技術高超,馬背上的江青神氣活現。散完步,即到17號樓,或是打撲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電影。在17號樓一般要消耗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玩兒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藥送到她手裏,吃完葯回到她的住樓吃午飯。
江青的午飯一般是下午4時左右開始。飯後,她再吃一次鎮靜葯,由護士攙扶到卧室上床睡覺。下午6時左右起床後,中央有會就去參加會議;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再到戶外散步、騎馬、開車,到17號樓打撲克、打兵乓球等。
晚上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後,約上住在釣魚台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後來還有王洪文,到17號樓禮堂看電影。有時還約上電影界的導演、攝影師、燈光、美術及著名演員陪看,說是教他們學習文化藝術。有時看外國原聲電影,就請去外語翻譯。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對電影尤為著迷,有時一連看兩三部電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覆看。我們說:「江青看《紅菱艷》,百看不厭。」如果她出去參加會議,無論回到住地多麼晚,也到17號樓看上一部電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寬大的銀幕前才能使過去的時光重現。她看完電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樓睡覺。
回住樓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後,洗澡、漱口、沖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後,吃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後,再吃第三次安眠藥。
護士還要在她的床頭柜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凌晨4時左右,江青帶著無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進入夢鄉。
江青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天的生活。
江青實在難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員都要向江青問候、「請安」。起床時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傷了心臟,要護士輕輕地把她托起。從裏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貼身短褲,都要由護士給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後,給她報風向、風力、天氣溫度,我們能從每天的天氣預報中讀到江青臉上的陰晴圓缺。
給江青穿鞋襪時,她連腳也懶得抬動一下,護士只好跪在地上給她穿。穿快了,她說護士動作粗野,搞得她緊張出汗,說對她沒有溫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說護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著急出汗,說是用軟刀子殺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覺之前,護士幫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襪脫掉,給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衛生間,駕著她坐在浴盆中特製的木墩上,給她洗澡。護士拿著洗澡用的噴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勻噴洒。水溫不涼不熱,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閉著眼睛盡情沉浸在溫水滋潤肌膚所帶來的快樂中,彷佛這輕輕的流水能沖刷她一天的煩擾與憂愁。
洗完澡,她不在衛生間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邊特製的馬桶椅子上。她怕馬桶椅子東倒西歪,叫人把4條腿固定在地板上;還怕馬桶椅子的座墊、靠背、扶手硬,坐著不舒服,就叫葉群和邱會作帶上裁縫師傅用塑料泡膜包起來。
江青喜歡吃既清淡又有營養的飯菜。炒菜、燒湯不喜歡用骨肉湯,也不喜歡放味精。她說,骨頭湯里膽固醇高,味精是化學製品,有有害物質。但是,她喜歡菜里湯里有骨頭湯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雞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她說蛋黃里有膽固醇。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只吃中間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說母螃蟹膽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剝去皮,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飯菜的溫度要求適度,既不能燙嘴,又不能不熱。她不但喜歡吃中餐,還喜歡吃西餐,喜歡吃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式的點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涼,也不能燙。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溫稍微高一點,就說護士故意燙她,用力把水杯摔個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溫度,把蘋果切成長條,泡在溫水裏,浸泡得溫度適度時,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樣式各異,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長的、短的、中的、單的、夾的、棉的、便衣和軍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沒有高級的。她的內衣更多,因為她好出虛汗,只要身上覺得稍有汗漬就要求立即更換,每天要換幾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換內衣時,也是夠難的,護士幫她脫掉衣服以後,用毛巾擦乾她的身子,擦時用力輕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條,都要舊的、很鬆軟的。江青無論走到哪裏,護士總是背著一個大挎包,裏面裝的全是準備更換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她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別,就非常羨慕。有一次,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江青特意叫服裝研究部門仿照「唐三彩」為她趕製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雲頭鞋;還叫有關單位給她特製了3種樣式的假髮,但她沒有戴過。
江青的住房寬敞,設施齊全,有大卧室、大辦公室、大衛生間、大客廳、大餐廳,還有大放映室、大娛樂室。
不論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內,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室內凡是她能活動的地方,都鋪上地毯,連衛生間都鋪滿地毯。她說:「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會摔壞。」
江青住室、辦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層的,窗帘是3層的(紗簾、綢簾和厚絨簾)。室內的牆壁、屋頂、窗帘、燈光、地毯以及各種傢具顏色,都有一種柔和的感覺。住所內經常用紫外線消毒。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確有病,是個極敏感的人,感情纖細而脆弱,這樣的人禁忌似乎特別多。但對她一生來說,有4樣東西她特別敏感,人們發現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風
「風」對於江青來說太可怕了。她經常對工作人員講:“室內的風可厲害了,針大的孔,斗大的風,風對我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軟刀子還是一把硬刀子,你們是知道的。你們如果不能給我解決風的問題,就是沒有盡到保護我的責任,就是對我沒有階級感情。”
江青居住在釣魚台國賓館,房子堅固、寬敞、嚴密;窗子原本安裝雙層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樓安裝了兩層玻璃;通往她的卧室、辦公室有兩道密封門。她在卧室、辦公室或餐廳、會客廳時,把門窗都關嚴,3層窗帘全拉上,可有時她還說有「賊風」。她每次喊有「賊風」的時候,就坐卧不寧,臉上露出焦灼和沮喪的神情,她命令我們立即找風源,堵“賊孔”。如果找不到風源“賊孔”,她說我們對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時她別出心裁地叫我們點著一支香煙,睜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細觀察煙往哪個方向飄動,如果往北飄動,她就說風源在南邊;如果往東飄動,她就說風源在西邊,叫我們立即採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煙筆直地往上飄動,可以證明沒有風,這個時候如果還感覺有風,她便睜開眼睛緊張地四處張望,突然冒出一句:“這裏有鬼了。”於是大家面面相覷,彷佛真有什麼鬼魅藏在什麼角落。
有一次,她叫護士周淑英查風源,周淑英用盡了一切辦法也沒有找到風源,只好對她說:「你交給我們查風源的辦法都用了,也沒有找到風源。你今天身體是不是不舒服,本來沒有風,你感覺有風?」
江青聽了以後,勃然大怒,先是對小周一陣痛罵,接著又隨手抄起一把銳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過去,幸虧小周躲閃得快,沒有被剪刀戳傷。還有一次,她叫護士趙柳恩找風源,沒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趙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無論是嚴寒的冬天,還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覺不適時,身上都穿得嚴嚴實實,頭上戴著帽子,脖子上圍上圍巾。甚至出樓門時,面朝里,背朝外,警衛員在她的身後,雙手扶著她的肩膀,引導她往後退著走。出樓門以後,再用毛巾捂著口鼻,緩緩轉過身去,低著頭,慢慢走,一輛小轎車緊跟在後,只要她一說有風,汽車趕快開過去,她立即鑽進汽車。
人的感覺有時受精神的支配。要說江青怕風,怕得真夠水平的。但她不怕風的時候,可以站在風頭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島休養。18日,她來了遊山玩水的興趣,要求乘坐魚雷快艇到西瑁島去玩兒。快艇從某軍港到西瑁島的途中,海風颼颼。江青為了拍攝快艇後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處。當時,快艇時速幾十海里,她還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點兒!再跑快點兒!」
我們被海風吹得都站不穩了,受不了了,卻見江青迎風屹立在艇頂,一點兒事兒也沒有,既不打噴嚏,也不感冒,無比從容和坦然。上島後她還參觀了女民兵的火炮陣地。這個海島的女民兵連早在50年代,就因葉劍英元帥的題詞而聞名:「持槍南島最南方,苦練勤練固國防。不讓敵機敵艦逞,目標發現即消亡。」女民兵們應江青的要求,還打了一陣火炮。
二是怕聲
雜訊難耐,誰也討厭。但江青怕聲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過釣魚台國賓館的10號樓和11號樓,這兩座樓坐落在國賓館的中心區,東北距離大馬路甚遠,況且有15號樓和16號樓遮擋,幾乎聽不到汽車的聲音。西邊是玉淵潭公園。自從江青住進釣魚台以後,這個公園就封園了,四周用鐵絲網圍了起來,並有警衛部隊把守。南邊既沒有居民居住,又沒有馬路。北邊的9號樓由張春橋、姚文元辦公和居住,他們都知道江青怕聲音,從沒有從樓內發出過聲響。這樣一個安靜優雅的環境,在北京城內是很難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邊已經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門都很嚴密,門縫、窗縫都用密封條貼得嚴嚴實實。即使是這樣好的環境和住所,她還總是覺得樓房內外有聲音。我總覺得她的耳朵對於聲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樣敏感,對隱隱約約、淅淅瀝瀝的細雨聲,風吹草動聲,樹枝竹葉的搖動聲,鳥鳴聲,她都聽得見,並且覺得「聲音太大啦,讓人恐懼!」有時她捂著兩隻耳朵,閉著雙眼,緊皺眉頭,搖晃著腦袋,讓工作人員專門為她轟鳥、趕蟬、打樹葉、砍竹子。
有一次一隻蟋蟀鑽到屋裏鳴叫,江青不幹。因為室內到處是傢具和地毯,房間又大,要找到一隻小小的蟋蟀談何容易!我們只好硬著頭皮請求江青暫時挪個房間。江青依從了,工作人員便在有蟋蟀的房間噴洒極濃的敵敵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間裏留下了比蟋蟀更讓人恐懼的異味。通風通了很長時間異味才消散。
江青怕聲音怕得最厲害的時候,對工作人員走路時鞋子在地毯上落地聲,衣服的摩擦聲,都極敏感。聲音讓她感到頭腦發漲,耳根發麻。於是我們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時兩條腿叉開,兩隻胳膊抬起來,以免發出摩擦聲。我們在她旁邊,很少大聲呼吸,嗓子癢了,也強力地控制著不咳嗽,拿放東西時更是輕手輕腳。
慢慢地,我們掌握了與江青說話時聲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語氣的輕重。
奇怪的是,害怕聲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興的時候,多麼大的聲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會見成千上萬「革命小將」的時候,紅衛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江青不但不怕從喇叭里發出來的震耳欲聾的聲音,而且高興得手舞足蹈,並高喊:“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
她幾次外出乘坐的專機是蘇聯製造的伊爾18型飛機,4個螺旋槳一齊轟鳴,她照樣打撲克和睡覺。坐火車時,車輪和鐵軌的撞擊聲,她一點兒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島到某高射炮陣地去視察,她拿著攝影機,命令十幾門大炮一齊開火,炮聲划過寧靜的海島,震耳欲聾,她哈哈大笑地說:「真過癮,今天我可搶拍到了不少好鏡頭。」
三是怕冷怕熱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內溫度:冬天控制在21.5攝氏度;夏天控制在26攝氏度。
可是有時溫度也是隨著她的感覺走的,同樣的溫度,煩躁時感到悶熱,孤單時感覺寒冷。儘管工作人員按照她的要求調節好了室內溫度,但未必就一定讓她適應。我不止一次聽江青說:「溫度表不能說明問題,我的感覺才能說明問題。」
江青的感覺就是來自她的心情。她是個反覆無常的人,心情瞬息萬變;我們不知道、也無法掌握什麼時候她有什麼樣的心情,掌握的溫度總是無法跟著她的感覺走。
當她感覺溫度不合適的時候,她會親自去看看溫度表。
她是怎樣看溫度表的呢?她感覺熱時,就彎下腰去,從溫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覺冷時,就踮著腳跟,從溫度表的上面往下看。從下面往上看,或從上面往下看,視覺相差兩三度,以此來證明她的感覺是對的,溫度表是「假的」。在室溫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們和江青本人都很尷尬。
有好幾次,她看完溫度表以後,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們說:「這表是假的!」我記得有一次,她把溫度表摔個粉碎,拂袖而去。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就重新換一隻溫度表,慢慢地,江青氣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嚴冬季節,寒氣襲人,她卻能到戶外拍攝雪景、深夜拍攝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騰就是三四個小時,也沒有事。我想,大概是創作的興奮使她忘記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島。14日那天她高興了,要到海里摸海貝。在水裏一待就是4個多小時,也沒有事兒。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釣魚台17號樓給林彪照相時,七八個大聚光燈一齊打開,室內溫度很快上升到30多攝氏度。我們在場的人都熱得大汗淋漓了,她卻全神貫注,興緻盎然,自始至終也沒聽她說熱。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時間,江青在室內打撲克時間久了,嫌空氣不新鮮,就讓工作人員在室外給她搭了一個凈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帳,她晚上鑽進去打撲克,白天也鑽進去打,一打就是兩三個小時,也不說裏邊熱。
到過廣州的人都知道,那裏8月份的氣候,既潮濕又悶熱,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室外一玩兒就是三四個小時,逛月秀,看蘭圃,去石灣,活動量大得驚人,跟隨她的工作人員都熱得難以忍受,而江青並不喊叫熱。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內看文件,有時叫工作人員把3層窗帘全部拉得嚴嚴實實的,一絲光也不准進去。打開光線柔和的落地燈,燈罩上不是蓋著一塊黑布,就是蓋一塊厚厚的深綠色的布。
江青在全國各地居住的房間室內的光線都很暗。特別是在上海的房間,室內的各種色調更加適合江青的要求。諸如燈光、屋頂、牆壁、門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種傢具都是綠色的。打開燈以後,好像進了威虎山的威虎廳。如果我們一個人在她的室內工作,還真有點兒害怕。可這非常適合江青,她覺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場所會見外賓、接見紅衛兵時,攝影記者給她拍攝,聚光燈驟亮、強光照射、閃光燈不停地閃爍時,她一點兒也不怕,還興高采烈地鼓掌、講話。
江青對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緒支配的;況且,江青這個人神閑氣定的時候又極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中大多數都知道江青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從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後4次到蘇聯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體炎,高燒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在那裏她靜養了7個月,於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區疼痛,發高燒,用青黴素消炎治療,大約治療和休養了11個月才回國。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宮頸癌,在莫斯科進行治療,不久回國。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裡。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她吃不慣蘇聯的飯菜,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飛機運去了活魚、香蕉、蘋果、茄子、西紅柿和其他新鮮蔬菜。在她情緒比較好的時候,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發出邀請,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請她並談她的健康問題,江青面帶微笑。回到別墅,江青覺得在克里姆林宮沒有吃飽,坐下來又吃中國可口的飯菜。
文革期間,江青曾跟我們工作人員講過,「我經過那次放射治療以後,把我的內分泌全部破壞了,造成了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很痛苦。」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以後,我們經常談論,江青為何有「四怕」?大多數同志認為,江青一是心態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時故意刁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
隨心所欲獨來獨往
林彪說他自己是「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其實江青也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她可以根據季節氣候的變化,像候鳥一樣自由地飛來飛去,享儘快樂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島、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廣州、海南島、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鄭州、廣州、海南島、杭州、青島、北戴河、長沙等地都有住房。
話請示毛主席,並報告周總理給她安排專機,要求當天下午就到海南島。因為她外出時帶的東西太多,我們工作人員準備不及,飛機也要檢查,勸她多給一點兒準備的時間,明天再出發。可她執意下午必須到達海南島。我們沒有辦法,只好打擾周總理,請總理說服她明天再去。
總理對她說:「我中午通知空軍準備飛機,你下午就要走,連檢查飛機的時間都沒有,在飛機安全上沒有把握。為了保證你的安全,還是明天動身的好。」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以後,怕飛機出事故,有生命危險,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專機終於降臨在和風徐徐、鬱鬱蔥蔥、鳥語花香的海南島。
江青一走下飛機,就直挺挺躺在停機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閉著雙眼,四肢張開,高興地說:「北京的天氣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場大雪,在戶外活不方便,這裏多好啊,我又復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覺時做夢在海南島,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島,所以我說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聽康生、葉群說:北京紅衛兵的抄家物資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處,中央領導人可以去那裏任意挑選,象徵性地收點錢。江青聽了以後,多次約上康生到文物管理處,將大量的貴重物品據為己有。其中有明清時代的文房四寶,還有各種書籍。
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隨她一同到廣州的吳法憲用空軍的一架專機從北京運到廣州。
她住在廣州市的珠島賓館時,聽到珠江航道上機械運輸船航行時的馬達聲,就立即把吳法憲叫到她的住地,叫吳通知廣東省委,凡是機械船舶全部停航。她聽到遠處一家造船廠的敲打聲,又喚吳法憲到她的住處,令其通知廣東省委,造船廠立即停止生產。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非要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卧榻。吳法憲叫空軍派了一架大型運輸機,從北京起飛到青島把那個卧榻運了回來。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電話給吳德,她說:「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轉移轉移精力,讓吳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麼花卉可以拍照。」吳德了解情況以後,給我回電話說:“我聽說景山公園的牡丹有特色,據說還有稀有的墨牡丹,請江青同志到那個公園活動活動。”我說:“可以,我報告江青同志以後,請她決定去與不去。”吳德問:“如果江青同志決定去的話,請誰去陪她呢?”我說:“請你定。”他說:“那就請萬里同志去吧,他對北京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又是山東人。”我說:“可以,由你決定。不過,請你提醒萬里同志一下,請他只跟著江青同志遊覽,盡量少說話,她不問什麼話就不說話,言多必失。因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還是謹慎一點好。”吳德說:“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謝謝楊秘書。”
我把吳德的想法報告江青時,她說:「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園去拍照。吳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現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後覺得那個公園不錯,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兒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園一看,果然不錯,那裏樹木多,花草多,牡丹園面積大,花型大,鮮艷奪目,品種繁多,有四五十個品種。我為了使江青聽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這些品種從每棵牡丹旁邊豎著的品名標籤上抄下來,拿回來給她看。
那個時候沒有手機,打座機都不方便,同時也是出於保密,我跑回釣魚台向江青報告了。江青說:「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兒去,那時,牡丹花上、葉片上有露水,照出來好看,晶瑩透明,你告訴吳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興緻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園,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張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說:「我要爬爬山,活動活動筋骨。」她是從東邊的台階上爬的,爬了十幾個台階,一抬頭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禎上吊自殺時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樹,旁邊還立著一塊介紹崇禎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衝著陪同她的萬里發了大火。她說:“這都是封建主義的東西,這個歪脖子樹都死了,你們還留著它,像老祖宗一樣供奉它,你們是不是想紀念崇禎啊?你們是要封資修的,還是要社會主義的?給我馬上刨掉。”萬里看她發那麼大火氣,沒有說話。
江青從景山上下來,上了汽車還在嘮叨:「這個萬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師範學校畢業的。」
那棵歪脖子樹本來是歷史的見證,已經保留了幾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隨便一說,說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權重,說一不二,吳德、萬里他們擰不過她。那個時候的文物保護意識也比較差,更沒有文物保護法,誰的官大,誰說了算。現在看來,刨掉那棵樹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園遊覽以後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園去遊覽,那天的天氣很好,江青的情緒和天氣一樣晴朗,她的這種情緒是少有的。她進了東門以後,沒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當她走到一個水池旁邊停了下來,抬頭一看,看到水池南邊涼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明月林中照」,下聯是“清泉石上流”,橫批是“秋來”。她說:“這副對聯很有詩意,小楊,你給我抄下來,回去交給我。”我說:“好,我抄下來。”說完,她繼續朝東走,經過松林園,眼鏡湖,奔向碧雲寺。她到了碧雲寺以後,臉色就由晴轉陰了。她在碧雲寺遇到了4個問題,惹得她不愉快,發了大脾氣。
一是江青看到羅漢堂的大門兩側貼有兩條毛主席語錄,她發脾氣說:「怎麼把毛主席語錄掛在封建主義的建築物上?與封建主義的展品放在一起,這很不協調嘛,立即給我摘下來。」她對北京市陪同她的萬里說:“你怎麼搞的嘛!”萬里對公園的領導人說:“立即摘下來。”
二是江青一進休息室看到牆上掛著一張毛主席像,火氣就更大了。她發脾氣說:「北京市委是共產黨的市委還是國民黨的市委?在這個地方為什麼掛毛主席的像?告訴萬里立即把毛主席像摘下來!」
三是江青看到孫中山的水晶棺和孫中山用過的東西以及展覽物品,她命令萬里,把這些東西統統搬走。萬里為難地說:「搬到哪兒去呢?」江青說:“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對萬里又發了一通脾氣。回去後,接著,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吳德列席了會議。江青質問吳德說:“你們北京市委是共產黨的市委還是國民黨的市委?為什麼碧雲寺還展覽孫中山的東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沒有辦法,會後吳德與萬里商量,先把這些東西搬走,找個地方存起來。為了避免不良影響,對統戰工作造成不好的後果,也為了保護碧雲寺,以內部裝修為名,暫停開放。
四是江青轉到一個小賣部,那兒有一位男售貨員,年齡只有十七八歲。她進去看了一看,那個小男孩沒有見過中央領導人,被嚇愣了。江青指著一把小扇子說:「拿給我看看。」小售貨員被嚇得不但不給她拿,還往後退了幾步。江青大聲說:“你拿給我看看!”對方又退了一步。這時江青火兒了:“我來看東西你還這樣,要是工農兵你還不知道怎樣對待他們呢!你還在這兒搞服務,給我滾蛋!”小孩兒嚇得哆嗦起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見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還在喊:“萬里,這種人不能留,叫他滾!這裏能吃的東西我都包了,我請你們吃。”說完,拂袖而去。
當時,我小聲對萬里說:「這位小同志沒有見過江青這樣的大人物,嚇壞了,他沒有任何錯誤,你千萬不要處理他。」我回到釣魚台以後還是不放心,又給吳德同志打電話,把當時情況講了講。我說:“你們千萬別處理那個小孩兒,他什麼毛病都沒有,就是害怕,沒有見過這個場面。”吳德問:“江青同志再到碧雲寺怎麼辦?”我說:“我會通知你的,叫那個小孩兒暫時躲避一下就行了,請不要搞得太緊張,傷害一個無辜的小同志。”吳德說:“好,聽楊秘書的。”
1971年上半年,江青心血來潮,要在釣魚台試種茶樹。她說種植茶樹,一是採茶為了消遣,修身養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會堂、釣魚台和京西賓館,她說:「中央領導人經常活動的這4個地方,喝茶的問題我全包了。」
於是,她命令空軍派了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了品種上好的茶樹,還從浙江調來4名茶農精心管理,冬天為茶樹搭上席棚,以防凍死。由於北方的氣溫低,濕度小,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名貴的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茶樹運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說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氣鍋爐加溫。因為不知道她什麼時間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溫。有時連續加溫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溫連續加溫一個多月了,她也不說去玩兒,我就壯了膽子問她:「你不是說要到中南海游泳嗎?你什麼時間去?他們已經準備一個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們停止加溫。」
她聽了以後很不高興地說:「我去不去,由我自己決定,關你什麼事?你一個小芝麻粒的幹部,竟敢幹涉我的生活,你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我聽後很是生氣,但也不敢再解釋什麼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島,她嫌從元帥府到鹿回頭的路途遠,能不能另修一條較近的路?當地駐軍便為她修了一條過山公路。因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時不准有任何響聲,開山時不能用炸藥。幹部、戰士就採用火燒、用水激的辦法將石頭激裂,費盡心機。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帶很多工作人員供她使喚外,還帶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專用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條,電影片十來部,書籍八九箱,汽車若干輛,等等。就是到北京的遠郊十三陵、八達嶺,也要坐專列,帶上馬匹、轎車等。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巡撫出朝,地動山搖。」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島玩兒,叫我和中央警衛處的副處長鄔吉成去打前站。我們已經買好了火車票準備出發,她非叫我們把火車票退掉,派了一列專列火車,先叫我們給她蹚蹚路,看坐火車有什麼危險。專列從北京出發,一路暢行無阻。中途經過山東濟南時,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親自到車站迎接,並向我們交代注意事項和對江青接待服務的計劃,可謂興師動眾。鐵路沿線的保衛部門和沿途部隊不知道專列上坐的是什麼大人物,各個車站和路口都有部隊和便衣公安人員把守。她去青島心切,把空專列放回北京,又叫空軍派了一架專機把我們二人從青島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兒了20多天,感到膩煩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兒,下令從北京調去專列。專列開到上海以後,她又改變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將空車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