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紙片牽出林彪「叛逃」事件的幕後人

[導讀]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黃永勝

胡世壽：1928年生，安徽無為縣黃姑鄉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京衛戍區副師長、師長，離休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九一三事件是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兩架飛機外逃，載著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直升機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懷柔北部山區。我有幸親臨直升機現場，參與處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願意把這一段歷史告訴大家。

話，懷柔北部山區上空有一架直升機要迫降，要我們三師立即派人去處理。張師長還交代，機上人員要是活的，不能讓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對直升機上的東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決不能讓空軍搞走。

我立即去辦公樓打電話，準備通知七團派一個連去現場。這時部隊還沒有吹起床號，操場上還沒有人，我在去辦公樓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參謀楊景庭。他拿著腰帶準備出操，我臨時「抓」他跟我去執行任務。我們快走到辦公樓時，碰上副參謀長曹玉培，我當即叫他通知七團去一個武裝連，緊急到懷柔北部山區。

我和參謀楊景庭什麼武器也沒有帶，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發了，此時還不到6時。我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感覺是大事。我心裏非常焦急，也沒有去想為什麼不能讓空軍插手，明明是他們的飛機嘛。我命令司機開到80邁。懷柔地區的道路還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沒有什麼車輛，6時30分我們到達懷柔西邊的渤海所。

我們到時直升機已經迫降在時令河的河灘上，這是一塊四面環山的小盆地。七團的武裝連還沒有趕到，直升機現場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機周圍全是人。懷柔山區解放前是革命老區，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們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時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拿著鋤頭、鐵鍬、棍子，大聲喊叫著抓特務。他們七嘴八舌說，直升機是早晨4、5時來的，然後降落的，聲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機在空中抖動不止。

我們到達現場時，我看見直升機上有一個飛行員(陳修文)歪倒在駕駛艙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兩具死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和處長於新野)。我問村幹部有沒有活人。眾人七嘴八舌地說：有兩個活人，一個到了沙峪，一個在渤海所。

我把現場交給民兵看守，囑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機。然後我去了沙峪。在大隊部我看到一個穿空軍服裝的人(李偉信)，正在給空軍副參謀長鬍萍打電話，報告他們迫降在懷柔山區。我們只是執行具體任務，沒有對犯人提審的權力，我簡單問了他幾句。他說他叫李偉信，是空四軍秘書處長，在林立果身邊工作。李偉信還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這不是天大的玩笑嗎?我聽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偉信捆起來，關進嘎斯車裏，由楊參謀看管，不能讓他胡說八道。然後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隊部，在民兵的幫助下，把另一個活著的飛行員陳士印也捆了起來。

這時，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帶五連兩個排趕來了，真是及時雨!我非常高興，首先向王副團長宣佈事故性質嚴重，你們任務也非常重，首先把兩個犯人看管起來，不能讓他們自殺，也不能讓他們跑了，更不能被空軍搶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斷他的腿，決不能打死。

接著我派部隊切斷渤海所至懷柔的公路，切斷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機場的空軍來搶文件和武器。然後我迅速回到直升機現場，向老百姓宣佈：事情性質很嚴重，請大家遠離，不要靠近直升機，保護好現場。

這時，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副主任楊某某、懷柔縣公安局局長李軍、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七團團長張前進都來到現場，我召集所有在場的領導幹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雖說我對事情也並不清楚，但總比他們多知道一些。我說：一、事件是嚴重的，屬於什麼性質尚不清楚，但涉及國家機密;二、請召集大隊幹部，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三、不要傳播謠言。這件事情關係國家大事，誰傳謠就是造謠惑眾的問題。現場由七團五連看管，別人都離開，決不能出任何問題。

我同時向在場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懷柔縣公安局的幹部，包括法醫、記者宣佈：此次事件有關大局，是機密大事，問題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請將拍攝的膠捲交出來，待問題弄清楚了再還給你們，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們對總的情況沒有接到上級通報，北京衛戍區規定我們執行具體任務，其他無可奉告。這是國家大事，請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現場停留，都請立即回去吧。

9時左右，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來到渤海所，我向他報告了直升機迫降的大致情況，已出現的問題和處理情況。李副司令員指示開設指揮所，對現場出現的新情況要及時上報。我立即將大隊的電話調用，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與北京市電話局、中南海電話局協調，將人民大會堂至渤海所的電話調為專線，沿途支線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員吳忠與渤海所的通信暢通無阻。

這時，總政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坐著賓士車來了，說是總政主任李德生要他來了解一下情況。根據人民大會堂電話的指示精神，我告訴他，我們是看管犯人，保護好現場，沒有提審犯人的權利，無情況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遠距離觀看，不可以進到現場。這位徐部長看了看外部情況，提出要回去。我讓五連副連長李友清把他送到團部休息，要團長熱情接待，實際上把他「軟禁」起來。因為在那麼複雜的情況下，搞不清這位保衛部徐部長是真是假。

空軍沙河機場警衛連連長帶全副武裝的一個班來了，說要了解直升機的情況。我問他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一、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故;二、這個地區屬於北京衛戍區的防區，友鄰部隊全副武裝來，要事先聯繫或得到有關部門通知方可進入;三、你們莫名而來是不符合規定的，待我報告後再說。

因為師長已經交代不能讓空軍介入，雖然搞不清為什麼，但我對空軍方面來的人格外注意。我讓這一個班的空軍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軍戰士說他槍里有子彈。我當即命令他們向後轉，退子彈，槍放下，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彈藥。這時部隊還沒有到，事後想真是有點冒險。正好七團衛生隊軍醫馬志軍帶救護車來到現場，我大聲叫馬軍醫把這個班送到你們營房，要團里安排他們休息吃飯。實際上也是把他們「軟禁」起來了。

11時左右，空軍駐懷柔導彈某師政委帶著陳參謀長來了，要進現場，被我勸阻。我把他們讓到生產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屋子裡沒有椅子，大家都站著。我問他們奉誰的命令。他們說是空軍副參謀長鬍萍的指示，讓他們了解現場情況。我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們說不知道。我說既然不知道，請兩位坐下休息。他們提出要回去，我說不要急，待我報告人民大會堂，得到指示後再作安排(舒雲按：其實他們坐吉普車來的途中與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相遇，朱部長簡單介紹了情況，他們也看了兩具屍體的現場，只是他們進直升機現場被攔)。過了20分鐘，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指示，現場由北京衛戍區處理，讓他們回去工作。

11時左右，北京電話指示，派兩名得力幹部把兩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交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政委楊俊生。我將七團團長張前進、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請來，交代他們兩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交給吳、楊兩位首長。我說：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車，不能讓空軍把人搶走;第二、要絕對保證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斷腿，決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衛戍區;第三、送到後你們直接回部隊，掌握部隊，做好戰備工作。

安排完這一切，到了午飯時間。我又渴又餓，才想起來還沒有吃早飯，更不要說午飯了。我要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到沙峪警衛點(倉庫)三機連送點飯。直到下午2時炒飯送來了，我才和李剛副司令員等吃了一頓飽飯。約下午3、4時，人民大會堂來電話指示，當晚把三個死者送到警衛二師醫院的太平間。於是我決定用七團衛生隊的救護車，由五連派三個人，隨軍醫押車。

我指揮九連連長李金虎上直升機，將飛行員陳修文的遺體從駕駛室搬下來。直升機的機身上有個用蓋板蓋住的腳蹬，一伸腳就能打開，可是我們都沒有上過直升機，不知道怎麼上去，最後只好搭人梯上去，費了很大勁才把陳修文的遺體搬下來。駕駛艙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後艙了。

然後我指揮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們強行打開後艙門，裏面有三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這中間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發現一部錄音機，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錄音機，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亂撥亂按，結果弄響了。以後知道是黃永勝、葉群談烏七八糟的私生活，據說是林立果錄的，目的是為了讓黃永勝交權的證據。李剛副司令員急忙叫關起來，可是誰也不會關錄音機，老是在響。最後有人試圖用急救包的綁帶把它綁起來，無意中碰到開關，這才不再響了。

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里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戍區領導。

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裏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我們採取拉網式，反覆幾趟，才終於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舒雲按：為了一個「月」字，如此興師動眾。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體會工作作風要細緻，特別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細小雜物都不能丟掉，否則將誤大事。如果我們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遺物，再細一點，就不會丟掉「月」字，專家復原成“黃永生”，給周總理添了麻煩。據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黃、吳、李、邱，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9月13日19時，我把直升機現場交七團副團長王德勝負責指揮，由五連嚴加看管，不准出任何問題。我隨副司令員李剛把收繳的文件和武器彈藥裝上車，直接去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會議室。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第一書記吳德，中央候補委員、衛戍區司令員吳忠都在等著我們彙報。

副司令員李剛要我彙報，我就從接到電話後，5點半出發，約6點20分渤海所飛機迫降現場，立即將兩個活的即李偉信和副大隊長陳士印抓獲。我簡單問幾句，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等去烏蘭巴托求援，我聽後又信又不信，但感到事態嚴重，命令他停止放毒，然後又請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等人開會，要他們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不要散佈謠言。後來我又講了陸續處理公安系統來的人，以及處理沙河機場警衛連長帶的全副武裝班，空軍駐懷柔導彈師政委、參謀長，總政保衛部徐部長等一系列問題。

諸位領導聽我彙報後說：你處理現場的情況是對的。然後特彆強調：你們沒有傳達任務，要保密。司令員吳忠對我說：你回去抓部隊戰備工作。

彙報會議結束已經到晚上10時，李剛副司令員請我到食堂吃晚飯，喝茅台酒。飯後我回到師辦公樓，師長、政委和師其他領導都集中在作戰室，等著我講情況。我只說一架直升機出政治事故，北京衛戍區領導要我們抓好戰備工作。

當晚我怎麼也睡不著，接觸到的情況令我震驚。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黨章明確寫著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麼犯人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北京衛戍區領導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究竟是李偉信撒謊，還是確有其事?我搞不清楚。國慶節前傳達中央57號文件，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怎麼說，我們面對現實，尊重黨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堅決認真積極負責處理新情況就對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自幼即以「中華崛起」為己任，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更是把富民強國作為自己終生奮鬥目標。然而從新中國誕生直到他重病纏身，離他的強國夢似乎還有著一段很長的距離，特別是台灣還未能回歸祖國，這就使他多少有點遺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後，台灣問題越是縈繞著他的腦海，成了他臨終前最關注的一個最大情結。

　　一、讀《參考消息》連寫四個「托」

周恩來臨終前，仍堅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報紙、雜誌。

1975年9月4日，周恩來看到3日出版的《參考消息》上轉載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的一篇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在這篇文章里，蔡省三針對四月份蔣介石的去世，分析了台灣的局勢，介紹了將成為蔣介石接班人的蔣經國的經歷等其他情況。周恩來看了很感興趣，特意用鉛筆把報紙批給羅青長和錢嘉棟，要求他們了解蔡省三的談話內容，並進行分析，最好再找王崑崙、屈武等人弄清真相。當時周恩來已經進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寫字時他的手抖得很厲害，可他卻在簽上自己名字後，顫抖著手連寫了「托、托、托、托」四個「托」字，可見他對這篇專訪文章的重視，也充分體現出他對台灣問題的關切。

周恩來的這一批示雖然很短，但內涵豐富。特別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讀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和思維的慎密。

羅青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40餘年，長期分管對台工作。錢嘉棟時任周恩來的主要秘書，後來曾是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崑崙早年投身國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41年就參與中國民主同盟和三民主義同志會的籌組。1931年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務。由於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對台灣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情況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於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參與了馮玉祥的北京政變，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教官，立法委員，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參與國共和談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顧問。李宗仁拒絕在和談協議上簽字後，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後輾轉到新疆，參與了新疆和平起義。後曾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他也是十分熟悉台灣事務的人。

周恩來批示中的蔡省三這個人比較複雜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藝，年紀輕輕時就追隨蔣經國，升任少將總隊長，他身兼數職，風光無限。1949年蔣家王朝敗逃台灣，蔡省三卻執意不走，堅持潛伏反抗。他東躲西藏，數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個多月，終於被人民政府抓獲。在監獄裏一呆就是25年。儘管他的思想還是那個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寬大為懷，於1975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戰爭罪犯時也特赦了他。這是蔡省三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他當時在台灣沒有任何親人，但他自認為對他有知遇之恩，便斷定老上級蔣經國將是他在台灣的唯一「親人」，所以還是選擇去台灣。為此，他在北京時還用政府發給他的路費到王府井買了一幅刺繡，好送給他的老上級蔣經國，並想像著度盡劫難之後再見到蔣經國、並與之談心敘舊的激動場景。然而，台灣方面卻太絕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國民黨中將軍長王秉鉞、陳士章等十人來到香港，等待赴台灣時，台灣方面卻對包括蔡省三在內的所有十位剛被大陸人民政府特赦釋放而申請去台灣的人說了一聲“不！”還說，“因為這些人已經被中共洗過腦，是中共的統戰工具。”於是，蔡省三滯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權組織找到他，希望他能公開發表一個反共講話，然後可以把他帶到世界上除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並供養他一輩子。蔡省三拒絕了，他說：“我是個中國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國！”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筆，靠筆杆子養活自己。1975年春，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即將執掌台灣軍政大權。對於台灣今後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對來訪者分析得很透徹，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來看了之後引起了極大重視，就顫抖著手，一連寫下四個「托」，其對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關切，今人讀起來也無不為之動容。

　　二、召見羅青長，不能忘記台灣朋友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平靜地躺在病床上。當時，他的體溫是38.7℃。從是年12月中旬起，他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營養靠管子通過鼻飼直接送到他的胃裏。筆者訪談過周恩來的副衛士長張樹迎。他說，當時總理生命已經垂危，醫護人員為了執行小平同志「延長生命、減少痛苦」的指示，給他輸血、輸液、導尿、鼻飼、排液等等。最多時他身上同時插著17根管子，還要經常為他使用安眠藥和止痛針。他身上的病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那天上午11點左右，周恩來醒來，說：「我要見羅青長。」由於他身體虛弱，加之高燒在身，話說得不是很清楚，正在他病房值班的張樹迎開始沒有聽清，直到把耳朵湊到他的嘴邊，才聽清楚是要見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羅青長部長。那天是星期一，羅青長同志還未下班。張樹迎他們經過電話與他家裏和辦公室聯繫，很快用總理的車將羅青長接到醫院。

羅青長到醫院後，周恩來又已經昏迷過去了。他只好坐在外邊等。等了二十多分鐘後，周恩來醒來了，羅青長趕快來到周恩來病床前。周恩來認出了羅青長，可他想握手已經沒有了力氣。羅部長也是把耳朵湊到周恩來的嘴邊。然而，周恩來還沒有說幾句話，強烈的病痛就又一次向他襲來。周恩來連忙對羅部長說：「我太累了，要體息一下。」說完，很快他又昏迷了過去。羅青長只好又退到病房外再等。等啊等，一直又等了快半個小時，已經是下午了，周恩來也沒有醒來，羅青長見總理短時間醒來的可能性不大，只好含淚離開醫院。

1993年9月筆者在京訪晤羅青長同志時，曾問他周恩來當時和他說了什麼。羅青長告訴我，總理主要是交待他不要忘了台灣人民，更不要忘了在台灣的朋友，像張學良、張鎮等人。

張學良為世人所熟知，張鎮是何許人呢？羅青長告訴我，張鎮是湖南常德人，黃埔一期生。他後來追隨「校長」蔣介石，一直身居要職。那麼周恩來臨終前為什麼會想到他呢？

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經國共雙方代表努力，於是年10月8日達成國共和平建國的協議並草簽。於是，人稱「和平將軍」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由於高興和喜悅，在重慶大禮堂邀毛澤東、周恩來和國民政府要人一起舉行雞尾酒會，還請了重慶魏家班子來唱京劇名段《打漁殺家》。

就在一派喜氣，各方愉快的氛圍中，柳亞子先生突然造訪，他想要見見潤之（毛澤東）先生，因為事先無約定，現場又不能迴避，於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請柳亞子先生改日約會，並讓自己秘書李少石坐上自己吉普車將柳亞子送回家。

由於當時「八辦」只有這一輛車，而毛澤東又在禮堂看戲，隨時可能用車，司機便一心想著快去快回。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不小心碰撞了一隊從前線剛下來的國民黨傷兵。司機又怕處理事故時耽擱太久，便想一加油門離去。哪知帶隊的排長見吉普車肇事後竟然企圖逃逸，於是舉槍就射。子彈打穿油箱後剛好穿進李少石的心臟。駕駛員轉頭一見李少石胸部涌血，知道闖了大禍，立即將車開到醫院搶救李少石，然後自己開車到辦事處，告知李少石出事，接著自己逃之夭夭。辦事處的同志一邊派人去醫院請醫護人員救治李少石，一邊派人來到大禮堂，悄悄向周恩來告知李少石被槍擊成重傷，生命垂危。那時已是深夜，周恩來聞報後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設想蔣介石是否有意要對毛澤東等人下毒手，但又怕驚動毛澤東，只輕聲對坐在自己身邊的毛澤東說：“我出去有點事。”

周恩來一出禮堂就立即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當年在黃埔軍校和自己關係比較密切的張鎮將軍，當時任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憲兵司令。周恩來立即用電話和他聯繫上，說自己在大禮堂，現在出了重要事件，必須要他親自來一趟。

張鎮在電話里感到當年溫文爾雅的老師周恩來心情焦急，估計到他確有要事，就飛快地乘車趕了過來。他一見周恩來馬上立正向周恩來敬軍禮說：「報告周主任，學生張鎮到！」

周恩來一邊向張鎮回禮，一邊感到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因為周恩來判斷：如果是蔣介石下令對當時在重慶的共產黨人下手，就少不了對身為憲兵司令的張鎮委以重任，而張鎮也決不會還對自己恭恭敬敬地執弟子禮。於是，他在向張鎮簡要說明李少石在路上遭不明槍擊後向張鎮提出了兩點要求：一、迅速查明真相，緝拿凶手；二、一會兒散戲後，請張鎮用自己的座車將我們的毛澤東送到我們指定的地點，確保他的安全。張鎮不僅答應了周恩來，後來也完全做到了。就這一點，周恩來一生心存感激。他曾對羅青長、童小鵬等人說過，“一個人哪怕他一輩子只做過一件好事，而這件事對革命是有益的，我們就要永遠不能忘記他。”

這就是重情重義的周恩來臨終前還牽掛著早已去台灣，並且已於1950年就已在台灣病故的張鎮將軍。

周恩來召見羅青長的事發生在周恩來逝世前的二十多天，可見他是多麼地關心台灣、想著台灣人民、想著那些曾經和他親切相處過的台灣朋友。

　　三、骨灰放在台灣廳，讓他最後—夜在「台灣」過

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根據當時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安排，骨灰第二天才撤。那麼這最後一夜把周恩來的骨灰放哪兒呢？按一般人家習慣，他的骨灰應該回家放置在西花廳，和家人、親人們在一起，度過這最後一夜。但是，周恩來在生前已經對鄧穎超有所交待：他的骨灰要放在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讓他的最後一夜在「台灣」度過。

據周恩來的1949至1954年的貼身衛士韓福裕對筆者回憶：總理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安靜地放置於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內。在骨灰盒的左右兩側，還放置有六盆盛開的水仙花。那翠綠的葉子，鮮黃色的花蕊，是那樣的聖潔，正象徵著周恩來的崇高品格，那情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周恩來是位偉大的愛國者，在從事革命和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半個多世紀裏，他的足跡留在了祖國大部分的山山水水。唯有讓他遺憾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他都未能去西藏和台灣。西藏畢竟早就和平解放了，已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而台灣至今還孤懸海外，這是他臨終前一件十分遺憾的事，因此，他要讓自己的骨灰最後一夜放在台灣廳，以表達他最後還要和「台灣」在一起的心愿。

　　四、骨灰撒進黃河口，期盼海潮攜他去台灣

周恩來的骨灰是根據他生前早就定下的願望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的。一共分四次撒在了四個地方。其中最後一次是撒到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的。

羅青長同志告訴我，周總理的骨灰撒到黃河入海口有兩層意思。一是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周恩來的骨灰撒進母親河後就表示他最終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好讓他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同時，祖國也是母親，讓他回歸母親懷抱也就是回歸了大地母親。二是周恩來生前十分關心台灣朋友、台灣同胞。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進大海後，通過海潮的作用，能將他的骨灰帶到台灣，讓他和台灣同胞在一起。

周恩來臨終前，台灣、台灣同胞、他在台灣的朋友時時縈繞著他的腦海，也正是他永遠放不下的台灣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