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納瑞斯和他的中國血統老伴相濡以沫
本文摘自《文史精華》雜誌2008年第12期，
抗美援朝時期，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後不久，就俘獲了成千上萬的「聯合國軍」。於是，志願軍在朝鮮北部的碧洞建起一個較大規模的戰俘營。
1953年7月27日，韓戰結束，美國總統杜魯門發佈一項新政策，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里自己作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去某一個交戰國。有21名被中國軍隊俘獲的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宣佈拒絕遣返回國，而是選擇到中國生活居住，這件事一時間在世界上引起轟動，當時許多美國人指責這22名戰俘是被共產黨「洗腦」的叛國者。
以後，這22名戰俘有的先後回國，有的移居到了其他國家，只有一名叫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的美軍戰俘一直留在了中國，在山東省濟南市生活了50年，人們都習慣稱他為「老溫」。2004年，溫納瑞斯在山東省濟南市去世。
溫納瑞斯第一次當兵，在戰場上同日本法西斯作戰；而他第二次當兵，卻被送到了朝鮮戰場
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1922年3月出生於美國賓西法尼亞州匹茲堡一個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鎮上的工人家庭。他的祖父早年從希臘移民到美國，父親當過煤礦工人和清潔工。溫納瑞斯兄妹4人，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3個妹妹。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危機，全家人僅靠他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維持生活。經濟上就更加困難了，作為家中長子的溫納瑞斯也不得不在上中學時就開始打工以貼補家用。中學畢業後，為減輕家庭負擔，溫納瑞斯跑了好幾個州，還是沒找到工作，萬般無奈之下，他報名參了軍。
1940年8月，溫納瑞斯當了美國陸軍的一名步兵，先在巴拿馬、哥倫比亞等中美洲國家駐紮，「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他跟隨部隊先後到過新幾內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在戰場上同日本法西斯正面作戰。特別在南太平洋美軍駐紮的一些小島上，面對日本飛機連續18個月的狂轟濫炸，身為炮兵的溫納瑞斯英勇作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二戰結束後，溫納瑞斯複員回到了美國，先後在幾家工廠做工。不料美國又爆發了經濟危機，在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1950年9月，溫納瑞斯只得第二次報名去當兵。兩個月後他去了朝鮮，這年他28歲。溫納瑞斯同大批的美軍一起，被派到38度線以北的平壤地區。1950年11月28日，美軍發動「聖誕節結束韓戰的總攻勢」。中國人民志願軍將「聯合國軍」和南韓李承晚軍隊引誘到預定地區後，發起了第二次戰役，「聯合國軍」和南韓軍隊戰敗四處潰逃。一天深夜，溫納瑞斯被四面突發的陣陣槍炮聲驚醒，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做了志願軍的俘虜，被送到朝鮮碧洞第5戰俘營。此時，溫納瑞斯來到朝鮮才一個多月。
在志願軍戰俘營的兩年半時間裡，溫納瑞斯等戰俘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俘虜管理人員發揚我軍優待俘虜的傳統，嚴格執行《日內瓦戰俘公約》，待戰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無數敵軍戰俘，在世界面前展現了中國人民講和平、講人道的博大胸懷。
一提起戰俘營，人們往往會想到惡劣的生活條件，陰森寒冷的牢房，戰俘們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監督下從事著沉重的勞役，稍有不順從等待著他們的將是打罵刑罰甚至於被殺害。
虐殺戰俘，可以說是人類自有戰爭以來的伴生物，一直被視為戰勝者理應享有的特權，是向交戰對手報復泄憤的一種本能行為和消滅後患的特殊手段，也是各國人民和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有大量身為戰俘的官兵慘死在虐待、苦役、酷刑、大批活埋和集體槍殺的暴力之下。比如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扎達鮑斯捷爾集中營、聖費南多俘虜營和奉天俘虜收容所，都是戰俘的屠宰場。就連前蘇共中央政治局也曾集體作出決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製造過血腥屠殺21800多名被俘波蘭軍官的「卡廷森林慘案」的血案。
網”。昔日戰場上的敵人變成了朋友，因此溫納瑞斯認為，他的被俘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戰俘營中的兩年半時光，使他逐漸獲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志願軍戰俘營是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裏、冒著美軍飛機不斷轟炸襲擾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儘管供應補給緊張，前方戰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在志願軍戰俘營里，戰俘們的生活仍然不斷得到改善。生活步入正軌後，志願軍俘管當局定出了俘虜的伙食標準：每人每天糧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魚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費1545元(人民幣舊幣)，輕病號灶2313元，重病號灶3634元。俘虜的這個伙食標準相當於志願軍團以上幹部的中、小灶標準，比志願軍一般幹部、戰士的伙食標準高出很多。為了照顧俘虜們的生活習慣，特地從中國運去麵包烤箱。信奉伊斯蘭教的俘虜，還在生活上另有特別的照顧。
長期的戰地生活和因為想家帶來的思想壓力，使不少戰俘的健康出現了問題。這一情況經過層層上報，最後到了周恩來總理那裏。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加強戰俘的營養，採取急救措施。於是，一批高水平的醫生從中國各地來到碧洞，在這裏建起了專門的戰俘總醫院。
影。幾乎每個星期六，我們都會組織長達兩小時的晚會，演出我們自己排練的節目。豐富多彩的生活，使我們淡化了想家的念頭。記得有一個荷蘭戰俘是個文盲，別人都給家寫信他不會寫，時常抹眼淚。一位會荷蘭語的志願軍軍官當了他半年的老師，使他不僅會寫信，而且還能寫文章。
「時間長了，我們和志願軍戰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鮮群眾給看管我們的一位志願軍戰士送了一個紅蘋果，這位戰士見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蘋果，知道我想吃水果，便把這個蘋果送到了我手中。還有一名志願軍戰士領到了一支鋼筆，他捨不得用，得知我喜歡鋼筆時，便送給了我。這支鋼筆至今我還保存著。我抽煙很厲害，不少志願軍戰士把自己節省下來的煙送給我抽。可以說，我在俘虜營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樂的，我深信這支軍隊是一支文明的軍隊，是一支仁慈的軍隊，是一支得人心的軍隊。」
志願軍還特別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宗教習慣，使戰俘們能過基督教的聖誕節、感恩節，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開齋節等。尤其是過聖誕節和春節的時候，一連幾天戰俘營都處在節日氣氛之中。在俘管人員的悉心照料下，戰俘們精神狀態很好。有的俘虜還非常調皮和風趣，他們見了從戰俘營邊走過的朝鮮村婦就大喊「阿媽妮！阿媽妮！」讓人哭笑不得。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管理人員的精心安排下，在碧洞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戰俘奧運會」，選手來自北韓各地戰俘營的500多名戰俘，他們身著統一的服裝，扛著各種旗幟，排著整齊的隊伍走進運動場，“奧運聖火”點燃之後，各種比賽激烈角逐。比賽項目很豐富，跨欄、跳高、籃球、排球、足球、拳擊、游泳、跳水等一應俱全。在戰俘營內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堪稱世界戰俘史上的奇蹟。
從志願軍戰俘營成立之日起，就不斷有國際知名人士、外國社會團體的領導人和新聞記者參觀訪問。他們親眼看到，在志願軍戰俘營，沒有鐵絲網，沒有狼狗，沒有炮樓碉堡，除了戰俘營大門口有兩個衛兵站崗值勤外，沒有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到處巡查監視。這裏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宗教信仰，志願軍對所有戰俘均一視同仁，平等對待。1952年5月，著名的國際和平人士、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英國的莫妮卡·費爾頓夫人，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戰俘營考察，並多次同戰俘座談。她感嘆地說：「簡直是奇蹟！這哪裏是戰俘營，分明是一所國際大學校！」她回國後，著文盛讚志願軍對戰俘的人道主義精神。
溫納瑞斯和另外21名戰俘選擇了到中國定居，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1953年7月27日，韓戰停戰談判在歷時兩年後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根據《日內瓦公約》，戰爭結束後，交戰各方應遣返所有戰俘，但作為《日內瓦公約》簽約國之一的美國卻破壞公約，執行所謂「自願遣返」的政策，即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里作出自己的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到某一個交戰國。
當美國總統杜魯門發佈「自願遣返」政策的時候，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項處心積慮針對中國志願軍戰俘的政策，竟催生了本國21名“叛國者”，由於怕歸國後受到政治迫害，也為了探求真理和維護世界和平，當時共有21名美國戰俘和1名英國戰俘拒絕遣返回國，而是選擇了到中國定居，其中就有溫納瑞斯。
當時，朝中方面共直接遣返了「聯合國軍」方面被俘人員12773人（其中南韓軍被俘人員7860人，「聯合國軍」被俘人員4913人）。在4300名美軍戰俘中，有23人決定到中國去，另外還有1名英國人、幾名比利時人以及350名南韓人也選擇到共產主義國家去。這些想去中國的戰俘並沒有馬上被送到中國，而是給了他們90天的“冷卻期”進行最後的思考，在此期間，美國派出了牧師和神甫來做說服美軍戰俘的工作。牧師和神甫們磨破了嘴皮，甚至播放他們父母的錄音勸他們回國。其間，美軍戰俘愛德華·狄更生和克勞德·貝奇樂改變了主意，決定回美國。然而等待愛德華和克勞德的並不是兩邊鮮花的夾道歡迎，而是冷酷的軍事法庭的審判。愛德華被判刑10年，他的罪名是“私通敵人”以及作為戰俘行為不當；而克勞德則因“私通敵人”罪被判終身監禁，後來刑期減到20年。雖然他們服刑3年後都被釋放了，但這兩位美軍戰俘的命運讓其他人更加堅定了去中國的決心，他們向中國紅十字會申請，最終獲得批准留在了中國。
溫納瑞斯以後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在板門店，美國當局為了說服我，就以各種優惠條件拉攏我。一個美國軍官送給我好多書籍和大量的禮物，說回到美國後可以給我安排年薪70萬美元的工作，並幫我找一個美麗的姑娘做妻子。我經過反覆考慮，終於頂住了這些‘糖衣炮彈’，我下決心到中國去，同中國人民一道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今天，我仍認為我當時的這種選擇是正確的！」
21名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宣佈拒絕回國，選擇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當時震驚了西方世界。西方國家輿論認定這是共產黨對這些戰俘進行「洗腦」的結果，而社會主義國家則宣稱，這些戰俘選擇了和平，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毫無疑問的是，這22名戰俘的選擇是中國軍隊俘虜政策的勝利。對於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勝利在精神層面上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由於有許多美國人指責他們這些戰俘叛國，還有些美國人認為在被關押期間，中國軍隊對他們進行了「洗腦」。溫納瑞斯曾就此說：“我在朝鮮兩年零10個月，有兩年零8個月的時間是同志願軍生活在一起的。我在美國時過著不能溫飽的生活，但在志願軍的戰俘營里，我卻生活得很好，受到人道的待遇，幾乎每頓飯都可以吃到肉類和蔬菜。我和同伴們能和志願軍從戰場上你死我活的敵人變為朋友，首先是因為我們從內心裏佩服志願軍，感到志願軍確把我們當作朋友對待，是志願軍用實際行動感化了我們。我們就想，中國政府對待我們這些敵對國家的戰俘都能這麼好，對待本國人民就會更加好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老百姓是多麼幸福啊！因此我不願遣返，想去這個國家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進入志願軍戰俘營，是我一生中的新起點。我選擇中國，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希望進一步了解中國，尋求真理。”
溫納瑞斯被保送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文革時期，周總理親自出面保護他
1954年2月，溫納瑞斯和另外20名美國戰俘和1名英國戰俘一同來到中國，中國政府在北京召開大會，授予他們「國際和平戰士」稱號。他們隨後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學習，學習中國歷史、社會情況、經濟建設、生活習俗，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學習共產主義理論。一年之後，他們又回到北京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給了他們上大學、去工廠、下農場或閑住的4種選擇。溫納瑞斯選擇了到工廠工作，他被安排在了山東濟南造紙西廠當工人。
當時雖然一提起「美帝國主義」，工友們都憎恨不已，但當工友們得知溫納瑞斯拒絕遣返回美國的有關事迹後，非但沒有因為他曾經是一名參加過侵朝戰爭的美國兵而憎恨歧視他，反而很尊重照顧他這位“美帝國主義的背叛者”。特別是那些和他年齡相仿的年輕人，更是喜歡接近他，和他這個性格開朗幽默的“美國大個子”交朋友。工作之餘，溫納瑞斯也喜歡和工友們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撲克，工友們嫌叫他的中國名字“溫納瑞斯”拗口，乾脆都叫他「老溫」，溫納瑞斯也喜歡大家這樣稱呼他。在工作之餘，溫納瑞斯堅持每天至少學習兩三個漢字的發音和拼寫，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後，他的漢語也說得越來越好了。
剛到中國的新奇感過後，由於語言不通，以及家庭、戀愛、婚姻、生活習慣、懷鄉思親等多種原因，到中國的21名美英戰俘（當時已有1名戰俘因病死亡）中有的人開始想家，並通過各種途徑回到美國。從1955年至1966年的11年間，先後有18人申請離開中國。中國政府的原則是，尊重本人意願，來去自由。他們有的返回美國、英國，有的去第三國定居。而溫納瑞斯則喜歡上了中國，一直留在了中國。
1963年，經過工廠推薦，中國紅十字會保送他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馬列主義理論等課程。在北京4年的大學生活中，溫納瑞斯虛心好學，最終獲得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結業證書。
畢業後，他要求仍回到濟南造紙西廠工作。回到工廠後，不少工友評價他說：「老溫真和咱們一條心，沒有忘了咱們！」和他的感情更近了。
溫納瑞斯28歲了還沒有結婚，他來到濟南後，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
老溫曾娶過兩個中國妻子，他的第一個妻子是位山東姑娘，結婚10年後妻子患肺病去世，兩人沒有孩子。1966年，熱心的工友又給老溫介紹了一位名叫白錫榮的離婚的32歲的山東姑娘，兩人都比較滿意，一年後造紙西廠的工友們按照中國人的習俗，為他們熱熱鬧鬧操辦了婚禮，工友們送給他們的結婚賀禮是每人一套毛主席像章。1970年6月，他們的大女兒溫紹霞出生了；1972年，他們又喜得一子，取名溫紹磊。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溫納瑞斯自然也逃不過造反派的“專政”。北京的紅衛兵說他是美國特務，曾派人專程到濟南來抓他，準備把他帶到北京去批鬥。和他相處了10多年的工友們一面想辦法把他藏起來，一面和北京來人周旋。後來周恩來總理知道了，出面說溫納瑞斯是「國際和平戰士」，任何人都不能動他的一根毫毛。造反派雖然悻悻然，卻也無可奈何。文革十年，溫納瑞斯基本上沒受到什麼衝擊。
從1977年開始，溫納瑞斯先後被山東大學等高校聘任教授，講授英語口語課程，他居住在中國紅十字會為他提供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享受著教授級的待遇和公費醫療，國家每4年為他提供一次去美國的往返機票。老伴白錫榮帶來的4個孩子都已成家立業，視溫納瑞斯如親生父親，經常買來溫納瑞斯喜歡的煙酒來看望他。他與白錫榮生的一雙子女也已結婚，小外孫女也已上小學二年級了，溫納瑞斯盡享著天倫之樂。
回美國探親演講，掀起一股「溫納瑞斯熱」，他“比尼克遜更榮耀”
形成一股風靡全美的「溫納瑞斯熱」。美國的《美中通訊》在介紹溫納瑞斯時說：“他的家鄉把他當英雄來接待。”“美中人民友好協會”還贈送給他一幅萬人簽名、長達4米的條幅，以表揚他對美、中兩國人民的友誼所作的貢獻。
談到自己回美國受到大家關注的原因，溫納瑞斯介紹說，「當時，雖然尼克遜總統已經來訪過中國，但中美尚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情況還很陌生，他們對中國感興趣，也對中國人民感興趣，他們想更多地了解中國。更多的華僑則是心繫祖國，想多了解一些來自中國的真實情況，因此，他們都對我在中國的經歷和生活深表關注。」
溫納瑞斯在美國四處作演講，介紹他在中國的經歷和生活，引起了美國一些右翼團體的反感及聯邦調查局的注意。他在洛杉磯母親家中居住時，聯邦調查局就曾準備在鄰居家中安裝竊聽器對他進行監控，遭到了鄰居的拒絕。他在各地作演講時，也經常有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在場。看到聽眾那期待的目光，他毫不畏懼地繼續演講了下去，因為一些聽眾對他說：「只要你說的都是你的親身經歷，又是有利於發展中美友誼的，誰也不敢出來干涉你！」
他的傳奇經歷和事迹時，竟站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上，一些媒體稱他是「民間大使」、“和平使者”；另外一些媒體在報道中則稱他是“被共產黨‘洗過腦’的變節者”、“叛徒”、“瘋子”。然而不論這些媒體的立場如何，在他們的報道中卻都沒有迴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溫納瑞斯作為一名前美軍戰俘，在中國定居後不但沒有遭到迫害，反而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過著安定幸福的生活。
1983年，溫納瑞斯第二次飛返洛杉磯探望母親，當時他的母親已經96歲高齡了，但老人家的神智依然清醒。她聽了兒子介紹在中國的經歷和生活情況後，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中國人對你這樣好，你可千萬要對得住中國人民啊！」
2000年，溫納瑞斯第三次回美國探親，然而在美國僅僅呆了不到半年他就返回了中國。也曾經有人問溫納瑞斯：「美國經濟那麼發達，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人想盡一切辦法想到美國去，你怎麼沒有選擇在美國安度晚年呢？」溫納瑞斯深有感慨地說：“美國是個只認‘錢’的國家，人情味淡薄，有不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相當悲慘。我在中國有妻子兒女，有外孫女，還有那麼多關心過照顧過我的好朋友，中國政府每月發給我幾千元的退休工資，我的所有醫療費用，都是公家負擔。每次返美探親，工資照發，還發給出國旅費和往返機票費。我現在生活得很好，為什麼還要回美國呢？回到美國後我一無所有。至於回國探親也是應該的，因為像我這樣的年紀，再不回去看看不行了。親戚朋友一個個都沒有了。中國有句話叫‘葉落歸根’，我的根在中國，我要死在中國母親的懷抱里，我的骨灰將來要撒在黃河裏……”
溫納瑞斯回國時，也曾經有人問他，是不是每天都有中國警察在監視他的行動？對此，溫納瑞斯感到有點好笑，他說：「我留在中國生活，是自願的，不是被迫的，我是不可能做出傷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事的。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我是國際和平戰士，是國際友人，又不是恐怖分子，中國政府還有必要派警察監視我嗎？」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溫納瑞斯在中國生活了近50年，卻仍然是美國國籍。對此，溫納瑞斯解釋說，「文化大革命」時期，他曾多次提出要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可當時不少政府機關陷於癱瘓狀態，有關部門一直沒有作出回應，時間久了，他想加入中國國籍的事也就放下來了。作為一名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公民，溫納瑞斯每年都要到濟南市公安局的外事管理部門，辦理在中國居留的例行登記手續。
溫納瑞斯自豪地說：「我比尼克遜總統早20年到中國，我比尼克遜更榮耀！現在中美建交了，我和所有的中國朋友和美國朋友都很高興，偉大的中美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攜起手來共同走向美好的未來。」
溫納瑞斯79歲高齡時盼望加入中國共產黨，省委書記吳官正專門作出批示
在中國度過的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人生，使得溫納瑞斯這位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在言談舉止、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都已經完全「中國化」了。他喜歡喝中國的“老白乾”白酒，喜歡抽濟南當地產的“大雞”牌香煙，更喜歡喝中國的茉莉花茶，至於西方人喜歡喝的飲料咖啡，他卻很少喝。他每天吃的主食也是米飯和饅頭，很少吃黃油麵包。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溫納瑞斯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20世紀60年代他在中國人民大學上學期間，學習的主課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馬列主義理論等課程。大學畢業後，他又多次研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方面的書籍，他的書桌上擺放著翻舊了的《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周恩來選集》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書籍，他還作了大量的讀書筆記。他對中國各種社會現象的深刻認識和對各種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熟稔，完全可以去做一名社會學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授。
引起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的重視，當即在報紙上作出批示，要求組織部門研究溫納瑞斯的入黨問題。山東省委組織部的兩位領導同志隨後和筆者一起來到溫納瑞斯家中，對溫納瑞斯入黨問題進行考察。由於溫納瑞斯當時仍是美國國籍，而他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則首先要加入中國國籍。有關部門認為溫納瑞斯保留美國國籍對國家和社會更有利，溫納瑞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願望沒能實現。隨後，報社領導又安排筆者寫出了報道《一個美國老兵的追求》，刊登在了2001年8月30日的《齊魯晚報》上。
刊發在《檢察日報》、《中華新聞報》、《當代生活報》、《金劍》、《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等多家報刊上。
和零星資料，就想出本紀實書籍，實在是不太可能，筆者也就只能作罷了。
2004年，身體狀況一向比較好的溫納瑞斯因腿部摔傷住進了醫院，在住院期間，他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願，把他葬在了濟南的一個公墓里，中國紅十字會等單位先後給他敬獻了花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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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張平化不來了。難道毛澤東不回來了？廖時禹心裏直犯嘀咕。
事實上，在廖時禹放下電話不久，遠在北京的毛澤東的生命便已走到了盡頭。病重期間，像普通人那樣的鄉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準備工作。可惜，這個最後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
在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前的24小時裏，毛澤東是怎樣度過的呢？
從9月8日零時起，便開始腹部人工輔助呼吸，血壓高壓到180，低壓到80。
11點左右，心律失常。
下午4點，插上鼻咽管。
晚上8點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著輸液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插著鼻食管的情況下，毛澤東這一天看文件、看書11次，加起來有兩小時50分鐘，平均每次不到16分鐘，文件和書是由別人用手托著看的。
同書和文件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毛澤東，最後一次閱讀，是9月8日下午4點37分。
7個多小時後，剛剛跨進9月9日的門檻，他的心臟便停止了跳動。
一代偉人，也是曠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級的領導人逝世後，沒有專用的靈車。大多是用大「解放」車拉著靈柩，上面松枝鋪蓋、綴以白花，車頭上立著遺像。
那時，在北京南二環右安門橋頭有一家「汽車修理四廠」，雖然掛著“修理”的牌子，其實是在全國頗有名氣的客車製造廠。大約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廠接到一項緊急的政治任務——限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製造出一輛“後開門”、車廂裏帶滑軌、駕駛室和車廂分割開的「640型單機客車」。原來，這輛“客車”就是專為周恩來準備的。那個時候，周總理因病重，不能接見外賓已經很久了。
接到任務後，工人們雖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事，但任務緊迫，還是趕緊加班加點，研製起新車來。沒多久，一種新產品——外觀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寬大的前擋風玻璃特彆氣派的「640型單機客車」就問世了。這種新車的問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馬路上也是該廠生產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製造)公共汽車，是一種脫離外國圖紙完全由中國工人自行設計、自行製造的“爭氣車”。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車是仿捷克的“司柯達”製造的，車身渾圓、玻璃窗很小，車體是大紅色。
1976年1月8日，總理逝世的噩耗傳來，汽修四廠的幹部工人們親眼看著自己打造的「640型單機客車」載著偉人緩緩駛向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這才知道生產這種客車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到汽修四廠。第二天，當汽修四廠全體員工正忙著搭靈堂、組織悼念活動的時候，一輛前不久由汽修四廠出廠的醫療車由當時的中央保衛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以及四廠的上級單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車修理公司的有關領導護送回廠，並下達一個命令，將這輛地震期間（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為毛主席提供辦公、醫療用的醫療車，在追悼會之前，改造成一輛具有遺體保護功能的靈車，用以專門安放毛主席的遺體。
任務宣佈後，汽修四廠2000多名工人淌著熱淚紛紛到厂部請戰，堅決要求為製造偉大領袖的靈車貢獻一份力量，哪怕擰上一個螺絲、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馬上成立了「毛主席靈車製造指揮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選出了幾十名技術過硬、表現出色的工人組成若干戰鬥小組，輪番上車、輪番作業。
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人們階級鬥爭這根弦綳得很緊，生怕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所以將靈車的製造車間選在一處遠離主廠、地處偏僻、便於保護和監控的軍工車間。為安全起見，中央警衛局還派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對靈車的工作現場實施24小時的監控，上車的工人都必須佩有專門的工作證，一班上去、一班下來，換班交換工作證，不使工作證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許隨便到現場參觀，並要求大家嚴格保密。
鑒於靈車的製造任務十分緊迫，接到任務的第二天，當時的老廠長被特別獲准到毛主席遺體前測量有關數據。老廠長從來沒見過毛主席，當他面對面站在偉人面前時，突然淚水滂沱，手腳不聽使喚，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鋼尺上的尺寸，還是周圍的人幫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後提及此事，他說當時不相信眼前這位偉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著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經站到了他的身邊，他矛盾著，害怕自己粗手粗腳驚動了偉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終還是弄得手腳不聽使喚。
製造靈車的過程中，需要幾張裝飾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廠，接到這項光榮任務後，北郊木材廠全部工人都跑到倉庫，在成千上萬張三合板中精挑細選，選出最好的幾張，送到加工車間對這幾張三合板進行打蠟。工人們怕打蠟機不夠精細，保證不了質量，就挑選了幾位技高一籌的老工人手工打蠟。為拉這幾張意義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廠還專門開去了一輛後開門並把裏面的座椅都拆掉的大轎車。為保證三合板在裝運途中不磨不蹭，工人們捨不得把板摞起來放，怕在顛簸的過程中摩擦受損。怎麼辦？最後幾個工人站在車廂里，用手攥住立在車廂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體做了運輸的托架，以保證板材毫髮無損。
靈車的改制工程異常艱苦，當時天氣還很熱，車間地處曠野之中，挑燈夜戰時，蚊子嗡嗡而來，叮得人們渾身紅腫。車上的容積畢竟有限，幾十人只好交替上車工作，替下來的人捨不得離去，在車間的水泥地上一躺，休息一會兒，馬上搶著再上車。當時唐山大地震不過才發生一個多月，人們的餘悸未消。為保險起見，靈車改制負責人指派一名專人在車間外看住一個倒置的啤酒瓶子（這是人們在地震過程中總結出的一個土招兒，地面一旦有輕微震動，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馬上報警，第一件事就是從車間裏搶推出靈車。有一天，不知何故，啤酒瓶突然倒地。眾人個個不顧自己的安危，衝上前去護靈車。後來，工人們索性在室外搭了一個特大的苫布棚子，把靈車推到棚子裏干。眾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幹部，一天24小時輪番堅持在現場，隨時清理工作場地上的棄物，忠實的工人們不但要保證靈車的超級質量，連場地上也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褻瀆。
靈車加工過程中，車身上要打上無數個洞眼、擰進無數個螺絲。為了不使電鑽頭不留神折到鑽孔中(這是汽車製造加工中常遇到的問題)留下遺憾，工人們一律用手工鑽孔、擰螺絲。很多人手都擰出血泡，一枚枚帶血的螺絲緊緊地把工人們的一片哀思凝固在靈車的每一個角落。
靈車完成後的試車過程中，車內冷風出口處有一絲蚊鳴般輕微的共振。用工人們的話說，「不行!一定要讓他老人家在平靜的世界裡安睡。」於是，馬上拆掉了全車的風道，在每一個鑽孔里，墊上薄薄的密封性極佳的海軍呢。這樣一來，風機工作時，靈車裏靜靜的毫無聲息，工人們才滿意了。
靈車完成的那一天，工人們都趕來看，把車間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
靈車的外觀設計簡潔莊重，擋風玻璃寬大，車頭呈四方形。約十米長的車身主色調為乳白色襯以天藍色的裙邊，通體潔凈、凝重。靈車前置解放發動機(全車都由國產部件組成)。駕駛室與置放靈床的車廂以木製隔牆隔開，隔牆後是放黨旗挽帶等的木櫃。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鋪設著冷氣風道。車廂兩側是守靈衛士的槍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製靈床擺放在車廂中央，它是專門由北郊木材廠等單位精挑細選出的技師傾注畢生技藝製作而成。靈床看上去與普通的睡床無異，厚厚的床體和板式床頭樸實無華。車頂天花板上鑲嵌著兩排寬大柔和的日光燈，車廂兩側無窗，只有中部設一個供守靈衛士上下的狹窄車門。後部有兩道車門，第一道是兩扇對開的大門，第二道為木製推拉門，這是全車的最重要部位，遺體將經由一個特製的托架和滑道，通過兩扇門端放於靈床上。
毛主席追悼會前兩天的一個傍晚，靈車終於從車間開出，開向當時停放毛主席遺體的人民大會堂。車子剛一啟動，四下一片哭聲。當靈車緩緩駛出車間後，由於一道圍牆的阻隔前進困難，再好的司機也有失手的時候，靈車絲毫不能損傷，不知誰一聲呼喚，「拆!」人們馬上找來工具，轟隆隆拆倒了圍牆。靈車走過一條狹長的過道，道兩旁的樹叢枝枝杈杈的極有可能劃壞車身，人們又自動圍上去嘩啦啦鋸倒了一片樹叢。靈車駛出工廠的大門，數不清的工人和聽到消息的群眾從四面八方趕來，在那素日裏少有人走過的右安門護城河西岸，到處都是低聲啜泣的人群。
參與者揭秘：毛澤東水晶棺製作內情
當年曾參與研製毛澤東水晶棺、今年已70歲高齡的王佑釲先生撰文記述當年全國玻璃行業大會戰研製水晶棺的過程，並對去年（毛澤東逝世30周年）集中出現的一批有關水晶棺研製經過的回憶文章中的一些不實之說予以辨正。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傳遍大江南北，全國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
毛主席逝世後，黨中央決定在北京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時稱「一號任務」），建造水晶棺，將主席遺體長期保留下來，讓後人永世都能瞻仰到他的遺容，緬懷其豐功偉績。並專門成立了國務院第九辦公室，統籌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的各項工作，當時人們一般習慣性簡稱其為「九辦」。
水晶和石英的化學成份都是二氧化矽。水晶是高溫、高壓下二氧化矽分子有序排列形成的晶體，石英高溫熔融會變成二氧化矽分子無序排列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硬度高、結實牢固，熱膨脹係數小，不易炸裂，耐腐蝕性高（除氫氟酸以外，不怕任何物質腐蝕），透光性好。世界上至今也沒發現大尺寸的純凈無瑕的水晶，所以，過去一般所說的「水晶棺」，實際上就是光學玻璃（以二氧化矽為主要成份再加上其他金屬氧化物高溫熔化而成）的。當時世界上使用的「水晶棺」，實際上都是玻璃鑲在金屬框架中製成的，並不是真正的水晶棺。毛主席是一代偉人，應該讓他老人家安息在真正的水晶棺中。
中央領導同志要求水晶棺外型要莊重大方，氣魄雄偉，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要有可靠的安全性。從遺體長期保存的角度考慮，要求隔氧、低溫，還要防止紅外線、紫外線照射。從材質和性能角度考慮，用石英玻璃製作水晶棺，再合適不過。
在當時，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能夠生產石英玻璃。全國玻璃行業的職工都希望參與研製水晶棺任務，為毛主席紀念堂建設作貢獻。
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製難度比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際安裝完成，僅有11個月時間。經去上海、錦州等地實地考察，中央領導決定以北京六零五廠為主戰場，邀請上海、錦州、武勝等石英玻璃廠，成都二零八廠石英車間工程技術人員來北京搞全國石英玻璃大板的大會戰。
研製石英玻璃大板
1976年9月19日這天，原北京玻璃總廠廠長肖秧同志和原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長景立柱同志讓我去北京玻璃總廠一趟，他們讓我用過去燒結紅寶石的工藝，看能不能燒制石英玻璃。肖秧同志當時是「九辦」的成員，同原北京市副市長韓伯平同志一起負責毛主席紀念堂設備組的工作。我1957年20歲時到北京玻璃總廠參加工作，1960年被調到新成立的北京玻璃研究所擔任技術員，6年後升任為研究所技術副所長，1970年，我被調到北京市第一輕工業局工作。我在北京玻璃研究所期間，景立柱同志是當時的所長，對我各方面情況都很了解，因此同肖秧同志一起，向組織上建議，抽調我參與到「一號任務」中。如今，老肖和老景同志均已過世，想來不勝唏噓。
到總廠下屬的六零五廠向楊光鐸廠長報到後，在車間我又碰到了老廠長董雲武、老技師沈志傑、石維成、傅書明、張德啟、唐寶榮師傅，以及玻璃儀器廠支援過來的宗程遠、李紀章師傅。雖然我已調離玻璃總廠多年，但師徒間感情很深，見面後都感到能參加水晶棺石英板的會戰，又光榮又自豪，同時又感到責任重大。
製造石英玻璃大板難度大就大在前人沒有做過，兩米多長的石英玻璃大板沒有見過。石英玻璃熔化需要攝氏1700多度，用什麼工藝？用什麼設備？用什麼原料？只能從實踐中摸索。在楊光鐸廠長的領導之下，我們分成三個組採取三種工藝、兩種原料開始實驗。兩組用海南島、江蘇省東海縣兩地送來的水晶粉燒制，另一組試驗用四氯化矽經氫、氧焰燒制。全廠職工都積極行動起來投入會戰中，特別是老師傅們廢寢忘食，連著幾個月不回家，吃住在車間，高溫、粉塵、有害的鹽酸蒸氣不加理會，更不講報酬，至今想來，仍令我感佩。經過實踐，把兩種用石英粉燒制的工藝否定了，決定以四氯化矽為原料燒制石英玻璃。三個組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由我擔任書記。
全國會戰小組成員廠以外的工廠，也一直在和北京聯繫，要任務，上海吳涇磚瓦廠在製作石英玻璃坨子方面有些經驗，1977年初我和梁基明等人到吳涇磚瓦廠參觀，受到他們熱情接待，也學到很多經驗。這樣大公無私的支援是很難得的。我們回到北京後就投入了生產，原來的三個實驗小組，調整為兩組，老師傅們基本都在熔接組，我們在打石英玻璃坨子小組。四氯化矽是北京化工二廠提供的矽石和東北撫順送來的熔煉矽鐵用的原料矽石製成的。經不鏽鋼蒸鎦塔、石英玻璃蒸鎦塔粗蒸鎦、精蒸鎦而成，四氯化矽純度要求達到6個9（99.9999%）以上。從打坨子開始就得注意不能有一點雜質和小氣泡，否則做出的板就會前功盡棄。檢查合格的石英玻璃「坨子」，拿到冶金研究所用工頻爐加熱後壓製成10公分厚的小平板，磨整齊後經過多次熔接做成大板。
熔接平板是研製水晶棺全國大會戰關鍵中的關鍵。熔接這種辦法是楊光鐸、齊志誠、石維成三人經過一番辯論，石維成師傅親自實踐，摸索出經驗，才提出來的。參加熔接的師傅們都是有二十多年經驗的燈工師傅，火焰燒在什麼地方、燒到什麼火候、對接時用多大勁、怎麼讓它熔融的完全，全靠雙手的勁頭，這些寫不出來，說不出來的經驗，全靠自己實踐體驗。
為了保證熔接所需氫、氧氣的供應，從北京石油化工總廠鋪設60多公里管道輸送氫、氧氣。為了氫、氧氣的純潔，西城半導體設備廠趕製了一百多台高效過濾器送到燒接現場。熔接沒有接縫的痕迹，是很不容易的。車間要防塵，所有窗戶都封上，地上澆上水，石英玻璃做的燈和四五把燒氫氧氣的焊槍都點起來，比鍊鋼爐膛內還亮，師傅們戴著深顏色的墨鏡都晃眼，還要瞪著大眼睛注意有沒有小氣泡和雜質，操作的師傅距燒紅的石英玻璃只有半米多遠，眉毛、頭髮燒焦了，臉烤得脫了皮，胳膊、手燒傷了上點葯接著還干，隔熱服烤得冒了煙，旁邊的師傅澆上一盆水繼續干，烤得太難受了，就到車間犄角的淋浴噴頭下沖一衝，回去再干。
在工人師傅們的努力下，第一塊石英玻璃大板勝利誕生了。這是工人師傅們、工程技術人員不怕艱苦、勇於拼搏精神和聰明才智的結晶，是所有參戰單位團結協作的成果。大面積石英玻璃大板的研製成功，在世界上是首創，是石英玻璃工業技術上的一大突破。受到鼓舞的工人師傅們加班加點，又製作出幾塊石英玻璃大板，最大的毛坯尺寸長240公分、寬90公分、厚8公分，重40多公斤。
6月底，上海也傳來好消息，新滬石英玻璃廠、吳涇磚瓦廠、錦州石英玻璃廠也做出了石英玻璃大板。上海的大板用專機空運到北京，和北京生產的大板一同在北京第一機床廠研磨加工。
中央領導同志對工藝美院提出的梯形樣棺的方案提了一些修改建議，改進後的方案，水晶棺由五塊大板，分別是兩塊側板、兩塊端板和一塊頂板。除去頂板以外，四塊立著的板都要向里傾斜60度，側板與端板相交的四個角是多少度？兩塊側板、兩塊端板與頂板相交接的角度是多少？這都是三維空間的角度問題，計算難度很大，但沒有這些數據，大板的研磨加工就無從下手。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當時北京玻璃研究所的聞鷗同志跟於文山師傅要了一本「四位數學用表」，用手搖的計算機，半天的時間就把角度數據拿出來了。
當時全國玻璃行業都沒有能研磨這麼大面積石英玻璃的機器，只有藉助於機器行業的設備。北京第一機床廠正好新從印度轉進口德國產的大型龍門銑，我們請他們又對部分國產設備經過改裝，完成了研磨石英玻璃大板的任務。這項任務是由北京玻璃總廠張普亭同志、王立恆師傅和六零八廠的師傅們、一機床廠的師傅們共同完成的。他們精心、細緻地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粗磨、細磨、精磨、拋光一道道工序，不但沒出一點事故，而且尺寸、角度磨得絲毫不差，給北京玻璃研究所後來的總裝創造了條件。
1977年7月份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研製後，我被調到北京玻璃研究所，繼續搞鍍膜和組裝任務。
鍍膜
在我們研製石英玻璃水晶棺的同時，六零三廠也在研製K9光學玻璃製作的水晶棺，這是肖秧同志提出「兩手準備」的建議，一旦石英玻璃遇到問題，可先用它作代用品。六零三廠生產光學玻璃是有經驗的，做光學玻璃水晶棺把握性大。
我到玻璃研究所後K9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二號棺）已經組裝完，這個棺是根據送到革命歷史博物館審查的一號樣棺（光學玻璃水晶棺）改進後生產出的（後來這二號棺在有色金屬研究院做了全套設備進紀念堂前整體運轉調試的實驗）。當時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兩點意見:一是棺的側板再傾斜一點，不要太陡。二是要解決反倒影的問題，避免出現好幾個毛主席的映像。經過光學專家王大珩、龔祖同的指點，根據大理石基座高度、主席遺體位置、瞻仰人的距離，水晶棺側板斜度選定為60°。為解決反影的問題，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提出用化學鍍膜，也有人大膽提出真空鍍膜，最後決定用真空鍍膜。
當時國內外沒有這麼大的真空鍍膜機，二一八廠僅有的一台進口的鍍膜機，直徑也太小。肖秧同志帶著董奎清到化工設備廠說明來意，廠長帶著工程技術人員，一同到二一八廠去看那台進口的鍍膜機，後來測繪下機組的圖紙放大，就有了大型鍍膜機的藍本。其後，以北京化工設備廠為主，經過北京儀器廠、上海齒輪廠等多方面大力協作，只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製成了我國第一台直徑四米的大型真空鍍膜機，其質量和速度都是令人驚奇的。北京玻璃研究所真空鍍膜室在鄭舒穎主任、金德明師傅帶領下齊心協力，在北京計算中心的協助下，對膜系的選擇計算了幾十萬個數據，一次鍍膜成功。其鍍膜效果非常理想，鍍膜前反射率8%，鍍膜後反射率為1%，也可以這麼說，沒鍍增透膜前水晶棺的光透過率僅為92%，鍍增透膜後光透過率增加為99%。由於採用了四層的膜系，倒影的問題也順利解決了。
最後，光學專家王大珩推薦還要塗一層防潮膜，我們最終選用由武漢大學化學系生產的一種野戰軍塗鏡頭用的憎水膜。鍍完增透膜後王大珩同志手把手地教給我怎樣塗憎水膜。這樣整套水晶棺的五塊石英玻璃大板（兩塊側板、兩塊端板、一塊頂板）的鍍膜工作就算完成了，解決了側板的反影問題。下一道工序就是組裝。
組裝
在組裝石英玻璃水晶棺之前，北京玻璃研究所已經組裝了兩台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一號樣棺和二號棺），所以組裝石英玻璃水晶棺比較順利，它也因此被稱作三號棺。
石英玻璃水晶棺組裝在鈦合金的底座上，因為金屬熱膨脹係數遠大於石英玻璃的膨脹係數，故此採用了四川富順化工研究院生產的矽膠作為連接過渡，其質地比較軟，彈性也大。
五塊石英玻璃大板之間粘接用科學院化學所研究的特製膠，它的光折射率與石英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粘出的水晶棺外觀與透光效果良好。五塊石英大板八條縫隙要灌膠，一號樣棺先試驗用針頭注射器灌膠，這種方法容易產生氣泡。後來我們把二號棺玻璃板的縫隙調到0.2毫米，然後用特製的膠帶把縫隙封起，用抽空的方法往縫隙里吸膠，這樣效果就好多了。三號棺就採用了上述方法。
在我們總裝中，工裝卡具非常靈活，這都是於文山、岑大鞏他們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我們組裝的這石英玻璃水晶棺能那麼順利漂亮地做出來，要歸功於科學的工裝平台和卡具設計，還要歸功於石英大板尺寸、角度的高精度加工。
1977年8月初，莊重大方、晶瑩剔透、名副其實的水晶棺問世了，這是在中央領導和國務院「九辦」的正確領導下，全國一百多單位支援協作結出的碩果，這也是眾多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全體參戰職工日以繼夜的辛苦戰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搏精神的結晶。
棺內照明及光整容
為了切實長期保護好毛主席遺體，棺內照明及光整容方面，採取了新的科學技術短弧氙燈（冷光）和光導纖維束光整容系統。
毛主席遺體長期保護組的要求是要低溫、要一定濕度、要隔氧、要一定壓力，這是他們要確保的「四大參數」。從光源說起，短弧氙燈，光亮度很強，但紅外線、紫外線都會很強，我們設計燈箱時，在燈的後面裝上冷反光碗，這個反光碗是鍍了金屬膜的，它能把可見光反射出去，而把紅外線、紫外線透過去。可見光通過由光導纖維製成近四米長的光纜傳到棺內。這部分是由北京玻璃研究所、電光源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協作完成的。四川綿陽插接件廠提供了插接件。
光整容的研發工作早在石英玻璃大板鍍膜的時候就開始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田力同志、照明組的李士芬師傅當時已在玻璃研究所搞起了實驗。人去世後膚色是無血色的灰暗色，我們現在看到的毛主席紅光滿面、安祥的神情，都是用顏色玻璃片調製的。這些濾光片是四川成都二零八廠、上海萬豐玻璃廠提供的。
在紀念堂調試時中國煤礦文工團美術工作者王雲同志一同參加了工作。光整容的全套設備電源箱、燈箱、光纜安裝在地下室，燈箱的燈是雙份的，兩路供電，若一路停電或出了故障，另一路電和另一個燈泡自動合閘，照明不會間斷。
主席遺體上半身兩側各五套鏡頭，連結著10條光纜，水晶棺上蓋兩側邊沿還各有5面反光鏡。鏡頭安著整容用的顏色玻璃片。通過冷反光碗的反射之後，射進棺內的光是隔掉紅外線、紫外線的可見光，射到水晶棺上蓋邊沿的反光鏡上，然後反射下來照射到主席的臉部。10面反光鏡被磨成不同的角度，因為光整容的光，要求只照在主席頭部髮際與領際之間，我們就採用從鏡頭位置看反射鏡內反射出的主席頭部圖像，做成10張不同圖像的光刻片，用這種方法就避免了頭髮上、領子上照上紅光的問題。光整容用光也能把皺紋部分去掉。師傅們歷盡了千辛萬苦，發揮了聰明才智，巧妙地解決了好多難題。
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三號棺)進入紀念堂，替換下K9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二號棺)。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遺體移入紀念堂，經過幾次調試光整容的顏色，經中央領導審查，最後基本通過。根據紀念堂的記述，在毛主席紀念堂正式開始瞻仰前的8月22日晚8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會議工作人員，第一批前來瞻仰毛主席遺容。
9月9日，在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紀念堂建成典禮的萬人大會後，毛主席紀念堂開始接待國內外來賓和廣大人民群眾瞻仰毛主席遺容。
有人瞻仰了毛主席遺容後這樣說：「當你進入瞻仰廳內，正面牆上的16個鎏金大字格外醒目——‘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大廳內燈光柔和，襯托出莊嚴肅穆的氣氛。正中央的莊重大方、氣魄雄偉、名副其實的水晶棺中，安放著毛澤東主席的遺體。他身著灰色的中山服，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是那樣的安祥端莊，臉色紅潤，栩栩如生，彷彿正在熟睡之中，面龐的每一細微之處都看得一清二楚。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參加「毛主席紀念堂」水晶棺研製、維修和改進工作，只兩年多的時間，相對我的一生來說只是短暫的一瞬間。但是我的感受很深，一輩子也不會忘懷當時廣大參戰人員的幹勁和精神面貌。我感覺當時好像和三年困難時期大家的幹勁一樣，他們相信黨，相信社會主義道路，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一樣。他們身上好像有一股永遠使不完的勁，不怕吃苦，不怕困難，捨棄小我，顧全大我，不講索取，只講奉獻，這些工人階級的本色、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好的作風重現了。他們體現出了信仰的力量、拼搏的精神、聰明的才智，我想有一群這樣的人，什麼樣艱巨的任務都能完成！有了這樣的一群人，什麼樣的奇蹟都會創造出來！這樣的人就是英雄！
六零五廠通過參與「一號任務」，積累了經驗，提高了技術，近年來，他們利用這些經驗和技術，提高了產品質量，拓寬了生產領域，實現了較大的發展。
30年了，本回憶錄提到很多人，有的比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早走了一步，為了紀念他們，告慰他們，我多用了一些筆墨，有一些不便寫出的也寫了出來，是為了以正視聽，還予毛主席水晶棺研製的本來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