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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生命的最後24小時與靈車製造經過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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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生命的最後24小時與靈車製造經過

2021年03月15日 18:37

話,說張平化不來了。難道毛澤東不回來了?廖時禹心裏直犯嘀咕。

事實上,在廖時禹放下電話不久,遠在北京的毛澤東的生命便已走到了盡頭。病重期間,像普通人那樣的鄉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準備工作。可惜,這個最後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

在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前的24小時裏,毛澤東是怎樣度過的呢?

從9月8日零時起,便開始腹部人工輔助呼吸,血壓高壓到180,低壓到80。

11點左右,心律失常。

下午4點,插上鼻咽管。

晚上8點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著輸液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插著鼻食管的情況下,毛澤東這一天看文件、看書11次,加起來有兩小時50分鐘,平均每次不到16分鐘,文件和書是由別人用手托著看的。

同書和文件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毛澤東,最後一次閱讀,是9月8日下午4點37分。

7個多小時後,剛剛跨進9月9日的門檻,他的心臟便停止了跳動。

一代偉人,也是曠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級的領導人逝世後,沒有專用的靈車。大多是用大「解放」車拉著靈柩,上面松枝鋪蓋、綴以白花,車頭上立著遺像。

那時,在北京南二環右安門橋頭有一家「汽車修理四廠」,雖然掛著“修理”的牌子,其實是在全國頗有名氣的客車製造廠。大約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廠接到一項緊急的政治任務——限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製造出一輛“後開門”、車廂裏帶滑軌、駕駛室和車廂分割開的「640型單機客車」。原來,這輛“客車”就是專為周恩來準備的。那個時候,周總理因病重,不能接見外賓已經很久了。

接到任務後,工人們雖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事,但任務緊迫,還是趕緊加班加點,研製起新車來。沒多久,一種新產品——外觀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寬大的前擋風玻璃特彆氣派的「640型單機客車」就問世了。這種新車的問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馬路上也是該廠生產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製造)公共汽車,是一種脫離外國圖紙完全由中國工人自行設計、自行製造的“爭氣車”。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車是仿捷克的“司柯達”製造的,車身渾圓、玻璃窗很小,車體是大紅色。

1976年1月8日,總理逝世的噩耗傳來,汽修四廠的幹部工人們親眼看著自己打造的「640型單機客車」載著偉人緩緩駛向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這才知道生產這種客車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到汽修四廠。第二天,當汽修四廠全體員工正忙著搭靈堂、組織悼念活動的時候,一輛前不久由汽修四廠出廠的醫療車由當時的中央保衛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以及四廠的上級單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車修理公司的有關領導護送回廠,並下達一個命令,將這輛地震期間(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為毛主席提供辦公、醫療用的醫療車,在追悼會之前,改造成一輛具有遺體保護功能的靈車,用以專門安放毛主席的遺體。

任務宣佈後,汽修四廠2000多名工人淌著熱淚紛紛到厂部請戰,堅決要求為製造偉大領袖的靈車貢獻一份力量,哪怕擰上一個螺絲、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馬上成立了「毛主席靈車製造指揮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選出了幾十名技術過硬、表現出色的工人組成若干戰鬥小組,輪番上車、輪番作業。

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人們階級鬥爭這根弦綳得很緊,生怕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所以將靈車的製造車間選在一處遠離主廠、地處偏僻、便於保護和監控的軍工車間。為安全起見,中央警衛局還派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對靈車的工作現場實施24小時的監控,上車的工人都必須佩有專門的工作證,一班上去、一班下來,換班交換工作證,不使工作證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許隨便到現場參觀,並要求大家嚴格保密。

鑒於靈車的製造任務十分緊迫,接到任務的第二天,當時的老廠長被特別獲准到毛主席遺體前測量有關數據。老廠長從來沒見過毛主席,當他面對面站在偉人面前時,突然淚水滂沱,手腳不聽使喚,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鋼尺上的尺寸,還是周圍的人幫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後提及此事,他說當時不相信眼前這位偉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著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經站到了他的身邊,他矛盾著,害怕自己粗手粗腳驚動了偉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終還是弄得手腳不聽使喚。

製造靈車的過程中,需要幾張裝飾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廠,接到這項光榮任務後,北郊木材廠全部工人都跑到倉庫,在成千上萬張三合板中精挑細選,選出最好的幾張,送到加工車間對這幾張三合板進行打蠟。工人們怕打蠟機不夠精細,保證不了質量,就挑選了幾位技高一籌的老工人手工打蠟。為拉這幾張意義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廠還專門開去了一輛後開門並把裏面的座椅都拆掉的大轎車。為保證三合板在裝運途中不磨不蹭,工人們捨不得把板摞起來放,怕在顛簸的過程中摩擦受損。怎麼辦?最後幾個工人站在車廂里,用手攥住立在車廂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體做了運輸的托架,以保證板材毫髮無損。

靈車的改制工程異常艱苦,當時天氣還很熱,車間地處曠野之中,挑燈夜戰時,蚊子嗡嗡而來,叮得人們渾身紅腫。車上的容積畢竟有限,幾十人只好交替上車工作,替下來的人捨不得離去,在車間的水泥地上一躺,休息一會兒,馬上搶著再上車。當時唐山大地震不過才發生一個多月,人們的餘悸未消。為保險起見,靈車改制負責人指派一名專人在車間外看住一個倒置的啤酒瓶子(這是人們在地震過程中總結出的一個土招兒,地面一旦有輕微震動,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馬上報警,第一件事就是從車間裏搶推出靈車。有一天,不知何故,啤酒瓶突然倒地。眾人個個不顧自己的安危,衝上前去護靈車。後來,工人們索性在室外搭了一個特大的苫布棚子,把靈車推到棚子裏干。眾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幹部,一天24小時輪番堅持在現場,隨時清理工作場地上的棄物,忠實的工人們不但要保證靈車的超級質量,連場地上也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褻瀆。

靈車加工過程中,車身上要打上無數個洞眼、擰進無數個螺絲。為了不使電鑽頭不留神折到鑽孔中(這是汽車製造加工中常遇到的問題)留下遺憾,工人們一律用手工鑽孔、擰螺絲。很多人手都擰出血泡,一枚枚帶血的螺絲緊緊地把工人們的一片哀思凝固在靈車的每一個角落。

靈車完成後的試車過程中,車內冷風出口處有一絲蚊鳴般輕微的共振。用工人們的話說,「不行!一定要讓他老人家在平靜的世界裡安睡。」於是,馬上拆掉了全車的風道,在每一個鑽孔里,墊上薄薄的密封性極佳的海軍呢。這樣一來,風機工作時,靈車裏靜靜的毫無聲息,工人們才滿意了。

靈車完成的那一天,工人們都趕來看,把車間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

靈車的外觀設計簡潔莊重,擋風玻璃寬大,車頭呈四方形。約十米長的車身主色調為乳白色襯以天藍色的裙邊,通體潔凈、凝重。靈車前置解放發動機(全車都由國產部件組成)。駕駛室與置放靈床的車廂以木製隔牆隔開,隔牆後是放黨旗挽帶等的木櫃。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鋪設著冷氣風道。車廂兩側是守靈衛士的槍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製靈床擺放在車廂中央,它是專門由北郊木材廠等單位精挑細選出的技師傾注畢生技藝製作而成。靈床看上去與普通的睡床無異,厚厚的床體和板式床頭樸實無華。車頂天花板上鑲嵌著兩排寬大柔和的日光燈,車廂兩側無窗,只有中部設一個供守靈衛士上下的狹窄車門。後部有兩道車門,第一道是兩扇對開的大門,第二道為木製推拉門,這是全車的最重要部位,遺體將經由一個特製的托架和滑道,通過兩扇門端放於靈床上。

毛主席追悼會前兩天的一個傍晚,靈車終於從車間開出,開向當時停放毛主席遺體的人民大會堂。車子剛一啟動,四下一片哭聲。當靈車緩緩駛出車間後,由於一道圍牆的阻隔前進困難,再好的司機也有失手的時候,靈車絲毫不能損傷,不知誰一聲呼喚,「拆!」人們馬上找來工具,轟隆隆拆倒了圍牆。靈車走過一條狹長的過道,道兩旁的樹叢枝枝杈杈的極有可能劃壞車身,人們又自動圍上去嘩啦啦鋸倒了一片樹叢。靈車駛出工廠的大門,數不清的工人和聽到消息的群眾從四面八方趕來,在那素日裏少有人走過的右安門護城河西岸,到處都是低聲啜泣的人群。

參與者揭秘:毛澤東水晶棺製作內情

當年曾參與研製毛澤東水晶棺、今年已70歲高齡的王佑釲先生撰文記述當年全國玻璃行業大會戰研製水晶棺的過程,並對去年(毛澤東逝世30周年)集中出現的一批有關水晶棺研製經過的回憶文章中的一些不實之說予以辨正。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傳遍大江南北,全國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

毛主席逝世後,黨中央決定在北京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時稱「一號任務」),建造水晶棺,將主席遺體長期保留下來,讓後人永世都能瞻仰到他的遺容,緬懷其豐功偉績。並專門成立了國務院第九辦公室,統籌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的各項工作,當時人們一般習慣性簡稱其為「九辦」。

水晶和石英的化學成份都是二氧化矽。水晶是高溫、高壓下二氧化矽分子有序排列形成的晶體,石英高溫熔融會變成二氧化矽分子無序排列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硬度高、結實牢固,熱膨脹係數小,不易炸裂,耐腐蝕性高(除氫氟酸以外,不怕任何物質腐蝕),透光性好。世界上至今也沒發現大尺寸的純凈無瑕的水晶,所以,過去一般所說的「水晶棺」,實際上就是光學玻璃(以二氧化矽為主要成份再加上其他金屬氧化物高溫熔化而成)的。當時世界上使用的「水晶棺」,實際上都是玻璃鑲在金屬框架中製成的,並不是真正的水晶棺。毛主席是一代偉人,應該讓他老人家安息在真正的水晶棺中。

中央領導同志要求水晶棺外型要莊重大方,氣魄雄偉,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要有可靠的安全性。從遺體長期保存的角度考慮,要求隔氧、低溫,還要防止紅外線、紫外線照射。從材質和性能角度考慮,用石英玻璃製作水晶棺,再合適不過。

在當時,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能夠生產石英玻璃。全國玻璃行業的職工都希望參與研製水晶棺任務,為毛主席紀念堂建設作貢獻。

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製難度比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際安裝完成,僅有11個月時間。經去上海、錦州等地實地考察,中央領導決定以北京六零五廠為主戰場,邀請上海、錦州、武勝等石英玻璃廠,成都二零八廠石英車間工程技術人員來北京搞全國石英玻璃大板的大會戰。

研製石英玻璃大板

1976年9月19日這天,原北京玻璃總廠廠長肖秧同志和原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長景立柱同志讓我去北京玻璃總廠一趟,他們讓我用過去燒結紅寶石的工藝,看能不能燒制石英玻璃。肖秧同志當時是「九辦」的成員,同原北京市副市長韓伯平同志一起負責毛主席紀念堂設備組的工作。我1957年20歲時到北京玻璃總廠參加工作,1960年被調到新成立的北京玻璃研究所擔任技術員,6年後升任為研究所技術副所長,1970年,我被調到北京市第一輕工業局工作。我在北京玻璃研究所期間,景立柱同志是當時的所長,對我各方面情況都很了解,因此同肖秧同志一起,向組織上建議,抽調我參與到「一號任務」中。如今,老肖和老景同志均已過世,想來不勝唏噓。

到總廠下屬的六零五廠向楊光鐸廠長報到後,在車間我又碰到了老廠長董雲武、老技師沈志傑、石維成、傅書明、張德啟、唐寶榮師傅,以及玻璃儀器廠支援過來的宗程遠、李紀章師傅。雖然我已調離玻璃總廠多年,但師徒間感情很深,見面後都感到能參加水晶棺石英板的會戰,又光榮又自豪,同時又感到責任重大。

製造石英玻璃大板難度大就大在前人沒有做過,兩米多長的石英玻璃大板沒有見過。石英玻璃熔化需要攝氏1700多度,用什麼工藝?用什麼設備?用什麼原料?只能從實踐中摸索。在楊光鐸廠長的領導之下,我們分成三個組採取三種工藝、兩種原料開始實驗。兩組用海南島、江蘇省東海縣兩地送來的水晶粉燒制,另一組試驗用四氯化矽經氫、氧焰燒制。全廠職工都積極行動起來投入會戰中,特別是老師傅們廢寢忘食,連著幾個月不回家,吃住在車間,高溫、粉塵、有害的鹽酸蒸氣不加理會,更不講報酬,至今想來,仍令我感佩。經過實踐,把兩種用石英粉燒制的工藝否定了,決定以四氯化矽為原料燒制石英玻璃。三個組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由我擔任書記。

全國會戰小組成員廠以外的工廠,也一直在和北京聯繫,要任務,上海吳涇磚瓦廠在製作石英玻璃坨子方面有些經驗,1977年初我和梁基明等人到吳涇磚瓦廠參觀,受到他們熱情接待,也學到很多經驗。這樣大公無私的支援是很難得的。我們回到北京後就投入了生產,原來的三個實驗小組,調整為兩組,老師傅們基本都在熔接組,我們在打石英玻璃坨子小組。四氯化矽是北京化工二廠提供的矽石和東北撫順送來的熔煉矽鐵用的原料矽石製成的。經不鏽鋼蒸鎦塔、石英玻璃蒸鎦塔粗蒸鎦、精蒸鎦而成,四氯化矽純度要求達到6個9(99.9999%)以上。從打坨子開始就得注意不能有一點雜質和小氣泡,否則做出的板就會前功盡棄。檢查合格的石英玻璃「坨子」,拿到冶金研究所用工頻爐加熱後壓製成10公分厚的小平板,磨整齊後經過多次熔接做成大板。

熔接平板是研製水晶棺全國大會戰關鍵中的關鍵。熔接這種辦法是楊光鐸、齊志誠、石維成三人經過一番辯論,石維成師傅親自實踐,摸索出經驗,才提出來的。參加熔接的師傅們都是有二十多年經驗的燈工師傅,火焰燒在什麼地方、燒到什麼火候、對接時用多大勁、怎麼讓它熔融的完全,全靠雙手的勁頭,這些寫不出來,說不出來的經驗,全靠自己實踐體驗。

為了保證熔接所需氫、氧氣的供應,從北京石油化工總廠鋪設60多公里管道輸送氫、氧氣。為了氫、氧氣的純潔,西城半導體設備廠趕製了一百多台高效過濾器送到燒接現場。熔接沒有接縫的痕迹,是很不容易的。車間要防塵,所有窗戶都封上,地上澆上水,石英玻璃做的燈和四五把燒氫氧氣的焊槍都點起來,比鍊鋼爐膛內還亮,師傅們戴著深顏色的墨鏡都晃眼,還要瞪著大眼睛注意有沒有小氣泡和雜質,操作的師傅距燒紅的石英玻璃只有半米多遠,眉毛、頭髮燒焦了,臉烤得脫了皮,胳膊、手燒傷了上點葯接著還干,隔熱服烤得冒了煙,旁邊的師傅澆上一盆水繼續干,烤得太難受了,就到車間犄角的淋浴噴頭下沖一衝,回去再干。

在工人師傅們的努力下,第一塊石英玻璃大板勝利誕生了。這是工人師傅們、工程技術人員不怕艱苦、勇於拼搏精神和聰明才智的結晶,是所有參戰單位團結協作的成果。大面積石英玻璃大板的研製成功,在世界上是首創,是石英玻璃工業技術上的一大突破。受到鼓舞的工人師傅們加班加點,又製作出幾塊石英玻璃大板,最大的毛坯尺寸長240公分、寬90公分、厚8公分,重40多公斤。

6月底,上海也傳來好消息,新滬石英玻璃廠、吳涇磚瓦廠、錦州石英玻璃廠也做出了石英玻璃大板。上海的大板用專機空運到北京,和北京生產的大板一同在北京第一機床廠研磨加工。

中央領導同志對工藝美院提出的梯形樣棺的方案提了一些修改建議,改進後的方案,水晶棺由五塊大板,分別是兩塊側板、兩塊端板和一塊頂板。除去頂板以外,四塊立著的板都要向里傾斜60度,側板與端板相交的四個角是多少度?兩塊側板、兩塊端板與頂板相交接的角度是多少?這都是三維空間的角度問題,計算難度很大,但沒有這些數據,大板的研磨加工就無從下手。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當時北京玻璃研究所的聞鷗同志跟於文山師傅要了一本「四位數學用表」,用手搖的計算機,半天的時間就把角度數據拿出來了。

當時全國玻璃行業都沒有能研磨這麼大面積石英玻璃的機器,只有藉助於機器行業的設備。北京第一機床廠正好新從印度轉進口德國產的大型龍門銑,我們請他們又對部分國產設備經過改裝,完成了研磨石英玻璃大板的任務。這項任務是由北京玻璃總廠張普亭同志、王立恆師傅和六零八廠的師傅們、一機床廠的師傅們共同完成的。他們精心、細緻地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粗磨、細磨、精磨、拋光一道道工序,不但沒出一點事故,而且尺寸、角度磨得絲毫不差,給北京玻璃研究所後來的總裝創造了條件。

1977年7月份完成了石英玻璃大板的研製後,我被調到北京玻璃研究所,繼續搞鍍膜和組裝任務。

鍍膜

在我們研製石英玻璃水晶棺的同時,六零三廠也在研製K9光學玻璃製作的水晶棺,這是肖秧同志提出「兩手準備」的建議,一旦石英玻璃遇到問題,可先用它作代用品。六零三廠生產光學玻璃是有經驗的,做光學玻璃水晶棺把握性大。

我到玻璃研究所後K9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二號棺)已經組裝完,這個棺是根據送到革命歷史博物館審查的一號樣棺(光學玻璃水晶棺)改進後生產出的(後來這二號棺在有色金屬研究院做了全套設備進紀念堂前整體運轉調試的實驗)。當時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兩點意見:一是棺的側板再傾斜一點,不要太陡。二是要解決反倒影的問題,避免出現好幾個毛主席的映像。經過光學專家王大珩、龔祖同的指點,根據大理石基座高度、主席遺體位置、瞻仰人的距離,水晶棺側板斜度選定為60°。為解決反影的問題,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提出用化學鍍膜,也有人大膽提出真空鍍膜,最後決定用真空鍍膜。

當時國內外沒有這麼大的真空鍍膜機,二一八廠僅有的一台進口的鍍膜機,直徑也太小。肖秧同志帶著董奎清到化工設備廠說明來意,廠長帶著工程技術人員,一同到二一八廠去看那台進口的鍍膜機,後來測繪下機組的圖紙放大,就有了大型鍍膜機的藍本。其後,以北京化工設備廠為主,經過北京儀器廠、上海齒輪廠等多方面大力協作,只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製成了我國第一台直徑四米的大型真空鍍膜機,其質量和速度都是令人驚奇的。北京玻璃研究所真空鍍膜室在鄭舒穎主任、金德明師傅帶領下齊心協力,在北京計算中心的協助下,對膜系的選擇計算了幾十萬個數據,一次鍍膜成功。其鍍膜效果非常理想,鍍膜前反射率8%,鍍膜後反射率為1%,也可以這麼說,沒鍍增透膜前水晶棺的光透過率僅為92%,鍍增透膜後光透過率增加為99%。由於採用了四層的膜系,倒影的問題也順利解決了。

最後,光學專家王大珩推薦還要塗一層防潮膜,我們最終選用由武漢大學化學系生產的一種野戰軍塗鏡頭用的憎水膜。鍍完增透膜後王大珩同志手把手地教給我怎樣塗憎水膜。這樣整套水晶棺的五塊石英玻璃大板(兩塊側板、兩塊端板、一塊頂板)的鍍膜工作就算完成了,解決了側板的反影問題。下一道工序就是組裝。

組裝

在組裝石英玻璃水晶棺之前,北京玻璃研究所已經組裝了兩台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一號樣棺和二號棺),所以組裝石英玻璃水晶棺比較順利,它也因此被稱作三號棺。

石英玻璃水晶棺組裝在鈦合金的底座上,因為金屬熱膨脹係數遠大於石英玻璃的膨脹係數,故此採用了四川富順化工研究院生產的矽膠作為連接過渡,其質地比較軟,彈性也大。

五塊石英玻璃大板之間粘接用科學院化學所研究的特製膠,它的光折射率與石英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粘出的水晶棺外觀與透光效果良好。五塊石英大板八條縫隙要灌膠,一號樣棺先試驗用針頭注射器灌膠,這種方法容易產生氣泡。後來我們把二號棺玻璃板的縫隙調到0.2毫米,然後用特製的膠帶把縫隙封起,用抽空的方法往縫隙里吸膠,這樣效果就好多了。三號棺就採用了上述方法。

在我們總裝中,工裝卡具非常靈活,這都是於文山、岑大鞏他們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我們組裝的這石英玻璃水晶棺能那麼順利漂亮地做出來,要歸功於科學的工裝平台和卡具設計,還要歸功於石英大板尺寸、角度的高精度加工。

1977年8月初,莊重大方、晶瑩剔透、名副其實的水晶棺問世了,這是在中央領導和國務院「九辦」的正確領導下,全國一百多單位支援協作結出的碩果,這也是眾多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全體參戰職工日以繼夜的辛苦戰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搏精神的結晶。

棺內照明及光整容

為了切實長期保護好毛主席遺體,棺內照明及光整容方面,採取了新的科學技術短弧氙燈(冷光)和光導纖維束光整容系統。

毛主席遺體長期保護組的要求是要低溫、要一定濕度、要隔氧、要一定壓力,這是他們要確保的「四大參數」。從光源說起,短弧氙燈,光亮度很強,但紅外線、紫外線都會很強,我們設計燈箱時,在燈的後面裝上冷反光碗,這個反光碗是鍍了金屬膜的,它能把可見光反射出去,而把紅外線、紫外線透過去。可見光通過由光導纖維製成近四米長的光纜傳到棺內。這部分是由北京玻璃研究所、電光源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協作完成的。四川綿陽插接件廠提供了插接件。

光整容的研發工作早在石英玻璃大板鍍膜的時候就開始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田力同志、照明組的李士芬師傅當時已在玻璃研究所搞起了實驗。人去世後膚色是無血色的灰暗色,我們現在看到的毛主席紅光滿面、安祥的神情,都是用顏色玻璃片調製的。這些濾光片是四川成都二零八廠、上海萬豐玻璃廠提供的。

在紀念堂調試時中國煤礦文工團美術工作者王雲同志一同參加了工作。光整容的全套設備電源箱、燈箱、光纜安裝在地下室,燈箱的燈是雙份的,兩路供電,若一路停電或出了故障,另一路電和另一個燈泡自動合閘,照明不會間斷。

主席遺體上半身兩側各五套鏡頭,連結著10條光纜,水晶棺上蓋兩側邊沿還各有5面反光鏡。鏡頭安著整容用的顏色玻璃片。通過冷反光碗的反射之後,射進棺內的光是隔掉紅外線、紫外線的可見光,射到水晶棺上蓋邊沿的反光鏡上,然後反射下來照射到主席的臉部。10面反光鏡被磨成不同的角度,因為光整容的光,要求只照在主席頭部髮際與領際之間,我們就採用從鏡頭位置看反射鏡內反射出的主席頭部圖像,做成10張不同圖像的光刻片,用這種方法就避免了頭髮上、領子上照上紅光的問題。光整容用光也能把皺紋部分去掉。師傅們歷盡了千辛萬苦,發揮了聰明才智,巧妙地解決了好多難題。

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三號棺)進入紀念堂,替換下K9光學玻璃的水晶棺(二號棺)。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遺體移入紀念堂,經過幾次調試光整容的顏色,經中央領導審查,最後基本通過。根據紀念堂的記述,在毛主席紀念堂正式開始瞻仰前的8月22日晚8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會議工作人員,第一批前來瞻仰毛主席遺容。

9月9日,在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紀念堂建成典禮的萬人大會後,毛主席紀念堂開始接待國內外來賓和廣大人民群眾瞻仰毛主席遺容。

有人瞻仰了毛主席遺容後這樣說:「當你進入瞻仰廳內,正面牆上的16個鎏金大字格外醒目——‘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大廳內燈光柔和,襯托出莊嚴肅穆的氣氛。正中央的莊重大方、氣魄雄偉、名副其實的水晶棺中,安放著毛澤東主席的遺體。他身著灰色的中山服,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是那樣的安祥端莊,臉色紅潤,栩栩如生,彷彿正在熟睡之中,面龐的每一細微之處都看得一清二楚。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參加「毛主席紀念堂」水晶棺研製、維修和改進工作,只兩年多的時間,相對我的一生來說只是短暫的一瞬間。但是我的感受很深,一輩子也不會忘懷當時廣大參戰人員的幹勁和精神面貌。我感覺當時好像和三年困難時期大家的幹勁一樣,他們相信黨,相信社會主義道路,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一樣。他們身上好像有一股永遠使不完的勁,不怕吃苦,不怕困難,捨棄小我,顧全大我,不講索取,只講奉獻,這些工人階級的本色、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好的作風重現了。他們體現出了信仰的力量、拼搏的精神、聰明的才智,我想有一群這樣的人,什麼樣艱巨的任務都能完成!有了這樣的一群人,什麼樣的奇蹟都會創造出來!這樣的人就是英雄!

六零五廠通過參與「一號任務」,積累了經驗,提高了技術,近年來,他們利用這些經驗和技術,提高了產品質量,拓寬了生產領域,實現了較大的發展。

30年了,本回憶錄提到很多人,有的比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早走了一步,為了紀念他們,告慰他們,我多用了一些筆墨,有一些不便寫出的也寫了出來,是為了以正視聽,還予毛主席水晶棺研製的本來面目。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黃永勝

胡世壽:1928年生,安徽無為縣黃姑鄉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京衛戍區副師長、師長,離休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九一三事件是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兩架飛機外逃,載著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直升機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懷柔北部山區。我有幸親臨直升機現場,參與處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願意把這一段歷史告訴大家。

話,懷柔北部山區上空有一架直升機要迫降,要我們三師立即派人去處理。張師長還交代,機上人員要是活的,不能讓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對直升機上的東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決不能讓空軍搞走。

我立即去辦公樓打電話,準備通知七團派一個連去現場。這時部隊還沒有吹起床號,操場上還沒有人,我在去辦公樓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參謀楊景庭。他拿著腰帶準備出操,我臨時「抓」他跟我去執行任務。我們快走到辦公樓時,碰上副參謀長曹玉培,我當即叫他通知七團去一個武裝連,緊急到懷柔北部山區。

我和參謀楊景庭什麼武器也沒有帶,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發了,此時還不到6時。我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感覺是大事。我心裏非常焦急,也沒有去想為什麼不能讓空軍插手,明明是他們的飛機嘛。我命令司機開到80邁。懷柔地區的道路還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沒有什麼車輛,6時30分我們到達懷柔西邊的渤海所。

我們到時直升機已經迫降在時令河的河灘上,這是一塊四面環山的小盆地。七團的武裝連還沒有趕到,直升機現場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機周圍全是人。懷柔山區解放前是革命老區,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們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時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拿著鋤頭、鐵鍬、棍子,大聲喊叫著抓特務。他們七嘴八舌說,直升機是早晨4、5時來的,然後降落的,聲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機在空中抖動不止。

我們到達現場時,我看見直升機上有一個飛行員(陳修文)歪倒在駕駛艙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兩具死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和處長於新野)。我問村幹部有沒有活人。眾人七嘴八舌地說:有兩個活人,一個到了沙峪,一個在渤海所。

我把現場交給民兵看守,囑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機。然後我去了沙峪。在大隊部我看到一個穿空軍服裝的人(李偉信),正在給空軍副參謀長鬍萍打電話,報告他們迫降在懷柔山區。我們只是執行具體任務,沒有對犯人提審的權力,我簡單問了他幾句。他說他叫李偉信,是空四軍秘書處長,在林立果身邊工作。李偉信還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這不是天大的玩笑嗎?我聽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偉信捆起來,關進嘎斯車裏,由楊參謀看管,不能讓他胡說八道。然後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隊部,在民兵的幫助下,把另一個活著的飛行員陳士印也捆了起來。

這時,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帶五連兩個排趕來了,真是及時雨!我非常高興,首先向王副團長宣佈事故性質嚴重,你們任務也非常重,首先把兩個犯人看管起來,不能讓他們自殺,也不能讓他們跑了,更不能被空軍搶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斷他的腿,決不能打死。

接著我派部隊切斷渤海所至懷柔的公路,切斷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機場的空軍來搶文件和武器。然後我迅速回到直升機現場,向老百姓宣佈:事情性質很嚴重,請大家遠離,不要靠近直升機,保護好現場。

這時,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副主任楊某某、懷柔縣公安局局長李軍、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七團團長張前進都來到現場,我召集所有在場的領導幹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雖說我對事情也並不清楚,但總比他們多知道一些。我說:一、事件是嚴重的,屬於什麼性質尚不清楚,但涉及國家機密;二、請召集大隊幹部,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三、不要傳播謠言。這件事情關係國家大事,誰傳謠就是造謠惑眾的問題。現場由七團五連看管,別人都離開,決不能出任何問題。

我同時向在場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懷柔縣公安局的幹部,包括法醫、記者宣佈:此次事件有關大局,是機密大事,問題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請將拍攝的膠捲交出來,待問題弄清楚了再還給你們,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們對總的情況沒有接到上級通報,北京衛戍區規定我們執行具體任務,其他無可奉告。這是國家大事,請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現場停留,都請立即回去吧。

9時左右,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來到渤海所,我向他報告了直升機迫降的大致情況,已出現的問題和處理情況。李副司令員指示開設指揮所,對現場出現的新情況要及時上報。我立即將大隊的電話調用,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與北京市電話局、中南海電話局協調,將人民大會堂至渤海所的電話調為專線,沿途支線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員吳忠與渤海所的通信暢通無阻。

這時,總政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坐著賓士車來了,說是總政主任李德生要他來了解一下情況。根據人民大會堂電話的指示精神,我告訴他,我們是看管犯人,保護好現場,沒有提審犯人的權利,無情況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遠距離觀看,不可以進到現場。這位徐部長看了看外部情況,提出要回去。我讓五連副連長李友清把他送到團部休息,要團長熱情接待,實際上把他「軟禁」起來。因為在那麼複雜的情況下,搞不清這位保衛部徐部長是真是假。

空軍沙河機場警衛連連長帶全副武裝的一個班來了,說要了解直升機的情況。我問他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一、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故;二、這個地區屬於北京衛戍區的防區,友鄰部隊全副武裝來,要事先聯繫或得到有關部門通知方可進入;三、你們莫名而來是不符合規定的,待我報告後再說。

因為師長已經交代不能讓空軍介入,雖然搞不清為什麼,但我對空軍方面來的人格外注意。我讓這一個班的空軍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軍戰士說他槍里有子彈。我當即命令他們向後轉,退子彈,槍放下,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彈藥。這時部隊還沒有到,事後想真是有點冒險。正好七團衛生隊軍醫馬志軍帶救護車來到現場,我大聲叫馬軍醫把這個班送到你們營房,要團里安排他們休息吃飯。實際上也是把他們「軟禁」起來了。

11時左右,空軍駐懷柔導彈某師政委帶著陳參謀長來了,要進現場,被我勸阻。我把他們讓到生產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屋子裡沒有椅子,大家都站著。我問他們奉誰的命令。他們說是空軍副參謀長鬍萍的指示,讓他們了解現場情況。我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們說不知道。我說既然不知道,請兩位坐下休息。他們提出要回去,我說不要急,待我報告人民大會堂,得到指示後再作安排(舒雲按:其實他們坐吉普車來的途中與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相遇,朱部長簡單介紹了情況,他們也看了兩具屍體的現場,只是他們進直升機現場被攔)。過了20分鐘,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指示,現場由北京衛戍區處理,讓他們回去工作。

11時左右,北京電話指示,派兩名得力幹部把兩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交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政委楊俊生。我將七團團長張前進、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請來,交代他們兩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交給吳、楊兩位首長。我說: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車,不能讓空軍把人搶走;第二、要絕對保證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斷腿,決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衛戍區;第三、送到後你們直接回部隊,掌握部隊,做好戰備工作。

安排完這一切,到了午飯時間。我又渴又餓,才想起來還沒有吃早飯,更不要說午飯了。我要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到沙峪警衛點(倉庫)三機連送點飯。直到下午2時炒飯送來了,我才和李剛副司令員等吃了一頓飽飯。約下午3、4時,人民大會堂來電話指示,當晚把三個死者送到警衛二師醫院的太平間。於是我決定用七團衛生隊的救護車,由五連派三個人,隨軍醫押車。

我指揮九連連長李金虎上直升機,將飛行員陳修文的遺體從駕駛室搬下來。直升機的機身上有個用蓋板蓋住的腳蹬,一伸腳就能打開,可是我們都沒有上過直升機,不知道怎麼上去,最後只好搭人梯上去,費了很大勁才把陳修文的遺體搬下來。駕駛艙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後艙了。

然後我指揮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們強行打開後艙門,裏面有三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這中間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發現一部錄音機,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錄音機,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亂撥亂按,結果弄響了。以後知道是黃永勝、葉群談烏七八糟的私生活,據說是林立果錄的,目的是為了讓黃永勝交權的證據。李剛副司令員急忙叫關起來,可是誰也不會關錄音機,老是在響。最後有人試圖用急救包的綁帶把它綁起來,無意中碰到開關,這才不再響了。

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里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戍區領導。

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裏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我們採取拉網式,反覆幾趟,才終於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舒雲按:為了一個「月」字,如此興師動眾。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體會工作作風要細緻,特別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細小雜物都不能丟掉,否則將誤大事。如果我們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遺物,再細一點,就不會丟掉「月」字,專家復原成“黃永生”,給周總理添了麻煩。據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黃、吳、李、邱,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9月13日19時,我把直升機現場交七團副團長王德勝負責指揮,由五連嚴加看管,不准出任何問題。我隨副司令員李剛把收繳的文件和武器彈藥裝上車,直接去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會議室。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第一書記吳德,中央候補委員、衛戍區司令員吳忠都在等著我們彙報。

副司令員李剛要我彙報,我就從接到電話後,5點半出發,約6點20分渤海所飛機迫降現場,立即將兩個活的即李偉信和副大隊長陳士印抓獲。我簡單問幾句,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等去烏蘭巴托求援,我聽後又信又不信,但感到事態嚴重,命令他停止放毒,然後又請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等人開會,要他們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不要散佈謠言。後來我又講了陸續處理公安系統來的人,以及處理沙河機場警衛連長帶的全副武裝班,空軍駐懷柔導彈師政委、參謀長,總政保衛部徐部長等一系列問題。

諸位領導聽我彙報後說:你處理現場的情況是對的。然後特彆強調:你們沒有傳達任務,要保密。司令員吳忠對我說:你回去抓部隊戰備工作。

彙報會議結束已經到晚上10時,李剛副司令員請我到食堂吃晚飯,喝茅台酒。飯後我回到師辦公樓,師長、政委和師其他領導都集中在作戰室,等著我講情況。我只說一架直升機出政治事故,北京衛戍區領導要我們抓好戰備工作。

當晚我怎麼也睡不著,接觸到的情況令我震驚。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黨章明確寫著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麼犯人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北京衛戍區領導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究竟是李偉信撒謊,還是確有其事?我搞不清楚。國慶節前傳達中央57號文件,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怎麼說,我們面對現實,尊重黨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堅決認真積極負責處理新情況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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