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誰最終會成為中國人民共產黨內毛澤東的「接班人」?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們頗為關注的一個問題。熊向暉先生《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一文(載中央黨史出版社《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真實地披露了毛澤東與蒙帥之間的交談,以及雙方對這個問題的帶有謀略的考慮。這剛好說明了西方大國此時的一種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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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帥和毛澤東的這次會談是在1961年9月。當時,對中國人說來,毛澤東的回答,即他的繼承人「很清楚,是劉少奇」,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劉少奇是黨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國家主席,實際主持著黨和政府的工作。此外,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還不太願意考慮毛主席的繼承人問題,因為大家對他無比崇拜,相信他能長久領導新中國前進,那個時候怎麼會有“百年”問題呢?即使有,大家也不情願去想。蒙哥馬利元帥在中國各地訪問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國人提問“最擁護誰”,而得到的回答無例外是“毛澤東”,就表明當時中國人這樣一種“唯一”的心態。
但在西方人看來,毛的「繼承人」卻是一個非常重要和緊迫的問題。這恰好和中國形成了對照。首先,1963年之後,毛澤東已滿70歲。對西方人說來,這是一個生理界限。70歲的人絕對是老人了;其次,從各種不能確定的消息來源中他們得知,毛澤東的身體一直不好,在六十年代初的某個時候甚至得過“中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敵視中國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好戰”,是極端的“左翼”勢力,對西方國家已構成愈來愈大的威脅。特別是在蘇聯向西方拋出“緩和”的橄欖枝之後,他們越加對中國國內政治的走向關注起來。因而理所當然地,他們希望知道毛澤東身後的中國將會是什麼樣子。
劉少奇
因此,不僅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英國政界意圖的蒙哥馬利,利用來華機會著意探詢「繼承人」問題,美國的情報部門更是對此表現了極大的興趣。筆者在美國約翰遜總統圖書館研究期間,就曾見到不少記錄有關這類事情的檔案。其中最完整的,是中央情報局寫於1964年3月19日的一份“情報備忘錄”,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繼承問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文件運行程序,這類報告首先是送總統參閱的,為總統提供最新情報動態,並給出中情局自己的判斷。因此它是密級很高、具有權威性的文件。
文件導語首先肯定了下述幾個看法:1.目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所有人員都屬於第一代的革命者。在政治局的18個人中間,年紀在60到70歲的佔了絕大多數,而毛澤東本人已經在1963年12月度過了他70歲生日;2.沒有人在威望和權威方面超過毛澤東,因而目前中共的最高核心是基本穩定的;3.毛澤東所認定的繼承人是劉少奇,而劉和毛同屬第一代;4.在中共的第二代中誰將可能成為毛的繼承人,目前還一無所知。所謂第二代,是指現年40至50歲,在長征和抗日戰爭中擔任中下級職務的官員。據估計,這樣一個群體的數量在800人左右。
在熊向暉先生的文章里,曾記錄蒙哥馬利元帥在得到確定的答案——劉少奇是毛的繼承人以後,接著向毛提出第二個問題:「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這時很瀟洒地回答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這實際上給西方急於知道答案的人們出了一個謎。據1997年出版的麥克法誇爾教授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披露,蒙帥出訪中國前,正是書中作者建議元帥向毛提出繼承人問題,特別是關於劉的後續繼承人問題的。不管麥克法誇爾教授是出於學術興趣還是別的什麼目的,這個問題的提出,代表了當時西方人對劉地位的了解,和他們對劉以後中國共產黨接班幹部人問題的極大興趣。
林彪
不過,中情局的分析家們與蒙哥馬利元帥不同。後者在同毛澤東的談話里,舉出了西方大國老一代領袖在選定自己接班人時的種種顧慮,說明他們面對著選擇的困難。而前者認為,像中國和蘇聯這些共產黨國家,在挑選接班人時才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如中情局文件所說,儘管中共目前解決自身接班人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在老一代領導人退出政治舞台後,新一代的繼任人是否能繼續保持革命精神,這是老一代人最為關注也最難以確定的——因為有斯大林、赫魯曉夫的教訓。
中情局的專家認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努力遴選一位毛的直接的繼任者。在這位繼任者之後,還有一個「第三人」。然後才可能從第二代中培養出可信賴的接班人。這個直接的繼任者,已經明確為毛的第一副手——劉少奇。
中情局專家對劉少奇的評價是:他從1945年起就開始作為毛的最主要副手而工作;從1959年起,劉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使他成為毛澤東繼任人的地位明確起來。他目前是中共意識形態最主要發言人。除去毛,劉的著作是唯一要求全體中共黨員學習的經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還被譽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發展。在中蘇論戰中,劉少奇的文章也是全黨學習的重要材料。
但是,中情局的觀察家認為,劉也有明顯的缺陷。這就是,他缺少色彩,沒有幽默感,無法同毛澤東一起分享那種「超凡權威」。最重要的是,劉僅比毛小5歲,已屆66歲,作為繼承人,這個年齡差距實在是小了點。因此,中情局得出一個結論,中共必須找到第一代領袖中“排隊”接班的第三個人。
接下去,中情局專家們對中共領導核心的逐一分析變得有意思起來。
除1958年以來去世的兩位政治局委員,即林伯渠(1960年5月)、羅榮桓(1963年12月)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實際廢黜的彭德懷之外,他們排除了政治局裏年歲較大委員,如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接班的可能性。這一點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疑義的。但不知為什麼,他們把賀龍元帥也歸入這一行列。另一個部分被認為暫時沒有接班希望的,是他們所說的「新人」,即1958年以來新進入政治局的委員,如柯慶施、李井泉和譚震林等人。從跟隨毛澤東革命的長期經歷看,這幾個人在威望和職位上都還不能同更老資格的人相比。
另外,在他們看來,作為中共黨內首席經濟學家的陳雲,自1959年以後就「失寵」了,其原因顯然是在大躍進問題上同毛的分歧。而另一位黨內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李富春,自1936年以來已經有5個月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了。據信,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李富春疾病纏身,於是健康原因也成為李不可能再上升的的根據。
王洪文
中情局的報告,不知道什麼原因對另外三位政治局委員語焉不詳,而他們實際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這三位政治局委員是:彭真、陳毅和李先念。這其中,彭真實際主持著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陳毅毛澤東親自選定接替周恩來的外交部長;而李先念則早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就被增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報告只是在研究周恩來時說,陳和李屬於周的一派。此外,報告也沒有提到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和薄一波這六位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樣,想像中排在劉少奇之後的接班人就剩下了三位:周恩來、鄧小平、林彪。
可以說,中情局專家們對這三個人分析是最饒有興味的。
首先是林彪。專家們注意到,林彪是政治局裏最年輕的委員,當時只有56歲。作為國防部長,他在戰爭年代裏有顯赫的戰功;在1958年5月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應該說,這是作為接班人的相當明顯的跡象,但是,專家們最終否定了林彪做繼承人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所知,林患有「慢性結核病」。對專家們說來,身體條件的不足是致命的。
其次是周恩來。在一般西方人的觀察中,周恩來是中共黨內最具有威望、資歷和人格魅力的領導人之一。甚至可以說,周恩來排在劉少奇之後、作為黨的第三號人物是無可爭議的。正因為這樣,蒙哥馬利元帥才向毛澤東說透了自己的估計:「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中情局的報告用了很大篇幅列舉周恩來的重要作用,比如,說周恩來在中共領袖中是最成熟和幹練的。他比別人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知道為中國建立一種和緩、親善的外交形象的重要性。他的外交風格靈活、機智,這使得他更容易為外人所接近。事實上,許多非共產黨國家的人們甚至蘇聯人,都更願意同他打交道。例如,他和陳毅最近對非洲和南亞的出訪,就相當成功;專家們認為,周還是中共黨內最為務實的領導人之一。這種務實的態度往往可以在中共領導核心中起到平衡作用。此外,周還是中共同知識分子的聯絡者。當中共需要同知識分子修好時,總是由周恩來出面作發言人。
但儘管如此,中情局的分析家們還是否定了周恩來作「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的原因,除年齡因素外,是他們認為,周恩來在中共黨內是“溫和派”的代表,而“溫和派”在意識形態日益「激進」的趨勢下面,是不可能佔有更主導位置的。所謂“溫和派”,在中情局分析家看來,與“激進派”並不存在著一個壁壘分明的界限。它們大多是在具體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但近年來“激請”與“溫和”的分野,集中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特別是在同蘇聯的關係和激烈“論戰”上面。專家們認為,作為國家的總理,儘管周恩來全力支持毛澤東的政策,但相對說來較少有機會發表言辭激烈的反蘇言論。他們判斷,周對蘇聯的不滿,主要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著眼於邊境糾紛、蘇聯對印度的袒護等事情上。他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可是,正是這種“溫和”態度,決定了周恩來不可能成為「第三人」。
從而,中情局認析家們的一致結論是中共黨內的「第三人」只能是鄧小平。
鄧小平
他們的論據是:1.鄧小平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輕的委員之一;2.相對於其他老資格的委員說來,鄧是最高領導核心裏的「新人」——他1954年調進北京,1955年才進入政治局。但是,他無疑又屬於中共的第一代,在長期的革命歷史中建立了自己的個人威望;3.在目前中共政治權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實際權力的人物之一.他執掌著中央書記處這個最重要的職能機構,這使他實際列位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之後,成為中共的第四號人物;4.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鄧明顯屬於「激進」的一派。分析家們特別對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鄧小平對赫魯曉夫的嚴辭批評,以及1963年鄧率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與俄國人的針鋒相對,留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們得出結論說,鄧小平是當前最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器重,在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方面最可信賴的人。正是由於這樣的分析,中情局專家們肯定,鄧小平是中共繼承人序列的「第三人」。
三年前,即蒙哥馬利元帥在1961年10月15日的《星期泰晤士報》上第一次發表他同毛澤東有關繼承人的談話時,西方世界對此的反應是既新奇而又不滿足的。(毛澤東在1957年訪蘇期間據說曾向赫魯曉夫談到接班人問題。當時毛澤東說,在他以後是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這是毛自己談接班人問題時第一次提到鄧小平的名字。但這個信息直到70年代《赫魯曉夫回憶錄》出版以後,才為西方人所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專家們出於戰略考慮,依據所得情報再次加以研究,終於得出了他們比較滿意的結論。這個結論或多或少地左右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看法。
然而,經過四分之一世紀歷史的汰滌,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說,中情局分析家們的討論是大謬不然了。
華國鋒
沒有人想到,毛澤東在兩年之後,既沒有選用劉少奇,也沒有交班鄧小平,而是選中了林彪作他的法定繼承人。之後。由於林彪的叛國出逃,他又曾中意於王洪文,最後在不得已中,挑選了華國鋒。即便如此,他在臨終時仍是放心不下,說了將來可能是「腥風血雨」這樣的話(當然,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也甚至包括林彪,都不曾想到中國會發生那樣“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它不僅改變了原本的政治秩序,也改變了整個國家和無數人的命運)。本來,毛澤東在同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對自己接班人的安排是充滿了信心的。這從他對斯大林教訓的評論和他談話時的揮灑自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但是,由於國內國際和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毛澤東最終沒能解決好接班人的問題。對一個我們這樣具有幾千年文明傳統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國說來,這個“沒有解決好”是意義深刻的。它至今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中情局報告真正的荒謬不然,在於它又採用了一貫的「激進」、“溫和”、“保守”這樣的框架來分析中國政治。這幾乎成為他們唯一可用的理論模式。然而,當他們使用這種模式時,幾乎是屢試屢敗,毫無可取。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實在是對中國的知識太少,對中國的政治文化了解太膚淺了。我們知道,任何國家的政治和歷史都是極為複雜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進程充滿矛盾,但有自己運行規律。中情局專家們真是想不到,鄧小平在1966年之後又經歷了兩次政治沉浮,最終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總設計師;而他們當時承認還無法預測的中國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領袖,也順乎其然地產生了。這種“偶然性”的結果,最終只能歸結為人民意志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具有歷史的內在邏輯。它可能因為某種意外暫時中斷,但最後仍然會按照自己運行軌跡發展。西方的分析家們,在這種鄭重的歷史選擇面前,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因為他既佔有不了全面信息(如在中情局報告所附的鄧小平簡歷里,專家們就承認,他們對鄧小平的私生活實際上一無所知。他們甚至說:“與其他黨的高層領導人不同,鄧的妻子從來沒有與他一同露面。很可能,鄧未婚。”);又對“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規律缺少認知。這樣,他們的結論就顯得實在太“脆弱”了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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