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59年10月趙玉書親自掌握幹部大會搞糧食，並開展了鬥爭。在逼糧鬥爭中，有些社隊進行了體罰。如板橋公社小王莊共42戶，戶戶被搜，吊打群眾14人，挖地搜糧14戶。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居住的茅草屋
老幹部趙玉書的復出與洗白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建國初期那批老幹部，已經陸續凋零，在回顧從政生涯時，卻鮮見他們有自我檢討與反省；更多時候，他們是在琢磨著如何為自己樹碑立傳，贏得身後名聲。原安徽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大概可以算作一例。
鳳陽縣委組織部主辦的「鳳陽先鋒網」，幾年前刊發一篇名為《豐碑永駐———記原中共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的文章，內稱：「中都大地，淮河之濱，到處傳頌著老書記趙玉書的動人事迹。儘管他卸任鳳陽縣委書記已有40個年頭……人們飲水思源，念念不忘趙書記關注民生，關愛百姓一幕幕共產黨人的公朴風範。」該文在網上引發很多討論。
要知道，在趙玉書主政鳳陽的大躍進期間，該縣人口非正常死亡達6萬餘人，約合全縣總人口六分之一。1960年底，趙玉書因執行過左政策路線而被降職，安徽省派農業廳廳長陳振亞來鳳陽主持工作。陳振亞次年初在《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稱，除死亡人口外，該縣還有「浮腫病發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最嚴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發病的就有26018人，佔49.8%。門檯子電灌站有一個60名婦女的民工隊，閉經的就有58人。此外，全縣還有營養不良、身體瘦弱的17482人，他們目前大部已失去勞動能力。」
1961年1月，陳振亞主持召開鳳陽縣委五級幹部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簡報中記載了很多村民的控訴。茲舉二例。被毛澤東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揭發說：「今年(農曆，指1960年)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37戶人家，大人大部分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一個少老子無娘的孤兒。小孩子看到我說：‘ 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你了，剩下我一個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慘哪！」武店公社光明大隊代表說：光明大隊原有1638人，現在還有806人，死絕83戶，還有20個孤兒。
會議一直在緊張嚴肅的訴苦中，到晚上7點才散。簡報中稱，「會上講話的90%以上是家裏死了人的，他們在吐(冤)氣時，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淚。會場上看到他們哭，特別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絕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動得心痛流淚多次……眼淚都沒有干過，尤其是婦女，哭得更厲害……」
作為鳳陽縣委一把手，趙玉書對此有無責任？《豐碑永駐》一文稱，「大躍進‘浮誇風’的‘噩運’再次降臨到鳳陽人民的頭上……農民生產再陷困境。趙玉書心中充滿了疑惑和不解。‘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共產黨人應該講真話，做實事，弄虛作假不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作為。’每次彙報工作，趙玉書總是如實彙報，不含‘水分’，可是卻常常受到各種指責和批評……在浮誇風盛行的年代，講假話便順理成章成了一些人撈取政治資本的途徑。趙玉書卻不隨波逐流。」
事實真相是否如此？我們看鳳陽縣委1961年《關於趙玉書同志錯誤事實報告(草稿)》對他的評價：「好大喜功，謊報成績，騙取聲譽，給全縣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59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10968萬斤，虛報40500萬斤。結果徵購任務無法完成，很多社隊出賣了口糧、種籽，有的社隊停伙斷炊，而趙玉書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計挖掘糧食潛力。1959年糧食登場後，趙親自到府城公社紅旗大隊算糧食產量，由於災害歉收，水稻平均每畝僅產34斤，趙認為太低，有問題，結果提高到平均畝產80斤，後又親自到大通橋算糧食賬，一算再算，結果多算出空頭糧13萬斤。1960年趙親自到黃灣搞糧食，當時該社的種子、口糧已經賣盡了。趙偏聽公社黨委副書記阮夕田的謊報，就叫出售胡羅(蘿)卜70萬斤抵徵購任務。趙還指示：‘反右傾’、‘反瞞產私分’、‘反資本主義’、‘興無滅資’等。1959年10月份，趙親自掌握縣裏召開的生產組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搞糧食，並開展了鬥爭。在逼糧鬥爭中，有些社隊進行了體罰，大會結束後，各地又分別召開了鬥爭會，其鬥爭情況(比縣裏的大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撤職的，有捆綁吊打的，甚至逮捕法辦的。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一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如板橋公社小王莊共42戶，戶戶被搜，吊打群眾14人，挖地搜糧14戶。小溪河公社的」查糧突擊隊「深夜帶槍搜查小溪河火車站，將職工家屬的糧食、雞蛋、洋蔥等都拿走了。車站認為這是一種搶劫行為，並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個搜查證。「後來縣司法部長徐萬里向趙反映了這個情況，趙說：」我查糧是查資本主義，要搜查證我補給他一張。「從1959年午季就開始搞糧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
據官方檔案，趙玉書還曾在一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很多農民在無法果腹的情況下棄嬰，而趙玉書卻在公社黨委電話會議上明令禁止撿拾棄嬰。餓殍遍地，趙家則是另一番景象———「一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鳳陽縣武店公社考城醫院院長王善良，因為說了一句「浮腫病人多，缺少糧食」，就被趙玉書認為是「造謠生事」而批准逮捕。另有一個叫蔣家惠的幹部，彙報了糧食歉收和農民生活困苦情況，則被趙玉書定性為「攻擊縣委」，交機關大會鬥爭7次，書面檢查9次，並停職勞動4個月。趙玉書主導和參與制造的冤案還有很多。包括鳳陽縣縣長趙從華，也因對「共產風」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話，調回團省委時，趙玉書再度復出。「趙玉書接替我，出任鳳陽縣委書記。你說怪不？」馬維民也感覺困惑。
趙玉書回鍋鳳陽縣委書記，貌似是誇張了些。但其他類似官員，在降職後不久又陞官晉爵的，並不在少數。這種官員復出模式，證明了左傾「父母官」的風險成本的確很低。最苦的是那些農民。
但歷史，永遠是掌握話語權的人所書寫的。《豐碑永駐》中說，「趙玉書身體力行，處處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履行著共產黨員的錚錚誓言。他牢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他把自己的事業同農民的利益緊緊捆在了一起。」在這裏，趙玉書完成了對自己的洗白，變身一個焦裕祿式的好乾部。這就是我們要經常面對的歷史敘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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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為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時在外地，劉少奇主持。23日那天，中央作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
「文革」時的宣傳畫（資料圖）
本文摘自《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等訪談、整理，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話給東北局，傳達中共中央調我到北京市工作的決定。我當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同志打電話通知我，到瀋陽彙報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東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戀，同時也知道「京官」難當。我見到宋任窮時，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窮說：工作需要，中央的調令，不能不去。我又問：北京的情況怎樣？他談了些，又簡單地說：彭真出了問題。我追問：彭真出了什麼事？宋任窮說：你到北京後由中央同你談。任窮同志不願多談。
我在瀋陽待了幾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時，為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4日~26日)，毛澤東時在外地，劉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彭真還被撤銷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彭、羅、陸、楊，他們的問題由所謂“對抗文化革命路線”上升到了“反黨集團”。
我到北京後，先去見了鄧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笑著說：歡迎你來，中央決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書記，你任第二書記。
鄧小平要我先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北京的情況由李雪峰與我談。
政治局擴大會議已臨近尾聲。我聽了最後兩三天的會議，聽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等的講話。他們都是著重講毛澤東思想如何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等問題，因為前一段的會議我沒有參加，許多事情不接氣，聽不懂。這時彭真同志已經不參加會議了。
我到北京後，也就去見了葉帥。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首都工作組，葉帥是組長，辦公室主任是王尚榮。工作組一是改組了北京衛戍區，傅崇碧任司令員，黃作珍任政委，衛戍區調進了兩個野戰軍的主力師(七十師、一八九師)。葉帥對我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二是改組北京市委。我來北京前的二十幾天，華北局派池必卿、黃志剛率工作組進駐市委，調查市委的「罪狀」。三是改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以華北局工作組的名義進駐北京市公安局。根據工作報告，中央負責同志批示將市公安局局長、副局長等八個負責人先後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長邢相生逮捕後，公安部又派來一個局長叫李釗。後來，李釗也被捕了。
當時，大家都很緊張，我更是摸不著頭腦。我從1955年調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後，在東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對中央存在的黨內鬥爭更是毫無所知。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他參加了杭州會議、上海會議，會議上的情況他沒有給我傳達，在與我談話時，只對我說北京的問題嚴重，毛主席批評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擔負起北京市的工作的。
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組，中共中央決定：李雪峰為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為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黨委書記。改組後的市委書記處書記是高揚文、郭影秋、萬里、陳克寒、趙凡。
新市委的名單于1966年6月4日公佈。3日，周總理告訴我說名單要在報紙上刊載。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時間只有七個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後，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奪權。市委被奪權後，我和高揚文、丁國鈺等人被關在東交民巷14號，學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處監視我們，大院的外邊由衛戍區的部隊守衛著。以後，我們又被弄到工廠去了，然後又被揪回來。
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兩個多月，華北局裏就有人開始造反揪他了。我記得好像是在一次檢閱時，毛主席對李雪峰說：避一避，避到內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顧當地的工作，另一方面還可以指導北京市的工作。
李雪峰後來到了天津，開始我們還可以通話，但後來，我們連電話都聯繫不上了。
北京市派工作組，被指責為犯了「資反路線」錯誤。
台播發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我記得當時華北局正在開會，李雪峰讓我參加了會議。會議好像是解決內蒙古烏蘭夫同志的問題，還有天津、河北的一些問題。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播發後，學生一下子就起來了，給老師提意見，對老師進行大批判，發展到衝擊校黨委，動手打人，學校由行政系統到黨委系統全被打碎。北大大亂了，其他大、中學校也就跟著亂了。
我們當時認為，學校的黨委一癱瘓，整個運動將無人領導、無法領導。我們每隔一兩天就到懷仁堂去參加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召開的情況彙報會。大家都覺得必須馬上改變這種狀況。
針對學校混亂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要新市委提出關於中學、大學的工作綱要，並指定團中央書記胡克實搞中學的綱要，北京市委搞大學的綱要。
工作綱要搞好後，我們向劉少奇、鄧小平作了彙報。劉少奇說中學的綱要可以了，大學的還需要修改。在彙報會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決目前學校領導癱瘓、學校無人領導的問題，鄧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組。陳伯達後來反對派工作組，其實他是最早派工作組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的。
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學校、了解情況、領導運動。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劉少奇將決定報告了毛主席並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組的組長是張承先，清華工作組的組長是葉林。後來，為了解運動情況，劉少奇還派了王光美參加清華的工作組。我和李雪峰商量後決定工作組的組員從「四清」工作隊中抽調，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組成工作組進駐。
工作組進駐後，局勢穩定了一些。
6月3日，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擬定了八條指示，要求在運動中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聶元梓寫大字報反對八條指示，並揪鬥了校領導陸平、彭雲和著名歷史學教授翦伯贊等人。工作組針對搞「打鬼台」和亂揪亂斗的現象予以制止，張承先為此寫了一份簡報，市委將簡報上送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認為工作組的做法正確，將簡報批發全國。劉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這時，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來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一看見這個口號，李雪峰和我商量認為，這個來頭大有問題，劉少奇是國家主席、黨中央副主席，怎麼能打倒呢？我們認為是有壞人跳出來了，不能置之不理，要準備拘留蒯大富。
當時，各個學校都動起來了，兩軍對壘，形勢很緊張，這一邊是中央文革支持學生造反，另一邊是工作組進駐學校要控制局勢。
根據這些情況，李雪峰在華北幹部會議上作了有關運動的情況和抓「游魚」的報告。李雪峰在報告中提出“抓游魚、反干擾”的口號，說一個游魚能掀起三個浪啊！“抓游魚、反干擾”的時間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聽取李雪峰、吳德、胡克實關於北京情況的彙報。江青也來參加了，她是後到的，坐在一個角落裏。李雪峰彙報說各學校行政組織都已癱瘓，不派工作組不能實現黨的領導了。陳伯達一反常態，表示反對派工作組，鄧小平當場站起來與陳伯達爭論起來。劉少奇、鄧小平堅持要派工作組。我也認為不派工作組無法領導運動，「四清」運動不也是派了工作組嗎？人民日報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釣魚台聽李雪峰和我的彙報，陶鑄、康生等人參加了，劉少奇、鄧小平沒有參加。李雪峰先是彙報了華北幹部會議的情況，我們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煩。李雪峰轉到彙報北京的情況。毛主席說：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麼作用？起了阻礙作用。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像翦伯贊，出了那麼多書，你還沒有讀，怎麼批，怎麼改？群眾寫對聯講「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贊)你們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麼教學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眾，依靠學校里廣大師生。
毛主席指責我們說：現在總是「怕」字當頭，總是怕亂，怕反革命，怕動刀動槍，領導幹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亂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吳德，你們不去看，天天忙具體事務，沒有感性認識，如何指導？
毛主席決定馬上撤銷工作組，要我們執行。毛主席批評得很厲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說工作組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壓制了群眾。
在回來的路上，我與李雪峰在車上商量了一下，我們前幾天剛傳達了派工作組的決定和劉少奇、鄧小平的有關指示，現在又傳達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麼向群眾解釋呢？怎樣才能把工作組撤出來呢？以後的運動又怎麼來領導呢？李雪峰說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他說上次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是你傳達的，這次傳達還由你來講。
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在背後操縱，派到學校去的各個工作組沒能撤出來，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彙報會議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參加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是下發了，但是工作組撤不出來，工作組的成員都是經過挑選的，都是好同志。他們的問題責任在我們，他們的問題回到本單位解決為好。
毛主席聽了我的彙報，點頭表示了同意。
但是，中央文革小組仍是揪住工作組不放，工作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風暴」中被奪權後，才撤出來。那時，工作組也開始造我們的反，揪斗我們。我在被揪斗時對他們說：我們已經被奪權了，你們趕快回本單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佈撤銷工作組。這以後，我感到沒有辦法領導運動，在京西賓館開的一次會議上，我請示周總理怎麼辦？周總理說中央各部委所屬大專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統一領導，市委成立一個大學工作委員會，各部各口派人參加。
周總理指定我為大學工作委員會的主任，陶魯笳為副主任。委員有孔原(調查部)、丁國鈺、李清泉(外交部)，吳星峰(石油部)調任大學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大學工作委員會的任務是各部各口負責接待相應的學校的師生，派聯絡員到各學校了解情況、聽取意見。
大學工作委員會派聯絡員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評成立大學工作委員會是與派工作組性質一樣的錯誤，要立即撤銷。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文革小組提出要重新發動群眾，要李雪峰和我以及清華工作組的組長葉林進行檢討。江青、康生親自到北大、北師大煽風點火。毛主席還派周總理到清華大學召開全校大會，宣佈給蒯大富平反。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大會由李雪峰主持，宣讀了市委28日《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根據中央指示宣佈大中學校放假半年鬧革命。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言。劉少奇說：「過去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的方式已不適應於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需要。」“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 毛主席在會議結束前出來了一下。
粉碎「四人幫」後，李雪峰告訴我，在這次大會之前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鬥爭很尖銳，毛主席講話的基本內容就是後來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內容。劉少奇在檢討時說：共產黨員能上能下，動蕩的北京市委我也可以下去。毛主席說：你可以稍稍下去一點點，不要下去那麼多。
人民大會堂大會後，新市委負責人開始多次在萬人大會、十萬人大會以及在各個大學的大會上檢討執行了「資反路線」的錯誤。我和李雪峰檢討了不下十次。
說幾個當時的情節。有一次李雪峰在北大作檢討，我和劉建勛(剛從河南調來的北京市委書記)在場。檢討大會由聶元梓主持，大會開始後，聶元梓對我說外邊有人要把李雪峰揪走。我說不行，我們一方面是檢討錯誤，一方面是支持你們，你們應該派糾察隊保護嘛。
結果聶元梓根本未作任何保護，而是勾結從事，李雪峰檢討完了，沒有上車就被一些人架跑了。
我很生氣地對聶元梓說：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你要負責設法找回來。我知道這夥人是受聶元梓指使的。
聶元梓一句話回答我說，她沒有辦法。
劉建勛見事，著了急，坐車風馳電掣般跟著揪走李雪峰的那伙人到了政法學院。結果他也被揪到一個會上挨了斗。
我回來後，將情況緊急報告周總理。過了一晚，周總理派周榮鑫去政法學院才把李雪峰和劉建勛要回來。
接著，北京工學院貼大字報，限時要我去檢討「資反路線」錯誤。我檢討完後，學生們一下把我的稿子搶走了，還把我扣住批鬥了好幾天。
北京工學院還沒放我回去，我又被一批從吉林來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車上拉走了。
吉林來的造反派在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審問了我一次，還把我拉到火車站，說要押送我回吉林接受批判。到車站後，因為火車不通，才沒有走成。
他們關我的地方沒有床，睡覺只能躺在地板上。我記得我的房子門內放著一個大鐵啞鈴，有一個人晝夜監視著我。到了夜晚，我提出要服安眠藥才能入睡，他們怕我自殺，搶走了我的安眠藥。
這些揪我的人有些是地質部系統的，地質學院的，他們坐的汽車是地質部的。
我對這些吉林的造反派說：我在吉林工作了11年，我請求過周總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總理說中央不同意。現在你們沒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
半夜，這些吉林的造反派要我給周總理打電話，要求周總理接見他們，但不講我現在被關押的地址。
我馬上給住在京西賓館的劉建勛打電話，說明吉林的造反派要通過我找周總理，請劉建勛轉告周總理。打完電話後，我對造反派說，我已把電話打給周總理的秘書了。那些造反派將信將疑。
第二天，這些人又讓我打電話。我提出，找總理的秘書，你們不告訴我地址和電話，就是總理知道了，又怎麼能找到你們。吉林這些人只好同意告訴我被關押的地點和電話。這時我才知道，我被關在電影學院的四樓里。
我又把電話打給劉建勛，告訴了我的情況及他們的要求。當時，這些吉林的造反派還懷疑我是否真正把電話打給周總理的秘書了，他們問我是不是周總理的秘書在接電話，我說是。
劉建勛找到周總理，彙報了情況。後來，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焦玉山打電話找吉林造反派的頭頭說，立即釋放吳德。焦玉山還在電話中批評他們這樣搞是錯誤的。
電話打完後，吉林的人告訴我說，剛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電話，別人的話可以不聽，中央文革小組的話要聽，立即放我出去。他們還問我中央文革辦事組是不是有焦玉山這個人，怎麼找這個人等問題。
我說中央文革小組有這個人，可以到釣魚台去找。我打電話給市委，他們派車來把我接走了。以後我才知道，周總理很關心我的下落，以為我被關在天津了，曾派陳一夫同志坐汽車追到天津找過我。
再講幾件事情說明當時的混亂狀況。天津礦冶學院的院長吳子牧調到北京市委大學部任部長，他在礦冶學院幾乎被打死，吳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殺了。吳子牧在被打時，幸好大學工作委員會的吳星峰趕到了，吳星峰撲在吳子牧的身上說：我是市委大學委員會派來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這樣才把吳子牧保護下來。
當時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穩定社會秩序，北京市委說話沒有人聽。張霖之在礦冶學院被打死了，我們都不知道。
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後來在一次全校大會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紅衛兵的問題時，被台下起鬨打斷。當天，我們正在北京師範大學檢討，江青、陳伯達等人都在，彭小蒙來到會場對江青等人說有人不讓她講話。江青當時就說，你們市委怎麼搞的，為什麼不讓人講話。我說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組派王力和我去的。
當時，市委里駐進了一百多個聯絡站，秩序極為混亂，市委根本不能辦公，只好搬到北京飯店、椿樹衚衕，又轉到京西賓館去臨時辦公。中央文革小組知道後指責我們是地下市委，怕見群眾，要我們回市委去辦公。劉建勛說中央批評我們了，我們應該回去。我說不能回去，動蕩的北京市委回去就出不來了。劉建勛提出他回去試一試，結果，劉建勛被包圍批鬥了一日一夜，還被迫在給造反組織提供經費的報告上籤了字才被放出來。此事中央文革批評市委犯了經濟主義錯誤，收買造反派以保自己。
那時市委基本上是癱瘓的，先是學生然後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礦的李思聰帶的頭，他好像是「革造」這一派的，後來做了奪權委員會的負責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組織，他們在長安大戲院把高揚文找去，談了一天還不讓回來。我在人民大會堂將高揚文被扣的事報告了周總理，我說高揚文的身體不好，有心臟病，可否換一個人去。劉建勛說他可以去，總理同意了。結果，劉建勛一去不返，也被扣住了。周總理派周榮鑫去現場了解情況後才知道，造反派是要逼市委承認他們的造反組織。
我記得我在大會堂向周總理彙報高揚文的情況時，有報告說有人正在衝擊國防部。周總理、葉帥、陳伯達都在場，還有幾位老帥也在場。情勢嚴重，不容拖延，周總理叫張春橋、戚本禹等去國防部制止衝擊。張春橋回來時洋洋得意，對幾位老帥說：群眾都是很講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講就撤走了。潛台詞是說，為什麼你們幾位老帥說了就不行呢？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搞亂天下，然後從亂中顯示治亂者非他們莫屬，妄圖實現他們篡黨篡政的陰謀，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