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1日，毛澤東第二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此時距他1949年3月首次成為封面人物不到兩年。歲月間隔雖不長，卻是一段極為重要而複雜的歷史行程——國民黨政權向共產黨政權過渡的時代替換，大致完成。
兩年之間，新的時鐘開始計時，新的政權令世界矚目。陌生伴隨新奇，驚詫伴隨震驚，新的中國所發生的諸多變化，讓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始料不及。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乎通常的預料和設想。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大課題，赫然出現。整個西方，遠沒有足夠的預熱時間，做好面對紅色新中國的準備，適應紅色映照下的新東方。同樣，紅色新中國也在類似狀態下面對西方。舊有的相互隔膜與仇視尚未消散，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發的韓戰，又將雙方本應冷靜相對、學會相互適應的狀態，一下子推到了戰火中直接對立甚至交戰的極端。
交戰情形下，歷史的梳理與總結，未來的籌謀與起步，頃刻間被塞進了難以周旋的狹小空間。誰還來得及去想走出對立的極端，各自將付出多少代價？走向緩和，又該需要多少年？
毛澤東再度成為封面人物，正是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出兵朝鮮參戰並首戰告捷的背景之下。率軍在朝鮮戰場作戰的麥克阿瑟將軍，坐鎮白宮的杜魯門總統，乃至整個世界，可以說都沒有估計到，建立還不到一年的中共新政權，真的會在尚未恢復元氣，經濟與社會亟待重建之際，答應蘇聯與北韓的請求，派出一支大規模軍隊，跨過鴨綠江，投入到一場與美國直接對立的戰爭。
麥克阿瑟於9月15日開始仁川登陸，扭轉了戰爭初期南韓的被動局面。收復漢城、越過三八線、佔領平壤……隨後，他躊躇滿志，樂觀地估計要在當年感恩節(11月的第4個星期四)之前結束戰爭，第八軍也可以在聖誕節撤回日本。可是，11月中旬，二十萬中國軍隊一夜之間突然出現，成功反擊。這一巨大逆轉，令麥克阿瑟將軍瞠目結舌，樂觀的預言頓成泡影。
於是，與第一次相比，該期《時代》對封面人物毛澤東肖像的描繪，多了更深的、更為強烈的敵意。第一次，毛的臉龐繪以深銅色，有著陝北黃土高原的渾厚；第二次仍為渾厚黃色，色調卻偏清冷。第一次，毛澤東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側望，鎮靜從容，與身後書寫在紅底上的四個黃色大字「民主統一」，互為呼應。第二次，毛澤東眼睛正視前方，多了強悍、果斷，甚至含有兇猛。最顯敵意之處，莫過於在毛澤東肖像周圍，畫上了一群洶湧而至的紅色蝗蟲。貶斥之意，顯而易見——數十萬中國軍隊，正是奉毛澤東之命入朝作戰。
在敘述其經歷時，不僅突出其軍事才能與軍事思想，還以明顯的敵意將毛澤東與明朝張獻忠進行比較，以此而強調其對戰爭、對暴力的欣賞態度。
軍事力量——具體表現在中國紅軍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創造，是他的驕傲和快樂。游擊戰爭的戰略與戰術，源自他的大量專業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總司令，他的傑出戰場將軍林彪、陳毅、劉伯承，一直接受著他的淵博思想的指揮。
關於游擊戰爭，毛多年前從中國公元前五世紀的孫子兵法中獲得教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他為各地的同志寫過一本軍事論著《戰略問題》(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澤東寫於一九三八年的《戰爭和戰略問題》——譯註)
毛的最生動的文學形象，是用來描述軍事藝術。他曾寫道「游擊戰應該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他高度稱頌武裝鬥爭：「歷時十年的共產黨戰爭，可能會讓其它國家為之驚奇，但對於我們，這不過是一個序幕，歷史經驗寫在血與鐵之中。」沒有別的軍閥比毛有更多的血跡斑斑，即使瘋狂的張獻忠將軍也難以超過，張在明朝時屠殺了四川三千萬人(據史書應是三百萬——譯註)，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即史稱之「七殺碑」——譯註)。(《時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走筆，《時代》隨處可見的強烈敵意，正是此時美國上上下下，面對中國出兵朝鮮戰場而引發的震驚、氣憤情緒的形象表達。
杜魯門、麥克阿瑟推諉誤判責任
關於韓戰，杜魯門、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都寫得頗為詳細。《杜魯門回憶錄》出版於1956年，《麥克阿瑟回憶錄》出版於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兩人的回憶錄參照閱讀，即可發現，到底誰該為錯誤判斷中國參戰可能性一事承擔責任，二位各持一詞，相互推諉。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面對毛澤東的揮兵參戰，他們當年的確陷入了盲區。讀兩人回憶錄的不同敘述，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高層的一幅混亂與矛盾的景象。兩人之間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直至幾個月後，杜魯門憤然解除麥克阿瑟的所有職務。
這裏，不妨略微花費筆墨，沿著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回憶脈絡，重回1950年，看看毛澤東再度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裡朝鮮戰場的風雲變幻。
10月15日，杜魯門從珍珠港飛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見面，與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魯門說，見面時，麥克阿瑟以確定無疑的口氣說中共不可能參戰。
麥克阿瑟也寫到了他與杜魯門在威克島的會面。不過，他說，並非他一人，而是與會的所有人(當然包括杜魯門本人)得出同一個結論——「赤色中國」沒有干預韓戰的意圖。他甚至以頗為激動的口氣，指責對他的看法的歪曲，將之稱為“謊言”。
不限於此。麥克阿瑟除了堅稱不是自己一人錯誤判斷了中國出兵的可能，他更將矛頭直指杜魯門政府，認為韓戰爆發伊始，華盛頓宣佈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限定台灣中立的決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權，沒有了蔣介石威脅的後顧之憂，這才埋下了中共最終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鮮的隱患。
相互推諉也罷，相互攻擊也好，只能是後來個人的歷史餘墨。而當時，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驚，面對在冰天雪地里騰身而起的二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
李奇微是另一位與韓戰關係密切的美國將軍。韓戰爆發時，他任陸軍副參謀長，同年12月下旬，在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將軍因車禍去世後，他前往朝鮮接任第八集團軍司令。隨即，麥克阿瑟被免職，李奇微再改任遠東美軍司令和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在1967年出版的回憶錄《韓戰》中寫到，華盛頓在10月25日前後，第一次獲知中共軍隊參戰的消息，令人震驚和心寒，但華盛頓卻仍沒有意識到局勢的嚴峻。
據杜魯門回憶，美國是在10月31日才確認中國已出兵參戰。但是：
11月4日收到麥克阿瑟以下的答覆：
「目前還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在北韓進行干涉的真實性作出有力的估計。……我建議在條件可能還不夠成熟的時候，不能輕率地作出結論。我相信最後的估計還有待於更全面地積累軍事情報。」
(《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四三七頁)
杜魯門認為，再次犯錯誤的還是麥克阿瑟，而中央情報局這一次則判斷正確：
麥克阿瑟將軍在11月24日以他的第八軍發動了一次主力進攻。他聲稱這是一次「結束戰爭的……總攻勢……」，他要他的一位指揮官告訴士兵們可以在聖誕節回家了。
但是就在同一天，中央情報局搞了一份給麥克阿瑟的全國情報簡編，說中國共產黨將「在最低限度以內」擴大朝鮮戰鬥，纏住我們的部隊，使我們陷入長期的消耗戰，以便維持北韓政府的現有局面。簡編還提到中國人有足夠的力量迫使聯合國軍撤退到原來防禦陣地。(同上，四四六——四四七頁)
麥克阿瑟則稱，當麾下第十軍團的先頭部隊於11月21日到達鴨綠江時，即便發現有中國軍隊參戰，他依然不敢相信中國真的會全面介入，他陷入猶豫不決之中。
麥克阿瑟一直被認為極度自負，桀驁不馴，可是，在回憶錄中他卻坦承自己陷入了猶豫不決。
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麥克阿瑟？
「紙老虎」——一個歷史的比喻
麥克阿瑟當年發起的鴨綠江攻勢，被渡江而來的二十萬中國軍隊擊退，聯合國軍撤退到三八線以南，半島格局幾乎回到了戰爭爆發之前，他曾躊躇滿志間擬定的戰爭結束時間表，變為了一張廢紙。「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首題為《打敗美國野心狼》的歌曲(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一時間，唱遍中國和朝鮮的土地。槍聲伴隨歌聲，此起彼伏，回蕩天際，擊碎了麥克阿瑟一廂情願的聖誕節回家之夢。
李奇微在回憶錄中認為，麥克阿瑟的錯誤在於他把「紅色中國」當成了「紙老虎」：
也許麥克阿瑟明顯採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認為：中國是紙老虎，中國在無線電廣播裏的警告是訛詐恫嚇，甚至少數志願軍的出現也是那種訛詐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個人不是被榮譽迷住了心竅，他怎麼能對詳細的情報和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堅持錯誤的理解呢？……
某些批評他的人曾私下議論，麥克阿瑟曾希望把我們置於一種只有進攻中國大陸才能挽救局勢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採取行動。我以為這種猜測是沒有道理的。我傾向於認為，由於麥克阿瑟眼看勝利在望，而且認定紅色中國是只紙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聽不進任何意見和勸告。就在幾個月之前，他剛剛贏得了一場一比五千的賭博。現在，他還想再來一次，不過這次的賭注下得更大一些。
(《韓戰》，九○——九三頁)
不知麥克阿瑟是否知道，紙老虎——這一形象比喻，幾年前就被毛澤東用來蔑視美國了。1946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樣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個以「紙老虎」譏諷“美帝國主義”的中國新政權的領袖，在1950年12月11日，第二次成了美國雜誌《時代》的封面人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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