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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偉大到沒有任何爭議 中國死不留灰第一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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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偉大到沒有任何爭議 中國死不留灰第一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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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偉大到沒有任何爭議 中國死不留灰第一人(圖)

2021年04月01日 17:41

資料圖:病痛中的周恩來總理。

 「死不留灰 中國歷史第一人」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

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揭秘周恩來「無墓無碑」所為何?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

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願為自己的身後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乾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

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

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

  二

  「總理為何“生而無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後人,後人為大。雖然後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

卻要為烈士存孤續後

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

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 21名)。

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後啊

  鄧穎超為何放棄生兒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

當總理知道她婚後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埃 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

 三

  「官而不顯」?做最平民化總理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

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出國訪問 機密文件箱裏藏「寒酸行頭」

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 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

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

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

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裏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人。

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埃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周恩來一生不回故鄉之謎:平生最恨「衣錦還鄉」

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准維修。

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傢具(含舊窗帘)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

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

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

  四

  周總理「黨而不私」 拖病體看望康生

1974 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

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

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後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

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

他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

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

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紮根陝北。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他藏而不露地將「15年趕上英國」,改為“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

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五

  周總理一生「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

 臨終仍佩徽章「為人民服務」 工作量黨內之最

他一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

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

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竭盡全力維繫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運轉。

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

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

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6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

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

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

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

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六

  周總理為何「死不留言」?

1976 年元旦前後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

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彙報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

總理的辦公室和卧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幹,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迴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

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總理在北京醫院不幸逝世。

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裏去。

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裏話而寫。

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餘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覆改。但寫好後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

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紹興人。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勛、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總理的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讓所有人都知道他,記住他!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資料圖)

本文摘自《回首1978歷史在這裏轉折》 ,童青林 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經問過鄧小平:「最痛苦的是什麼?」鄧小平回答說,他一生當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鄧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兩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錮起來,冒著被暗害的危險。而他的復出又是同「天安門事件」聯繫在一起,這成了當時兩個敏感的話題。

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為毛澤東不願意看到他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1973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從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開始代替周恩來分管國務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於1975年開始對各方面進行整頓。這種整頓實際上是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以來各種「左」的錯誤做法。用鄧小平後來的話說,「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允許的。在此期間,毛遠新經常在毛澤東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訴毛澤東,現在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還對毛澤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

恰好在這個時候,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等幾個人通過鄧小平向毛澤東轉交了兩封信,這使毛澤東感到不悅。他由此認為,劉冰等人寫信的動機不純,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他把這件事同毛遠新彙報的情況聯繫起來,斷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希望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讓鄧小平主持通過這個決議,一是讓鄧小平這些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這個決議,就可以堵住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有異議的人的嘴,使他們不再唱反調;二是毛澤東想給鄧小平一次機會,讓他改變觀點。但是,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他還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隨之而來的是,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1976年2月,華國鋒代理國務院總理職務,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時,全國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華國鋒分批向黨內高級幹部傳達了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點名批評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他甚至認為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儘管如此,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還是留了一定的餘地,說:「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華國鋒在傳達毛澤東「重要指示」時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經毛澤東審閱過。華國鋒還強調說:要在學習毛澤東「重要指示」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他希望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要「轉過彎來」。隨後,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和華國鋒的講話向全黨作了傳達。

毛澤東雖然對鄧小平作出了不正確的處理。但是,他對鄧小平「保留黨籍」的意見,也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處理仍留有餘地、甚至寄予某種希望的心態。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鄧小平兩次被打倒,但毛澤東兩次都把鄧小平的問題當做內部矛盾,對鄧小平的處理都留有餘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看中了鄧小平的才華。而且鄧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澤東,就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肯讓步。所以,毛澤東很欣賞鄧小平。他不只一次地在公開場合下評論過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夕,為了推選鄧小平當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上當著70多名中央委員的面評價鄧小平:“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

1978年12月,鄧小平和陳雲同志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2

1978年12月,鄧小平和陳雲同志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

在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評價鄧小平:「他呢,有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

還有一點,就是鄧小平在20世紀30年代曾作為「毛派」的頭子第一次被打倒。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件事時還說,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他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沒有屈服於蘇修。

從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多次評價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很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他的品格。毛澤東也預感到,他去世後,中國政壇上會有一場較量,這場鬥爭很可能是在華國鋒同江青這幾個人之間展開,「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他當然不願看到這種局面的發生。華國鋒的資力畢竟太淺,能否駕馭局勢,這正是毛澤東所擔心的問題。他臨終前,兩次見葉劍英,似乎想表達什麼。葉劍英也在猜測,毛澤東是不是“還有什麼囑咐?”可能出於同樣的考慮,毛澤東“以一種特殊方式”把鄧小平保留下來了。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這樣寫道:“毛澤東作出了打倒鄧小平的決定。在決定打倒鄧小平的同時,他再一次把鄧小平保護了起來,免遭‘四人幫’的毒手,並決定再一次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也許,毛澤東自知,他的‘大限’已經不遠,他是在最後的時刻,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鄧小平。以毛澤東八十多年的人生閱歷和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經驗,他完全知道,他身後的中國,非但不會是一個‘太平盛世’,還必有大的政治惡鬥。他也應該料到,那場鬥爭,將在華國鋒等人和‘四人幫’之間進行。這些鬥爭將有如何結局,實在是世事難料……”但是,僅憑著這個也許,毛澤東作出了保留鄧小平黨籍的決定。在未來不可預知的歲月中,鄧小平,以他極其獨特的品格和極強的政治生命力,絕不會就此沉淪,也許,在某個時刻,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歷史還會賦予他以機會,重燃他那不會熄滅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澤東保留鄧小平黨籍的這一決定,對於鄧小平今後再次復出所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卻是不可忽視的。”

對鄧小平來說,毛澤東保留了他的黨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預料。「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沒想到,在最後的關頭,毛澤東竟然保留了他的黨籍。還指定專人和部隊保護鄧小平的安全,並明確交代“別人不准插手干預”,也就是不准“四人幫”干預這件事。4月8日,鄧小平提筆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對中央的決議表示擁護,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在江青一夥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還處在「禁錮」狀態的鄧小平終於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傳遞這個消息的人是鄧小平的女婿賀平。因擔心家裏安裝了竊聽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廁所里,聽賀平講完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終於度過“一生最痛苦”時期的鄧小平,不禁感嘆道:“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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