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五員悍將都是將軍銜 一人自認是條狗(圖)

黃永勝

一、林彪死黨黃永勝其人

黃永勝，1910年出生於湖北省咸寧縣。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工農紅軍第一師三團團長、第二師師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團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二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熱遼縱隊司令員，熱河、熱遼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副司令員，十三兵團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廣東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兼軍政大學校長、軍委辦事組組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中共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林彪麾下的著名戰將，曾為新中國的誕生浴血奮戰，屢建奇勛，其家鄉建有「黃永勝紀念館」。曾幾何時淪為林彪的死黨，自決於人民。

黃永勝

二、林彪死黨吳法憲其人

吳法憲，1915年出生於江西永豐縣，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軍第一零五團青年幹事，第六十四師青年科科長，紅軍一軍團二師二團總支書記、團政治委員。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十四旅六八四團政治處副主任，六八五團政治委員，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新四軍三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遼西軍區副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副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三十九軍政治委員，十四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在歷史上也曾屢建戰功，是林彪的得力幹將之一。他在獄中極其謙卑，凡見人必呼「首長」，進門必喊“報告”，在庭審中有問必答，態度是比較好的一個。

李作鵬

三、林彪死黨李作鵬其人

李作鵬，1914年出生於江西吉安縣，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戰士、班長、排長到任中央軍委二局參謀、二科科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參訓隊長，八路軍一一五師偵察科科長、作戰科科長，山東縱隊參謀處處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三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參謀長，中南軍區軍政大學副校長。第一、第四高級步兵學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歷史上也是立有戰功的、專能打硬仗的林彪「虎將」之一。

邱會作

四、林彪死黨邱會作其人

邱會作，1914年出生於江西興國縣，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時期曾任紅五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四局三科科長、西北供給部糧秣處處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軍委供給部副部長、部長，豫皖蘇邊區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第四師供給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邱會作在法庭上表示認罪，是態度比較好的一個。

江騰蛟

五、林彪死黨江騰蛟其人

江騰蛟，1919年出生於湖北黃安縣(今紅安)。1930年，11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工農紅軍。1937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黃安縣區兒童團大隊長，鄂豫皖蘇區陂南縣兒童局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五支隊十五團政治處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遼北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一五一師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空軍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時，只有36歲。

善良的讀者不禁要問，紅軍時期自小就投身革命的宿將幹才，身經百戰又屢建戰功的功臣們，為什麼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宋朝詩人黃庭堅詩曰：「蛄蜣轉丸賤蘇合，飛蛾赴燭甘死禍。」他們皆因迷私利耳！

吳法憲自己說，他是林彪、葉群的一條狗。他在看過《起訴書》後說：「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

篡奪軍權，是林彪實現其篡黨篡國野心的首要步驟。林彪瞄準了篡軍的最大障礙是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1965年夏天以後，林彪、葉群多次授意李作鵬和吳法憲，用極其骯髒的手段，捏造事實、製造偽證，栽贓誣陷羅瑞卿。在林彪、葉群的指使和煽動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誣陷羅瑞卿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對海軍“懷有巨大的陰謀”。林彪進一步誣陷羅瑞卿和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同志一起“搞政變”、“搞顛覆”、“要殺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投書密告。他們拉山頭、搞宗派，把林彪當成靠山，唯林彪之命是從。他們迫害羅瑞卿，向林彪獻媚，為林彪的陰謀活動立下了“汗馬功勞”，林彪便把他們看成篡黨奪權的膀臂。

「文化大革命」伊始，林彪一方面煽動“打倒一切”，另一方面就親自為黃、吳、李、邱塗脂抹粉，說吳法憲是“正確路線的代表”，說李作鵬“突出政治”，“反羅瑞卿有功”，他把黃永勝請到北京來住。林彪還派葉群帶著他的手令和陳伯達的手令，親自到總後勤部機關為遭受衝擊的邱會作解圍保駕。這使四員悍將感激涕零。吳法憲曾在林彪面前流著淚呼喊祝林彪“萬壽無疆”，邱會作寫了篇《零點得救》的文章感念林彪救命之恩。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顯赫地位，極大地刺激了這四員悍將的權力欲，他們把賭注都押在了林彪的身上。羅瑞卿被打倒之後，林彪又指使吳法憲編造誣陷劉少奇的黑信；指使吳法憲、李作鵬誣陷賀龍；林彪、葉群和他們又先後誣陷陳毅、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各位軍委副主席，把他們攆出軍委辦事組，取而代之。1969年，林彪對黃、吳、李、邱四個人說，“軍隊的權力就集中在你們幾個人身上”，“不要把權交給別人”。

他們正是用這個「權」干盡了壞事。

那麼，那個無名鼠輩江騰蛟呢？

事出有因，葉群在太倉參加「四清」運動時，認識了江騰蛟，葉群一眼就看中了江騰蛟那副巴結獻媚的嘴臉。1965年冬，善於取悅上級的江騰蛟，借林彪、葉群委託他照顧女兒林立衡在上海養病的機會，而為之盡心賣力。1966年冬，忙於天下大亂的林、葉又要他照顧女兒和兒子。1967年江騰蛟親自把林家的“金童玉女”送回北京，他的殷勤深得林彪、葉群的歡心。

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黨委，免去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提議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可是當時的軍委主席毛澤東說，此人不可重用。江騰蛟得知後，幾乎到了絕望的程度。林彪卻不斷地安慰他，並把他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使江騰蛟感激涕零，表示死心塌地報效林彪。1968年以後，江騰蛟給他的主子林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其中有這樣一些話：「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麼時候，需要我幹什麼，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

就這樣，林彪任命江騰蛟當上了南京部隊空軍政治委員。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名主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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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圖：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面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只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只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麼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鍊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徵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制，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復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麼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麼？為什麼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歷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制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復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制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復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