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圖：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面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只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只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麼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鍊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徵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制，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復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麼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麼？為什麼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歷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制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復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制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復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來源：環球時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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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1日，毛澤東第二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此時距他1949年3月首次成為封面人物不到兩年。歲月間隔雖不長，卻是一段極為重要而複雜的歷史行程——國民黨政權向共產黨政權過渡的時代替換，大致完成。
兩年之間，新的時鐘開始計時，新的政權令世界矚目。陌生伴隨新奇，驚詫伴隨震驚，新的中國所發生的諸多變化，讓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始料不及。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乎通常的預料和設想。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大課題，赫然出現。整個西方，遠沒有足夠的預熱時間，做好面對紅色新中國的準備，適應紅色映照下的新東方。同樣，紅色新中國也在類似狀態下面對西方。舊有的相互隔膜與仇視尚未消散，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發的韓戰，又將雙方本應冷靜相對、學會相互適應的狀態，一下子推到了戰火中直接對立甚至交戰的極端。
交戰情形下，歷史的梳理與總結，未來的籌謀與起步，頃刻間被塞進了難以周旋的狹小空間。誰還來得及去想走出對立的極端，各自將付出多少代價？走向緩和，又該需要多少年？
毛澤東再度成為封面人物，正是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出兵朝鮮參戰並首戰告捷的背景之下。率軍在朝鮮戰場作戰的麥克阿瑟將軍，坐鎮白宮的杜魯門總統，乃至整個世界，可以說都沒有估計到，建立還不到一年的中共新政權，真的會在尚未恢復元氣，經濟與社會亟待重建之際，答應蘇聯與北韓的請求，派出一支大規模軍隊，跨過鴨綠江，投入到一場與美國直接對立的戰爭。
麥克阿瑟於9月15日開始仁川登陸，扭轉了戰爭初期南韓的被動局面。收復漢城、越過三八線、佔領平壤……隨後，他躊躇滿志，樂觀地估計要在當年感恩節(11月的第4個星期四)之前結束戰爭，第八軍也可以在聖誕節撤回日本。可是，11月中旬，二十萬中國軍隊一夜之間突然出現，成功反擊。這一巨大逆轉，令麥克阿瑟將軍瞠目結舌，樂觀的預言頓成泡影。
於是，與第一次相比，該期《時代》對封面人物毛澤東肖像的描繪，多了更深的、更為強烈的敵意。第一次，毛的臉龐繪以深銅色，有著陝北黃土高原的渾厚；第二次仍為渾厚黃色，色調卻偏清冷。第一次，毛澤東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側望，鎮靜從容，與身後書寫在紅底上的四個黃色大字「民主統一」，互為呼應。第二次，毛澤東眼睛正視前方，多了強悍、果斷，甚至含有兇猛。最顯敵意之處，莫過於在毛澤東肖像周圍，畫上了一群洶湧而至的紅色蝗蟲。貶斥之意，顯而易見——數十萬中國軍隊，正是奉毛澤東之命入朝作戰。
在敘述其經歷時，不僅突出其軍事才能與軍事思想，還以明顯的敵意將毛澤東與明朝張獻忠進行比較，以此而強調其對戰爭、對暴力的欣賞態度。
軍事力量——具體表現在中國紅軍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創造，是他的驕傲和快樂。游擊戰爭的戰略與戰術，源自他的大量專業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總司令，他的傑出戰場將軍林彪、陳毅、劉伯承，一直接受著他的淵博思想的指揮。
關於游擊戰爭，毛多年前從中國公元前五世紀的孫子兵法中獲得教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他為各地的同志寫過一本軍事論著《戰略問題》(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澤東寫於一九三八年的《戰爭和戰略問題》——譯註)
毛的最生動的文學形象，是用來描述軍事藝術。他曾寫道「游擊戰應該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他高度稱頌武裝鬥爭：「歷時十年的共產黨戰爭，可能會讓其它國家為之驚奇，但對於我們，這不過是一個序幕，歷史經驗寫在血與鐵之中。」沒有別的軍閥比毛有更多的血跡斑斑，即使瘋狂的張獻忠將軍也難以超過，張在明朝時屠殺了四川三千萬人(據史書應是三百萬——譯註)，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即史稱之「七殺碑」——譯註)。(《時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走筆，《時代》隨處可見的強烈敵意，正是此時美國上上下下，面對中國出兵朝鮮戰場而引發的震驚、氣憤情緒的形象表達。
杜魯門、麥克阿瑟推諉誤判責任
關於韓戰，杜魯門、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都寫得頗為詳細。《杜魯門回憶錄》出版於1956年，《麥克阿瑟回憶錄》出版於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兩人的回憶錄參照閱讀，即可發現，到底誰該為錯誤判斷中國參戰可能性一事承擔責任，二位各持一詞，相互推諉。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面對毛澤東的揮兵參戰，他們當年的確陷入了盲區。讀兩人回憶錄的不同敘述，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高層的一幅混亂與矛盾的景象。兩人之間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直至幾個月後，杜魯門憤然解除麥克阿瑟的所有職務。
這裏，不妨略微花費筆墨，沿著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回憶脈絡，重回1950年，看看毛澤東再度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裡朝鮮戰場的風雲變幻。
10月15日，杜魯門從珍珠港飛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見面，與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魯門說，見面時，麥克阿瑟以確定無疑的口氣說中共不可能參戰。
麥克阿瑟也寫到了他與杜魯門在威克島的會面。不過，他說，並非他一人，而是與會的所有人(當然包括杜魯門本人)得出同一個結論——「赤色中國」沒有干預韓戰的意圖。他甚至以頗為激動的口氣，指責對他的看法的歪曲，將之稱為“謊言”。
不限於此。麥克阿瑟除了堅稱不是自己一人錯誤判斷了中國出兵的可能，他更將矛頭直指杜魯門政府，認為韓戰爆發伊始，華盛頓宣佈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限定台灣中立的決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權，沒有了蔣介石威脅的後顧之憂，這才埋下了中共最終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鮮的隱患。
相互推諉也罷，相互攻擊也好，只能是後來個人的歷史餘墨。而當時，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驚，面對在冰天雪地里騰身而起的二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
李奇微是另一位與韓戰關係密切的美國將軍。韓戰爆發時，他任陸軍副參謀長，同年12月下旬，在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將軍因車禍去世後，他前往朝鮮接任第八集團軍司令。隨即，麥克阿瑟被免職，李奇微再改任遠東美軍司令和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在1967年出版的回憶錄《韓戰》中寫到，華盛頓在10月25日前後，第一次獲知中共軍隊參戰的消息，令人震驚和心寒，但華盛頓卻仍沒有意識到局勢的嚴峻。
據杜魯門回憶，美國是在10月31日才確認中國已出兵參戰。但是：
11月4日收到麥克阿瑟以下的答覆：
「目前還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在北韓進行干涉的真實性作出有力的估計。……我建議在條件可能還不夠成熟的時候，不能輕率地作出結論。我相信最後的估計還有待於更全面地積累軍事情報。」
(《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四三七頁)
杜魯門認為，再次犯錯誤的還是麥克阿瑟，而中央情報局這一次則判斷正確：
麥克阿瑟將軍在11月24日以他的第八軍發動了一次主力進攻。他聲稱這是一次「結束戰爭的……總攻勢……」，他要他的一位指揮官告訴士兵們可以在聖誕節回家了。
但是就在同一天，中央情報局搞了一份給麥克阿瑟的全國情報簡編，說中國共產黨將「在最低限度以內」擴大朝鮮戰鬥，纏住我們的部隊，使我們陷入長期的消耗戰，以便維持北韓政府的現有局面。簡編還提到中國人有足夠的力量迫使聯合國軍撤退到原來防禦陣地。(同上，四四六——四四七頁)
麥克阿瑟則稱，當麾下第十軍團的先頭部隊於11月21日到達鴨綠江時，即便發現有中國軍隊參戰，他依然不敢相信中國真的會全面介入，他陷入猶豫不決之中。
麥克阿瑟一直被認為極度自負，桀驁不馴，可是，在回憶錄中他卻坦承自己陷入了猶豫不決。
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麥克阿瑟？
「紙老虎」——一個歷史的比喻
麥克阿瑟當年發起的鴨綠江攻勢，被渡江而來的二十萬中國軍隊擊退，聯合國軍撤退到三八線以南，半島格局幾乎回到了戰爭爆發之前，他曾躊躇滿志間擬定的戰爭結束時間表，變為了一張廢紙。「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首題為《打敗美國野心狼》的歌曲(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一時間，唱遍中國和朝鮮的土地。槍聲伴隨歌聲，此起彼伏，回蕩天際，擊碎了麥克阿瑟一廂情願的聖誕節回家之夢。
李奇微在回憶錄中認為，麥克阿瑟的錯誤在於他把「紅色中國」當成了「紙老虎」：
也許麥克阿瑟明顯採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認為：中國是紙老虎，中國在無線電廣播裏的警告是訛詐恫嚇，甚至少數志願軍的出現也是那種訛詐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個人不是被榮譽迷住了心竅，他怎麼能對詳細的情報和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堅持錯誤的理解呢？……
某些批評他的人曾私下議論，麥克阿瑟曾希望把我們置於一種只有進攻中國大陸才能挽救局勢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採取行動。我以為這種猜測是沒有道理的。我傾向於認為，由於麥克阿瑟眼看勝利在望，而且認定紅色中國是只紙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聽不進任何意見和勸告。就在幾個月之前，他剛剛贏得了一場一比五千的賭博。現在，他還想再來一次，不過這次的賭注下得更大一些。
(《韓戰》，九○——九三頁)
不知麥克阿瑟是否知道，紙老虎——這一形象比喻，幾年前就被毛澤東用來蔑視美國了。1946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樣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個以「紙老虎」譏諷“美帝國主義”的中國新政權的領袖，在1950年12月11日，第二次成了美國雜誌《時代》的封面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