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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後悔用錯一批人 稱自己「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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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後悔用錯一批人 稱自己「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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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後悔用錯一批人 稱自己「瞎了眼」

2021年04月05日 18:47 最後更新:17:10

毛澤東和江青在延安的生活照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1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一份已經拼好的大樣,上面的大字標題這麼印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廣大革命群眾決心深入批鄧,抓革命、促生產,搞好抗震救災鬥爭,用實際行動回答毛主席、黨中央的親切關懷。

這是一條「流產」了的消息。

消息一開頭便寫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志,於8月26日,冒雨先後到北京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看望和慰問廣大群眾和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鼓勵大家認真學習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鄧,抓革命,促生產,積極支援災區人民。……」

這條消息排好後,連姚文元都不敢批發,轉到了華國鋒那裏,被華國鋒壓下,沒有見報!那是因為,毛澤東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澤東病重之際,江青卻硬要為自己製造輿論,要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來,毛澤東已氣息奄奄,未來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當然的是她雖然毛澤東已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但是她並沒有把華國鋒放在眼裏!

華國鋒也理所當然地壓下了這條消息。

江青加緊了活動。在毛澤東病重的那些天,江青顯得格外活躍:

8月28日,江青來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裏發表講話說:「鄧小平是造謠公司的總董事,也叫總經理。」她又忽地說起“母系社會”來。她說:“在生產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會,是女的當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來管理國家的還是女同志”,“男的要讓位,女的來管理。”江青還直言不諱地說:“女人也能當皇帝!”

8月30日,江青頭扎白毛巾,像個陝北老農模樣,出現在濟南部隊某團「登城首功第一連」。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講話,內中有一句雙關語頗為驚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2日,江青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澤東沒有同意。江青第二次報告,毛澤東才勉強同意。這時,毛澤東病情已很重。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陽縣大寨,在那裏召開「批鄧會」。江青在那裏發表講話:“你知道我這次來是幹什麼來了,我是和鄧小平斗來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給毛主席。結果材料落到我們手裏,他們的目的沒有得逞。所以,我江青還活著!”江青又說起了“母系社會”:“母系社會就是女人掌權。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權!”

毛澤東曾經對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說過,我辦事從來不後悔。事實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後悔的。他承認過,他同江青結婚是過於草率了,江青沒大過錯,不好離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這樣做影響也不好,只得湊合著過。這是婚姻上的後悔。而他最大的後悔是看錯了一批人,用錯了一批人。

江青在大寨拍了許多照片,內中既有騎馬的照片,也有拿著青草喂鹿、逗兔的照片。

毛澤東病情轉危。9月5日晚九時半,中央緊急通知江青火速返回北京。

大寨交通不便。夜十一時,江青從山西陽泉上火車,兩個多小時之後到達石家莊。一路上,江青跟警衛、醫生一起打撲克。

一架專機在石家莊等候江青。

上了專機,飛行二十多分鐘,這才趕到北京。

毛澤東是在8月下旬病情加重的。8月28日,趁江青去天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來看望父親毛澤東。那時,毛澤東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著李敏的手,艱難地說:「嬌嬌,你來看我啦。你為什麼不常來看我呢?」李敏說不出話來,因為她要經過層層批准,方能進來,毛澤東哪知道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澤東問。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這句話,表明毛澤東的記憶是很清楚的。

不過,這一句話,似乎勾起了毛澤東對賀子珍的思念。他嘆了一口氣,想說什麼,喉嚨里發出混濁的聲音。李敏聽不清,只看見父親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連成一個圓圈。

生怕會加重毛澤東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淚走出毛澤東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澤東那手勢是什麼意思:會不會是要她向賀子珍問好?因為賀子珍的原名叫「桂圓」。

9月7日早上,江青從大寨回到北京,毛澤東已處於垂危之中。江青趕到的時候,毛澤東雖然神志還清醒,但是雙眼緊閉,已經氣息奄奄。

據毛澤東醫療組李志綏、陶壽淇、吳潔、陶桓樂、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樹職、潘屏南、朱水壽、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寫的材料,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主席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老給主席又擦背,又活動四肢,抹爽身粉。當日晚,江青進來就找文件,找不到就發脾氣。我們主張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盡送一般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當時主席床頭燈光已很強,主席怕熱,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燈。江青離開後我們即將燈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澤東那裏翻找文件之外,又為一筆錢的事,在毛澤東那裏鬧。

張玉鳳在1976年10月22日曾寫下這樣的揭發材料:

1973年10月,江青來見主席,提出要一筆錢,江青走後,主席對我說:「她看我不行了,為自己準備後路。」然後主席流著淚,從自己過去的稿費中批了三萬元錢,讓我去辦。我把錢給江青送去。她看到錢馬上對我說:“小張,這些錢對我來說是不夠的。我跟你不一樣,將來我是準備殺頭、坐牢的,這個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養著,這個難些。”這筆錢主席批給江青已有三年。在這三年里江青變化無常,經常藉著錢的事來干擾主席,一會說“讓小張替我保管存單。”一會又“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過些天又讓我管,來來去去,江青無數次的打擾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兩天她還在鬧,江青說:“我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些錢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給我,那就讓小張代管。”……

關於這些錢,張玉鳳處還存有江青親筆寫的一張條子:

玉鳳同志:

那筆錢能否取出八千元?因為如從1968年算起,我應歸還八千元,從1969年算起我應歸還七千元。當然,可以不歸還,不過還了心安理得。這七八千元,主要用於照相,購置燈光裝置,燈光我送給新華社了,沒有算錢。是黨和國家財產,不應算錢,不能慷國家之慷(慨)。如不取,請在主席暇時,報主席,再請主席給八千元錢。

江青

1975.1.7

他曾經對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說過,我辦事從來不後悔。事實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後悔的。他承認過,他同江青結婚是過於草率了,江青沒大過錯,不好離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這樣做影響也不好,只得湊合著過。這是婚姻上的後悔。而他最大的後悔是看錯了一批人,用錯了一批人。

汪東興曾經介紹過毛澤東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澤東異常痛苦,他說:「是我瞎了眼。」他的身體明顯地衰老了下來。以後對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說,我看錯了一批人。在延安時,毛澤東說過,我們黨內有五十個真正懂得馬列主義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是經過毛澤東點頭的,但這個人並不真懂馬列主義,甚至連馬列主義的皮毛都不懂,毛澤東對於自己把他選作接班人,是很後悔的。

他對於江青,毛澤東不僅是在婚姻方面後悔,他對於這個人在文革中的行徑也是很不滿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來,江青是藉著林彪的力量從一個無名之輩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員。開始,她與林彪伙在一起,毛澤東要把他們扯開都扯不開。給江青從九級,提到五級,也是林彪乾的。連中辦主任汪東興都不知道。以後報告了毛澤東,他很生氣,明令把多發的錢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後來才分成兩派的。江青等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是九大選的,那次會是兩派的權力分配。

毛澤東對江青的所作所為不滿意,是越來越嚴重,不讓她插手國務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幫」、「四人幫」的批評,為以後中央採取行動,粉碎江青篡黨奪權的陰謀,提供了依據。(註:王行娟:《李敏·賀子珍與毛澤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67~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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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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