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黨未能決定未來會否參與立法會選舉。黨主席羅健熙擔心參與選舉，就要放棄他們的原則；不參與選舉的話，民主派會被邊緣化，將交由會員大會作決定。一個反對派的主要政黨的核心，對是否參選，也猶豫不決，顯示這個政黨，真的缺乏政治領袖。
其實，民主黨參不參選，先要搞清一個理念。若這個理念搞不清，即使參選，也未必能攞到提名票入局；就算入了局，也有可能因為行為過界而再出局。那個理念的核心，就是愛國問題。現時講愛國，會被人標籤為「擦鞋」、「左傾」。其實，過去即是民主派、支聯會，都是將愛國掛在口邊的。在這裏和大家重溫一件舊事。
2013年5月，當時的支聯會負責人李卓人宣佈，以後在「六四」集會上，不再叫「愛國」的口號。此前，支聯會在「六四」集會上，都會大叫「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句口號。這是香港的反對派，特別是泛民主派激進化的里程碑，等如公然宣布不再愛國。
整件事源於2010年政制改革，傳統泛民被激進派泛民大力質疑，說她們在政改談判中和阿爺妥協，放棄了立場。而每年「老例」舉行的「六四」集會，也被激進泛民指為「行禮如儀」，激進泛民還刻意在尖沙咀另起爐灶，搞另類「六四」集會，以分散支聯會的支持。支聯會最後讓步，宣佈放棄「愛國愛港」口號。其實，激進派是有部署而來的，她們一步一步地挾著傳統泛民，走上激進之路。2013年支聯會放棄愛國口號，2014年參與違法「佔中」，2019年不和暴力的攬炒顛覆運動割蓆，走向一脈相承，泛民是一步一步去上不歸路。
關鍵是傳統泛民失去了能把得住舵的政治領袖，泛民元老司徒華在2011年去世，泛民在2013年之後開始歪變。司徒華創立了支聯會，也創立了民主黨。他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堅持：無論民主派怎樣反對政府，都要堅持愛國的理念。而愛國並不等於愛黨，愛國只是愛中國。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所以不可以不愛國。
我早年私底下和華叔多次談過愛港愛國的問題。他說民主黨內有兩條路線，他代表其中一條，是「愛國派」；而另一條路線的代表是李柱銘，是「洋化派」，李柱銘經常跑到美國，作這樣或那樣的游說。
很多人以為司徒華因為英語不好，才沒有跑到美國做說客。但華叔話，在這些會談場合，都有翻譯在場幫忙，英語好不好，完全不是問題。只是他不選擇去美國游說，因為這樣做很易被理解為賣國。
司徒華甫過世，這枝民主大旗馬上變質。泛民隨波逐流，人激他們又激，終至不知如何自處的地步。政治領袖，開個中央會議決定不了，要交會員大會決定，甚或再做個民調決定，這是哪門子的領袖？
到今天，即使《港區國安法》早已經實施，民主黨主席羅健熙仍然想堅持他的「原則」，依然說民主黨不會與暴力割蓆。他可能不知道，光是這句話，即使犯不上《港區國安法》，也可能犯上《刑事罪行條例》第9.1f條的煽動意圖罪。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當中的「一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人是中國人，愛國天經地義。從政者更加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效忠是真效忠，中國如和別國開戰，要拿槍上戰場和別國打仗。
一個政黨選擇參不參政，首先不是要計自己得到多少席位，而是要計自己是否願意為國家、為香港服務、犧牲。如果連愛國的原則也不想支持，我勸這些政黨不要參政了，未來的政制，你混不下去的。
這裏送上第35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名句：「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泛民的朋友們，你們打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貢獻點什麼呢？若無心愛國，也不要期望國家愛你了。
盧永雄
我昨天撰文說「誰來照顧阿爺的感受」。文章出街之後，有朋友發信息給我，說我講這些說話「唔啱聽」，因為很多年青人認為香港是一國兩制，不需要考慮阿爺的感受。
「唔啱聽」這三個字觸動了我的神經。香港無論是建制派或者反對派，以至政府高官，都想講「啱聽」的說話。「啱聽」代表政治正確，代表投其所好，代表講完之後會博到掌聲，也代表了自己會更受歡迎，「民望」會上升。當社會變得越來越政治化時，從政者都只說民眾「啱聽」的說話。久而久之，人人都變成自我中心的「巨嬰」，只想自己要什麼，不理其他人的訴求。阿爺的感受，當然不在考慮之列了。
忠言每每逆耳，「啱聽」的話事實上卻有毒。參與政治的市民，若完全不會考慮這個遊戲的其他玩家的想法，行為徹底過界，結果就招來巨禍。
2019年那場失敗的政變，無論是從藍抑或黃的角度看，都是非常非常失敗。藍的會覺得香港社會完全失控，秩序大亂，甚至有人放火燒人，如今想起，仍然猶有餘悸。黃的，如果是冷靜一點的，會明白當日爭取五大訴求，如今適得其反，可說是一敗塗地。
我年青時研究政治學，其中一個課題是從系統發展的角度去比較優劣，發現懂得從失敗中學習的系統，長線的生存發展空間會很大。而那些反饋迴路閉塞、不懂集體思考反省的系統，會在時間洪流中，灰飛煙滅。
回顧過去歷史，懂得反思而得到重大成果的國家或社會，最後皆有所成，例子不勝枚舉：
一、戰敗的賠償。1918年一次大戰結束，戰勝協約國要求戰敗的德國賠償260億金馬克巨額賠償。德國背負巨債，民不聊生。貧窮逼人走上絕路，德國泛起極端民族主義，希特拉的納粹政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透過民主選舉應運而生。二戰之後，美國等戰勝國汲取了一戰的教訓，較寬容對待戰敗國日本，雖然不讓日本全面發展軍事力量，美國更在日本駐軍。但在經濟上，不但沒有懲罰日本，還大力扶植她，培養日本在戰後重振製造業，一度發展成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雖然美國決策背後有扶助日本對抗當年紅色中國的意圖，但幫扶而不是嚴懲日本，有其背後邏輯，亦換來世界和平。
二、中國的文革。中國在1966年至197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10年的激進政治運動，對中國造成極大破壞，嚴重窒礙國家發展。1977年鄧小平上台之後，中國徹底否定文革，並且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中國在改革之初，不無波折，不少人認為這樣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正正是因為文革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讓上至領導下至平民不想回到過去的日子，就沒有走上回頭。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只有中國成功改革開放？主要因為中國能夠從文革汲取到教訓，出現系統性學習。這種高度反思的能力，將中國180度轉向正確的軌道，行走40年之後，終於令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8億國民成功脫貧，做出人類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成就。
三、香港暴動。1967年香港爆發暴動，當時的港英政府在暴動平息之後，一改之前撤手不管的態度，徹底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當時英國派了較左傾的麥理浩來港任港督。麥理浩其中一個最大的成就，是推行10年建屋計劃，大量興建公屋居屋等公共房屋，解決本地人的住屋問題。另外，又全力推動發展製造業，令香港走上經濟起飛的新時代。
回看2019年11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有57%的市民投了票給反對派，他們在新政制下會是失落者。或許他們當中有1%的人非常激進，要搞港獨，想推翻現有中共政權，這些人恐怕除了移民之外，沒有其他出路。但其他絕大多數人應該反思，他們參與了2019年的那場運動，或者投票支持的那些激進反對派議員，最終沒有換來所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他們一個集體錯誤，是只顧自己想要什麼，完全沒有考慮阿爺的需求和感受。
政治就是give and take的遊戲，要有商有量，互相遷就，就先要了解對方。你想獨贏，結果會全輸。遭逢大變，如果沒有能夠從失敗中學習，未來只會永遠錯下去。
若我天天只講你「啱聽」的說話，對你聽完全沒幫助，反而會把你送上不歸路。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