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
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揭秘重大歷史瞬間背後的趣聞軼事:
他曾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生，以清華碩士的身份讀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陪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或接待國賓，親歷一幕幕歷史性的時刻；他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對外貿易人才，參與引進眾多影響至今的項目，更清晰地洞察中外文化的巨大差異……他就是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
而近期，已從領導崗位上退下的他以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的身份開設起了網路課程，把原本「高大上」的外交工作帶進課堂。本報記者專訪張祥，聽他講述國際高層談判背後的趣聞軼事，以及那些足以記入史冊的重要瞬間。
文、圖 /廣州日報記者 賀涵甫
小平「嚇倒」戴卓爾
廣州日報：您曾長期從事外事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些比較難忘的故事？
張祥：印象最深的是鄧小平同志。那是為了香港問題舉行的中英談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談判剛開始時盛氣凌人，表示可以把香港的主權還給中國，但管理權還是英國的，她的意思，「如果離開英國的管理，香港就亂了」。
小平同志不慌不忙，但口氣異常堅決，從開始就表達了「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的態度。就在戴卓爾還在不停地說，甚至以“考慮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相威脅的時候，小平同志突然又講了一句話，讓戴卓爾臉色都變了——
「中國人窮是窮了一點，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當時在場的不少人都聽到了，戴卓爾夫人愣了很長一段時間。退場的時候，神情還有點恍惚。所以才有了後來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跌了一跤的故事。
廣州日報：什麼讓您記憶比較深刻？
張祥：吳儀副總理去美國談判，我也在這個代表團里。和我們談的是美國商務部，當時兩國在貿易上摩擦不少。
按照外事流程，我們先到了。不一會兒，美國國務院的副國務卿來了，非常隨意地把文件夾往桌子上一扔，來了句「沒想到我們竟然和小偷來談判了」。
我們很吃驚，一個美國高級外交官怎麼能說這種話？！吳儀同志聽了，拍著桌子站起來就講，「今天是小偷和強盜的談判，我們很榮幸」。然後又和在場的人士說：“大家一會兒會後去美國的博物館看看，有多少東西是從中國搶來的！”
她這麼一說，這位美國高官立即道歉。第二天，全美各大報紙都刊登了這條消息，吳儀的形象傳遍全球。
德國車來分蛋糕
廣州日報：改革開放初期，很多重大工程和項目的引進您也參與其中，比如我國的汽車合資工業，很多人都不解，為何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是德國車，而非美系或日系的？
張祥：當時我國的汽車工業處於剛起步階段，對最終引進德國車，更多的來自於文化的差異上。
因為當時我們政府審批程序還比較多，而且中國人做事，講求「四平八穩」。但這些在外國人看來就需要“等”。比如，最早跑來想要和我們合作的除了美、德、日，還有法國人、義大利人和奧地利人，結果他們就很著急，沒有耐性。法國人認為，dancing（跳舞）或許還更重要一點。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來談的外商逐漸走了。這時候就看出來德國人性格中的優點。他們比較嚴謹、同時也很有耐性，為了做成一件事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德國人對質量有極高的追求，綜合下來，這份改革開放後的「大蛋糕」就被德國人拿下了。
廣州日報：在外事談判中，我們從中吸取了哪些經驗和教訓？
張祥：我參與談判上海建造第一條地鐵項目，我當時擔任上海外經貿委副主任。當時來談的外商都願意給我們提供貸款，但怎麼跟他們談貸款還是有學問的。比如，當時的情況是，我們借哪一個國家的錢，就買哪個國家的設備。比如，我們從德國借的錢，就必須買德國的地鐵設備。這種做法最大的問題就是給予外商很大「鑽空子」的空間，比如，他可以用很優惠的貸款條件吸引你，完事兒了再把設備的價格抬上去，一來二去，錢還是回到他手裏了。
我當時就提出來，不能在一棵樹上弔死，應該貸款、商務全部分開談。好在後來我們也慢慢改善了。
中美教育各有所長
廣州日報：您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生。能否談談人才培養？
張祥：我是在中美兩種教育體系中滾過的人。美國教育像一盆水，潑出去後，大部分都能灑到。所以美國學生知識面寬，但教育深度有限。
而前蘇聯式教育培養的學生，就像打井，井可以打得深，但畢竟開口太小，到一定深度就很難繼續下去，蘇聯教育可以培養非常專業的人才，但因為基礎較窄，學到一定程度難以有更大突破。美國教育對專業看得不是很重，如果本科讀工程，研究生可以轉金融，蘇聯教育則更講究專業。中國的教育體系受到蘇聯的影響比較大，重分數，重專業，忽視了基本人文知識的學習。
廣州日報：您推出《文化軟實力與國際談判》這一網路課程，主要原因是什麼？
張祥：當前世界各國的競爭不僅是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競爭，更是文化、意識形態等軟實力的競爭，但我們在包括國際商務活動在內的國際交往中，並沒有掌握與經濟實力相當的話語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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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資料圖)
王世英，原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山西省長、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他1924年參加革命，是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可是生前並沒有獲得很高的軍職和官職。然而，王世英去世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正廳第一排，與朱德、彭德懷同列。人們稱他「黨內海瑞」，很多研究黨史的人，更是對他的經歷充滿好奇。
王世英是上世紀30年代中共特科（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的簡稱）的重要成員，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負責情報部。他一生剛正不阿，曾在延安積極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並和康生、江青展開激烈鬥爭。1968年「文革」期間，王世英被康生和江青迫害致死，四人幫粉碎後，1979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命運總是造化弄人，與江青鬥了大半輩子的王世英，其獨子王敏清最終卻鬼使神差地進了中南海，還當了江青的保健醫生。王敏清後來成為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長。近日，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獨家專訪。
1950年的王世英(資料圖)
康生如瘋狗般亂咬人
「父親一生踐行了8個字--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這幾個字的分量有多重，他用生命予以證明！即便在康生、江青最得志時，他還是敢於站出來唱反調，而不是阿諛奉承！」談起父親，84歲的王敏清聲音顫抖，情緒激動。他曾對父親在「文革」中生不如死的遭遇百般不解，多次刨根問底，父親始終沉默。直到王世英感到可能永遠失去揭示真相的機會時，才把康生的劣跡，他同康生、江青的鬥爭講給兒子聽。
王世英1905年出生於山西省洪洞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按黨中央指示，他潛入閻錫山部隊，從事秘密兵運活動。1933年，王世英被安排進入中央特科情報科，協助潘漢年工作。在潘漢年被迫撤離上海後，他擔任中央特科情報科代理負責人。1934年12月，白區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武裝「紅隊」被敵特偵破，大部分隊員被捕犧牲，王世英迅速重組「紅隊」，成功在被特務包圍的劇場擊斃叛徒，營救了中央特科負責人武胡景。1935年，他與戰友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及時轉移了近500名滯留在上海的地下黨員，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我黨重要的領導。
1938年，王世英結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區工作，攜全家調回延安。然而，他卻感覺到了黨內有一種很不正常的情況。「從白區回來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驅逐出根據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連父親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給工作。他對此迷惑不解。父親提出要見毛主席，他向毛主席彙報了自己的情況，談了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王敏清說。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後，康生掀起了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王世英看到大批好同志遭受誣陷迫害，便寫報告為已經定性為特務的同志進行申訴，還表示願意以自己的黨籍來擔保。王敏清聽父親講，“當時有兩位同志余宗彥、周峻烈已經在高壓下被逼承認自己是叛徒、特務，但父親還敢站出來為他們擔保，這一下觸怒了康生。他在中央學習委員會上指著父親的鼻子大罵他是‘大自由主義者，想逞英雄'、‘成天保這個、保那個'、‘你王世英有幾個腦袋？！'還在黨校千人的幹部大會上，指使人污衊父親是特務。”
「父親只是抽煙，什麼話也沒說，回來跟我母親講，康生真不是東西，像瘋狗一樣亂咬人。父親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辯駁。後來，毛主席叫父親過去，父親一進門，發現大家在打撲克牌。開始主席什麼也沒說，讓父親坐下打撲克。父親就是這麼一個人，你不說我也不提。後來還是主席先開了口，說‘世英，聽說有人說你是特務？'父親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務，10年以後再看！'主席說，你這個態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煉！後來，父親把‘真金不怕火煉'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勉勵自己與邪惡勢力鬥爭到底。越是誣陷、刁難，他越是幹勁十足。」
1962年，王世英與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當時，康生誣陷國家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經理王超北是內奸，把他關進了監獄。王世英得知後，立即去向康生說明情況，「王超北在抗戰時期在我手下工作，為黨做了很多工作。我們最困難時，人家把電台等奇缺物資運到延安，現在不需要了，就一腳把人家踢開，太傷同志的心了。」但是康生卻毫不理睬。為了保護同志，王世英繼續與康生鬥爭，並多次給中央組織部寫材料。康生很生氣，雙方常常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王敏清聽父親說，康生就是個兩面三刀的人，“在公共場合，康生每次都主動跟父親打招呼；他還曾指著自己家裏私藏的文物對父親說，世英，你看哪件好就拿走，想拉攏父親，就是這麼一個人。父親說這傢伙陰險，表面上見我笑呵呵的，其實對我恨之入骨。”
「文革」期間全家生不如死
與康生的鬥爭還在繼續，另一人又闖進了王世英的視野：1938年，延安傳出毛澤東要和江青結婚的消息。王世英大感驚訝，他曾是上海特科的領導，對江青的底細太了解了。王敏清說：「江青從山東戲劇學院畢業，之後在上海演戲，在上海的名聲不是很好。父親奇怪江青是怎麼跑到延安來的？怎麼能和毛主席結婚？這個女人太有手腕了！」
為保險起見，王世英跑到中央大禮堂去找江青，遠遠一看，就是上海那個！沒錯！王敏清說：「父親發動中央黨校的很多朋友和知道江青內情的人，聯名上書毛主席。有些遠在上海的同志，父親還幫他們按手印，把自己的10個手指頭，都按了個遍，聯名上書，報告遞交給了張聞天，張聞天一看這麼嚴重，報告給了康生。因為康生當時在社會調查部，負責調查，結果可想而知，他說江青政治沒有問題，就不了了之。」王世英沒有料想，他揪住不放的這兩個人，最終將自己逼於死地。特別是後來中國經歷的10年「文革」浩劫，更是讓他全家生不如死。
那是王敏清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造反派闖進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來，交代你的罪行！'後來就衝著父親臉上啪啪地揮巴掌……還有所謂的‘車輪戰'，白天晚上不讓你睡，怎麼難受就怎麼折磨你。」1967年10月4日，專案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監委進行批鬥，不讓他回家，關在中監委的一間小房間裏。為了脅迫王世英說劉少奇是“叛徒”，江青親自策劃並批准了對王世英實行“監護”審查，“加緊突擊審訊”的計劃。與此同時，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徹底，連屋頂都翻了。家裏的存款、書籍、表等貴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氣和自來水都停止了供給。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寫下這樣一篇日記：“為黨的事業奮鬥了幾十年，臨老說我是混進黨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認……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創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經得起考驗。”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惡化，住進了日壇醫院，接受放射治療，但仍為在押重犯，沒有任何自由，經常在病房內遭到審訊和人身侮辱。2月17日，他在最後一篇日記中寫道：“到今天了，還有人說我們與敵人勾結，無非是想把過去保存下來的一些關係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飾他們過去的罪惡罷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王世英專案組”還硬逼著他寫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卻是：“你們要的東西，槍斃了我也寫不出來，我沒有什麼可寫的。從今天起，一點也不給你們寫了！”1968年3月23日，他還向關押他的兩名軍人喊：“康生有問題！”為此，江青大發雷霆，對王世英的迫害更加殘酷。直到臨終前，王世英在插著氧氣、輸著液的情況下，仍遭到慘無人道的審訊。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終年63歲。
五進五齣中南海
直到「文革」開始，王敏清才從守口如瓶的父親口中得知了康生和江青的醜惡。他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這些年在工作中的起起落落，也與其有直接關係。王敏清1929年出生，5歲起就跟著做地下工作的父母，過著驚險而動蕩的生活。在延安讀完中學後，17歲的王敏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最終選擇了學醫，1950年考入山西醫學院。畢業後，憑藉優異的成績進入北京醫院，當時這裏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基地。他並不知道，衛生部正在物色進中南海做保健工作的醫生。“我才去北京醫院沒多久，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我不想當官，北京醫院還有圖書館，我想抓緊時間學習。另一方面，聽說是去為毛主席服務，能見到主席，特別激動！黨叫幹啥就幹啥！”雖然內心矛盾，王敏清還是毅然決然地去了。
1954年，王敏清進入中南海保健組，又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開始他只是機動保健醫生，隨領導人出訪或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和活動。除此之外，還負責楊尚昆、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等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工作。
1957年春，「反右」鬥爭日益高漲，中南海保健處醫生全部被調回北京醫院參加運動。王敏清結束了第一次進中南海的經歷。但沒過多久，1959年，他又被“特招”到江青身邊做保健醫生。那是王敏清最艱難的一段工作經歷。“當時就知道江青不好伺候，但她和父親的恩怨我完全不知道。江青怕聲音、怕風、怕光，住的地方白天都拉著窗帘，我們在地毯上走都要脫了鞋；同江青說話，聲音要輕得只能讓對話的兩個人聽見；江青活動範圍內的門縫，都墊了紗布或海綿。她是越沒事幹越煩躁，總覺得周圍有聲音。”給江青體檢更是讓王敏清頭痛，“體檢中抽血這種基本工作，一般的護士能勝任，但給江青抽血卻讓所有人卻步。毛主席的保健醫生李大夫不願意，護士長也有些猶豫，江青血管細，大家怕萬一不能一針見血，又要被責罵。為了不為難大家，我親自上手，結果一針見血，江青沒吭聲，大家才鬆了口氣。”
王敏清並沒有覺察到江青對自己的懷疑和仇視。只是覺得每次給江青用藥、打針，她都問得特別仔細，為什麼給我用這個葯，會不會有副作用，萬一有問題了怎麼辦？非常地不信任。「但給其他領導，比如楊尚昆、鄧小平等就不一樣，說打針、吃藥，問都不問，馬上配合。」為江青服務半年後，王敏清被江青無理地趕了出來。1962年，王敏清第三次走進中南海，任鄧小平的保健醫生。兩年後，毛主席批評負責高級幹部保健的北京醫院是“老爺醫院”，同時撤銷了中南海保健組，王敏清等醫護人員都回到了北京醫院。
保健組撤銷後，黨政高級領導人的保健和小病治療十分不便，又容易延誤診療。於是，王敏清臨危受命，1965年第四次走進中南海，擔任中南海門診部主任。不久「文革」開始，鄧小平、楊尚昆等人首先被打倒，父親也被殘酷批鬥。王世英病重期間叫來兒子，說想見周總理，“父親說好多事情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隨即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長信，繼續揭露康生的問題及他迫害父親的陰謀。”王敏清說，不料這封信卻輾轉落到了康生手中，結果父親未能倖免，自己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我當了13年的反革命，被發配到寧夏荒無人煙的一個曾關犯人的地區勞動改造。但一直牢記父親說的為人處世要‘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至於你們怎麼說我，不去想，否則別說13年，3天我都熬不過來，多少人受不了屈辱自殺。」王敏清說，正是因為這段特殊的經歷，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來。
平反時，王敏清已成為一位兩鬢掛白的中年人。中央出於信任，仍任命他為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兼衛生部保健局局長。我能勝任嗎？王敏清也曾自問和猶豫過。但黨員服從分配是天職，1983年初他第五次走進了中南海。
「現在想來，命運是如此弄人，全國有千萬個醫生、博士、專家，偏偏我做了江青的保健醫生。伴君如伴虎啊。第五次進中南海，我也同時向組織表態，請組織儘快物色更好的人，有了我馬上下來，可是誰知道，這一干就干到離休，並獲得中央保健委員會的獎勵。」
孫輩當選紐西蘭國會議員
王敏清用父親的8字箴言教育他的子女。讓他欣慰的是，4個孩子都很爭氣。老大曾以全國英語考試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後留美。老二王小選，曾任紐西蘭國會議員，是紐西蘭首位華裔男性議員。老三也學醫，在澳大利亞當大夫。老小在澳大利亞高科技公司工作。王敏清說：「我想，父親教會了我們不管從事什麼職業，都要堅持真理，說真話，這也是我們能夠立足社會，出人頭地的秘訣。」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敏清，身體非常好，耳聰目明，動作敏捷。八九層的樓梯，他都能上下自如，10年的體檢報告，各項指標幾乎沒有變化。他給國家領導人服務了大半輩子，退休後更想為老百姓的養生保健盡一份力。王敏清總是利用業餘時間，在各地舉辦健康知識講座。「現在的社會可怕啊，假的東西太多，真假難辨，很多保健品誇大功效，蒙蔽百姓。」王敏清強調保健不能硬套公式，“你看我喝了半個世紀的小酒，沒限量，時多時少，根據自己的情況；每頓飯要吃點肉，但不會多吃。切忌教條、迷信。養生就像買衣服，身高、年齡、職業和生活環境不同，穿的就不同，不能效仿。”
採訪結束時，老人和記者分享了他快樂而輕鬆的晚年時光，「一些領導幹部，一退休就情緒憂鬱，過不去這個坎兒。我反而覺得輕鬆自在，像自由的小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快樂要自己營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