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負毛澤東鍾愛的毛遠新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懷疑她居住的11號樓內有竊聽器，她沒有告訴我們中的任何人，只叫毛遠新在樓內各個角落秘密檢查。有一天，江青出去開會，毛遠新帶著手電筒、小鎚子、小鋼鋸，悄悄爬到二樓的頂棚檢查。頂棚面積很大，又沒有光亮，不好檢查，他就拿著手電筒到處走動，到處敲打。我們聽到這種奇怪的敲打聲都感到很驚愕，我吩咐工作人員，循著聲音去檢查。一位工作人員發現二樓一間屋內的屋頂上能鑽進二層頂棚的進出口沒有蓋好，隨即進入頂棚。他發現了手電筒的光亮，就大聲喊：「誰在裏面？」沒有迴音，只看見手電筒的光亮晃來晃去。他又大聲喊了一聲才有了迴音：「是我，我在進行安全檢查，不要緊張，沒有事，你下去吧。」他聽到是毛遠新的聲音就放心地下來了。毛遠新檢查了兩三天，也沒有發現什麼竊聽器。這件事說明江青對我們工作人員都不信任，而對毛遠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喜怒無常，有時也表現在對毛遠新的態度上。有一天，她從外面回來，一進樓門就問警衛員孫占龍：「現在李訥住這裏嗎？」孫占龍答：「這幾天李訥沒住這裏，毛遠新在這裏住呢。」江青氣呼呼地說：「他住我這裏幹什麼？」
那時毛遠新在江青的住處暫住，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也很自覺，從來沒有給工作人員添過任何麻煩。他主動到釣魚台機關食堂，和職工一起排隊買飯，沒有任何特殊。有一次，他回來晚了，機關食堂已開過飯，江青的廚師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飯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雞蛋黃做了一個雞蛋湯。按理說，孩子回家晚了，沒有地方吃飯，吃一點大人的剩飯剩菜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後，卻把程師傅狠狠地批評了一通，並責令他在黨支部會上作自我批評，逼迫他作檢討，並下令說：「下不為例！」
程師傅不服，拒絕寫檢討。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力勸他寫一份不疼不癢的檢討，應付一下。但是程師傅仍然不服，不寫檢討。江青催我要，程師傅堅決不寫，把我夾在中間，三個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對程師傅說：「程師傅，你一點錯誤都沒有，做得很對，你比我更了解江青這個人，好漢不吃眼前虧，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點委屈就受點委屈吧，你不是也經常這樣勸過我們嗎？如果你覺得不好寫，我替你寫，你再抄一下，我遞給她，行不行？」程師傅這才勉強答應。
江青拿到檢討後，把它舉得高高地說：「我要是不叫他寫這個檢討，他記不住。如果他今後再犯同樣的錯誤，我就拿出這份檢討來示眾，那就是重犯，你們知道嗎？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師傅跟了我這麼多年，他沒有犯過錯誤，這次的錯誤犯大了，不寫檢討就別想過這一關！」
毛遠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邊長大，對他們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遠新有時寫信稱毛主席為爸爸，稱江青為媽媽。在一般人看來，這也無可指責，但毛主席批評過他這樣的稱呼。程師傅對我說過：「有一次，主席批評毛遠新，‘你的親生父親是毛澤民，你的親生母親是朱旦華，你的繼父是方誌純。你怎麼叫我和江青為爸爸媽媽呢？人長大了，也不要六親不認嘛。'」江青卻得意地說：「遠新也當了幾年省委書記了，在政治局會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裏愛叫什麼就叫什麼。」
有一次江青在談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時對我說：「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這話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一個家庭小有小的困難，大有大的難處。像我們這樣一個家庭，主席幾任妻子的孩子組成的家庭，毛遠新也在這個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諧，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沒有意見，是很難很難的呀，我儘力去做就是了。」她還說：「一般的家庭是嚴父慈母，我們的家庭是一個特殊的家庭，與一般的家庭倒過來了，是嚴母慈父。我對孩子們無論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嚴格的，批評多些，表揚少些；指責多些，對話少些；主席對他們卻比較寵愛和寬鬆。所以，他們有些心裏話願意向主席講，不願意向我講。遠新這個孩子從小就很聰明，愛學習，頭腦清醒，聽大人們的話，對他不用多操心，我們操心的是李訥的工作、身體和婚姻問題。」
（本文摘自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 作者系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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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祥
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揭秘重大歷史瞬間背後的趣聞軼事:
他曾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生，以清華碩士的身份讀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陪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或接待國賓，親歷一幕幕歷史性的時刻；他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對外貿易人才，參與引進眾多影響至今的項目，更清晰地洞察中外文化的巨大差異……他就是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
而近期，已從領導崗位上退下的他以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的身份開設起了網路課程，把原本「高大上」的外交工作帶進課堂。本報記者專訪張祥，聽他講述國際高層談判背後的趣聞軼事，以及那些足以記入史冊的重要瞬間。
文、圖 /廣州日報記者 賀涵甫
小平「嚇倒」戴卓爾
廣州日報：您曾長期從事外事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些比較難忘的故事？
張祥：印象最深的是鄧小平同志。那是為了香港問題舉行的中英談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談判剛開始時盛氣凌人，表示可以把香港的主權還給中國，但管理權還是英國的，她的意思，「如果離開英國的管理，香港就亂了」。
小平同志不慌不忙，但口氣異常堅決，從開始就表達了「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的態度。就在戴卓爾還在不停地說，甚至以“考慮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相威脅的時候，小平同志突然又講了一句話，讓戴卓爾臉色都變了——
「中國人窮是窮了一點，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當時在場的不少人都聽到了，戴卓爾夫人愣了很長一段時間。退場的時候，神情還有點恍惚。所以才有了後來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跌了一跤的故事。
廣州日報：什麼讓您記憶比較深刻？
張祥：吳儀副總理去美國談判，我也在這個代表團里。和我們談的是美國商務部，當時兩國在貿易上摩擦不少。
按照外事流程，我們先到了。不一會兒，美國國務院的副國務卿來了，非常隨意地把文件夾往桌子上一扔，來了句「沒想到我們竟然和小偷來談判了」。
我們很吃驚，一個美國高級外交官怎麼能說這種話？！吳儀同志聽了，拍著桌子站起來就講，「今天是小偷和強盜的談判，我們很榮幸」。然後又和在場的人士說：“大家一會兒會後去美國的博物館看看，有多少東西是從中國搶來的！”
她這麼一說，這位美國高官立即道歉。第二天，全美各大報紙都刊登了這條消息，吳儀的形象傳遍全球。
德國車來分蛋糕
廣州日報：改革開放初期，很多重大工程和項目的引進您也參與其中，比如我國的汽車合資工業，很多人都不解，為何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是德國車，而非美系或日系的？
張祥：當時我國的汽車工業處於剛起步階段，對最終引進德國車，更多的來自於文化的差異上。
因為當時我們政府審批程序還比較多，而且中國人做事，講求「四平八穩」。但這些在外國人看來就需要“等”。比如，最早跑來想要和我們合作的除了美、德、日，還有法國人、義大利人和奧地利人，結果他們就很著急，沒有耐性。法國人認為，dancing（跳舞）或許還更重要一點。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來談的外商逐漸走了。這時候就看出來德國人性格中的優點。他們比較嚴謹、同時也很有耐性，為了做成一件事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德國人對質量有極高的追求，綜合下來，這份改革開放後的「大蛋糕」就被德國人拿下了。
廣州日報：在外事談判中，我們從中吸取了哪些經驗和教訓？
張祥：我參與談判上海建造第一條地鐵項目，我當時擔任上海外經貿委副主任。當時來談的外商都願意給我們提供貸款，但怎麼跟他們談貸款還是有學問的。比如，當時的情況是，我們借哪一個國家的錢，就買哪個國家的設備。比如，我們從德國借的錢，就必須買德國的地鐵設備。這種做法最大的問題就是給予外商很大「鑽空子」的空間，比如，他可以用很優惠的貸款條件吸引你，完事兒了再把設備的價格抬上去，一來二去，錢還是回到他手裏了。
我當時就提出來，不能在一棵樹上弔死，應該貸款、商務全部分開談。好在後來我們也慢慢改善了。
中美教育各有所長
廣州日報：您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生。能否談談人才培養？
張祥：我是在中美兩種教育體系中滾過的人。美國教育像一盆水，潑出去後，大部分都能灑到。所以美國學生知識面寬，但教育深度有限。
而前蘇聯式教育培養的學生，就像打井，井可以打得深，但畢竟開口太小，到一定深度就很難繼續下去，蘇聯教育可以培養非常專業的人才，但因為基礎較窄，學到一定程度難以有更大突破。美國教育對專業看得不是很重，如果本科讀工程，研究生可以轉金融，蘇聯教育則更講究專業。中國的教育體系受到蘇聯的影響比較大，重分數，重專業，忽視了基本人文知識的學習。
廣州日報：您推出《文化軟實力與國際談判》這一網路課程，主要原因是什麼？
張祥：當前世界各國的競爭不僅是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競爭，更是文化、意識形態等軟實力的競爭，但我們在包括國際商務活動在內的國際交往中，並沒有掌握與經濟實力相當的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