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毛澤東說,這是對他最好的一個女人

博客文章

毛澤東說,這是對他最好的一個女人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毛澤東說,這是對他最好的一個女人

2021年04月13日 17:46 最後更新:11:21

30多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增補賀子珍等人為政協委員。同時配發了照片:一個面頰豐腴、白髮蒼蒼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輪椅上,和一個小女孩一起看畫報。

這位老人就是賀子珍,小女孩則是她的外孫女孔東梅。

「賀子珍出來了!」作為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消失”40年後奇蹟般地出現,當時引起的反響可想而知。

而今,30多年過去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幾經周折,尋訪到賀子珍最後歲月的兩位見證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外孫女孔東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賀子珍內心世界的新聞記者王行娟。她們從不同的視角,向我們訴說賀子珍的人生和愛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歲的賀子珍隨江西永新暴動隊伍來到井岡山;深秋十月,34歲的毛澤東率秋收起義余部輾轉千里上井岡。在萬山叢中,毛澤東第一次見到被稱為「永新一枝花」的賀子珍。他愣住了,沒想到井岡山上竟有如此年輕貌美的姑娘。

賀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縣,17歲成為中共黨員,與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被稱作「永新三賀」。少女時期的賀子珍,中等身材,皮膚潔白。她喜愛思考,兩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著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淺淺的小溝。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學生裝,梳著又粗又黑的長辮子,常常引來讚歎的目光。

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賀敏學夫人李立英的腦海里。孔東梅正是從這位「舅奶奶」那裏,知道了這段愛情。她在《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中寫道:“在井岡山,外公經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遠行的時候,就會敲敲外婆的窗戶說,‘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戶拉開一條小縫。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為什麼要對我說?’當時外婆有個心上人,叫歐陽洛,也是一個革命者,後來犧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過在工作中的接觸,賀子珍漸漸對毛澤東有了依賴感,遇到什麼事,總喜歡找他傾訴。有一天,賀子珍輕手輕腳地走進毛澤東的房間,見毛澤東正伏案工作,便一聲不響倚在門框上,深情地注視著。不知過了多久,毛澤東停筆沉思,一抬頭,正遇上那雙熾熱的眼睛。兩個人的目光彷彿撞擊出晶亮的火花,賀子珍趕緊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腳尖上,不自然地揉搓著衣角。毛澤東搬過一把竹椅,讓賀子珍坐下。沉默了一會兒,他溫存地說:「你是個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歡你。」

1928年5月,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井岡山結婚,開始十年婚姻生活。孔東梅說,這十年,是中國革命最為艱苦的歲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為艱難的時候,卻是外婆一生中最燦爛的年華。

「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

1929年1月,毛澤東和賀子珍跟隨部隊離開井岡山。1934年,夫妻倆踏上漫漫長征路。途中,賀子珍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她遭遇了敵機掃射,身中十幾彈。最慘烈的,是在雲南貴州交界處的行軍路上,追兵就在幾十里外,賀子珍突然臨盆,生下一個女兒。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塊大洋,寫了一個字條,便被扛走了。孔東梅說:「外公曾經講過,‘賀子珍跟了我這麼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

1935年10月,賀子珍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不久來到保安縣。在那裏,賀子珍生下了一個女兒,就是孔東梅的母親李敏,乳名嬌嬌。後來又到延安。鳳凰山下的吳家窯,成為賀子珍一生中與毛澤東最後的家。1937年冬,賀子珍不顧毛澤東的挽留,離開延安,遠走蘇聯。當時,在延安的老同志無人不知,無人不議。然而,幾十年後卻很少有人談起。直到1998年,孔東梅才在曾志的回憶錄中,看到一段異常珍貴的資料。曾志這樣寫道:

我老惦記著賀子珍,可又不敢貿然提她,沒想到有一天,毛澤東竟主動地說起了她。毛澤東感嘆道:「我同賀子珍還是有感情的,畢竟是十年夫妻嘛!」“那為什麼要離開呢?”“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我希望她能回來,寫了封信,派警衛員送到西安並接她回來。但賀子珍不回,卻捎回一方白手絹,上面寫了訣別信,不久她就去了蘇聯。這封訣別信,至今仍舊保留在我的鐵箱子裏。”

王行娟根據賀子珍晚年的回憶分析,作為一名紅軍女戰士,賀子珍對於「夫人」身份,很不能適應。“她是一個真正有著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槍林彈雨中過慣了,要把重心轉到做毛澤東的秘書工作,她心裏不痛快。”孔東梅則認為:“外婆到了延安後,發現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當時延安有很多進步女性,這讓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經講,‘我也是17歲就參加革命的,思想上還是很進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後來連吵都不吵,隔閡越來越大。’”

「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苦」

賀子珍是懷著身孕上路的,到達莫斯科時,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賀子珍就生下了她與毛澤東的兒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個月大時,因傳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蘇聯,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曾勸過賀子珍。她回憶道:「賀子珍傷心至極,天天到(柳瓦)墳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寫信給她。收到過一封信,只有三言兩語,她精神上非常苦惱。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動寫信給毛主席。我從蘇聯回國的時候,說我可以幫她帶信給毛主席,她說不帶。」

1939年9月,剛滿30歲的賀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澤東委託周恩來轉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終止婚姻關係。孔東梅說:「外婆剛失去一個兒子,又收到這封信,這種刺激可想而知。」

此時,毛澤東和楊開慧所生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蘇聯東方大學八部學習。賀子珍悉心照顧他們的生活,每月從70盧布的生活津貼中擠出錢來為他們買東西。但早期她從沒點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為,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為喜歡孩子才這麼照顧自己的。他們叫她「賀媽媽」。1941年底,毛澤東把女兒李敏送到蘇聯。李敏的到來,給賀子珍帶來了短暫的快樂。在異國他鄉,她與三個孩子相依為命,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家。

孔東梅曾經讀過外婆晚年寫給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長,看後讓人心酸。外婆說,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苦。為了養活我媽媽、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徹夜織毛襪子,洗衣服,周末還要去伐木。家裏有時還沒有吃的,沒有劈柴,冬天屋子裡都結了冰……」

蘇德戰爭爆發後,賀子珍的苦悶情緒更加難以控制。「外婆也作出過一些過激的行為,包括打罵她唯一的女兒。但媽媽說,不是那種真的狠打,就因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媽媽挨打就會哭喊,別人以為外婆精神出了問題,便將她送往精神病院。」

賀子珍為什麼會被關進精神病院?這是個難解之謎。王行娟說,每次提起這段往事,賀子珍就淚流滿面,痛苦地表示:「我不願意回憶這些。」

心中只有毛澤東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婦的幫助下,賀子珍帶著李敏、岸青回到中國東北(岸英已於1946年回國)。建國後,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澤東身邊生活。孔東梅說:「根據媽媽回憶,那時候外婆曾經考慮過要開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戰友講,她有兩個心愿:第一,不要因為她曾經做過‘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來;第二,她希望見一見外公,說句話,握個手就行。」

這個心愿,直到12年後才實現。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與賀子珍秘密會面。2004年,孔東梅重上廬山。從參與安排那次會面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那裏,孔東梅了解到當時會面的經過:

1959年7月9日,賀子珍被領到「美廬」別墅的一間屋子裡,抬頭一看,不覺一驚,裏面坐著的是毛澤東。毛澤東見她來了,站起身,微笑著同她打招呼,請她坐下,然後倒了兩杯茶,一杯放在賀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賀子珍沒想到能見到毛澤東,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不停地哭。毛澤東溫和地說:“我們見面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賀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澤東問起在蘇聯的情況,輕輕嘆氣:“你當初為什麼一定要走呢?”賀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毛澤東談起他這些年的情況,他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事。他們誰都沒有提到江青。賀子珍只是提醒毛澤東:“當心有人害你,當心王明這樣的人害你。”毛澤東點頭說:“我會注意的,你放心。”

當晚,賀子珍徹夜難眠。「外婆興緻勃勃地向睡在她身邊的水靜,講述他和外公從相識起的點點滴滴,直至天明。」

這是毛澤東與賀子珍分別22年後,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平時,則是李敏作為賀子珍和毛澤東之間的橋樑,往來於上海和北京之間,傳遞消息和禮物。「我曾經見過,媽媽受外公之託,給外婆帶來一方男用真絲舊手絹。看來,外公一直沒有忘記外婆離開延安時捎回的白手絹。外婆去世後,媽媽在她留下的三個箱子中,還看到了那條保存完好的手絹。」

上世紀70年代,賀子珍(中)、李敏、孔東梅三代人。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賀子珍接受組織的安排,離開東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後來搬到徐匯區湖南路262號,期間,只有彭德懷和陳毅去看過她。

賀子珍晚年,身體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聽完毛澤東在一屆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錄音後,賀子珍突然發病,被送到上海華東醫院。「小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犯病。現在才明白,外婆是因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發表講話,外婆就會暈過去。外公聽到這些消息後,也多次流淚。聽說外婆生病,他就寫信給媽媽,說‘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我’。」

1976年9月,毛澤東彌留之際,李敏趕到父親身邊。這時毛澤東已不能講話,他向李敏作了一個手勢。李敏揣摩了很長時間,猜想可能是桂圓的意思,桂圓是賀子珍的小名。毛澤東逝世時,賀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結束後,賀子珍的命運才有了改變。1979年9月,中央接賀子珍到北京。9月8日,賀子珍來到毛主席紀念堂。“我們事先一再囑咐外婆,不要太激動,不要太傷心。她看上去還是挺平靜的。有一張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紀念堂門外的回眸,我看後非常震撼。它恰到好處地捕捉到外婆當時的內心狀態。外婆沒有號啕大哭,也沒有非常激烈的狀態。她和外公是那種人生永遠不能有交點的結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發出來。”賀子珍在獻給毛澤東的花圈上,落款寫著——“戰友賀子珍”。

1984年4月19日,賀子珍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孔東梅說,外婆賀子珍是一位最好的歷史見證者,但是她最終選擇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往下看更多文章

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