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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回答大學生戀愛提問 毫不猶豫回答追追追

博客文章

胡耀邦回答大學生戀愛提問 毫不猶豫回答追追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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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回答大學生戀愛提問 毫不猶豫回答追追追

2021年04月14日 18:04

中青報老照片:1955年,第一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期間,胡耀邦在義務勞動後講話。

□胡耀邦提高嗓門,打著手勢說:「如果同志們發現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有什麼缺點錯誤,要大膽地提出批評,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見!告狀啰!」

□他激動地在台上跳起來,用手拍著胸脯說:「我這個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叫書記。」

□一次座談中,一名大學生突然問胡耀邦到底該怎樣談戀愛。胡耀邦毫不猶豫地回答:「真心實意地追,追,追到底。」

□他跟一個相處多年的部下說:「聽說你感到有些孤獨是不是?這大概是因為你接觸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應該多接觸年輕人,同青年交朋友,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多年來,人們鮮見胡耀邦在影視作品裏的形象。這位政治人物第一次出現在中國電視劇里,是在2014年播出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

如今,第一部以胡耀邦為主角的電影即將上映。用此部電影的製片人張葆青的話說,「這將填補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空白」。

「2015年是胡耀邦誕辰100周年,而胡耀邦從來沒有被人拍過,是個空缺。」湖南籍的張葆青談起拍攝初衷,“胡耀邦又是湖南人,我們想用這部電影來紀念他。”

電影中的時間被設定在1952年到1957年之間。歷史上的這段時期,胡耀邦擔任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這5年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電影主要講的是在那段歲月中,胡耀邦關心、愛護青年,鼓勵一代青年投身國家建設的故事。

製片人張葆青表示,之所以選擇這個時段來拍首部胡耀邦電影,是因為共青團作為一個優秀的集體很少有影片表現,而胡耀邦則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共青團領軍人物。1952年,胡耀邦接任團中央書記的時候是37歲。

這部被定義為青春類題材的電影,有著符合這種高昂、熱血情緒的片名——《青春激蕩的年代》。

電影鏡頭連接了歷史和大銀幕。胡耀邦在青年團工作的那段歷史,他和青年之間的故事,有的在鏡頭之內,更多的在鏡頭之外。

耀邦同志來了,不准稱呼官銜,見面一律稱同志

《青春激蕩的年代》中胡耀邦的第一個鏡頭,是他俯身攀爬在建築工地的腳手架上,像一個普通建築工人一樣,正在勞作著。他穿著短袖,裏面套著汗衫,臉上淌著汗。

令,要他「務於7月底抵京」。離開川北時,胡耀邦以為自己會按照中央擬任定的那樣,去政務院新組建的建築工程部當部長。

胡耀邦很興奮,說:「這下可以大搞建設了,可以蓋大樓了。」

後來的實際任命令胡耀邦感到意外,他被安排到團中央工作。此前,時任團中央書記的馮文彬要調動工作,劉少奇提出3名接替者人選:胡耀邦、陳丕顯和譚啟龍。這3個人都是紅軍時期的「紅小鬼」,都有團的工作經驗,而且都是年輕的省委幹部。最終,毛澤東圈定了胡耀邦。

胡耀邦女兒李恆(原名李滿妹)在《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描述了這個場景:

“父親回到位於南河沿的翠明庄招待所時,已是夜裏10點多鐘。

跟父親一起從川北來京的曹秘書,看到父親盤著腿坐在床上,一句話也不說,忍不住問他:「怎麼了,工作定了沒有?」

父親一臉不高興地指了指身邊睡熟的德平說:「讓我當團中央書記……孩子都這麼大了,還讓我當孩子王!他們顯然(指陳丕顯、譚啟龍)都比我合適嘛!」

不高興歸不高興,組織觀念一向很強的父親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到團中央去了。”

曾經在團中央給胡耀邦做過機要秘書的高勇,回憶起新書記要來的消息在人們中間引起的反應。往日平靜的團中央大院活躍了起來,「當時議論較多的是,胡耀邦過去在哪兒工作,做過什麼工作」。

「聽說他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打過很多仗,來團中央前是川北區黨委書記兼行政公署主任,等等。」高勇回憶說,“這時,胡耀邦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高大了,特別是在當時我們這些小青年看來,胡耀邦才37歲,又參加過長征,打過仗,還是川北區黨委書記,簡直是了不起的英雄。”

「非常可笑的是,我們有一次議論時,把他響亮的名字和長征英雄聯繫在一起,認為他一定長得又高又大,身材魁梧。」高勇在一本回憶胡耀邦的書里寫道。

當高勇他們第一次見到胡耀邦時,才發現這位「了不起的英雄」跟想像中的不大一樣,那是在團的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以後,胡耀邦接見團中央機關幹部的時候。當時團中央沒有禮堂,晚飯後人群陸續聚集在工字樓前的院子裏,胡耀邦就站在水池邊上。

人們眼中的胡耀邦,「留著平頭,個子較矮,稍瘦,長得很秀氣,顯得很精神,完全是一個小青年的模樣」。

胡耀邦提高嗓門,打著手勢,說:「如果同志們發現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有什麼缺點錯誤,要大膽地提出批評,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見!告狀啰!」

胡耀邦的講話,博得了一片掌聲。電影忠實地還原了這個場景,還包括胡耀邦立下的那條規矩:不准稱呼官銜,見面一律叫同志。

一個老團干回憶起胡耀邦講這段話的情景:「他激動得在台上跳起來,用手拍著胸脯說:‘我這個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叫書記’。」

在胡耀邦任職團中央的十餘年裏,書記處的書記、機關幹部、秘書、工勤人員以及食堂的大師傅、傳達室的老頭兒,都叫他:耀邦同志。

昔日的同事們時常可以看到胡耀邦和大伙兒一樣拿著碗上大食堂,一邊排隊,一邊跟身邊的人聊天或者談工作。

胡耀邦是湖南人,愛吃辣,北京菜不大符合他的口味,有人勸他另開小灶。他風趣地回答:「你們不要孤立我嘛,大家同吃一鍋飯,有說有笑才香啊!」

後來,擔任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張寶順回憶說:「團中央至今不搞特殊化,同志之間不稱官銜,就是耀邦同志那時開創的好風氣。」

你們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難的地方去

影片里,蘇聯歌曲《共青團之歌》的配樂聲響起,最激蕩的畫面之一是年輕的墾荒隊員告別家人、戀人,坐上北上的火車,前往一片泥濘的北大荒,豪情萬丈地要為國家開墾良田。

那代人青春的時代特點——建設祖國、奮鬥甚至自我犧牲,是貫穿《青春激蕩的年代》這部電影的主題。

上世紀50年代初,國民經濟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的大潮洶湧有聲。胡耀邦提出,「青年團的一切任務,都應當圍繞國家建設的任務展開」。

1955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墾荒、移民、擴大耕地增產糧食的初步意見》。胡耀邦認為,墾荒事業正是青年的用武之地。他提出動員一部分城市未就學的初中、高小畢業生及其他失業青年參加墾荒事業。

在胡耀邦的領導下,團組織在青年中間有著極強的號召力。《關於響應黨的號召,組織青年參加墾荒的幾項意見》傳達下去不久,眾多青年報名要求墾荒。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家裏接見了北京青年墾荒隊的5名發起人,肯定了他們的愛國熱情,還詢問他們是否完全出於自願,還有什麼困難和要求。

61名墾荒隊員出發時,胡耀邦為他們送行、授旗,還在《向困難進軍》的講話中說:「你們的行為是英勇的行為,是愛國的行為。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你們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難的地方去。」

墾荒隊員開往北大荒後的第二年夏天,胡耀邦風塵僕僕地趕到黑龍江蘿北縣,去探望墾荒隊員。他和隊員們一起在田間勞作,在茅草房裏和大伙兒一起喝稀粥,吃黑泥豆。黑泥豆小得筷子夾不住,胡耀邦乾脆用手抓著吃。

他鼓勵那些年輕人說:「你們要靠自己的勞動,創造出比茅草房高級得多得多的房子,在不久的將來你們也要住高樓大廈,走寬闊的馬路,也有電燈、電話、汽車。一句話,把這裏建設得富足。」

墾荒隊員楊華後來感慨,他在北大荒紮根40年,前後多次與胡耀邦有過接觸和書信,這使他在北大荒極其艱苦條件下創業的決心從未動搖。

從1955年到1956年9月,一年裡,全國有近20萬名青年參加了墾荒事業。「墾荒」幾乎成為那個年代部分青年的共同記憶。

除此之外,他們的青春記憶里,還有「青年突擊隊」“節約崗”以及“青年班組”。他們在工業戰線上鑽研技術,節約鋼鐵和煤炭;在地里和農民一起幹活兒;還植樹造林,綠化長江、黃河。後來,有一批傑出人才是青年突擊隊中湧現出來的生產能手,還有的成為國家領導人。

《青春激蕩的年代》劇組為了再現當年北大荒、江西鄱陽湖畔墾荒的場景,專程去那些地方取景。他們原本打算在那裏找一塊荒地來搭景。張葆青說,到了當地,他們完全找不到可以還原那種荒涼之感的沼澤地,目力所及的是整片的農田和大型農業機械。

胡耀邦去世後長眠於江西共青城,而那片土地也是墾荒隊員開發出來的。數年前,共青城已是一個現代化城市,就像胡耀邦對墾荒隊員期許的那樣,「住高樓大廈,走寬闊的馬路」。

時時處處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從各方面幫助他們成長,成為他們的知音

任何一代人的青春都有困惑和迷茫,也都需要有人為他們撥開成長中的迷霧。電影中的一個場景是,幾個青年學生在爭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價值觀。

胡耀邦深知團組織可以為青年扮演引導者的角色。他經常跟身邊的團幹部說,要時時處處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從各方面幫助他們成長,成為他們的知音。

在如何幫助和教育青年的問題上,他根據自己幾十年的經驗總結道,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引導」。他還說,「引導」比“教育”更準確,意義更寬。

擅長宣傳工作的的胡耀邦,熟悉報刊對青年的作用。在胡耀邦的心目中,宣傳工作既是對青年的引導,也是反映青年自身對社會問題看法的渠道。

他剛到任團中央就明確談到:團中央要辦一份青年的報紙,是為了通過它指導青年運動,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它區別於黨報和其他報紙,是具有青年特點的。

胡耀邦在中國青年報上花費了很多心血。他每年要去報社多次,找負責人談話,或者向編輯部、記者作報告。報社編印的《胡耀邦同志談辦中國青年報》就有4萬餘字。

從1953年秋天開始,胡耀邦確立一個制度:每個星期天晚上,團中央宣傳部、中國青年報社、中國青年雜誌社等報刊的負責人到他家開「碰頭會」,研究宣傳工作。經常先是胡耀邦先傳達中央一些重要決策精神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然後他就敞開思路,談他對這些精神的領會和由此派生出來的對青年工作的看法。接著大家開始無拘無束地議論起來,談各種觀點,對胡耀邦哪些想法表示贊成和不贊成,有時還會爭論起來。

那些場景在胡耀邦女兒李恆的童年記憶中也留下痕迹。有一次,她在屋外的海棠樹下玩,聽見父親在屋裏大嚷:「在這個問題上,我要和你們鬥爭到底!」

時隔多年,面對創作胡耀邦傳記《從紅小鬼到總書記》的作者陳利明,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的張黎群回憶起那段難忘歲月,「想起那種平等討論切磋問題的情景,那種親密的相互信賴的關係」。

他從胡耀邦身上找到了和青年交心的秘訣:要真正了解青年,只有真誠和他們平等相處,不輕視他們,不高高在上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心換心,取得青年的信任,這樣他們才可能跟你說真心話,彼此不戒備、不設防。

胡耀邦曾經讓張黎群邀請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部分學生跟他座談,談的都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的問題。

一個真實發生過的場景在電影裏被演繹:

一次座談中,一名大學生突然問胡耀邦到底該怎樣談戀愛。胡耀邦毫不猶豫地回答:「真心實意地追,追,追到底。」

高勇回憶說,胡耀邦曾經反覆強調,「青年特殊利益是不能忽視的」。為此,胡耀邦還建議中國青年報設立“青年呼聲”欄目,“多反映青年的要求,重現青年的呼聲”。

在他的眼中,報刊應該辦得有趣味,能讓讀者長知識。在回憶錄里,高勇記下胡耀邦的一些主意:「比如,中秋節前介紹中秋,孔子誕辰介紹孔子,也可介紹婚姻戀愛的歷史,籃排球的歷史,中國衣著是從哪裏來的,穿裙子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最初是什麼式樣,等等。」還有“為什麼青年見了人臉紅,如何使自己長高一點,如何使自己不胖”“這些都是青年關心的問題,寫出來一定受歡迎”。

在那個年代,和一些人「保守」的思想不同,胡耀邦對青年總是抱著一種開明的態度。當時,有人簡單化地反對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情調,胡耀邦公開說,“青年要敢於穿花衣服,愛美是人的天性嘛。”

家人曾經感受過胡耀邦的這種開明。女兒李恆談戀愛時,男友送給她兩件塞普勒斯的緊身彈力上衣,一件紅色,一件翠綠色,穿在身上色彩鮮艷,還能顯現出少女的身材。母親李昭看見了,皺著眉頭說:「看你穿的,像什麼樣子!」胡耀邦回頭看了一眼,笑了笑,什麼也沒說。

班級的第39個人

過去的廼茲府大街關東店20號,是胡耀邦任職團中央書記時一家人住過的地方。那裏是個普通的四合院,有多處掉皮的朱紅油漆大門坐西朝東。無論是虛構的鏡頭,還是現實里,這個大門經常是敞開的,尤其是對青年。

胡耀邦的工作方式比較特別,他不大去機關上班,而是習慣將人約到家裏來談話、彙報工作和研究問題。他的書房和客廳,幾乎成為團中央的另一個書記處辦公室。女兒回憶,家裏常常一屋一屋的人, 「屋子裡經常煙霧騰騰,像失了火似的」。

曾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的孫軼青是胡耀邦家的常客。他曾說:「我們團報和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同志,都愛往耀邦同志家跑,他談話思想火花迸發,而且可以吃他家所有的東西。」

訪客們一來,胡耀邦就讓公務員把家裏的香煙、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都拿出來招待客人,炊事員就不停地燒水沏茶,忙著給他們做飯。

「中午一過11點,下午過了5點,父親必定留大家吃飯,這好像已經成了我們家的習慣,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女兒李恆回憶說。

進胡耀邦家院門的人,不分身份、行業和職務,有黨政軍高級幹部,也有普通司機和工人。

有一次,在北京第三建築工程公司當副經理的張百發去看望胡耀邦。談完話已經11點了,胡耀邦照例留他和司機一起吃飯。那個司機覺得跟領導一起吃飯不自在,胡耀邦看出來跟他說:「你是工人階級嘛,同工人階級一起吃飯,我感到光榮!」聽到這話,司機一下子輕鬆了起來。

應酬客人曾經成為胡耀邦一家最大的經濟負擔。「說起來可能沒有人會相信,‘文革’前的十幾年,父親雖然工資待遇很高,但我們家一直未能擺脫欠債的窘境。」女兒李恆在書中寫道,“僅父親接待客人、買書和抽煙這三項,他的工資就經常入不敷出。秘書和公務員常常到機關去借,通常是月初發工資時還賬,月末又再去借。”

胡耀邦有時走出門外主動跟青年交朋友。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廣東,在火車上,他走進一節坐著很多大學生的車廂,和學生們聊上了,一聊就是一個多鐘頭。後來,大家才知道這個前來交談的人是團中央書記。

在年輕人中間,胡耀邦的魅力顯而易見。秘書高勇透露了一個細節:「嚴格地講,耀邦的口才不是很好。因為他有點口吃。」

胡耀邦在講話時,有時一會兒坐著,一會兒又站起來,而且愛打手勢,「是為了幫助自己更好地講話」。

但往往人們會忽略或者發現不了胡耀邦可能會有的小尷尬。「耀邦感染力極強,擅長抓住青年的典型語言。」高勇說。

高勇模仿胡耀邦當年跟石景山鋼鐵廠幾個年輕工人講的一段話:「青年的思想是解放牌的,青年的決心是永久牌的。」當時,解放牌汽車和永久牌自行車,是年輕人嚮往的民族品牌。

胡耀邦對青年語言的信手拈來,源於對青年的熟悉。有段時間,許多高校團委請胡耀邦去作報告,他都一一答應下來。秘書見他太忙,勸他謝絕一些。他說,平時跟學生們接觸太少,現在人家請上門來,想見見面,聽聽講話,是合情合理的,他們有這個權利,我們有這個義務。

有幾次他約定的去大學的時間,正好趕上人大常委會或者政協常委會期間,他都會向會議請假,再趕赴大學去跟學生見面。

當時,團中央有一個「六級辦支部」的做法,是為了加強團的基層組織建設。身為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帶頭辦起了團支部。他選定了北京大學中文系59級一班團支部作為他的聯繫點。

有一年的正月初二,胡耀邦請這個班團支部的學生到他家裏做客。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副食品極其短缺,直到20多年後那些學生還記得,在耀邦同志家吃的是烤兔肉和烤花生。

1964年,胡耀邦已到陝西工作,但還是想辦法見一見即將畢業的這個班的同學。消息傳出來後,不僅這個班,整個北大中文系,班班都要求見胡耀邦。最後,學校決定這個年級的各班都可以派代表,去團中央機關參加接見。

學生們一到團中央機關,胡耀邦很快被團團圍住。臨別時,年輕人把事先準備好的校徽別在胡耀邦胸前,送給他留念。

胡耀邦微笑著問:「你們班現在多少人?」學生們回答:“38個人。”

胡耀邦高興地說:「現在是39個了。」

 中國青年代表團的小個子團長被高高抬起

胡耀邦跟青年的友情是超越國界的。

他第一次走上國際舞台,是在1953年7月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去羅馬尼亞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代表大會。隨後,他又帶團參加了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

《青春激蕩的年代》里補充了一個細節:出國交流前,胡耀邦特意找秘書借了一件灰色西裝。

胡耀邦剛到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時,起初幾乎沒有太多人注意到這個有些土氣的小個子中國代表團團長。

7月27日,胡耀邦以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他宣佈了一個消息:「今天,中國和朝鮮人民鄭重地宣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停戰談判,中朝人民打敗了美帝國主義!」胡耀邦話音剛落,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各國代表紛紛跑上講台,跟胡耀邦擁抱。各種徽章、獎章被人們掛在胡耀邦胸前,大把的鮮花不斷拋向他和講台。還有青年把這位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高高抬起,走下講台,繞場遊行,還不斷地把他拋到空中。一時間,掌聲、歡呼聲、歌唱聲匯成一片,持續長達1個小時。

7月30日,胡耀邦被選為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理事會副主席。

後來,有人將這種盛況和選舉結果彙報給毛澤東。胡耀邦回國後第二天,毛澤東就把胡耀邦叫到中南海。

見面時,毛澤東幽默地笑道:「嗬,你現在敢到國際舞台上去講話了!」

還沒等胡耀邦回答,他又問道:「你在大會上講了些什麼?真的是鼓掌40分鐘嗎?你講得那麼好?」

胡耀邦謙恭地回答:「那不是因為我講得好,是志願軍打得好,是韓戰的勝利,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偉大勝利。」

在參加世界青年學生聯歡節期間,胡耀邦異常忙碌,他組織中國代表團接觸並聯繫了100多個國家的青年代表兩萬多人。

一個歷史背景是,當時世界上只有19個國家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有人評價說,這樣大規模的交往,對於開闢中國更廣闊的外交空間,起了播撒種子的作用。

在1957年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聯歡節期間,胡耀邦帶領的中國代表團邀請美國青年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包括學生、工人、記者和藝術界人士在內的42名美國青年,在面臨美國政府阻撓的情況下,到中國進行了6個星期的訪問。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有如此多的美國人公開來到中國。

你應該多接觸年輕人,同青年交朋友,這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11月的一天,坐在家裏的沙發上,85歲高齡的高勇算了算,「耀邦60年的革命工作生涯,有46年是跟青年工作相關的」。

資深新聞工作者唐非在他執筆的《胡耀邦傳》中這樣評價道,到1962年,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整整10年,總體上說,這個時期是青年團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說青年工作是一副氣壯山河的姿態,大概不算過分。而胡耀邦,就是青年團的象徵。

青年影響著胡耀邦。唐非的《胡耀邦傳》里記錄了胡耀邦說過的一段話:「一個青年工作者一定要熱愛青年,要善於把青年中蘊藏的那種蓬勃向上的因素激發出來,同時自己也從中受到感染。」

有一次,胡耀邦見到一個與他相處多年、後來因為多種原因心情不大好的部下,他跟對方說:「聽說你感到有些孤獨是不是?這大概是因為你接觸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應該多接觸年輕人,同青年交朋友,這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青春激蕩的年代》這部電影的結尾是,1957年5月,胡耀邦主持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決定把團的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電影在胡耀邦的發言聲中落幕。起初樣片里,畫面是胡耀邦當時講話的真實畫面,但聲音是演員配音的,而不是胡耀邦本人的。後來,製片人考慮到應該讓電影更有歷史質感,而且能重現胡耀邦的聲音,不惜多花成本去電影廠里買下這段電影資料放進片中。

於是,歷史畫面和電影鏡頭,在跨越了半個世紀之後,終於沒有縫隙地結合在了一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主席追悼大會在天安門舉行(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四輯,原標題為"文革’中的‘偽照片’舉隅”

提要:那是毛澤東逝世後在天安門舉行的追悼大會,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畫報》上,但見主席台上默哀的領導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蕩蕩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號加以說明的,如果不知內情,這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當下的一個熱門話題是夙有「仁義禮智信」豐富傳統精神資源的中國,現在竟為“誠信”缺失(在不地道的商品經濟環境下,居然幾乎成了稀缺資源)傷透了腦筋。別的不說,就說攝影,一個“華南虎”事件鬧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那麼,值得探究的是:以求真為目的的人類活動,如攝影術、照片史以及與膠片工業有關的影視業,如何在某種特殊的目的和意圖下,竟成為造假作偽的行當?(如當年人們看電影,經常在正片前要看新聞紀錄片,人們將之稱為“新聞片子”——取“新聞騙子”的諧音罷了)不要看這種追究沒什麼意思,其實,這說小可小,說大可大,一如不久前“兩會”結束,溫家寶總理在會見中外記者時再三強調“解放思想”(這四個字已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走過了30年),並說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創造能力”,無疑,這三種觀念和能力的前提和基礎都只能是我們一貫所說的“實事求是”——求真、求實。

或許也是因此感受到了時代的潮流和當務之急,在攝影領域,著名攝影家李振盛(前《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許林(《人民日報》資深攝影記者)等都公開撰文,承認自己有過造假的經歷,如李振盛的文章《我40年前造過假照片——為維護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許林的博客文章《40年新聞攝影回眸與自我批判》等。

李振盛先生說:當年自己「當記者很無奈」,如“面對自己拍攝的一些本來很正常的新聞照片,卻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標準’去進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達到標準,就不能通過審稿關,更甭想見報了”。那時突出政治是比天還大的任務,誰要是不自覺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見報。用當時的話來說,“這樣既適應了政治需要,又體現‘忠不忠見行動’的精神”。

因此,他拍攝的著名「攝影作品」《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就只能是“作品”了,即“依照當時宣傳方面的要求,這張照片的畫面中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問題’:其一,照片前面的人們振臂高呼口號時,高舉的拳頭正巧重疊在後面的兩幅毛澤東像上,這種‘揮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對偉大領袖的大不敬行為。其二,照片中人們所舉的毛澤東像是紅漆木製鏡框鑲著的,用黑白膠捲拍攝,沖洗出來的照片就變成‘黑框’了,這是絕對不行的!敢給毛澤東像‘加黑框’,該當何罪?其三,照片畫面里人們高舉的‘最高指示’語錄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兩個字,被前面揮舞的小彩旗遮擋了,仔細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邊的‘女’字,變成了個‘西’字。如果這樣見報,起碼也會被定為‘惡毒竄改最高指示’。像這樣的新聞照片,是不可能見報的。如果一不留神兒見報了,必定會招來紅衛兵包圍報社,興師問罪。怎麼辦?要想見報就得加工修改。”

他還回憶說:「自‘文革’開始以來,我們干攝影記者這一行的人逐漸適應了在為政治服務的前提下,對新聞照片進行加工的一套程序。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並不複雜:用黑白顏色的水粉調製成適當的色調,在照片上塗抹描繪,先塗抹掉那些影響畫面完整的不該有的影像,諸如:重疊在毛澤東畫像上的拳頭,遮擋標語牌的三角小紅旗。再把毛澤東畫像上的衣服畫出來,還要把那個‘黑’相框抹塗成白色的寬邊,再把標語牌上不完整的字寫上去,用毛筆在照片上描來畫去,一直修改到滿意時為止。」當年類似《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樣的“作品”,李振盛還有《“五七戰士”與貧農大娘一起學“毛選”》等。

至於許林先生,更是痛慨於自己當年「擺拍」的經歷(如“名作”《南泥灣五七幹校》等),他回憶說:“1953年新華社曾有記者提倡‘抓拍’,反對擺拍,但遭到了批判。那時提倡‘本質真實’,反對‘現象真實’。當時國外的記者就開玩笑說,中國照片真‘完美’。”許林先生還發現如今又有新聞照片「擺拍」有回潮的現象,而且雷同化、概念化的照片大有泛濫之勢,因此,他更加感到有必要“公開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實際行動捍衛‘抓拍’的理論和實踐效果”。

「文革」時代,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又有一些照片被“換頭”或“切頭”的事例。當然,此時“造偽者”的動機卻是更加複雜了,他們有的是出於無奈的好意,有的則是“理所當然”的書寫歷史的不二法則。

歷史是慣常有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反諷性和弔詭性的,就在「個人崇拜」的狂潮臻於頂峰的不久,歷史的無常又顯現了出來,曾經高喊對最高領袖要服從、崇拜到“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一句抵一萬句”的第二領袖卻出了“背叛”乃至意欲殺害最高領袖的事件,此之後,幾乎一夜之間,“永遠健康”的影像消失了。直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大概是最近幾年吧,在北京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展覽會上(“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展”),完整的“十大開國元帥”的照片才得以與世人相見,以至於那位元帥的女兒不由發表感想云:

多年來,我內心裏確實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後,關於我父親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功,被儘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經到解放軍畫報社,想花錢把我父親的照片洗出來。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將領合影中,他們把我父親抹掉了。我找他們說,這不是原來的照片,歷史就是歷史,我要原來的照片。

原來的照片,原來的歷史;現在的照片,現在的歷史。這是如何糾纏不休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包括歷史照片)?當然,所以成了「原來」的,抑或“現在”的,不是沒有緣由的。從「原來」到“現在”,有惡意的篡改,也有「出於無奈的好意」。

所謂「出於無奈的好意」,有一個例子當年是廣為人知的,這就是「文革」期間著名的“換頭術事件”,即陶鑄被毛澤東提升為“第四號人物”之後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鑄是位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一幅1966年天安門城樓上的領袖照片中,周恩來在講話,陶鑄則立於毛澤東的右側,毛的左側則是林彪,由此可見其地位。

此前,陶鑄由鄧小平推薦,從廣東調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塊。如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他居然會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也沒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發和批判劉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來保護了一批老幹部,特別是對介紹和提議讓他來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陶鑄更是用心良苦:當時他分管宣傳口,在審查國慶十七年的新聞照片時,他指示必須要有鄧小平的頭像,結果,新華社進行了技術處理,即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之中,隱去了一位領導人的頭像,換上了鄧小平的頭像(這一幅照片已很難找到,估計不久就查封了)。

對於此事,後來《陶鑄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頁)中說:當時「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他認為:劉、鄧即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黨的總書記。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這一年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照例要有一張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新華社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新華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鑄的指示,以技術處理做了補救,他們將一幀照片的一位同志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後來被‘四人幫’列為陶鑄的一大‘罪狀’,大肆渲染轟動一時的所謂‘換頭術’事件」。陶鑄夫人曾志也在《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的文章中回憶說:此事之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照片),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

顯然,這對已經與陶鑄鬧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則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個“倒陶”的把柄。不久,江青等開始向陶鑄發難,認為他執行了“劉、鄧路線”,並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有意安排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劉、鄧的照片;毛澤東也用非常嚴厲的語言批評陶鑄“很不老實”,再加上這時又獲得了陶鑄是“叛徒”的誣陷材料,這也就讓一貫痛恨“叛徒”的毛澤東痛下決心。於是,繼劉、鄧之後,又搞掉了第三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也即“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陶鑄不經意之間為一張“換頭”的照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然而,就在「走資派」紛紛墜馬之後,即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卻開始了暗鬥,這兩個獲得了權力再分配既得利益的軍人和文人的“左傾”集團逐漸勢如火拚。當時新華社要刊發一張照片,那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三人照,常常以“老娘”自稱的江青卻強令將照片上的林彪、周恩來剪去,另換了自己在上面,顯然,那意思是明擺著的。這事被林彪的夫人(“林辦”主任)葉群知道了,於是為了某種目的,她將這照片的原件珍藏了起來,並複製了三份,分別放在自己和黃永勝、吳法憲之處。

此後,過了十年,歷史又揭過了一頁,——那是毛澤東逝世後在天安門舉行的追悼大會,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畫報》上,但見主席台上默哀的領導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蕩蕩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號加以說明的,如果不知內情,這簡直是不可理喻的。當然,這也是文字和圖片「開天窗」歷史的一頁,但揆諸當時的歷史,明眼人就會一眼看穿——不就是從追悼大會到《畫報》出版的中間,有一個“時間差”么,即1976年9月18日,再到1976年10月6日(這個日子開啟了後來被人們稱為“紅十月”的偉大運動——“粉碎‘四人幫"),短短二十幾天間天地翻覆,原來還在照片上的「四人幫」,卻已經不得入圖矣。後來,《人民畫報》還不得不發出一封告各地郵局和讀者的說明書(作為珍貴的史料,這也可以入出版史了):

的內容大多是4、5、6、7月間的國內、國際情況。

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我們即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將第九期、第十期中有「四人幫」形象的圖片撤銷,或修去其形象,並刪去他們的名字,予以重印。因此,發行時間又推遲了很久。至於其他一些問題,難以一一修改重印。現作為資料發給訂戶。請原諒。

人民畫報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可惜的是,人類有圖片和照相術以後,其技術已是一日千里,但當時中國的新聞照片技術似乎還處在中世紀時代,比如這一幅修改過的照片,為什麼人們會一眼看穿?就在於其破綻實在太突出了,如果用了合成技術,任何拼接的痕迹都不會露出馬腳,比如美國影片《阿甘正傳》中有美國歷史上幾位總統的鏡頭,似乎還有甘迺迪、約翰遜會見阿甘的場面(如阿甘脫褲子給總統看他在「越戰」中受傷的疤痕的鏡頭),真是天衣無縫,讓人驚為“直面歷史”之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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