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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會上發《葉群處女證明》 被聶榮臻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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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會上發《葉群處女證明》 被聶榮臻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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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會上發《葉群處女證明》 被聶榮臻駁回

2021年04月18日 17:39
 

 

五月政治局會議五月政治局會議一般說法是3日開始,先召開了幾次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華北局,準備開華北工作會議,工作十分緊張。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

我坐在第一排,對著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邊是聶帥,右邊是彭真。我走進去,坐下看見桌子上放一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書,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說他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的純潔的處女之類的話,說嚴慰冰的揭發信全系造謠。

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裏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有人在後面拿著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著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時,當我拿起來看林彪的手書,還未看明白,就聽見聶帥拿著林彪的手書,生氣的衝著主席台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這等於是給主席台上提意見。

這事和政治局又沒關係,這種事還發文件,丟人!可笑!這個文件是針對陸定一和他夫人嚴慰冰的。這麼嚴肅的會,發這種文件,真讓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會議。

從會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認為他有錯誤,但不同意這樣搞。看得出少奇有氣,壓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會議,等於反對他自己。總理也很慎重,不講話。康生挺得意。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

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議,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點批判《二月提綱》,說它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通知說,「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嚴重的話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一通過,形勢就嚴重了。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本文摘自《回首「文革」》 本文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歷來不抱好感,竭盡熱嘲冷諷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後人分析,怎麼估計羅這句話對毛的傷害也不過分,因為它觸痛了毛的一個隱秘的創傷。一般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基於兩個經驗,一是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時受到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蘇的列寧主義知識分子的輕視。

一九一九年,毛來到故都,由未來的岳父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讓他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毛和斯諾談話時正處於困難時期,還沒有一九四九年後天南海北任意發揮的瀟洒,這段話基本上是陳述事實。儘管他對這一體驗耿耿於懷,但到底承認了兩個客觀原因,一是這些名人們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話也妨礙了名人的興緻。只是剛好是這個小人物,三十年後主宰了中國,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後來遭難的知識分子也許有理由責怪當時的那些名人:如果他們的態度謙和一些,如果他們屈尊與圖書館助理員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對知識分子的觀感可能就不是後來那樣酷烈。

假設不是沒有意義。引領時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負,固然說明他們的境界還不夠高、做人上還差一個等級,但一個苦鬥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擺一點架子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梁濟曾給當時的名人梁啟超寫信討論時政,不獲迴音,梁濟在日記中記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無怨恨之意。梁濟自殺後,梁漱溟以此見告梁啟超,引起梁啟超深深的自責。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據自己對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對知識分子的判斷,顯然就有點意氣用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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