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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如何處理紅軍第一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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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如何處理紅軍第一叛將

2021年04月19日 17:45 最後更新:11:30

 核心提示:鄧小平在北京給龔楚打電話時,幾近雙目失明的龔楚握著聽筒,聽著鄧小平的問候,老淚縱橫。

龔楚回鄉

原文編者按:《世紀風采》發表文章《「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的反覆人生》。文中記述龔楚曾是與毛澤東齊名的農民運動領袖,但他卻在紅軍長征後成為叛徒,企圖抓捕項英、陳毅,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東、廣西時,他又向林彪部隊投降。隨後,中共中央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國民黨軍守將薛岳,卻不料龔楚滯留在香港,直到40多年後再次回到大陸定居。現對該文摘編如下:

龔楚,字福昌,又名龔鶴村,1901年11月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1924年在廣州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6月,龔楚受中共廣東區委派遣,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赴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從事農民運動工作。同年冬,龔楚參與建立國民黨樂昌縣黨部,被選為縣黨部執委和監察委員。翌年夏天,任樂昌縣農民自衛軍指揮官。

1927年寧漢分裂後,龔楚於5月初率領樂昌農軍500餘人抵達韶關,與北江工農軍匯合,共1100多人,組成「北江工農討逆軍」,龔任總指揮,前往武漢參加討伐蔣介石。部隊抵達湘南耒陽被改編為第十三軍補充團,龔楚任團長。7月中旬,龔楚把部隊拉到江西,於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後,補充團大部分被編入起義軍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三營,龔楚任該營指導員。不久,中共中央調龔楚往長沙領導秋收起義,因途中被敵軍襲擊,被迫轉赴香港與地下黨聯絡。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一部舉行宜章暴動,把宜章的農軍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三師,龔楚任黨代表。4月28日,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5月4日在礱市召開慶祝大會,宣佈成立紅四軍。龔楚任紅四軍前委常務委員兼十師二十九團黨代表,與毛澤東、朱德並稱為「紅四軍前委三人小組」。當時,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都把紅四軍稱為“朱毛龔”。此後,龔楚參加了井岡山反擊國民黨軍隊“進剿”和“會剿”作戰。11月,龔楚奉命赴長沙恢復重建市委,途中因遭到國民黨軍襲擊,被中共廣東省委調至香港從事地下工作。參與舉辦《正義報》、《香港日報》,辦兵運訓練班。

1929年5月,龔楚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委委員,在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廣西編遣特派員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辦公室機要秘書,主要參與策動俞作柏、李明瑞進行百色起義。

百色起義後,成立了紅七軍,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龔楚任參謀長。1930年11月7日,紅七軍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舉行整編大會,整編後的紅七軍下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3個師。龔楚繼續擔任參謀長,同時兼戰鬥力最強的十九師師長,政委為鄧小平。

由於龔楚熟知井岡山紅軍的建軍經驗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紅七軍的建軍過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紅七軍進入湘南,經宜章縣開進廣東乳源縣梅花墟,試圖建立根據地,以便與江西中央蘇區聯成一片。從連州方面追擊紅七軍的國民黨粵軍陳濟堂部尾後追來,和湖南宜章趕來的湘軍十九師由老坪石方向經西仙橋直奔梅花墟,以兩倍的兵力,聯合圍擊紅七軍。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七軍損失慘重。龔楚臀部也負了傷。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嚴重的傷亡,紅七軍決定實行戰略轉移。4月,龔楚轉到上海治療。8月,離滬抵達香港,轉道中央蘇區。

龔楚進入中央蘇區後,被派任紅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兩個月後,又接任紅十二軍參謀長。到職僅7天,因李明瑞在肅反中被殺,又被調往江西會昌,接任老部隊紅七軍軍長。參加了擴大中央蘇區的歷次戰役,如贛州戰役、水口戰役等。

1932年底,龔楚因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被撤銷軍長的職務,先後改任中革軍委直屬的紅軍模範團團長、獨立第二十二師師長兼政委、粵贛軍區司令員。

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接連不斷的清算,甚至殺到了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父母叔伯都被捕、清算,家中房屋財產全被沒收。龔楚對這種濫殺政策表示異議,在5月下旬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上,再次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並受到嚴厲批評教育,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的龔楚,為此對革命產生了懷疑,這也是他日後叛變的最主要動因之一。

1934年4月中旬,因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患嚴重的貧血症在汀州醫院療養,龔楚被調紅軍總司令部代理總參謀長,參加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9月5日,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龔楚任司令員,一個月後改任參謀長,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並嚴格督促該軍區第六十五團採取積極行動,向龍布、長河一帶開展游擊戰,消滅這一帶的土匪和粵軍。9月21日,龔楚向朱德、周恩來、項英報告了打擊和消滅敵人的部署。隨後,將各縣區軍事部改組為游擊司令部,開展游擊活動。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離開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轉移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項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陳毅任主任。22日,中革軍委宣佈成立中央軍區,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龔楚任參謀長,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閩浙贛5個軍區及各直屬的地方獨立部隊,紅二十四師,紅十軍,繼續堅持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的鬥爭。

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地區堅持游擊戰爭。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紅軍部隊和機關工作人員分9路突圍,其中龔楚率領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約9個連,經贛粵邊之油山,轉至湘南,收容紅軍長征在湘江戰役中失散的紅三十四師人員,並在該地區開闢游擊區。爾後,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領1200人的隊伍,避開敵軍主力的封鎖線,從江西於都突圍,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圩,再經油山轉出廣東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三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堵截,於3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臨武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和收容紅三十四師失散隊伍。

1935年,龔楚奉命率一部分紅軍去湘南開展游擊戰爭。游擊隊在反「圍剿」過程中,不僅損失慘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聯繫。國民黨當局在軍事“清剿”紅軍和游擊隊的同時,採取“剿撫兼施”的政策,用金錢和高官厚祿等手段引誘共產黨和紅軍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變節投降,以分化瓦解共產黨組織和紅軍隊伍。

龔楚經不起失敗、艱苦、生死的考驗,感到前途渺茫,對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國民黨的引誘,打算叛變投敵。1935年5月2日,龔楚帶著一個連由臨武基地赴郴縣黃茅村。當晚,他託辭身體不適,晚飯後就寢。趁警衛酣睡之際,半夜三更悄然逃離黃茅村回到故鄉長來村。

龔楚回鄉後不久,經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張昭芹引薦,在余漢謀的粵軍第一軍先後擔任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等職務。由於龔楚在紅軍中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還是中央軍區的參謀長,是當年若干叛徒中職位最高者,於是人們送他一個稱號—「紅軍第一叛將」。

龔楚叛變後,即與國民黨軍狼狽為奸,喪心病狂地對紅軍、游擊隊、中共地方幹部、打入敵軍內部的中共地下人士進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損失或嚴重威脅。

10月13日,龔楚帶領國民黨粵軍30餘人,化裝成紅軍游擊隊,由廣東仁化到達北山,先與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陣,然後冒充湘南紅軍來找地方組織。北山游擊大隊大隊長賀敏學聽說老首長龔楚來了,趕緊派中共贛粵邊特委機關後方主任何長林與之聯繫。何長林在龔楚的誘使下當即叛變。為抓捕項英、陳毅,龔楚以接他們去湘南加強領導為名,寫了一封信給項英、陳毅,並由何長林在上面簽名。特委秘密交通員很快把信送到了項英、陳毅手裏。項英見信大喜過望,馬上想和龔楚見面。而陳毅對此感到非常懷疑,因為龔楚自恃資格老,早在井岡山鬥爭時期就驕傲自大,除了毛澤東便目中無人。現在怎麼突然謙虛起來,要他們去「加強領導」?遂建議項英過一段時間再去見龔楚。龔楚基於項英、陳毅沒有回復,擔心夜長夢多,決意先下手為強,先把北山地區游擊隊一網打盡。遂在龍獅石以召集紅軍游擊隊開會為名,將北山游擊隊誘入設好的埋伏圈,脅迫游擊隊員投降。游擊隊員奮起反抗,除賀敏學身中三彈,硬是翻滾下山衝出包圍,八九人帶傷衝出會場外,其餘50餘人壯烈犧牲。這也就是長征留下來的部隊突圍到贛粵邊後,損失最大、性質最嚴重的“北山事件”。

10月20日,龔楚又帶領粵軍「抄剿」項英、陳毅的駐地。途中偶遇外出採購糧食和物品的紅軍偵察員吳少華等,遂要吳少華帶路去見項英、陳毅。好在吳少華識破了龔楚陰謀,在到達營地前搶先登山,通知哨兵鳴槍報警,項英、陳毅、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等人才得以迅速轉移,躲過一劫。

10月底,龔楚引導國民黨3個師向湘南遊擊區發動進攻,使湘粵贛游擊支隊受到嚴重損失,湘粵贛特委宣傳部長方維夏當場殉國,粵贛紅軍游擊支隊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粵贛特委委員蔡會文重傷被俘後壯烈犧牲,中共湘粵贛特委書記陳山負傷被俘。

抗日戰爭爆發後,龔楚在五戰區孫連仲部任上校參謀處長,駐守江蘇徐州以西的隴海鐵路。日軍侵犯廣東時,任第七戰區第一縱隊抗日游擊司令,在從化木殼嶺與日軍激戰,保衛了韶州。1942年後歷任第四戰區第四十六軍少將參謀長、軍官訓練團總隊長、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等職。

抗日戰爭勝利後,龔楚曾任國民黨徐州市市長,不久去職返回廣東。1946年當選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進軍北江,龔楚帶領保安團逃到樂昌縣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黃松堅寫信勸龔楚投誠。龔楚深感國民黨大勢已去,不得已於11月率殘部下山向他曾經的手下林彪所部投降。12月,人民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時任廣東省長葉劍英經請示中共中央軍委同意,決定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國民黨軍海南守將、龔楚的同鄉薛岳。龔楚滿口答應,但到香港後,擔心「回去後決沒有好果子吃」而滯留在香港,沒有去勸降薛岳。

龔楚在香港期間,曾應邀赴台灣謁見蔣介石。蔣介石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編殘部組成「反共救國軍」,以配合伺機反攻大陸。但龔楚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而未為所動,決定從此脫離政治漩渦,並改名龔松庵,返香港興辦實業。龔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餘年。

20世紀80年代後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關於不再追訴國民黨軍政人員在建國前犯罪行為的公告後,年近90的龔楚聞訊後萌發了回鄉的念頭。有關部門聞訊後迅速把此事向上報告,並請示以何種規格接待、今後如何與之來往等。統戰部門最後批複:對龔楚回鄉定居依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來往。

報給鄧小平,報告他已從香港回鄉的快訊。

鄧小平在北京給龔楚打電話時,幾近雙目失明的龔楚握著聽筒,聽著鄧小平的問候,老淚縱橫。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縣長來鎮的家中去世,享年95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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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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