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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鄧力群1次談話:言辭之尖銳一生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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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鄧力群1次談話:言辭之尖銳一生未有

2021年04月29日 17:34

核心提示:他走的時候,鄧小平還起來把他送到門口,但「談話時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鄧小平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文化大革命」中,社會沉渣泛起,人文精神失落,世風不振,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深重的災難。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大革命」雖然結束了,但以封建主義、宗派主義等思想殘餘為基礎的極左餘毒依舊存在。中國在終結“階級鬥爭為綱”、著重於經濟發展的同時,迫切要求清除封建主義的思想殘餘,進行精神文明建設。

作出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在黨內形成共識

1979年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昌首先向時任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還必須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個主張立即獲得胡耀邦的熱烈贊同。6月,在中宣部召集的一次會議上,胡耀邦提出:我們要建設高度物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化國家,我們必須有高尚的精神生活。9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的講話中,正式提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還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列為重要議題進行了討論。鄧小平在這次會上指出:“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係,等等。”

此後,「建設精神文明」多次被寫入黨內的重要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十二大報告和《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都重申了「建設精神文明」的任務。這一時期,中央還編纂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書,於1981年8月由戰士出版社出版,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論來源。

黨的十二大特別是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全面展開。這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的深入發展對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何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並使之同堅持改革開放和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相適應,一直沒有很好解決。為了更好地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中央在回顧和討論幾年來精神文明建設成就以及面臨問題的基礎上,適時地作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軍隊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是群眾中湧現了一大批先進人物,影響很好。不過就全國來看,至今效果還不夠理想。主要是全黨沒有認真重視。……這幾年生產是上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流毒還沒有減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後絕跡已久的一些壞事也在復活。我們再不下大的決心迅速改變這種情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怎麼能全面地發揮出來?我們又怎麼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後代?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這個真理,有些同志已經不那麼清楚了。這樣,也就很難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鑒於此,鄧小平還指出:“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著眼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李先念在這次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希望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同志,認真重視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精神文明建設,同體制改革和四化建設的實際工作密切結合起來,使我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發展和創新。」

9月24日,陳雲在中紀委第六次全會上作書面講話,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事業不可能是單純的物質文明建設,又不可能是單純的精神文明建設;也不可能先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然後再來進行精神文明建設。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黨風和社會風氣,就可能偏離社會主義道路。」

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對鄧小平、李先念和陳雲的意見十分贊同,並且認為:進一步明確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乃是客觀需要。這說明,作出一個關於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已經在黨內高層中取得共識,條件已經成熟。9月25日,即十二屆五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二天,胡耀邦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十二屆六中全會兩項議程,其中一項就是討論通過精神文明建設決議。

確定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中央成立了起草小組,組員有鄭必堅(胡耀邦秘書)、林澗青(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和郝懷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局級調研員)等5人。此後,起草小組在胡耀邦的親自主持下,開始了文件的起草工作。這個文件要解決的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問題,確定什麼樣的指導方針,胡耀邦在多次講話中都強調要「理論聯繫實際」。

1985年11月,胡耀邦主持召開第一次小範圍會議,就文件起草問題,他說:不是事務性的,是綱領性的,要管一個時期。不是說教,要有虛有實,看得見,摸得著,有措施。太寬不行,太窄不行。要有說服力,帶有教科書的性質。12月25日,胡耀邦在辦公室召集起草小組成員開會。他說:小平同志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還需要搞一本社會主義倫理學。1986年1月9日,胡耀邦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央機關幹部大會,他在講話中說:80年代後五年,總的來說,必須在繼續抓好經濟建設的同時,把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兩件大事抓好,抓出個眉目來,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在各方面都能夠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

此後不久,在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時,胡耀邦再次強調了文件起草工作的方法論問題,並精闢地論述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性。他說:理論工作的根本方向,就是要理論聯繫實際,同實際密切結合。換句話說,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研究世界問題。理論工作究竟應當為什麼服務?應當明確強調為兩個文明的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離開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來談思想工作、理論工作,是不行的。如果我們的思想工作、理論工作只是一種抽象的空談或者枯燥的說教,而對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不能給予理論上的說明,對於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種種問題不能給予科學的解釋,對於幹部和群眾中現實存在的種種認識模糊的問題不能解答,怎麼行?事情在發展,歷史在前進,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公認的個別原理只要不符合實際生活的發展,就要衝破。不然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會停滯,教條主義就來了。什麼叫教條主義?就是脫離實際,拘泥於已經過時的個別原理。為著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然要想些辦法,但是同時必須認識,馬克思主義確要發展,一定要敢於把那些過時了的,同現在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個別原理衝破。只有這樣,才能說服多數,使馬克思主義真正掌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這幾次講話中,胡耀邦不僅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和起草這個文件的科學方法,而且還把精神文明建設放在了和經濟體制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並把這個決議看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數易其稿,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正式形成

起草小組積極貫徹「理論聯繫實際」這一原則,很快就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其中提出:“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在經常的大量的日常經濟生活中,必須貫徹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個人勞動成果、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原則”,“把‘鐵飯碗’、平均主義當做社會主義道德,用以反對改革,都是完全錯誤的”。

1986年2月29日,起草小組寫出第一稿。3月初,胡耀邦主持召開三次小型座談會討論後,再次提出「希望能夠搞成一個和經濟改革決定相比美的文件」。胡耀邦最後還要求起草小組4月中拿出第二稿提交討論。

第二稿如期完成後,胡耀邦又先後召集三次會議討論。與會者紛紛對決議的結構提出意見。綜合這些意見,起草小組又完成了第三稿。之後,胡耀邦去外地考察。根據胡耀邦的意見,5月中下旬,中央書記處和起草小組又先後召開了三個座談會,徵求對第三稿的意見。

6月9日至月底,胡耀邦出訪英國等國家,但一直關注著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組在胡耀邦出國的這一段時間內一直在趕第四稿。

6月11日,胡耀邦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他說:最近六七年來,一方面,我們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另一方面,大膽探索改革。改革首先在農村開始,現在已全面展開,既涉及經濟、科技、教育等體制,也涉及政治方面;既在物質領域進行,也在精神領域展開。這幾年來國民經濟取得了全面、迅速、穩定的增長,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這些表明改革和開放已經取得初步成果。人民對此是滿意的。經過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奮鬥,把中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

胡耀邦回國後,又接著去全國各地視察,但仍指導著稿子的修改工作,並在全國各地作了相關講話。7月20日,胡耀邦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地、市、縣委書記承德學習會並講話。針對六中全會的議題,胡耀邦說:我們的六中全會將要集中討論一下精神文明建設。不是討論精神文明的當前工作,而是講什麼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幾個主要方面是什麼,先來一個戰略佈局。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兩個月後,大體上要經過認真討論通過的。六中全會的召開就是專門解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這件大事。

7月23日,胡耀邦又到北戴河,同起草小組談話。他說:現在改革大大回升了。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急忙上馬不行。經濟建設受阻,體制改革攻不動。所以緩衝一下,搞精神文明建設觀念形態的東西。這個稿子開竅是開竅,最大的問題恐怕還是說我抓不住。設想由北京市委搞個精神文明計劃,近期怎麼抓,職業道德、移風易俗、老弱病殘等,搞它四五項,求實而不求全。決定一公佈,就發表北京的具體部署。

7月25日,綜合各方意見之後的第四稿完成,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並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及中顧委、中紀委負責同志審閱。鄧小平閱後表示:六中全會的議題不變。文件不能搞那麼長,5000字就可以了。要好好把法制問題講一下,我們國家要成為一個很講法制的國家,上上下下、共產黨員、非共產黨員都要好好遵守法紀。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胡耀邦召集起草小組開會,提出修改方案,結構重新調整,定為8條。8月2日,起草小組改出送審的第二稿,按照鄧小平「文件不能搞那麼長」的要求,字數從2萬字減為近9000字,內容按照胡耀邦的意見分為8個問題。同日上午,胡耀邦將這一稿子送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審閱。當天胡耀邦到鄧小平處徵求意見時,鄧小平正在散步,看到胡耀邦,遠遠就說:文件不錯了,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8月3日,起草小組對部分文字進行了修改。

8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送審第二稿。胡耀邦在講話時認為稿子可在修改後提請中央政治局審議。鄧力群在會上作長篇發言,詳細說明了他的修改意見,並指出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這個文稿與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來其他文件缺乏連貫性;二、反映這幾年來新經驗、新問題不夠。

經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同志同意後,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徵求意見稿》,並在胡耀邦提議下,中央政治局決定將這一稿擴大徵求意見的範圍。這一稿中未吸納鄧力群的意見,中央準備在徵求意見後再集中進行修改。

9月1日,協助胡耀邦處理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習仲勛受到委託,邀請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有關人民團體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和民族、宗教人士,以及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共200多人舉行座談會,針對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向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徵求意見。習仲勛首先介紹了起草這一決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說:「隨著物質文明建設的發展,隨著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同樣取得了顯著成就,在這方面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也遇到了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面對這一形勢,進一步強調重視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但是客觀的需要,而且有了比過去更好的條件」,因而,“討論、通過一個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是適時的和必要的”。習仲勛介紹了決議的基本內容、基本要求和努力方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促進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習仲勛還著重強調了貫穿決議全文的主導思想即出發點和落腳點應當是也只能是:“努力使全國各族人民最廣泛最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持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祖國。”與會的不少人士都認真地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9月7日,鄧力群又把自己關於決議的書面修改意見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送出書面修改意見時,鄧力群還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精神文明決定8月16日的稿子,書記處研究室幾個同志和我一道,仔細閱讀,認真討論,多方比較,共同認為比8月3日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時也覺得,對於十二大、黨代會、中央常委講話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還是體現得不夠。我們力求從這方面做些修改、補充。改稿送上供參考。

9月9日,鄧小平在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徵求意見稿》上批了一句話,說:「在十一頁,我刪去一處。」刪去的這段話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

9月10日,陳雲在鄧力群送的書面修改意見稿子上批示:「我同意這個修改後稿子。」同一天,李先念批示說:“啟立同志並告耀邦同志:我身體不大好,關於精神文明決議,斷斷續續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9月13日,就鄧力群提出的修改稿,胡耀邦親自執筆起草一封信,並附上決議起草組的一個說明,於14日聯名國務院總理一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發出。信中說:「我們兩人同意起草小組的這個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這是因為:討論中許多同志對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理解極不一致。現在看來,“為核心”的說法,確實不怎麼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為了從理論和我們黨的歷史實踐上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查了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文化性質問題的偏向一節中的三段論述。從這三段論述中也可以得到啟示:我們今天仍然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這次決議只是不用這個提法,這樣處理也是慎重的。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在全會後從容討論,留待十三大去處理。”

9月15日,鄧小平作出批示,對胡耀邦兩人提出的意見表示完全贊同。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意見。」

9月16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芬蘭總理卡萊維·索爾薩談到精神文明建設時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要同步建設。精神文明的內容是什麼,需要明確規定。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忽略社會主義。我們是一個人口很多、底子很薄的國家。每一項政策及其實施都涉及千家萬戶,涉及10億人口。照顧到這個方面也要照顧到那個方面,照顧到這個地區也要照顧到那個地區,確實不容易。我們對內對外開放政策,不可避免帶來一些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影響。所以需要強調精神文明建設。同日,鄧小平辦公室再次通報,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胡耀邦等兩位同志給常委的信,說:「還是照他們兩位的意見辦。」

9月17日,針對在徵求意見過程中「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引起的爭論,胡耀邦特地去向鄧小平彙報請示。他說:有的人可能挑起爭論,旁及其他。鄧小平說: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決方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打的是我的牌子,總的傾向是要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行。那麼一改,會使人感到我們的政策又變了。現行的路線不能動搖,我最近講過多次,我們的政策還要放。我們要注意,保持我們的政治穩定。「左」的右的干擾都不理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該怎麼干就怎麼干。受到鄧小平講話的鼓舞后,胡耀邦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講話。

9月18日,為了避免決議被往「左」的方面拉,儘早把決議稿定下來,鄧小平親自找來鄧力群談話,指出他在幾個問題上長期以來存在的不同意見的嚴重性,明確告訴鄧力群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並建議他第二天開會時的講話要完全贊成這個稿子。據鄧力群後來回憶,談話時氣氛並不緊張,心平氣和。他走的時候,鄧小平還起來把他送到門口,但「談話時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9月19日,胡耀邦主持稿子修改。對於決議不再沿用「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胡耀邦後來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詳細說明了理由。

第一點,共產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的範疇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共產主義思想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適合;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這個提法對統一祖國更加不利。第二點,決議稿中明確提出:“我們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說,並沒有隱瞞和降低我們的最高綱領。第三點,不再沿用十二大的這個提法,合法不合法?由於形勢發展和變化,對中央報告中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這種情況在我黨的歷史上屢見不鮮。第四點,絕大多數同志都沒有對這個決議稿不再沿用那句話表示疑義,僅有少數同志主張援引。

9月2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決議稿,一致決定將這個稿子提請六中全會審議。

9月23日,十二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召開,議程之一就是分組討論決議稿。與會大多數人認為,根據這幾年全面改革發展的要求,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進一步明確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具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在此後幾天的分組討論中,不少同志提了一些修改意見。起草小組根據意見,於26日將稿子修改結束。27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先後批示:「同意」。

9月28日,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大會即將表決的時候,中顧委常委、曾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對決議中「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建議刪掉。他的建議得到一部分同志的贊同,但鄧小平從當時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發,作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10年20年。

胡耀邦也贊同保留決議中的相關提法。他說:保留,對我們當前的局勢有利。至於說將來不要給某些犯錯誤的人戴帽子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再經過多少年的實踐,覺得這個名詞不恰當,再可以考慮嘛。是不是這一次保持這兩個方面基調,對我們的政治局面有利。

最終,在經過熱烈討論之後,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是我們黨新時期作出的第一個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專門決議,這是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領導的重視是分不開的。

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決議》共分8個部分,其主要內容是:(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三)用共同理想動員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四)樹立和發揚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五)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紀律的教育。(六)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學文化。(七)馬克思主義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指導作用。(八)黨組織和黨員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決議》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佈局的高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並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方針是:它必須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促進全面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

《決議》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同過去那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做法劃清了界限。《決議》強調,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有力保證。從思想理論上解決了精神文明建設同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是一張“皮”而不是“兩張皮”的問題。《決議》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我們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的歷史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獻。胡耀邦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為《決議》的形成和通過作出了卓越貢獻,正如曾慶紅同志在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他堅持黨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注意發揮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後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推動科技、教育、文藝、新聞工作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包信集戰鬥中擊敗解放軍的國軍將領胡璉,圖片來源: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網,原題:《檔案:中原野戰軍一次慘敗 主力旅險被胡璉圍殲》

1948年1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一縱隊二十旅五十九團在包信集戰役中失利,遭受重大損失。五十九團是一縱的主力團,此戰失利一時震驚全軍,受到野司首長劉伯承、鄧小平等人的聯名通報批評。包信集戰役失利後,二十旅在旅長吳忠帶領下卧薪嘗膽,在對戰役進行深刻總結後愈戰愈勇,漸成共和國一支鋼鐵雄師,吳忠也百鍊成鋼,終成我軍一代名將。

1947年6月10日,遵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關於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戰略方針,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由第一、二、三、六縱隊組成的晉冀魯豫南征野戰軍,開始執行挺進中原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戰略任務。6月23日,南征大軍由河南安陽地區向樓陽、壽張地區出動,並於30日發起魯西南戰役,殲敵4個師部、9個半旅6萬餘人,從而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

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性進攻讓蔣介石極度恐慌,他先後把國民黨軍整編第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一師調出大別山,回援平漢路,集結於河南漯河地區。當時,在漯河周邊活動的是晉冀魯豫野戰軍的主力第一縱隊,縱隊司令員由楊勇擔任,蘇振華任政委。敵強我弱,一縱既要擔負創建根據地的任務,又要迎擊優勢敵軍的進攻。楊勇考慮再三,決定避敵銳氣,令吳忠率二十旅偽裝縱隊主力,吸引敵軍主力兵團追擊,為我軍主力休整和開闢根據地創造條件。

二十旅是一縱的絕對主力,旅長吳忠是在長期戰火考驗下成長起來的一名優秀將領。當時,二十旅的第六十二團被抽歸工委指揮。吳忠手裏只有五十八、五十九兩個團,而其所要對付的卻是號稱「王牌」的國民黨軍整編十一師及整編第十師。兩個團對兩個整編師,楊勇深知二十旅任務艱巨,便向吳忠面授機宜:“你們這次的任務不是消滅敵人,而是偽裝主力,迷惑敵人,拖住敵人。所以,要以分散對集中,與敵人兜圈子,以靈活的戰術牽住敵人的牛鼻子,拴牢敵人,讓敵人步履蹣跚,寸步難行。你要拿出當年在昆張地區小部隊活動的本領,與敵人周旋,並在運動中扯開敵軍,積極創造戰機殲敵。”

二十旅此前曾連續取得了汝南、明港兩個戰鬥的勝利。士氣高漲。明港戰鬥中,二十旅攻入國民黨軍圍攻大別山部隊主要補給線上的一個重要鐵路中轉站,繳獲大量軍用物資,部隊的裝備、服裝有了很大改善。令二十旅指戰員尤為欣喜的是,兩次戰鬥結束後,部隊首次補充了俘虜兵,加上部分傷愈歸隊的老戰士,共補充兵員2232人,一時間,全旅上下求戰慾望迅速高漲。此時,對於縱隊首長交代的任務,吳忠非常痛快地答道:「請司令員放心。我們二十旅一定完成任務。保證縱隊主力安全休整。」在章縫集大戰中,吳忠就曾對付過整編十一師,此時即將與之再交手,吳忠頓覺熱血沸騰。

1948年1月初,一縱兵分兩路,楊勇、蘇振華率一旅、二旅主力北上至河南項城以北地區休整,吳忠率二十旅主力南進至豫皖兩省交界處的包信集、趙集一帶活動,吸引國民黨軍整編十一師。

但自進人包信集一帶後,二十旅主要領導人對部隊下一步的行動方針逐漸產生分歧。吳忠的意見是,敵軍主力雖然已經出動,但還不會馬上到達;部隊明港戰鬥之後,士氣正處於上升狀態,所以要爭取在這一帶再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頑武裝後再轉移。

而剛由縱隊參謀處長調任二十旅副旅長的李覺則認為敵軍是有備而來,而且來的又是國民黨王牌軍整編十一師,是機械化行軍,行動迅速;其師長鬍璉對解放軍的戰術特點研究很透,作戰刁鑽狡猾,善於捕捉戰機,一旦發現我軍力量薄弱。肯定會緊追不捨。所以,部隊如果停留在當地。搞不好會被整編十一師纏住。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應該繼續向西,與敵人拉開距離。

政委劉振國贊成李覺的意見,但吳忠卻堅持自己的意見。是停、是走。爭論了一天,也沒有形成統一認識。晚上,三人一鋪炕,又爭了半宿,還是誰也說服不了誰。第二天吃過早飯後,三人繼續討論,吳忠說:「我的意見還是打一仗再走。當然,以我們現在的實力也不能與整編十一師正面交鋒。它一來我們就走。」劉振國說:“講心裏話,我也想打,可這一仗實在是不好打啊。既然旅長堅持要打,我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就打上一仗再走。”三人討論片刻,最後還是吳忠拍板:在包信集一帶尋找戰機,再打一仗,然後轉移。

二十旅在包信集一帶繼續活動,但土頑武裝相當狡猾,二十旅幾次想抓住敵人,都未能如願。而敵整編十一師和整編十師在發現二十旅蹤跡之後,立即由漯河南下。進入淮西地區,向包信集一帶壓了過來。在項城以北率領縱隊主力休整的楊勇從敵軍的行動中看到了二十旅的危險,立即指示吳忠等人:「二十旅配屬縱隊騎兵團,迅速轉移。」

強敵當前。唯有迅速擺脫敵人,方可避免不應有的損失,但吳忠與劉振國、李覺商議轉移事宜時,在向哪個方向轉移的問題上,三人又出現了不同意見。吳忠和李覺主張堅決執行縱隊的命令,向西轉移,而劉振國卻主張向東轉移。這一次吳忠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做出了一個折中的部署:以配屬的縱隊騎兵團向西行動。吸引敵軍主力:自己率旅主力向東移動,向縱隊主力靠攏。吳忠的這一倉促決定最終釀成大錯。

1月10日,二十旅在吳忠率領下經過一夜行軍,到達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帶宿營。部隊剛剛住下。整編十一師突然殺到。整編十一師就是後來的國民黨第十八軍,它全套美式裝備,並由美國顧問訓練,是國民黨「五大王牌軍」中建軍最早、軍史最長、實力最雄厚、影響最大的一支老牌勁旅。師長鬍璉是黃埔四期畢業生,驍勇善戰,號稱“不敗將軍”,是蔣介石最寵愛的將領之一,毛澤東曾評論其“狡如狐,猛如虎”。

整編十一師是一縱的宿敵。胡璉接到二十旅活動的有關報告後,欣喜若狂:「二十旅是楊勇的王牌。它在包信集,楊勇肯定也在那裏。」馬上令前衛部隊搜索前進,自己率主力隨後跟進,向包信集疾速前進。同時指示整編十師立即向包信集靠攏。

上午10時,敵整編十一師先頭部隊與二十旅五十八團第三營發生接觸。一場力量懸殊的遭遇戰就此打響。槍聲響起後,五十八團團長郄晉武即令三營就地展開,阻擊敵軍,同時組織全團依託田埂、村落,從正面堵住了敵軍的來路。胡璉見果真抓住了解放軍部隊。不敢怠慢,在優勢炮火的支援下,逐次增加進攻兵力,向二十旅陣地發起猛攻。

面對敵人的猛烈攻擊,吳忠命令二十旅堅決阻擊整編十一師的進攻。五十八團、五十九團一左一右,各以三營在一線堅守,另外兩個營在二線作預備隊,並構築陣地。將士們在敵人炮火下的土工作業有條不紊,很快便穩住陣腳,形成了完整的防禦體系。我軍堅守作戰,結合陣前出擊,不僅大量殺傷了敵人,而且捉到了一些俘虜,繳獲了不少機槍。

雙方戰至黃昏,二十旅的陣地巋然不動,但敵軍的攻勢也越來越猛,且憑藉兵力優勢,轉為寬正面進攻,多路向二十旅側後迂迴。除了整編十一師之外,整編十師也投入了進攻。雙方戰鬥呈膠著狀態。楊勇此時從二十旅的報告中,覺察到了潛在的危險,連連給吳忠等人發出急電。要求「二十旅迅速擺脫敵人」。吳忠也看到再堅守下去部隊就會在優勢敵軍的攻擊下吃虧,便令五十八團和五十九團立即撤出戰鬥。利用夜色掩護,向西轉移。

部隊開始撤出戰鬥。兩個團各以三營作為後衛,其餘2個營交替掩護。逐次後撤。但由於缺乏嚴密的組織。五十八團和五十九團開始轉移後,殿後掩護部隊的陣地很快被整編十一師部隊突破:在右翼,五十八團三營在激戰中陷入包圍。團長郄晉武見狀。命令五十八團的所有重火器同時開火,打得敵人亂作一團,三營趁機突然展開反擊。奪回了陣地。敵軍以為五十八團在搞假轉移,再也不敢輕舉妄動。郄晉武見狀。立即令三營撤出戰鬥,帶領全團安全擺脫了敵人。

然而,在突圍方向上卻出現了嚴重問題。擔任殿後掩護的五十八團三營在陣地被突破後,沒有及時組織反擊,而是收攏部隊,撤出了戰鬥。且沒有向團部報告,敵軍因此得以楔入五十九團的陣地,不斷向縱深推進。而五十九團一營並不知道敵情變化。仍在有條不紊地組織撤退。營部和三連由副教導員李應正帶領,按照預定方案在午夜時分進至預定的集合地。不料,敵軍已經搶先一步,在村內設伏,隊伍剛剛進村,就遭到敵軍的突然襲擊。李應正帶著警衛排殺出一條血路,突圍而去,但營部和三連卻在與敵軍混戰中遭受重大損失。稍後,營長郅福田在率領一連、二連向集合地行進時也遭遇優勢敵軍,將士們雖奮勇拼殺但無奈敵眾我寡,大部英勇犧牲,郅福田也重傷被俘。

此次戰鬥,五十九團一營傷亡達400多人。郅福田被押往河南漯河後,英勇不屈。光榮就義。這就是被國民黨軍所大肆宣傳的「包信集大捷」。

包信集戰鬥結束後,二十旅進至項城東南的趙集附近休整。吳忠主持召開會議,檢討包信集戰鬥失利的教訓。五十九團是二十旅的主力團,二十旅又是野戰軍的主力旅,這次打了敗仗,主力團損失了一個主力營,各級指揮員心中都很難受,畢竟這是二十旅建旅之後打得最窩囊的一仗,所以大家毫不客氣地把憋了一肚子的火放了出來。吳忠成了眾矢之的:

「旅長啊,你想打仗,想打勝仗,這我們理解,可也不能不講地形、條件打亂仗!……」“明明知道整編十一師上來了,卻還不轉移,要再打一仗,這不是瞎指揮是什麼?!”

吳忠緊閉嘴巴,一言不發,由於他的失誤導致了這麼多戰友的犧牲,他心如刀絞。最後,待大家情緒穩定了,經過冷靜的分析,形成了包信集戰鬥的總結報告,以及旅黨委的檢討,上報縱隊黨委。

二十旅包信集戰鬥失利,五十九團一營遭受嚴重損失,這一消息也震驚了縱隊。楊勇接到二十旅的報告後。立即與蘇振華趕到二十旅駐地。見到吳忠。一向和顏悅色的楊勇面色鐵青。劈頭就問:「你講,怎麼搞的,一下子被敵人搞掉400多人!你這個旅長是怎麼當的!」

吳忠對楊勇的性格非常了解,他看到司令員發怒了。低聲答道:「主要是麻痹大意,打了兩個勝仗,有點飄飄然了,總想再打一仗,卻放鬆了警惕,沒有組織嚴密的偵察和警戒,結果與敵人突然遭遇。在撤出戰鬥時,又過分自信,沒有組織好。幾百名同志犧牲,我是旅長,要負主要責任,司令員,你給我什麼處分,哪怕是撤職、殺頭,我都沒有怨言!」

「撤職、殺頭就能換回400多名烈士的生命嗎?」楊勇說,“要你們避敵銳氣,和敵人繞圈子,為什麼卻放鬆警惕,往敵人口上送?光想著打仗,消滅敵人,都是旅長了,還是那個脾氣,見到敵人就想打,怎麼就不想著敵人也會打你,想到保存自己?大大咧咧,馬虎輕敵,你啊,什麼時候才能改掉這些毛病啊!”吳忠一聲不吭,等楊勇說完,才諾諾地回答:“司令員批評得對,我一定從這方面檢討自己。”

「還要從更深層次解剖。」蘇振華說,“告訴你向西轉移,為什麼卻往東走?要你們引開敵人。為什麼卻向縱隊主力靠攏?你吳忠見到什麼樣的敵人都從來不皺眉頭,這次為什麼如此膽小?!你就這麼怕整編十一師?這是右傾情緒!”批評吳忠什麼都可以講,但講他右傾、怕敵人,吳忠有些接受不了,他實在忍不住了,漲紅了臉,低聲說:“政委,說我指揮失誤,我認了。可我吳忠打仗,從來沒有怕死過啊!”

蘇振華面色冷峻,說:「沒有講你怕死,你要怕死,連個排長也不配當。是講你右傾,有懼怕敵人的情緒。而且這句話不僅是對你的,你們旅、團兩級幹部都在內。」

在隨後吳忠主持召開的二十旅營以上幹部會議上。楊勇、蘇振華宣佈了處分決定:給予吳忠、劉振國、李覺嚴重警告處分,五十九團團長董正洪撤職,政委陰法唐記大過,其他團、營幹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五十九團一營副教導員李應正臨陣脫逃,致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交付軍法審判。李應正最後被判處死刑。

主力縱隊拳頭團遭受重大損失,也震驚了整個野戰軍。而且事件又發生在野戰軍反覆強調要提高鬥志、克服右傾懼敵心理,堅決粉碎敵軍重兵「清剿」的時刻,因此引起了野戰軍首長的高度重視。鑒於當時的形勢,野戰軍首長決定用這一戰例來教育全軍。劉伯承、鄧小平、李達、張際春於1月31日聯名向各縱隊首長下髮指示,並上報中央軍委,通報五十九團一營遭受損失的教訓,通報中一些措辭異常尖銳:“在反「清剿」鬥爭中,部隊(首先是幹部)必須要有充分的勝利信心、堅決的戰鬥意志……只要我們常常具有大膽與敵人戰鬥的勇氣和鬥志,有勝利把握就打,沒有勝利把握就轉移,本應是順利的,否則,幹部中存在右傾懼怕敵人的情緒。首先自己氣勢衰敗,得過且過,這是得不到勝利,而且必然要吃虧的。五十九團這次恰恰就是這樣……這次五十九團首長事前缺乏責任,處置失當,而還有少數幹部,臨危並未掌握部隊,抗擊敵人,或單身或帶少數人逃命。實為解放軍極端可恥行為。除由縱隊嚴懲外,全軍應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應有損失,都有負於人民,有負於黨,有負於革命,或者是一種罪過。”這也是我軍歷史上野戰軍首長第一次聯名通報批評一個團。

劉鄧首長的指示下發後,二十旅上下心情沉重,這是二十旅自組建以來唯一一次受到通報批評。吳忠與劉振國、李覺商量後,便在野司通報批評發出後不久,給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書面報送了包信集戰鬥失利的情況以及二十旅指戰員的檢討。

劉伯承對二十旅的這次失利十分關注,在接到吳忠等人的書面報告後不久,便給吳忠和劉振國回了信。

劉伯承在信中並沒有對包信集戰鬥提出批評,也沒有對他們報告的內容做具體批示,更沒有對旅、團指揮員的指揮做任何指責。卻把筆墨主要放在了當時部隊建設和戰略戰術方面的一些重要問題上,講述了「鬥志和鬥法」的辯證關係,向吳忠等人傳授用兵的要訣。

劉伯承寫道:「鬥志與鬥法(戰術)是用兵的把柄,要善於貫徹運用之。如無鬥志。則不但一切談不上,而且有覆滅的危險。鬥法是建立在鬥志之上的東西。軍隊無鬥志,是自己宣佈了死刑。蔣賊的廬山訓練團及現在南京的訓練團。就是要解決鬥志與鬥法的問題。同時,敵我雙方互為盈虛、消長,即是此盈彼虛,此長彼消,如兩相長,則強者終長,弱者終消;如兩相消,則消極者必敗。敵整編十一師在包信集夜戰之怕我,惜未乘其怕而痛擊之。可作為教訓!……我們的鬥法已告,我們的鬥志必須強化。」

除了給吳忠和劉振國的回信外,劉伯承還在信後附上了兩個附件,一是《我軍合擊戰法的研究》,二是《匪(蔣)軍戰法》,進一步為吳忠等人點破迷津,訓示制勝訣竅。在《我軍合擊戰法的研究》中,劉伯承寫道:「敵集結合擊我主力,其後方第二線兵力分散、薄弱。當以一個營一個連駐守一地之方針。我第一步以一個旅、兩個旅分別殲滅敵一個營;第二步再迫使敵人一個團不敢駐守或出擾。達到這一步,我們才能機動自如,或集中休息,打大殲滅戰。,如此必須:一、各縱隊和各軍區聯繫。取得敵人分佈及工事等準確情況;二、適時避開敵人主力,過早過遲都不利(在新區保密很困難):三、攻擊目標以遠離敵人主力為好;四、確定目標後。以急行軍猛襲之:五、攻擊任何敵人,都不可使敵人注意;六、得手之後,迅速處理傷員,部隊轉移他地休息,並再準備攻擊第二個目標。」

劉伯承的信,讓吳忠悟到了部隊建設和作戰指揮的要害。也理解了野司批評的真正含義。他隨即將劉伯承的信傳達到全體幹部,並組織討論。待大家討論完畢相繼離去時,已是午夜,但吳忠毫無睡意,他坐在油燈前,再次細細研讀劉伯承的信,並工整地將其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吳忠後來說:「劉司令員的這一封信來得真是及時,指點迷津,是我們擺脫困境的有力武器。我反覆琢磨,認為要特別領會和貫徹好如下幾個問題:第一,充分認識解決‘鬥志與鬥法’問題,是建設一支有高度政治覺悟、英勇善戰部隊的關鍵所在。即劉司令員所說的‘把柄’,這是劉司令員的一貫思想。第二,明確鬥志與鬥法的相互關係。劉司令員強調‘鬥法是建立在鬥志之上的東西’,要求‘我們的鬥志必須強化’。這裏深刻解釋了鬥志和鬥法的主從關係,批判了單純軍事觀點。部隊的許多事實都證明,倘若士無鬥志,軍心不固,縱有好的戰術,也都無濟於事,實際上等於宣判了自己的死刑。由此而論,包信集戰鬥失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關鍵的一條。還是鬥志的問題。野司和縱隊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第三,敵我雙方‘盈虛、消長’的關係。劉司令員的信中對此講得極為簡明透徹。就是說,兩軍對壘,雙方實力的盈虛、消長,都是變化不定的,要使強者終強,盈者終盈,或者轉弱為強。化虛為盈,主要在於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即‘強化鬥志’。」

時任二十旅政治部主任的康健後來回憶說:「吳忠同志對劉帥這封信的學習尤為認真。據我觀察,以學習劉帥這封信為契機。如果說吳忠同志從昆張支隊支隊長,到五十八團、五十九團團長。再到二十旅副旅長、旅長的戰鬥歷程中,已經成長為一名驍將的話,那麼自此以後,他就更加重視各方面的修養鍛煉,開始自覺地向‘儒將’的方向邁進了。」

吳忠後來在總結自己的成長道路時,也毫不掩飾包信集戰鬥,特別是劉伯承的信對他的重要影響。他說:「……劉司令員闡明了鬥志與鬥法的辯證關係,把深奧的戰略戰術歸結為最簡單的制勝要訣,更令我茅塞頓開。」“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和平時期,無論是指揮部隊或管理部隊。劉司令員的教誨都使我受希匪淺,”

按照我軍規定,劉伯承給吳忠和劉振國的信件原件要報送縱隊首長,於是,這本抄錄劉伯承信的筆記本便被吳忠一直珍藏在身邊,後來筆記本破損,他又在進軍西藏的行軍途中,專門用了一晚上的時間,將劉伯承的信抄錄到一個新本子上,並在篇末註記:「這封信,吾認為在今後建設我們的部隊和自己學習參考方面,有重要作用,故永久保存。」1988年5月,吳忠重返1日部時,又將劉伯承的信抄錄留贈部隊榮譽室,作為對官兵進行教育的史料。

在野司通報批評和劉伯承傳授「鬥志與鬥法」哲理之後。吳忠開始對軍事鬥爭藝術有了新的領悟,開始向領導藝術新的層次邁進。隨後,吳忠所部便在淮海戰役中大放異彩。為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率部參加了渡江戰役、上海戰役和解放貴陽、成都等戰役,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從而成為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將軍,也是極少數被授予將軍軍銜的師級幹部之一。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包信集戰役的失利和野司的通報批評促成了一位戰功卓著的共和國將軍,和一支屢挫強敵的鋼鐵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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