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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妹妹談川島芳子為何當漢奸:她想復辟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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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妹妹談川島芳子為何當漢奸:她想復辟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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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妹妹談川島芳子為何當漢奸:她想復辟大清王朝

2021年06月03日 17:32

川島芳子(資料圖)

在末代清皇室歷史上,有兩位女性不得不提:一位漢名叫金璧輝(即川島芳子),一位漢名叫金默玉(中國最後一位格格)。二人是親姊妹,前者已死去多年,而後者尚健在。

2007年7月,筆者赴北京採訪,結識中國京劇院一位著名演員。閑談中述及清宮戲及票友,他談到了金默玉,說她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是河北廊坊東方大學城的校長。我對她的傳奇人生很感興趣,於是搭車赴廊坊,專程採訪了她。

下午4時,在一座商品樓一套敞亮的居室里,筆者見到了金默玉校長。她中等身材,圓臉略方,燙髮,戴一副淡棕色大眼鏡,說話間時時露出微笑,有一種成就感。然而她卻很謙恭、熱情,不失大家閨秀的風度。她的生活習慣像個前衛的藝術青年,夜裏通宵看電視,喜歡看網球、籃球、高爾夫球的比賽,有時也看看京劇,看到次日凌晨六七點鐘才睡,下午兩三點鐘起床。我們的話題從她的家庭說起,後來就說到了她的姐姐川島芳子。

姐姐成了日本人的養女

我原名叫愛新覺羅·顯琦,父親給我起漢名金默玉,暗喻「墨玉」,這種玉是美玉中的珍品,起這個名是圖個吉利。我於1918年出生於遼寧旅順。父親是清朝八大世襲親王之一努爾哈赤的弟弟後裔第十世肅親王愛新覺羅·善耆,在八大世襲家族中居首位,身份顯赫。他娶了一個王妃、四個側妃,共生下三十八個子女,其中男孩二十一個、女孩十七個。我母親是年齡最小的四側妃,她生了三個女兒:大女兒滿族名愛新覺羅·顯叇,在女孩子中排行十四,後來起漢名金璧輝,暗喻"金碧輝煌",企望她今後能夠大富大貴。父親將她送給日本人川島浪速當養女,分手時給她起名東珍,希望她東渡日本之後,能被當做東洋的珍寶來對待。後來川島浪速給我姐姐改了名,這就是"川島芳子"。我是最小的女兒,排行十七,哥姐們都叫我"十七妹"或"小不點兒",家裏奶媽、傭人都尊稱我為"十七格格"。這就是說,我是中國最後一個格格。論皇室輩分,我是末代皇帝溥儀的侄女。

1911年10月,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勝利,各省紛紛宣告獨立。第二年2月2日,官拜護軍統領、御前大臣、民政尚書的我父親扮成商人模樣,由日本人護送,從北京逃到東北旅順。同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宣佈退位。從那時起,我們全家就定居旅順。1918年我在旅順出世時,我家已流亡了六年。在清廷執掌天下時,我們是鐘鳴鼎食之家,北京城流行一句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牆,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可見當年我們家富裕的程度。我們家在北京、大連、旅順都有大批地產,全家人吃穿不用犯愁。逃亡旅順時期雖無昔日鼎盛的氣象,但家庭生活與做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改變。

我姐川島芳子生於1906年,比我大十二歲。父親想通過川島浪速,依靠日本人的勢力,策劃滿蒙獨立,於是將十四女送給他當養女。川島浪速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來上海,住在日本東和洋行上海分店,為沒有固定職業的浪人。後來,他充當日本諜報人員的助手,繪製從長江口到杭州灣一帶的海防設施圖。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他充任日軍翻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他又充任日軍司令官翻譯,並結識我父親肅親王,被任命為京師警務學堂學監。他擔當此職後,又為親王的女兒們創建了一所學堂,擔任總監。我姐成了川島浪速的養女後,他同我們家就成了親屬關係。川島浪速是日本間諜,也是個大騙子。1922年,我父親死後,敗家子哥哥們托川島浪速賣掉我家在北京、大連、旅順的房產,而他竟私吞有一半房款。

走上一條由父親、養父安排的不歸路

我姐的性格與我有相同之處,也有畸形的脾氣。她小時就有野性,好強爭勝,刁頑任性,我行我素,變化無常。她在日本豐島師範附屬小學讀書時,不聽老師的話,經常和男同學吵架,對著干。讀松本高等女子學校時,每天騎馬上學,高興了就去上課,不高興了連續幾天教室里沒有她的人影,令校方大感頭疼,以致她回國奔喪後重回日本,學校堅決不准她復學。此事川島浪速並不在乎,而是向她灌輸「注重紀律,不怕苦,不怕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希望她繼承父親的事業,實現復辟清王朝的夢想。所以她有冒險精神,像男子漢一樣敢於衝鋒陷陣。

我在國內讀書時,有一點兒「犯上」,與她相同。按照家規:每個女孩子去上學,要由奶媽或"看媽媽"陪同一起去,我覺得彆扭,堅決不要。姐姐們因此叫我"革命兒"。川島芳子花錢如流水,我也大手大腳。日偽統治北京時期,我在一家公司當顧問,親朋好友來公司買東西,我總是把手一揮,豪爽地說:"你們不用掏錢了,賬記在我頭上。"我高興的時候,就對女同事們說:"今兒我請客,吃西餐去。"這樣大方,我每個月的薪水早早就預支完了。人家背後竊竊私語:"金默玉擺千金小姐派頭,喜歡當冤大頭!我們不吃白不吃。"

川島芳子與我的理想不一樣,她一心要做清王朝的孝子賢孫,一心為復辟之事奔忙。我呢,則想當個「無冕之王」--女記者,或歌唱演員。家裏人聽到我說這話,一個個嚇壞了:一個格格怎麼能拋頭露面,去做職業婦女呢?我像父親那樣固執,理直氣壯地對他們說:"現在是民國時代了,婦女出去工作自食其力,天經地義!再說,當記者到處採訪,還可以遊山玩水,多自由自在呀。當歌唱家也不賴,可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大出風頭……"我沒有捲入政治鬥爭,與我年輕時的理想很有關係。

我姐走的是一條由父親、養父安排的路。她的野心太大,說起來令人出冷汗。父親病故後,川島浪速遵照他的遺願,將已二十一歲的姐姐川島芳子嫁給內蒙古土豪世家巴布扎布的第九王子甘珠兒扎布為妻。甘珠兒扎布性格懦弱,與川島芳子的剛強性格截然相反。婚後不到兩年,她就離了婚,拋開了丈夫。從此,她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滿洲、內地、日本三地之間飛來飛去,往來穿梭,為復辟滿清、實現生父滿蒙獨立夙願,四處奔走,盡展陰謀手段。

  參與謀劃並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變

川島芳子有幾件事最令我難忘--1928年,她二十四歲時隻身來到上海,結識了將其帶入日本間諜圈的領路人--陸軍少佐田中隆吉,心甘情願地做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走卒。她生性聰慧,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漢語會講「京片子」,又學會了上海話,田中隆吉又教會了她一些英語和開車。她還能寫詩作畫,據說上世紀3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蒙古姑娘》、《駝鈴》就出自川島芳子之手。她以美貌和多才多藝混跡於上流社會,為日寇搜集情報,被稱為"東方的瑪塔·哈莉"(瑪塔·哈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德國和法國的雙重間諜,一個以色相獲取大量情報的妖艷女人)。

1931年,奉田中隆吉之命,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川島芳子於同年10月上旬趕赴奉天(今瀋陽),投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麾下。此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籌建偽滿洲國,日本人已將溥儀劫持到旅順軟禁。川島芳子又一番花言巧語,連哄帶騙,說動了婉容皇后,並由她陪同,雙雙化裝成男子,搭車,乘船,長途跋涉,從天津安全抵達旅順,不久即與溥儀"團聚",為建立偽滿洲國創造了"皇帝與皇后同時登場"的條件。世人稱川島芳子是"天才的說謊者",建立「滿洲國」她立下了大功。

1931年,川島芳子積极參与謀劃並挑起了「一·二八」事變。這一年12月17日,川島芳子奉命回到上海。她和田中隆吉連日密謀在上海挑起事端,為日寇擴大侵華戰爭找借口,他們想出了一個借刀殺人的計劃。1932年1月18日傍晚,他們命住在上海江灣路山妙發寺的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帶領信徒五人,向位於引翔港馬玉山路的上海三友實業社總廠大門走去,肆意挑釁。會說上海話的川島芳子偽裝積極抗日,唆使三友實業社數十名愛國職工突然襲擊了那幾個僧侶,使其中三人受傷,名叫水上秀雄的和尚於24日死去。"和尚事件"發生後,田中又讓川島芳子將一筆經費交給僑居上海的日本人組成"支那義勇團",委派重藤千春憲兵大尉指揮這批三十餘名青年同志會會員,以追捕殺手為名,於1月20日對三友實業社進行報復性襲擊。這些狂熱的侵華分子縱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日本駐滬總領事趁機向上海當局提出四項蠻橫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嚴懲凶手;三、負擔被害僧侶醫藥費、贍養費;四、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團體,取締抗日活動。川島芳子對駐滬總領事說:"這最後一條要求最重要!"可見她頗有心計,抓得住鬥爭要領。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遵照南京國民黨政府關於不抵抗的指示,一再退讓,委曲求全,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項要求。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認為他們在上海挑起的中日衝突規模還不夠大,未能達到他們預想的目的,於是繼續煽風點火。他們用手槍威逼有影響的在上海經商的日本民間人士福島喜三出面請求帝國政府立即出兵上海。川島芳子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經常出席上流社會的舞會,從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嘴裏掏出了"蔣介石下野"的消息。她又以記者身份從蔡廷鍇軍長那裏,摸清了十九路軍堅決抗戰的意向。情報密告日本東京,日本政府根據上述情況,悍然決定侵犯上海。就這樣,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了!

川島芳子認識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從他嘴裏得知上海國民黨系統的銀行已瀕臨破產邊緣,國民黨政府希望停戰。日本政府得到川島芳子的情報,得以站在優勢的立場結束了戰爭。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在上海正式簽字。唐有壬以泄露情報罪受到追究,命在旦夕,川島芳子將其隱藏家中。孫科也因泄露情報罪受到蔣介石的彈劾,川島芳子受命協助孫科逃離上海前往廣東。

「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索是川島芳子參與策劃的"日本和尚事件"!為此,關東軍高參板垣大佐對策動「一·二八」事變的陰謀作了很高的評價,說:"多虧這一擊,滿洲獨立才得以成功!"川島芳子和田中隆吉也為自己的這一"傑作"而飄飄然,洋洋得意。川島芳子從此聲名鵲起,被贊為"麗人手腕,東方諜雄"。她的名氣大了,我則被世人罵為"大特務、大漢奸的妹妹",抬不起頭來。

  由日本間諜變為「安國軍」的金司令

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川島芳子以"滿洲建國"的功臣自居,狂傲跋扈,不可一世,搬弄是非,胡作非為,影響干擾了日本軍方的行動,引起板垣征四郎的不滿。1932年4月,板垣征四郎命我哥憲立從上海將川島芳子接回大連。

川島芳子是個不安分的女人。回到大連不久,她就投靠偽滿軍政部顧問多田駿大佐。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穩定局勢,不斷招兵買馬,以對付滿洲的抗日力量。川島芳子認為再造輝煌的時機已到,便向多田駿毛遂自薦,口出狂言:「蕩平滿洲叛逆,無需日本操勞,我對中國人很了解,尤其熟悉人情、地理,只要本人出馬,必能所向披靡,馬到成功!」她小時候就這樣狂妄,與男孩子吵架,不鬥倒他們不罷休。到了成年,喜歡穿西服,女扮男裝,要像男人,總想出人頭地。多田駿被川島芳子口若懸河的辯才說服了,當即將招募來的三千多士兵交給她,並給這支部隊命名為「安國軍」,任命川島芳子為司令。我的七哥金璧東曾任偽滿中將司令,在滿洲頗有威名,川島芳子便隨之改名"金璧輝"。至此,川島芳子由一個日本間諜搖身一變成為「安國軍」的金司令。

1933年2月17日,日本關東軍入侵熱河。熱河省位於今天的遼寧省、河北省和內蒙古的交界處,地理位置重要,同時盛產鴉片,是一塊不可多得的寶地。金璧輝看中了這塊「肥肉」,率領她的「安國軍」,積极參加了熱河作戰。清朝格格率部打仗,她可能是第一人。她不懂軍事,雖指揮無方,因是女司令,倒也起到了鼓舞日軍士氣的作用。

「滿洲國」建立後,抗日部隊馬占山、蘇炳文兩支人馬很活躍,使日偽軍很頭疼。金璧輝詭計多端,使出了誘降蘇炳文的特務手段,她擬訂了一個大膽的勸降計劃:乘飛機利用降落傘降到呼倫貝爾蘇炳文的控制區,以高官厚祿為誘餌,誘降蘇炳文。別的女人哪有這種魄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川島芳子敢於這樣冒險!這個計劃得到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和多田駿的讚許。川島芳子也因此得到了主子們的賞識和推崇。

抗日英雄馬占山入關後停息天津。調任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命川島芳子刺殺馬占山。川島芳子扮成舞女,設計謀害馬占山,因被馬占山的警衛發覺,未能得逞。其後,川島芳子又受命勾結前騎兵師長郭希鵬、丰台暴徒首領張權本協同製造暴亂事件,同時暗中策動馮玉祥手下的善變將軍石友三等投靠日本人,秘密組織「華北自治委員會」。川島芳子的心肝壞透了,她完全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

1935年年底,川島芳子失去了利用價值,被軍方打發回了日本。她很氣憤,時常發表一些抨擊日本的言論,發泄不滿情緒。她並非覺醒,而是「狗咬狗」的心態。

  「日本人不會敗」的預言失靈,川島芳子惡有惡報

川島芳子貪圖享受,揮霍無度,她很想撈錢花。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全面侵佔華北,川島芳子認為發國難財的機會到了,乘機鑽入天津。她首先將日租界內松島街的東興樓飯莊據為己有,攫取錢財。她還利用駐紮北京城外的憲兵隊長田宮少佐,大做無本買賣。田宮少佐把中國資本家抓到憲兵隊,由川島芳子出面,向被捕者家屬勒索財物。她還引誘日本軍官將物資偷運到黑市出售。這一時期,她在日本軍部將軍們的眼裏,只不過是一個日本飯莊的女老闆而已。對她的貪財行為,中國商人背地裏都咒罵她:「這個惡毒的女人什麼都要,就是不要臉!」

川島芳子目空一切,什麼人都敢惹。1942年,她因毆打日本憲兵,再次被遣送回日本。一年後,從日本又回到北京後,再也沒有大的作為。我問她:「姐,你死心塌地為日本人效力,兇狠地殘殺中國同胞,就不怕遭到報應嗎?」她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奸笑道:"我投靠日本人,是為了復辟,重振清王朝的雄風。玩政治嘛,無毒不丈夫,不能在乎殺人。至於報應,那就聽天由命了。我相信強大的日本人不會敗!"

然而,川島芳子認為「日本人不會敗」的預言失靈了。1945年8月15日,她在北京的住所從廣播中聽到了日本天皇的聲音,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聽到這裏,川島芳子渾身顫抖,預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了。

1945年10月10日,國民黨「雙十節」那天,一群國民黨憲兵進入北京東四九條衚衕三十四號搜捕川島芳子。當年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川島芳子,如今失去了日本這座靠山,只能束手就擒。當時喜歡睡懶覺的她還沒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淺藍色睡衣。當她被戴上手銬那一刻,臉上露出了恐懼的神情。她的秘書、日本人小方八郎不忍看她那樣,便讓女傭給她找了件上衣穿上。小方八郎同時被捕。最初,川島芳子被關在第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後來轉移到北新橋炮局子衚衕前日本陸軍監獄。在三平方米單身牢房中,川島芳子受到一般在押犯享受不到的特別優待。基於這種待遇,她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那時戴笠的得力幹將馬漢三負責懲治漢奸的工作,任北京肅奸委員會主任。一天,一鉅賈登門拜訪馬漢三,帶來十八尊金羅漢,懇求馬刀下留人,釋放川島芳子。馬漢三財迷心竅,賊膽包天,竟真的偷偷釋放了川島芳子。川島芳子走出牢房,急匆匆回到家裏,悄聲對我說:"馬漢三準備將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京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我經過思想鬥爭,一口拒絕:"我沒有當過漢奸,沒有害過中國同胞,我不走。"

不久,馬漢三包庇川島芳子事發,戴笠飛赴北京處理,命令馬漢三立即抓捕川島芳子。隨後又將馬漢三收受賄賂一事也查得清清楚楚。

歷時兩年調查取證,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漢奸兼間諜罪判處川島芳子死刑。她罪有應得,命歸黃泉是早晚的事。1948年9月,蔣介石下令將馬漢三和他的幾個同謀處決(1946年3月16日,戴笠被馬漢三命人安放的定時炸彈炸死在飛機上)。

  受株連坐牢十五年

新中國成立後,我和全國人民一樣,迎來了新生活。1954年,我三十六歲時,與著名國畫家馬萬里結婚,婚後美滿幸福。詎料,1958年2月,我突然被捕,罪名有二:一、肅親王的女兒;二、日本大特務川島芳子的胞妹。

川島芳子生前做壞事、發大財的時候,我沒沾過她的光。她死後,我卻受她的株連而獲刑十五年。我不怪人民政府,要怪就怪我姐犯下了滔天罪行。為了不連累丈夫馬萬里的前程,我主動與他離婚。

我在獄中度過了漫長的十五年歲月,1973年刑滿釋放後,政府安排我在天津茶淀農場當工人。我與一位會講上海話的人結了婚。1976年,我因患多種疾病「病退」。1979年,我寫信給偉人鄧小平,要求重新工作,得到解決,從天津回到北京。1996年5月,我在河北廊坊市開發區開辦了一所民辦愛心日語專修學校,我當了校長。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在這所學校的基礎上,建起了廊坊東方大學城。

回顧大半生走過的道路,我姐逆潮流而動,棄民族大義不顧,自取滅亡,我未參與姐姐的政治活動,不隨哥哥們去香港,而是留在大陸干自己喜歡的事,這條路走對了。現在我的心情特好,感謝鄧小平,是他為我們創造了施展才能、大幹事業的條件。

本文摘自《名流滄桑》,《名人傳記》編輯部編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3年,高崗(右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五一節慶典上。

高崗(1949年9月)

「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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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中,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平行。因此,高崗的地位更為特殊。所以,也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次奉調進京,對於47歲的高崗而言確實是人生的重大轉折。

高崗的人生經歷並不複雜,從黃土地到黑土地,從西北到東北,偶爾路經華北,高崗在中國版圖上的活動軌跡幾乎就沒有離開過「三北」。雖然高崗在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了國家副主席的高級職務,但高崗在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沒有駐京而在大區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崗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此時的計委已經是一個編製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確實是兵強馬壯。

高崗居住的東交民巷8號,一時間成了京城人們關注的要地。

新稅制風波

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使高崗的許可權進一步加大。

新中國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的方針於1950年初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稅制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弊端日漸顯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佈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當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將新稅制闡述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毛澤東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度,就會發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也批評了急躁冒進情緒,但他著重批評了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在推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進程中,是認事不認人的。至少在發生新稅制風波的1953年初,毛澤東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某些言行是不滿意的,而對基本上能夠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崗則是比較欣賞的。

而恰恰相反,高崗是認人不認事的。他自認為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統帥的欣賞,別人統統不在話下了。

實際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對高崗的提拔重用,既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更是對他們二人的激勵。

然而,剛剛踏上北京這片土地的高崗未能準確理解毛澤東的深邃思路。

1953年財經會議

1953年財經會議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但這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在高崗的一生中,卻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所謂的「高饒事件」,一般而言就應當從這次會議講起。

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問題,上半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出現了21.5萬億元的赤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政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從6月13日一直開到8月13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和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身上。批評的調子居高不下,而且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了劉少奇。

在經過精心準備後,高崗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言。

高崗在發言中指責薄一波在農村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薄一波的主張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

高崗還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在個人與黨的關係上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

據高崗的秘書回憶說:高崗在財經會上的發言稿,是我們幾個人參加起草的。高崗說,講話要站得高些,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財經會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報告中講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我們在起草高崗的講話時,注意到了與毛主席講話的一致性,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劉少奇右傾。這個稿子拿出來後,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筆者1999年2月2日訪問趙家梁同志談話記錄。)

高崗在後來寫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認說:我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鬥爭」,雖然起因是新稅制風波,但深層次原因,仍然是要解決黨內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同認識問題。在貫徹總路線這個大的方向問題上,毛澤東既不允許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許高崗等向左偏。所以,當看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處於既不好公開為薄一波解圍,又難以駕馭會議局面而兩難時,毛澤東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裏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

陳雲於8月6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說:新稅制的結果是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薄一波在中財委做了很多工作,儘管有許多是事務性的,但如果沒有人做這些工作,中財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於8月3日回京後,也在會議上發言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本來毛澤東搬來的「兵」起到了預定的效果,會議氣氛起了變化,高崗也應當有所收斂。但在8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崗仍然對薄一波進行指責。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周恩來的會議結論稿。會上,毛澤東問大家有什麼意見,薄一波表示他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此時高崗站起來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澤東則打斷高崗的話說:你的態度也不好。

「三月名單」事件

高崗還不顧毛澤東的禁令,在這次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傳播「三月名單」。

關於神秘的「三月名單」事件的由來,有著不同的傳說版本。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寫道:「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並立等閱後收回。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籤收。唯有這一次例外,是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崗本人,而且閱後馬上收回。可見毛澤東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後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還是誰指使安子文擬定的名單,目前仍是謎團。但高崗顯然認為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擬定的名單。他在《我的反省》中說:我主觀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後還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認對林彪說過: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然而,不管名單是如何產生的,高崗確實是看到了這份名單,而且還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播。因此,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突然質問,「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劉少奇、周恩來都表示事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感到震驚,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

安子文在會上承認了確有此事,在會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認為安子文私擬名單確實違背了黨的紀律,於7月末給予其黨內當面警告處分。毛澤東也宣佈: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

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終止了,但高崗竟然不顧毛澤東「不許擴散」的禁令,在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幹部接觸的機會,傳播了這份名單。高崗這種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混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和高度警覺。

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負責人在平津前線(後排右一為高崗)。

毛澤東決心解決高饒問題

高崗於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謂其人生旅途的最後風光。

高崗來杭州休假時,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處環境幽雅的二層小洋樓中養病。高崗與林彪進行了多次交談。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二人就配合默契,關係親密。新中國成立後,高崗坐鎮東北,林彪鎮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

據後來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所揭發,高崗在一個月的休假期間,「向那裏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捏造散佈所謂‘軍黨論’,說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徹底改組,由他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據《陳雲年譜》記載: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毛澤東要陳雲轉告在杭州養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雲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並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於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於明白了。  

(文/戴茂林趙曉光,授權摘編自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高崗傳》。作者戴茂林、趙曉光現就職於中共遼寧省委黨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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