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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博客文章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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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2021年06月08日 17:35

 【提要】在87年前的今天,1928年3月10日,毛澤東被降職任師長。因受「立三冒險主義」影響, 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魯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傳達中共中央撤銷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 後證實為誤傳),並指責邊界“行動太右”、“燒殺太少”; 將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能過問地方工作的師委,由何挺穎任書記,改任毛澤東為師長,同時強令工農革命軍開往湘南。

  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毛澤東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前,在黨內的地位曾幾度沉浮。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三落三起的傳奇政治生涯,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其實還不止三落三起。

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等一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這次會議他因在湖南老家養病沒有出席)上,他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隨後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他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出發,果斷改變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部隊向農村進軍,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壯舉,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評。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井岡山傳達時,又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二次起落。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發生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七次至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在6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關於加強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意見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沒有繼續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後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來「九月來信」,對他的正確主張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月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遭到錯誤的批判,並被剝奪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召開會議,對他正確的軍事方針進行了批評和指責。會議停止了他對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會後不久,又任命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他離開紅軍的軍事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直到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才重新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傾冒險主義者打擊和排擠期間,毛澤東處境艱難。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妻子賀子珍由管文件改當收發;弟弟毛澤覃受到批判並被撤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撤銷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並遭到批判。

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這些打擊究竟有多少呢?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記得起來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澤東沒有一一列舉,只是說:“比如,不選做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二十次打擊,除了撤職和降職外,還包括各種處分。這可能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則是確定無疑的。

毛澤東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他曾說,他並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真正的錯誤沒有受到過處罰,而受到的打擊和處分則「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並沒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奮,最後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並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會使當事者的心態失去平衡,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困擾。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後,往往從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依然保持頑強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能夠正確分析和對待不公正待遇。

毛澤東對不公正待遇產生的原因曾作過富有啟示性的分析。他認為,不公正待遇是難以避免的。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這種不公平、不公正,有時是為了照顧整體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為了選舉出一個能夠執行七大路線,領導全黨、團結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三條選舉方針:第一,既要選舉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而又能夠改正錯誤的同志;第二,組織成分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認識山頭,爭取最後消滅山頭的前提下照顧山頭,即照顧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選舉能夠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同志,也要選舉只通曉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知識的同志。這三條選舉方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為了團結全黨,為了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要照顧各個方面。按照這樣的選舉方針,在中央委員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會使得一些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知識水平較高、能力較強的同志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對這些同志來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呢?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一些夠條件當選的同志不能當選,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為了防止因選舉產生矛盾而影響黨的團結,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中國共產黨從七大以來,在處理黨內事務上力爭求得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與錯誤路線統治時期相比,黨內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不行,條件不夠,恰好相反,他們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們之所以落選,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選誰不選誰,這裏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觀地、心平氣和地看待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不要因此而影響工作情緒,影響黨的團結。

毛澤東還認為,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黨內外存在的各種矛盾,也會導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在回顧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後,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同志在歷史上為什麼會挨整,會受到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思想認識不一致。他說,那些整人的人跟我們並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們跟我們以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思想認識不一致,必然就會產生矛盾,必然就有人會產生主觀主義,犯「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而這種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在開始的時候是難免的,黨內外的各種矛盾永遠都會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時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難免的。

毛澤東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錯誤路線統治時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為思想認識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執行錯誤路線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於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因而在他們統治中央時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和待遇。那麼,到了正確路線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的時期,各種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澤東認為,這同樣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在錯誤路線被糾正以後,我們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幹部,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還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區別只是在於,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對於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不公正待遇都難以避免這一事實,就能在受到各種冤枉和委屈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正確對待,把挫折變為自己進步的動力。

  視不公正待遇為一種鍛煉和教育

毛澤東認為,不公正待遇並非有害無益,關鍵是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它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當做一種有益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要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為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不公正待遇。他說:「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這兩種態度,無疑是後一種對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黨員和幹部應該採取的態度。

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講到不公正待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當事者是有益的。在這次會議上,他號召發揚民主集中制,開展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強調不要壓制批評,認為批評所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被批評者下台、被撤職,或者被調離原崗位,這對被批評者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為什麼呢?他說:「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毛澤東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期“靠邊站”。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較多的空閑時間。他利用這段時間,認真閱讀了大量過去沒有時間閱讀的馬列著作。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他在1957年曾經這樣談及:“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段時期閱讀的馬列著作,讓他受益匪淺。他說:“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排擠期間,毛澤東還抓緊時間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次調查,對他加深對農村階級關係的認識,正確制定農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並不是毛澤東對黨員和幹部所做的一種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信非虛言。

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鍛煉和教育,既是毛澤東親身經歷的總結,同時又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的繼承和發揚。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國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強調正確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認為正是磨難造就了傑出人才。關於這一點,孟子講過一段眾所周知的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澤東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方面的修養和造詣極其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對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他在論述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時,一方面經常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例子加以說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來進行論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引用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段話。他說:“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他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對他們本是壞事,但卻成就了他們在哲學、文學、軍事等方面的傳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黨在過去的不同歷史時期,都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錯誤地處理幹部,讓幹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當然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被反對、應該被糾正的。但是,作為被錯誤處理的幹部,應該正確地對待,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去吸取許多新知識”。

  遵守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錯誤的批判、錯誤的處分、錯誤的職務變動(降職、撤職或者調職),在某些情況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職務、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作出的。毛澤東認為,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鍛煉和教育,那麼當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種不公正待遇,都應該把黨的紀律、黨的團結和統一擺在第一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不公正待遇應有的態度。

各種不公正待遇中,最嚴重的恐怕莫過於職務變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職務的變動,應該能上能下。他說:「(共產黨的幹部)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正確對待職務上的變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是一個共產黨員紀律觀念的表現,同時也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遠大眼光。

召便何時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目睹了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就毛澤東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態度作出過概括性的描述:「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三條,是毛澤東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體現,也是他能夠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奮,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不僅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堅持的,而且是他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的。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毛澤東的經歷告訴我們:他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所有的黨員和幹部學習和思考。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 彭厚文)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0年8月7日,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的頭像曾經刊載在《時代周刊》的封面

1984年6月6日,原國民政府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因心臟病在美國喬治亞州的寓所病逝,終年81歲。死訊傳出後,這個已經在台灣消失了30年的名字引起了台灣政壇的震蕩。島內著名的《雷聲》、《夏潮》等刊物藉機大做文章,把吳國楨當年斥責蔣介石一黨專政的文件一件件翻出。這些文件台灣讀者還是頭回見到,一時間洛陽紙貴。

媒體翻舊賬大漲了銷路,卻讓國民黨頗為難堪。30年前,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吳國楨突然去職離台赴美,緊接著被蔣介石開除國民黨黨籍。吳國楨也不示弱,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炮轟蔣介石搞獨裁統治。人們不明白,吳國楨這個曾經對蔣介石忠心耿耿的下屬為何與蔣介石反目成仇。

受重用的「民主先生」

吳國楨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不久,就在國民黨元老張群的舉薦下進入政壇,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深受蔣介石賞識。秘書只做了三天,蔣介石就對吳委以重任,任命29歲的吳國楨為漢口市長。抗日期間,吳國楨又先後擔任重鎮武漢和陪都重慶的市長。內戰爆發前,吳國楨臨危受命,成為備受矚目的上海市長。

蔣介石對吳國楨的器重,一方面由於吳國楨與美國政界的聯繫,於國民政府獲得美援十分有益,另一方面也由於吳國楨為官期間顯示出來的為人和才能。

吳國楨做外交部次長時的部下何鳳山就對吳從不結黨營私印象深刻。何鳳山回憶說:「吳國楨到外交部上任(1942年)時,僅隨身帶了一位秘書,用了幾個星期之後,打發他走了,並且說:‘我來做次長,已經是半路出家,破壞了外交部的系統與組織,我不能再從外邊擅自帶人進來,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幾年下來,他沒有用一個私人。」

吳國楨的個人能力也極強,能為蔣獨當一面。1946年初的上海雖說經濟混亂,但上海市長一職仍是其他國民黨高官垂涎的肥缺,蔣介石卻選擇了吳國楨。曾經擔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對吳在上海的做事風格這樣回憶:

「平心而論,吳國楨並不是一個庸才,他確有一套看家本領。他的漂亮的儀態,流利的演說,講得一口很好的英語,十足一股洋派神氣,以及按時到辦公室,見了什麼人都施以笑容,甚至對當時氣焰很盛的鬧學潮的學生,也表示著一種即使挨打也滿不在乎的氣度,的確使當時但觀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彷彿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現代化的民主市長」。

吳國楨的言行,讓他成了美國記者口中的「民主先生」,美國人認為他是國民黨內“最好的一個官吏”。在國民黨退往台灣後,為了爭取美援,「民主先生」吳國楨自然成為台灣省主席的最佳人選。1949年12月15日,陳誠掌管台灣省的大印不足一年,蔣介石就任命吳國楨接替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一職。吳國楨認為自己不合適,向蔣介石推託,蔣介石直言不諱地說:“你很恰當,我要你今後全力爭取美援”。

吳國楨任職台灣省主席後不久就向蔣介石請辭,理由是在工作中處處感到陳誠對他的掣肘,老蔣對吳的辭職不但不批准,還對吳說:「辭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照此看來,吳國楨在蔣介石那裏十分受寵,卻為何又遭蔣介石的排斥呢?據吳國楨自己說:是蔣先生為了經國的緣故。

  與「太子」積怨太深

吳國楨與「太子」蔣經國的矛盾並非始自台灣,而是源自上海。

1948年8月,為了整肅經濟,蔣介石派蔣經國以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赴上海穩定物價。蔣經國一到上海就擺出了要大幹一番的架勢,信誓旦旦地表示這次到上海專打「老虎」,不打“蒼蠅”。在之後的調查整頓中,蔣經國也確實沒手軟,一下子就抓捕了64隻「老虎」,這裏面包括“面紗大王”榮鴻元,“證券太保”經紀人杜維屏,華僑大商王春哲等等。

蔣經國在上海「打虎」,其整頓經濟的初衷沒有錯,但他獨斷專行的處事風格卻讓上海市長吳國楨十分不滿。作為“欽差大臣”,蔣經國在「打虎」時要抓誰就抓誰,抓完了再去找證據,要殺誰也是他說了算,完全無視上海市政府的存在。

這種鐵腕式的高壓手段,吳國楨認為根本就無助於解決經濟問題,他親赴南京面諫蔣介石直陳利弊,卻未被採納。兩個月後,蔣經國在上海失敗而歸,於是把這筆帳算在了吳國楨頭上,認為失敗是吳國楨不合作的結果。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蔣經國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奉父命獨攬了整個台灣島的安全、情報與特務系統大權,大搞“防諜肅奸”運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台灣民眾的人身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生活在嚴密的監控之下,電話被竊聽,信件被拆看,書刊要檢查,言語中稍有不慎,就會被扣上“通匪”的帽子。

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吳國楨難以容忍蔣經國這種專橫做派,經常以「省主席」身份進行干涉。1952年,台灣火柴公司總經理王哲甫因被指控與共產黨有過交往而遭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吳國楨認為證據不足,以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份要求釋放王哲甫,結果遭到蔣經國的拒絕。

吳國楨忍無可忍,就向蔣介石建議:要求「禁止隨意抓人,逮捕後14天,一定要釋放,或起訴。所有刑事案件,除了那些涉及共產黨和間諜活動案,都應交民事法庭審判,而不是交軍法審判;即使是軍法審判的案件,也應該允許被告有辯護律師。」蔣介石沒有採納吳的建議。

此後不久,基隆市參議會開會選舉議長那天,又有兩個議員突然失蹤,吳國楨經過查詢才知道兩位議員被特務囚禁在某旅館內。吳國楨要求蔣經國開除兩名參與綁架議員的特務,但遭到蔣經國的抵制。

吳國楨再次向蔣介石進言:「總統要培植經國兄,就不該派他主管特務,因為這種工作,越權干政,並且妨害人民生活與言論自由,易成為人們仇恨的焦點,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很顯然,吳國楨高估了蔣介石對他的信任,當他發現“蔣先生愛權之心勝於愛國,愛子之心勝於愛民時,已噬臍莫及”。

此外,吳國楨與蔣經國的矛盾還表現在政府經費上。對於蔣經國所主持的「政治部」,“救國團”等預算外的額外要求,吳國楨往往不客氣地予以婉拒。吳國楨自己也很清楚,他與蔣經國的關係已經壞到無法彌補,吳國楨曾對《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說:“我只是採用消極行動,不發給經費,所以蔣經國恨死我了”。

其實豈止蔣經國,蔣介石也早就對吳國楨的不停進言反感異常,只是由於台灣初建,需要吳國楨聯繫美援。隨著美國援助的穩定,吳國楨對蔣介石的重要作用已然不大。所以當吳國楨與蔣經國水火不容之時,蔣介石甚至產生過除掉吳國楨的念頭。

  台灣不能再待了

1952年,蔣介石為過65歲生日,邀請吳國楨夫婦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飯,並留宿。第二天,吳氏夫婦下山時卻找不到來時開車的司機,只好由蔣介石又派了一名司機。開車不久,吳國楨夫人就感到腹部不適,停車去找方便之處。待夫婦二人方便後回到停車處,發現司機臉色刷白。原來汽車的四個輪子中有三個的固定螺栓都已被人擰掉,要不是吳夫人腹瀉,一旦汽車開始快速下山,車輪必然飛脫,吳氏夫婦必死於「車禍」。

死裏逃生的吳國楨終於醒悟:如今美援穩定,自己拉關係的使命已經結束,蔣介石要「卸磨殺驢」,台灣已經不能再待下去了。1953年4月,吳國楨向蔣介石請辭台灣省主席一職,很快辭職被批准。5月,吳國楨以到美國進行學術交流為名,攜全家赴美,但年近八旬的老父和次子吳修潢卻不准同行,留在台灣做了“人質”。

初到美國的吳國楨,一下沒了生活來源,只能靠給《芝加哥論壇報》當遠東顧問,或是在大學作巡迴演講賺些家用。由於顧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吳國楨一直謹言慎行,演講時不會為了報酬而透露一些難以公開的隱情,從沒說過半句對蔣氏父子的不滿之詞。但這一切很快就由於從台灣島內傳來的吳國楨任職期間貪污的謠言改變了。

  與蔣介石隔洋對罵

1953年11月,「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突然被蔣介石免職,罪名是“矇混舞弊,不盡職守”,同時蔣指責王世傑曾私下批准吳國楨套匯12萬美元。這就是說在美國的吳國楨屬於攜款私逃。

消息傳到美國,讓吳國楨深感委屈。1954年1月初,吳國楨致信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請將信函轉蔣介石,要求「對外界所傳,徹底查明公佈真相」。信發出多日卻未見迴音。無奈之下,吳國楨只好又寫《闢謠啟事》寄給台灣的父親,囑其以廣告方式刊登。

廣告中說:「查楨此次來美,曾經由‘行政院’陳院長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幣向台灣銀行購買美金五千元,作為旅費,此外並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員批准撥給分文公款……楨為國服務二十餘年,平生自愛,未曾貪污,在此國難當頭之際,若尚存心混水摸魚盜取公帶,實將自覺不儕於人類。」

視台和CBS全國廣播電視網發表談話,聲明自己辭職來美是因為與蔣介石「政見不同」,而所謂的攜款私逃完全是政敵的污衊行為。

由此,吳國楨與蔣介石父子及台灣的挺蔣派展開了隔洋罵戰。

在電視台談話後不久,吳國楨在接受合眾社記者採訪時說:「我深信,目前的‘政府’過於專權。」十天後,在台灣“國大”二次會議召開之機,吳國楨又寄出《上國民大會書》,嚴厲批評台灣一黨專權、特務橫行和對民眾進行思想控制。

台灣方面,當時的「立法院長」張道藩首先跳出來,列舉了吳國楨自上海市長至台灣省主席期間的十大罪狀,其中大都是類似“得款自肥”、“營私舞弊”等經濟問題。與此同時,島內許多忠於蔣家的要員們紛紛指責吳國楨“反動”、“狂妄”。

國民黨的聲討自不待言,就連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的「全體教授」也披掛上陣,聯名發表文章,攻擊吳國楨。大學教授們認為,台灣言論自由,“都可暢所欲言”、有“集會結社自由”,吳國楨在台灣不講話,在美國才講話,品格有問題。

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了吳國楨頭上,吳國楨忍無可忍,拋出自己的殺手鐧,在美刊出《上總統書》,批評蔣介石「自私之心較愛國之心為重,且又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評建議之機會」。同時,吳國楨還將攻擊主要矛頭直指「太子」蔣經國,說他是台灣政治進步的一大障礙。

為此,蔣介石惱羞成怒,於3月17日下令,以背叛國家、污衊政府等十餘項罪狀撤免吳國楨「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並開除國民黨黨籍。至此,吳國楨與蔣介石徹底決裂。

此後,蔣介石向美國提出要將吳國楨引渡回台,遭到美國拒絕。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遜通過美國駐台「大使」“勸告”蔣介石不要再對吳國楨施以攻擊,否則將對台灣當局不利。蔣介石只好下令禁止台灣報刊繼續刊登攻擊吳國楨的文章。

至此,轟動台灣的「吳國楨事件」,以吳國楨長期流亡海外的結局而告終。但是,吳國楨還是對蔣介石曾經的器重身懷感恩,後來有人邀約吳國楨撰寫回憶錄時,儘管吳國楨已與蔣介石決裂,仍是婉言拒絕,並引古語以自喻:“‘負國之臣,不足以言忠也。’又何必自討無趣耶!”

本文原載於《翻閱日曆》,原題為「吳國楨事件:‘民主先生’與蔣介石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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