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87年前的今天，1928年3月10日，毛澤東被降職任師長。因受「立三冒險主義」影響， 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魯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傳達中共中央撤銷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 後證實為誤傳），並指責邊界“行動太右”、“燒殺太少”； 將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能過問地方工作的師委，由何挺穎任書記，改任毛澤東為師長，同時強令工農革命軍開往湘南。
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毛澤東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前，在黨內的地位曾幾度沉浮。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三落三起的傳奇政治生涯，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其實還不止三落三起。
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等一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這次會議他因在湖南老家養病沒有出席）上，他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隨後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他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出發，果斷改變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部隊向農村進軍，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壯舉，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評。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井岡山傳達時，又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二次起落。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發生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七次至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在6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關於加強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意見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沒有繼續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後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來「九月來信」，對他的正確主張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月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遭到錯誤的批判，並被剝奪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召開會議，對他正確的軍事方針進行了批評和指責。會議停止了他對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會後不久，又任命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他離開紅軍的軍事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直到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才重新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傾冒險主義者打擊和排擠期間，毛澤東處境艱難。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妻子賀子珍由管文件改當收發；弟弟毛澤覃受到批判並被撤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撤銷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並遭到批判。
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這些打擊究竟有多少呢？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記得起來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澤東沒有一一列舉，只是說：“比如，不選做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二十次打擊，除了撤職和降職外，還包括各種處分。這可能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則是確定無疑的。
毛澤東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他曾說，他並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真正的錯誤沒有受到過處罰，而受到的打擊和處分則「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並沒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奮，最後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並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會使當事者的心態失去平衡，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困擾。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後，往往從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依然保持頑強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能夠正確分析和對待不公正待遇。
毛澤東對不公正待遇產生的原因曾作過富有啟示性的分析。他認為，不公正待遇是難以避免的。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這種不公平、不公正，有時是為了照顧整體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為了選舉出一個能夠執行七大路線，領導全黨、團結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三條選舉方針：第一，既要選舉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而又能夠改正錯誤的同志；第二，組織成分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認識山頭，爭取最後消滅山頭的前提下照顧山頭，即照顧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選舉能夠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同志，也要選舉只通曉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知識的同志。這三條選舉方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為了團結全黨，為了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要照顧各個方面。按照這樣的選舉方針，在中央委員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會使得一些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知識水平較高、能力較強的同志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對這些同志來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呢？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一些夠條件當選的同志不能當選，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為了防止因選舉產生矛盾而影響黨的團結，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中國共產黨從七大以來，在處理黨內事務上力爭求得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與錯誤路線統治時期相比，黨內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不行，條件不夠，恰好相反，他們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們之所以落選，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選誰不選誰，這裏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觀地、心平氣和地看待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不要因此而影響工作情緒，影響黨的團結。
毛澤東還認為，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黨內外存在的各種矛盾，也會導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在回顧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後，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同志在歷史上為什麼會挨整，會受到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思想認識不一致。他說，那些整人的人跟我們並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們跟我們以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思想認識不一致，必然就會產生矛盾，必然就有人會產生主觀主義，犯「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而這種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在開始的時候是難免的，黨內外的各種矛盾永遠都會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時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難免的。
毛澤東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錯誤路線統治時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為思想認識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執行錯誤路線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於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因而在他們統治中央時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和待遇。那麼，到了正確路線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的時期，各種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澤東認為，這同樣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在錯誤路線被糾正以後，我們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幹部，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還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區別只是在於，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對於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不公正待遇都難以避免這一事實，就能在受到各種冤枉和委屈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正確對待，把挫折變為自己進步的動力。
視不公正待遇為一種鍛煉和教育
毛澤東認為，不公正待遇並非有害無益，關鍵是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它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當做一種有益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要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為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不公正待遇。他說：「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這兩種態度，無疑是後一種對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黨員和幹部應該採取的態度。
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講到不公正待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當事者是有益的。在這次會議上，他號召發揚民主集中制，開展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強調不要壓制批評，認為批評所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被批評者下台、被撤職，或者被調離原崗位，這對被批評者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為什麼呢？他說：「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毛澤東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期“靠邊站”。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較多的空閑時間。他利用這段時間，認真閱讀了大量過去沒有時間閱讀的馬列著作。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他在1957年曾經這樣談及：“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段時期閱讀的馬列著作，讓他受益匪淺。他說：“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排擠期間，毛澤東還抓緊時間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次調查，對他加深對農村階級關係的認識，正確制定農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並不是毛澤東對黨員和幹部所做的一種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信非虛言。
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鍛煉和教育，既是毛澤東親身經歷的總結，同時又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的繼承和發揚。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國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強調正確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認為正是磨難造就了傑出人才。關於這一點，孟子講過一段眾所周知的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澤東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方面的修養和造詣極其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對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他在論述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時，一方面經常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例子加以說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來進行論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引用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段話。他說：“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他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對他們本是壞事，但卻成就了他們在哲學、文學、軍事等方面的傳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黨在過去的不同歷史時期，都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錯誤地處理幹部，讓幹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當然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被反對、應該被糾正的。但是，作為被錯誤處理的幹部，應該正確地對待，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去吸取許多新知識”。
遵守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錯誤的批判、錯誤的處分、錯誤的職務變動（降職、撤職或者調職），在某些情況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職務、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作出的。毛澤東認為，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鍛煉和教育，那麼當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種不公正待遇，都應該把黨的紀律、黨的團結和統一擺在第一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不公正待遇應有的態度。
各種不公正待遇中，最嚴重的恐怕莫過於職務變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職務的變動，應該能上能下。他說：「（共產黨的幹部）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正確對待職務上的變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是一個共產黨員紀律觀念的表現，同時也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遠大眼光。
召便何時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目睹了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就毛澤東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態度作出過概括性的描述：「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三條，是毛澤東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體現，也是他能夠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奮，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不僅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堅持的，而且是他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的。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毛澤東的經歷告訴我們：他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所有的黨員和幹部學習和思考。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 彭厚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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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毛澤東和劉少奇步出會場。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風起雲湧，劉少奇無奈、惶惑、憤怒，愴然曰：“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但是，隨著「左」傾思想在黨內逐步佔據統治地位，一大批學術、文藝方面的著作和觀點被強加了修正主義等大帽子，遭到公開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說《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
一石擊起千層浪。
文革五人小組在這種情況下，於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本意是約束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不讓它進一步發展為政治鬥爭。
3月，按預定計劃，劉少奇要出訪亞洲三國：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本來出訪前，劉少奇提出不帶夫人，但外事部門卻堅持夫人隨訪會增加友好氣氛，他只好同意。於是，正在鄉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趕回北京，準備出訪。
這次訪問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出訪。等他回到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至於劉少奇說：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劉少奇訪問剛剛回國，被通知馬上到杭州開會。
原來，在他出訪的這一段時間裡，國內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3月底，毛澤東尖銳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紀要》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4月9日、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為成員，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幾段火藥味異常濃厚的話：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卧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
「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誰？
在劉少奇回國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已經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立，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
4月24日，杭州會議基本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並決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正式通過這個文件，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作出組織處理。
1966年5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錯誤批判。5月16日，會議正式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個通知稿，原封不動，一字未改，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動，可以稱得上「原汁原味」。
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見：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對彭真進行了點名批判。
劉少奇問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麼意見？」
彭真說：「一個檢查，一個改。」
劉少奇問：「對通知有什麼意見？」
彭真答：「沒有意見。」
「是贊成，還是反對？」
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回答。
毛澤東對通知進行了修改，加寫了幾段話，其中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裏所講的「接班人」、“赫魯曉夫”實際上很容易讓人想到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
林彪又在會議上興風作浪，大講政變經：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奪取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裏不去詳細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
會上的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通「連珠炮」轟懵了，張大了嘴巴合不攏，不知如何是好。
沒等人們回過神來，話鋒一轉，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歲。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組織寫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寫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兩篇文章宣佈：鄧拓、吳晗、廖沫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是反黨工具；號召：「我們一定不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5月10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寫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又是一通「連珠炮」，向“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開火”了。
在一片批判聲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壓力下，5月18日，鄧拓自殺；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此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然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繼續進行。會場外的火藥味蔓延到會場上。
出現這種情況完全出乎劉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會議上談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體會，談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還作了自我批評。
他平靜地說：
對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就這樣，劉少奇同全國人民一樣，根本沒有來得及做什麼思想準備，就被裹挾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上下頓時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大潮。
台在黃金時間播出了聶元梓等七人寫的批朱碩、陸平等人的大字報，這兩份大字報都是經毛澤東同意發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事先一點都不知道。
當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人們向「反革命黑幫」作鬥爭，“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
接著，以《人民日報》為主要陣地的宣傳媒介宣傳、鼓動「文化大革命」。
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馬上被充分調動起來，尤其是各大中學校的學生紛紛投身這一偉大運動，四處搜尋黑幫，揪斗當權派。頓時，全國上下被攪得一片大亂。
形勢急轉直下。怎麼辦？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形勢，劉少奇憑藉歷次群眾運動的經驗，採取了一系列的緊急措施：派駐工作組。
台的對外新聞；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帶領華北局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革命。
周恩來馬上到隔壁房間打電話，向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表示同意。
報：
台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5月31日即進報館工作。吳冷西和其他副總編輯的職務暫時不動。內部整風學文件，也可以繼續寫大字報，但一部分態度較好、願意積極工作的編輯人員，要集中力量，維持每日版面。在報紙版面改觀後，再進一步解決內部問題。這種措施是否恰當請速指示。
毛澤東當夜即回電批示：「同意這樣做。」
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工作組，在陳伯達率領下，進駐人民日報社。
6月3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還有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和「文革小組」、北京市的負責人。
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提出了佈置學校工作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園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裏鬧；(六)不准打人、污衊人；(七)注意保密；(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書記李雪峰最後說：「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會議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駐了工作組，到各學校傳達和貫徹八條要求。
劉少奇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這樣，在劉少奇的指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在團中央、中組部的協助下向北京的各單位及各學校派駐了工作組。
6月1日晚，張承先率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
這一消息很快傳遍北京市，各學校、各單位紛紛要求派駐工作組，從6月5日起，北京市委在中央同意後加快了派駐工作組的步伐。全國各省市及中央單位也紛紛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陸續派出工作組。
但形勢繼續下滑，沒有止住的跡象。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並討論進一步領導運動的方針。毛澤東在聽彙報時模糊地說了一句：「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但是，這時大部分工作組已經派出。
緊接著，10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了兩次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文化革命是政治鬥爭。」
劉少奇說：「學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奪權，有的是批判學術權威，然後就搞教學制度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連串的問題。城市工廠和農村文化革命運動，是不是同四清結合起來搞。」
毛澤東沒有提出明確的答覆。會議也沒有形成具體安排的決定。
剛剛回到北京，劉少奇就了解到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北京的形勢愈演愈烈。
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
劉少奇說：「(中學)工作組是團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與學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應該撤回」，“工作組派下去被趕回，證明他不行么，亂就好么！”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部分學生擅自揪鬥了40多名所謂「黑幫」、“反動學生”。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嚴肅批評了這種違法亂紀的亂批亂斗的行為，並主持將這一事件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編印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呈報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立即把該件上報劉少奇等人。
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驅趕工作組情況；北京師範大學也貼出了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並正在醞釀新的更激烈的行動。
形勢有失控的危險。
劉少奇對家人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面可能有高級幹部。」
6月19日，劉少奇讓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校工作組顧問，了解情況，並及時彙報。
6月20日，劉少奇又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轉發全國，並在批語中指出：「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同一天，劉少奇同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同志談話：「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它就容易了。」
6月21日，劉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部署對運動的領導，指出：要劃一個界線，不要把什麼人都說成是黑幫；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復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壞；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變相的體罰；就是當權派、黑幫，也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給出路。
經過這幾次會議，中央對運動的領導開始逐步有所控制，各學校、單位的日常教學、工作、生活秩序開始恢復，社會又逐步走向安定。
安定，能符合毛澤東的想法嗎？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
毛澤東的態度急轉直下。
毛澤東在南方巡視了近8個月後，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當天，他就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並看了「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一些材料，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勢非常不滿，但還沒有在派駐工作組問題上表態。
但是，劉少奇去彙報工作時卻吃了個閉門羹。
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一種態度嗎？
7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組整學生。」
鄧小平當即反駁說：「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保留，代理黨委工作。」
劉少奇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學生中間認識不一致，行動不一致，可以再辯論一個時候，取得經驗再向黑幫進攻。」
2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指出：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
陳伯達、江青等人所主張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受到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抵制。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5日的一次小組會上，江青談到這一情況時說：
22號晚上胡克實同志彙報說：「已經走上正規了。」這次彙報會雪峰同志參加了。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這次彙報會共用了5個多小時，薄一波、陶魯笳卻講了3個多小時，他們的鋒芒完全針對學生的。他們有充分的發言權。
但是，正如林彪說的「背靠大樹好乘涼」，「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樹”就是毛澤東。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嚴厲批評了工作組：有這麼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就是6月20號左右以後，有許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工作組搗了很多亂，要他幹什麼？
對此，劉少奇沒有表示什麼不同的意見。他服從了毛澤東的決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
29日，人民大會堂，人頭攢動，來自北京市的萬餘名師生正在聽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講話。大會宣佈了中央的決定：撤銷工作組。
劉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領導人一樣，都有一種「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感覺。
形勢發展了，自己卻落後了。
這就是「很不理解」。
劉少奇對派駐工作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並宣佈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同時向同學們表達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主要是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踐中間來學會革命。
我現在要講一句老實話，包括我在內，我們現在只能向你們學習，只能聽取你們的意見，不能提出什麼意見來幫助你們，我們不了解情況。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人們都在靜靜地傾聽著共和國主席、黨中央副主席那茫然無措的話語：
怎樣革命，現在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的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更具體的方法你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現在，北京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兩個多月，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又不上課，黨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不上課幹什麼？幹革命，專門幹革命。在這半年中間你們可能取得很大的進步。我們也可以跟著你們學習一些。
劉少奇不得不對撤銷工作組一事提出贊成的意見：
過去曾經派工作組，剛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來同志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工作隊員過去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在你們學校裏面做的，他們犯了錯誤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們學校裏面做的，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了，你們都清楚。
對運動的後果，劉少奇此時不可能預見到。但是，他還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學們提出了一個建議：
根據最近運動中的經驗，我只是提一點建議。就是你們在運動中間要保護少數，保護那些意見不同而佔少數的人……你今天是多數，經過辯論之後，明天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的問題上你又是少數。不只是錯誤的意見是少數，有的時候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自己有這個親身經驗，有些意見我提得並不錯，講得並不錯，結果是少數。毛主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有過這種情形。所以，保護少數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不然，運動不能很正常的開展……
劉少奇等人在講話時，毛澤東在後台。
劉少奇講話結束後，毛澤東從後台出來，接見了全體師生代表。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響徹全場的口號聲頓時直衝霄漢，掌聲雷動。
雖然工作組撤了，但是，毛澤東認為前一階段的運動由於受到工作組的阻撓而走了一段彎路，出現了「冷冷清清」，勢必還要再來一次大的發動。
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4人、候補中央委員67人，各省市區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
列席會議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為代表的師生。這可是歷次黨的中央全會所沒有的情況。
由於這次全會是倉促召開的，直到7月27日才發出通知，劉少奇就根本沒有時間來準備報告。因此，只能作一個口頭報告，並由周恩來等人插話補充。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1號、2號、3號、4號、5號，開5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3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實際上，會議一直持續了12天。
在鄧小平宣佈大會議程後，劉少奇在會上向全會報告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在國內國際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同時向全會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並在工作組問題上承擔了責任：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彙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說到這裏，毛澤東插進來，厲聲說：「當時只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不得不解釋：「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厲言反駁：「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釋：「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怎麼會中斷呢？」毛澤東又說。
劉少奇繼續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志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志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說了。陶鑄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
毛澤東疾言厲色，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講話：
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
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實際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會議一直持續了兩個小時。
氣氛也一直緊張了兩個小時。
第二天，鑒於有些中央負責人還沒有講話，就又安排了一次大會。周恩來、陳毅、李雪峰等講話，都對工作組問題作了檢討。
周恩來說：「對於工作組問題，我認為常委特別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派遣工作組負責任。」“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彙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
當天晚上，為了取得對運動的感性認識，劉少奇決定到建工學院。
傍晚5點鐘左右，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正在家裏，突然劉少奇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李雪峰同志馬上準備，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學院。」
李雪峰還未來得及回答，電話就掛斷了。等李雪峰打通電話，那邊說：「少奇同志坐車子已經走了，到你那裏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詫異：只有他去見劉少奇的規矩，沒有中央領導人到他這裏來接他的道理。
在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的陪同下，劉少奇到了建工學院。事前，劉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他們派來了戚本禹。
劉少奇在北京建工學院出席了兩派學生的「辯論會」，最後講了話：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因此看來，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組不對。工作組在你們學校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你們清楚，我們還不清楚。有黨中央、新市委的責任，誰的就誰負責。
這個會不要叫辯論會，叫討論會好不好？有不同意見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的，對的堅持，錯了改正，團結起來。如果我能夠幫助大家做些團結工作，我就很高興了。
劉少奇臨走前，提出第二天還要來聽意見，聽兩方面同學代表的意見。
3日，劉少奇再次來到建工學院，把「八一團」、“革命團”兩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找來，又找來兩派的普通同學，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耐心做工作，希望他們兩派學生不要對立，而要團結起來，共同把運動搞好。
但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卻是越來越緊張。
毛澤東的態度也越來越鮮明，語氣也越來越嚴厲。
4日，劉少奇參加了全會中南組討論。
對前一段的工作，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無奈的心情。
他說：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決心讓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
劉少奇沒有想到，這次全會後，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經有了這種思想準備。
4日下午，本來通知說是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全體會議。當代表們到達會場後，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開全體會議了，改為小組討論。
與此同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尖銳批評工作組問題，並對前一段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嚴厲批評，同時也含沙射影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
毛澤東越說越氣憤，眼看著又要牽連到別的人和單位。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打斷他：「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劉少奇再次對派駐工作組承擔責任，並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當葉劍英彙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有什麼牛鬼蛇神。
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個會場頓時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來了一個晴空霹靂。
平地一聲驚雷起。
8月5日，毛澤東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寫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接對準了前一段時間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劉少奇對此並不知情。這天，他會見了尚比亞工商部長欽巴率領的尚比亞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
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回到家裏，周恩來打來電話：最近一段時間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話給正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回北京參加全會。當晚，林彪乘專機回京，直接進入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
7日，全會向與會人員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連續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批評，與會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澤東寫這張大字報不是無所指的，而是直接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立即轉了向，劉少奇、鄧小平開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使「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動合法化。這是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正式的系統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國、推向深入。
對這一決定，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模模糊糊」，“實際上是反對的。”
接著，會議就轉入了對毛澤東的「大字報」的討論，連帶著，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劉少奇在會上頻頻作檢討，承擔責任。他在一份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
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都負責，絕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
分組討論的一天，劉少奇聽取大家的批評意見。中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在休息時，當著眾人的面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有時間我要向您彙報女工工作。」
劉少奇明白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劉少奇的。
劉少奇平靜地說：「錯誤與同志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葉群兩次找人，指使他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這份材料通過江青轉送給毛澤東。
這表明，不僅僅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批評，來自黨內的冷槍暗箭，也開始紛紛射向劉少奇。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這是原定的議程中沒有的。與會人員沒有什麼準備。
12日，全會進行表決，補選政治局委員6人，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為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次增加為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中國人是很重視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後，決定了一個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劉少奇從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則由第六位直線上升至第二位，顯然是接班人位置。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其後就只稱林彪為副主席，其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林彪就成為了毛澤東當然的接班人。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承擔責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並請求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的職務。
實際上，劉少奇不請辭，他也不會在一系列決策性問題上有什麼發言權了：由於這次會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之後就根本不可能再參與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時，已是狂風乍起，山雨欲來風滿樓。
劉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權利，只有檢討和被批判的權利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形勢更加惡化，一片大亂。尤其是毛澤東六次接見「紅衛兵」之後，“紅衛兵造反派”的大規模活動愈演愈烈，席捲全國。
8月18日，天安門廣場成了紅色的海洋：紅旗飛舞，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揮舞著紅寶書，口號聲此起彼伏：「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高音喇叭里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澤東走上天安門城樓，頓時一片歡騰……
這是劉少奇降職後第一次上天安門。休息時，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點燃了一根煙，默默地吸著。
當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走過來時，劉少奇同他攀談：「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
伍修權無話可說，無奈地笑了笑，走了開去。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集中精力對自己這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反思，寫檢查。
9月中旬，劉少奇寫出《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努力按照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口徑，檢查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所犯的所謂「路線錯誤、方向錯誤」：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彙報的。在這些彙報會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有少數工作組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把工作組撤離之後，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組去。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
劉少奇在檢討中還對歷史上一系列的「錯誤」進行了檢討，尤其是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內容，對自己的錯誤“加碼”。
檢討寫完後，劉少奇將檢討稿報毛澤東審閱。
14日，毛澤東複信劉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劉少奇馬上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寫信說：
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我贊成毛主席的意見，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並請他們提出意見，退還給我，然後再酌加修改，再做報告。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請各同志在幾天內提出意見告我，給我以幫助。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請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來將劉少奇的檢討和毛澤東的批語印發有關人員徵求意見。1
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承擔了主要責任。林彪、陳伯達、康生在會議上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
毛澤東並沒有這麼看。他在24日、25日的會議上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表態已經於事無補。
此後，劉少奇並不是每次會議都要出席，直至沒有給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參加任何會議。
除了作檢討外，劉少奇逐漸遠離了決策層，但並沒有遠離「文化大革命」的漩渦。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開展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林彪在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惡毒的污衊和攻擊：「劉、鄧不僅是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
這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第一次上升為歷史問題。
他們的歷史開始被污衊，被不知情的人們懷疑。
針對劉少奇的「革命活動」也很快逐步升級。1966年12月，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受張春橋授意首先公開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公開貼標語，撒傳單：“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反路線的猖狂反撲”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
12月18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門的人開會宣佈：「中央決定成立一個專案組審查王光美，名稱暫叫中央辦公廳丙組。」交代了工作任務、方法、領導關係等。就這樣，沒有任何的法律手續，沒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針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專案組成立！該專案組前後共有幾批，始稱“中央辦公廳丙組”，後更名為“504組”，人員變動很大。在江青、謝富治的直接領導和指使下，專案組採取種種卑劣的手段炮製假材料、搜集誣證、假證，以誣衊、攻擊劉少奇的歷史為最主要、最重要的內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院牆上張貼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日，清華大學造反派設下劉少奇女兒平平遭車禍的圈套欺騙王光美到清華大學，並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紅色造反團”第二次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劉少奇在這種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他對人民有著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鬥會前，劉少奇跟子女們說：「將來我死了，骨灰交給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個無產者，死了也是一個無產者。你們記住，這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劉少奇鼓勵子女們說：「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經受住委屈，在實際勞動中接受鍛煉，人民對我不理解，對你們也可能有些過火的行動，你們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國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與群眾有對抗情緒。」
劉少奇默默地看著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牽連，不禁有些激動：「我多次跟你們說過，對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還要說一句，人民的誤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這樣，劉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後事，平靜地接受著「人民的誤解」的“最大的痛苦”。
隨著報章連篇累牘地攻擊劉少奇、醜化劉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劉少奇受到的攻擊更加變本加厲。4月1日，各大報紙刊登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散佈劉少奇讚揚《清宮秘史》的謊言，極盡誣衊之能事，用八個為什麼肆意攻擊劉少奇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批鬥進一步升級。1967年7月18日，劉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當晚要開大會批鬥他們。劉少奇深知與家人過正常生活的時日無多，默默地望了王光美許久，靜靜地說：「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本文摘自《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 馮來剛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