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網路圖）
「兵者，詭道也。」統兵打仗的人，無不擅長謀略。所謂謀略，其實並不神秘。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乃領軍之道；知彼，就是搞敵方的情報。一個合格的將帥，不能不重視情報保衛工作。
毛澤東愛好並擅長軍事，可是，他卻不是個愛好秘密活動的人。「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在紅區轟轟烈烈打江山，白區地下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劉少奇。“筆杆子用來造輿論！”毛澤東洋洋洒洒公開發表文章，隱蔽戰線的領導人是周恩來。毛澤東一生，擔任過宣傳部長，擔任過軍委主席，卻從來沒有擔任過情報保衛方面的職務。所以，研究毛澤東的生涯，往往忽略了這條秘密戰線。
其實，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家，毛澤東對制勝之道早有總結：「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化用孫子之言，卻有所升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孫子說情報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毛澤東說情報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勝利。兩字之差，毛澤東對情報保衛工作重要性的評價超過孫子！
這表明，毛澤東在情報保衛工作上，也必然會下大力氣。
毛澤東其人，以創新為好，以自立規則為業。高度重視情報保衛工作的毛澤東，應該會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笈」。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軍事家應該也是密戰大家
中國與美國，第一次當面較量是在韓戰中。韓戰，美國軍隊第一次不勝而歸。
人們不禁會問：剛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德國、日本的超級大軍，為何打不過一支裝備落後的軍隊？
誰能摸到底牌
韓戰後，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說：「我們認為什麼都知道，而實際上什麼也不知道。然而對方卻一切都知道。於是，戰爭開始了。」
把失利歸因於情報，有些依據。
美軍參戰後，一直擔心中國的動向，情報部門嚴密偵察，堅定判斷中國不敢出兵。直到中國軍隊已經在朝鮮領土上打贏第一次戰役，直到彭德懷已經設下第二個陷阱，麥克阿瑟還在許諾讓士兵勝利回家過聖誕節。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7月13日，毛澤東下令中國戰略預備隊集結東北佈防。就在朝鮮北方大舉南下的時候，毛澤東提前判斷美軍將在朝軍後方仁川登陸。中國大軍待命出征之時，毛澤東已經得知美軍將兵指中朝界河鴨綠江，甚至知道美國不會使用原子彈。
戰爭，總是一場豪賭。突然爆發的韓戰，完全出乎中美雙方的預料。可是，剛剛結束國內戰爭的毛澤東，居然很快摸到對手的底牌；而馳騁世界的超級美國，杜魯門總統在中央情報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澤東的軍事著作。差異真大。
毛澤東有言：「玻璃杯里押寶。」
有這樣一種賭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裏，雙方猜點決勝。如果有一方能夠把對方手裏的杯子變成玻璃杯，那麼，這押寶就是一押一個準！
毛澤東就有這個本事。
抗日戰爭，把日本變成玻璃杯，堅持14年反侵略戰爭。解放戰爭，把蔣介石變成玻璃杯，贏得最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玻璃杯里押寶」，這是毛澤東對情報工作的形象比喻。
日中、國共，那是舊怨宿敵，毛澤東搞了多年的情報。美國，這是個新來的對手，毛澤東也能一下將其變成玻璃杯。
主動接觸
毛澤東關注美國，不自韓戰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弱勢的中國迫切期望有國際援手，這目標主要是蘇聯和美國。對於蘇聯，毛澤東十分熟悉，這不僅因為蘇聯支持中共創黨，還因為中國的東北向來是俄國和日本爭奪的戰略要地，那兩家有積怨可用！可美國就顯得遠些，即使在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時候，美國也只是主張門戶開放，不要殖民地。無利不起早，美國寧願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
中立的美國，尚未忘記觀察亞洲。1937年七七事變剛剛爆發，一個海軍上尉就匆匆來到美國駐華使館任職，剛好趕上上海的八一三事變。這位卡爾遜上尉，和美國記者斯諾一起在戰場上穿行考察，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海戰事剛停，他就提出要去華北考察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
中共領導人知道，這個官階不高的軍官，曾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衛隊副指揮，這次來華，負有直接向羅斯福報告的秘密使命。卡爾遜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美國情報官。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熱情款待。在共產黨的地盤，卡爾遜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東西。
從山西到河北，從徐州到台兒庄，親自觀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戰法之後，卡爾遜寫道：「我已經看到陣地戰前線的軍事行動，也看到游擊戰的前線，後者似乎更適合於中國的目標。」
這等於說，毛澤東的戰法優於蔣介石。
情報，要求客觀；情報官員，最重視親眼觀察。卡爾遜親身到延安，接觸毛澤東，隨之向羅斯福報告：延安是中國自由之源泉。
情報官客觀，運用情報的高官不客觀。公開稱讚共產黨的卡爾遜，受到海軍上級的斥責，不得不辭職。美國官方的援華對象，只是執政的國民黨。
台。情報員秦基挎著這部磚塊大的微型報話機，邊行軍邊偵聽，還破譯了敵軍的密碼。陳毅看到後，硬是把這部電台上調使用，因為這部電台在全中國最先進，不但延安沒有，重慶也沒有。這部情報電台，也算是美中情報合作的見證吧。
台的天線，在重慶耗費七天，在延安當天完成。
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袖經常到美軍觀察組串門聊天，親如戰友。待到抗戰後期，他們還委託希契上尉給羅斯福帶信。
這封密信提出，美國攻打日本時，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山東根據地將提供合作。
當時，美軍尚未攻佔太平洋島嶼，進攻日本本土的最近基地，只能是中國的山東。美軍計劃空降日本，正需要中共支持。
經過苦心經營，中共和美方的關係迅速好轉。延安特調情報專家鄒大鵬，到山東開闢膠東情報站，其工作方向，正是包括朝鮮、日本在內的東北亞。
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同一戰壕的戰友，毛澤東通過主動、誠懇的情報合作，埋下理解和友誼的種子。
重點轉移
對於中共同美方的關係，蔣介石十分警惕，甚至以攤牌的方式，擠走了企圖軍援八路軍的史迪威上將。這樁公案，為蔣美關係留下陰影。
抗戰勝利之後，美方仍以中立的身份調停國共衝突，但不久就開始拉偏架了。可是，有強大的美國做後盾，蔣介石還是敗退台灣。
「誰使我們失去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政壇大爭論，結論是親共分子出賣美國利益。於是，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謝偉思等人遭受迫害。痛定不思痛，錯了還要再錯。情報大國斷送自己的情報人才，這錯誤要到20年後由尼克遜來糾正。
與此同時，中共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即進行戰略調整，公安機關的總任務是：「完全學會和敵人作隱蔽鬥爭，特別是同國際特務作鬥爭。」這國際特務，當然不會沒有美國的。情報系統提出：情報工作的重點轉向國外。這國外，當然包括韓國、日本、美國。
所以，在韓戰爆發的時候，毛澤東能夠及時拿到情報。
秘密較量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劃定的三八線被突破，世界戰略格局將可能發生改變。
預先沒有得到情報的美軍駐日統帥麥克阿瑟，當晚就派了兩個情報官去台灣。他大概是想起了珍珠港，中國人搞情報還是有一套的。
一度冷卻的美蔣情報合作，迅速升溫。
一個高級特務秦應麟順利地從台灣潛入大陸，由於不攜器材而不易暴露。到了北京，這個特務從一名高級人士家中起出高級情報電台，那是美國領事館撤離時預留此地的。
萬能情報員從北京發出密電，報告中國軍隊向北調動，可能入朝作戰！
美國情報官從香港發出指令，多國間諜聯手策劃炮轟天安門，企圖牽制中國援朝。
美國出設備、資金，台灣出人，國共情報戰上升為國際情報戰！
較量的結果是，美蔣特務在大陸紛紛落網，美軍從中朝邊境退回三八線。
匆忙上陣的美蔣情報合作，沒能斗過深謀遠慮的毛澤東。
事密則成
韓戰，兵戎相見，中美關係降到冰點。
到了20世紀70年代，國際關係出現微妙的變化。蘇聯的威脅，使中美雙方都有了改善關係的需要。
可是，打破僵局談何容易，雙方的任何一點兒接觸，都會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導致意外事件發生。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問巴基斯坦患病休養，不幾天卻突然出現在北京……這一牽涉國際政治格局重大改變的行動，居然瞞過了所有的情報監視。
美、蘇、中，三國鼎立，中國最弱。可是，就連美蘇這樣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驚嘆毛澤東的秘密戰法。
戰爭是世上最複雜的博弈，戰法是人類最具想像力的設計。
經過千難萬險的萬里長征，紅軍終於抵達陝北。身體休息，腦子不能休息，毛澤東組建紅軍大學，抓緊總結十年來的作戰經驗。
面對能征善戰的將領，毛澤東提醒：「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不久，毛澤東給情報機關題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情報是第一戰鬥力。
軍事家，應該也是密戰大家。
「隱蔽戰爭」
—必須同時運用兩種戰爭方式
毛澤東重視秘密戰，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
毛澤東本來是個讀書人，本來喜好寫文章，本來熱衷群眾運動，可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共產黨被國民黨打了一記悶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啊！
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同期，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組建中央特科，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握刀把子。
槍杆子是軍隊，刀把子是情報保衛組織，一明一暗，都是強力組織。
半部電台起家
槍杆子並不好抓，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很難掌控，師長脫隊，團長嘩變，士兵逃亡，那是經常的事情。建立保衛組織，正是鞏固部隊的一項重要措施。作為一支弱勢的新軍，還必須避實擊虛，如何探得敵軍虛實，又要靠情報。所以，舉起槍杆子的毛澤東，也得抓緊刀把子。
情報還是有的，周恩來已經部署情報員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1930年12月蔣介石發動對江西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兩個月前，錢壯飛就在南京偵獲作戰部署。可是，這情報從南京送到江西，卻要經過漫長的路途，重重的關卡。
為了提高情報傳送效率，必須使用無線電通信。可是，無線電台是國民黨政府嚴格管控的物資，共產黨買不到。
在上海，周恩來指示李強，四處購置配件，自己動手組裝電台。中共的第一部現代化通信設備，就是這樣「攢」出來的。
在江西，毛澤東指令全軍：繳獲敵軍電台！龍岡大捷，俘虜敵軍總指揮張輝瓚，繳獲電台當然不在話下。可是，紅軍戰士看到那個閃光鳴叫的傢伙以為是個怪物，一槍托下去，這電台不能發報了。所幸還能收報，於是，紅軍的無線電通信事業，就從這半部電台起家。
不要以為毛澤東不重視科技。紅軍俘虜了國民黨軍隊的幾個技術人員，毛澤東親自接見：「無線電是個新技術，你們學了這一門很有用，也很難得。」自願參加紅軍的王諍和劉寅心情振奮，上機工作第三天就從敵軍無線電信號中發現敵軍部署。
的命令》。第一期訓練班，毛澤東親自給學生上課：「無線電通信是我們的千里眼順風耳。」
敵人也有耳朵，不能讓他順風。毛澤東生怕紅軍也像敵台那樣大意泄密，在作戰中不准隨意使用電台發報，不發報時就把發射管摘下來裝在自己的大衣口袋裏。抓大放小，毛澤東把無線電技術偵察當作大事，抓得很細。
聯繫，情報瞬間可達。
紅軍運用無線電偵察手段，收聽公開電訊，編製參考消息；偵聽敵軍通信，獲知戰場情報。這種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偵察不同，圈內稱為技術偵察。1931年就開始運用技術偵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報起步不算晚。
與此同時，蔣介石以為紅軍根本沒有電台，指揮作戰經常使用明語通話，導致大量泄密。而毛澤東正在進行情報手段的革命性飛躍。
小米加步槍的毛澤東，其實比蔣介石更重視高科技。
發現「寶杯」
毛澤東不僅重視科技，還有措施。
台用於偵察，此台不再負責通信工作。專職偵察台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敵軍電報。可是，敵軍此時已經發現紅軍有了電台，開始使用密碼電報。抄到電報看不懂，情報還是不準確，紅軍總部的諜報科長曾希聖整日琢磨破譯密碼。
技術偵察。一局作戰，二局情報，這地位夠高的。11月16日，二局破譯第一份密碼電報。
從此，在紅軍面前，敵軍不再有秘密。毛澤東誇讚：「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里押寶，看得准，贏得了！」二局人員得意地說：“我們是搞‘寶杯’的！”
有了「寶杯」，紅軍作戰更加主動。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朱德和周恩來按兵不動，等到二局偵獲情報才突然出擊，痛擊敵軍吳奇偉部。
失利引起警惕，蔣介石專門請外國專家編製密碼「特別本」，可還是被紅軍破譯了。1933年紅軍慶祝八一建軍節，二局副局長錢壯飛繪製了一幅“百美圖”，紅軍已經破譯了100個敵軍密碼！1934年八一建軍節頒發紅星獎章，二局兩人得獎，曾希聖二等，曹祥仁三等。紅軍優待技術人員，毛澤東每月津貼5塊大洋，可技術幹部王諍50塊大洋！
與此同期，美國國務卿下令取消「黑屋」，從事密碼破譯的情報專家雅德禮下崗了。
搞情報也要重視科技人才。
「打著燈籠走夜路」
科技不是萬能的，情報也不是萬能的，只有準確的軍事情報，並不能保證一定打勝仗，還需有運用情報的統帥。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了，「左」傾領導撤掉毛澤東的指揮權，只憑主觀意志指揮作戰，不重視情報。
被迫長征的紅軍內外交困，所幸，還沒有走投無路。雖然上海的人力情報中斷，但紅軍還有無線電技術偵察手段。此刻，二局正處於巔峰狀態，敵軍電報發一個抄一個，敵軍密碼出一個破一個。
突出重圍，二局發現敵軍部署的漏洞，紅軍從縫隙中鑽出。
通道轉兵，最高領導層爭執不下，毛澤東靠二局情報說服大家。
情報最客觀，即使是「左」傾狂熱的人物，也不得不服從客觀現實。熟悉二局的毛澤東用情報說服大家。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更直接指揮曾希聖偵察情報。
可是，毛澤東重新指揮的第一仗卻沒打好。土城戰鬥，進攻的紅軍被敵反攻，連總司令都提槍上陣了。幸虧二局在戰場上偵獲情報，敵軍部署有變。毛澤東趕快下令撤出戰鬥，統帥意志也得服從情報。
毛澤東的權威再次受到挑戰。打鼓新場之戰，他主張不打，可其他人都主張打。孤立無援的毛澤東又靠情報說服了周恩來，說服了大家。
四渡赤水是毛澤東一生的得意之筆，30公里小範圍內紅軍進進出出，硬是把敵軍調開，騰出一周時間巧渡金沙江。這其中也有運用情報的奧妙。三渡時刻，敵軍已經合圍，紅軍找不到突圍空隙。曾希聖用紅軍電台給敵軍發報，冒用蔣介石的密碼指揮周渾元和吳奇偉兩個縱隊讓出通路。
萬里長征，艱險無比，毛澤東指揮紅軍突出重圍，從此確立統帥地位。
屬下將領稱讚：「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澤東笑道：「紅軍長征是打著燈籠走夜路。」
不說自己是燈塔，卻說情報是燈籠，可見情報工作之重要。
不過，打這個燈籠，還須有得力之人。最高統帥，必須善於運用情報手段。
「魯班石」
走夜路不能沒有燈籠，毛澤東身邊不能沒有二局。
草地紛爭，那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的危局，誰都不知道張國燾會下什麼狠手。毛澤東帶領少數部隊星夜北上，行前特意通知：「帶上二局！」
葉劍英讓曾希聖、曹祥仁、鄒必兆三人先走，自己殿後。那三位，都是紅軍中破譯的高手。
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接見二局全體成員，對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評價。紅軍缺糧，毛澤東親筆寫信：「無論如何要給二局工作同志解決糧食。」魯迅託人給毛澤東捎來臘肉，毛澤東把這高級食品轉送二局。破譯專家蔡威病故，軍委頒佈津貼規定，確保技術人員的生活條件。紅軍電台里有人私自同國民黨部隊電台通話，此乃通敵殺頭之罪，毛澤東卻悄悄按下了。此人以前是國民黨軍隊的技術人員，不懂紅軍紀律，可以諒解。這個開明的政策，使技術人員安心紅軍工作。技術人員安心，紅軍戰士卻不一定安心，有人要求離開二局上戰場。毛澤東親自找他們談話：“你們是保證紅軍打勝仗的單位。”
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戰士，很難理解技術偵察的作用。毛澤東就講了一個建築大師魯班的故事。一座大石橋即將落成，可橋拱中央還差一塊石頭，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這時魯班來到，親手打出一塊石頭，不大不小正合用！這塊石頭，就叫「魯班石」。二局就是紅軍的魯班石。
所有人都懂了，無線電技術偵察，軍隊戰鬥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大擴編
毛澤東對情報部門的領導，既高屋建瓴，又細緻入微。二局上下精神振奮，不斷偵獲重要情報。
台偵獲西安事變的消息。
這個情報，預示中國政治格局的大轉變。日本侵華，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了共同的敵人，出現合作的可能。
面對新的情況，情報保衛工作是應該增強還是應該削弱，大家意見不一。
張國燾提出，應該取消保衛機構。
國民黨來人到邊區，特別提出要考察二局。
看來，有人糊塗，有人清醒。
就在國共開始合作後的1938年，蔣介石把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升格，從「處」升“局”，中統局和軍統局大力擴編。戴笠在內部傳達蔣介石訓令：“日本是疥癬之患，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
此刻，中共中央的相關部門卻相當精簡，中央保衛部部長杜理卿作了題為《關於部隊、地方、白區的保衛工作和情報工作》的專題報告。193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社會部，統管黨政軍情報保衛工作。中央社會部系統實行全覆蓋，兼有以往中央特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許可權。
新的鬥爭形勢，賦予情報保衛系統更加重要的使命。
3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社會部的大會上講話指出：「我們要消滅敵人，就要有兩種戰爭：一種是公開戰爭，一種是隱蔽戰爭。」
「調查研究」
—情報分析的科學方式
毛澤東多年領軍打仗，卻從不佩槍。他十分重視情報保衛工作，卻很少操作技術性工作。曾希聖和曹祥仁破譯密碼時，周恩來和朱德經常參與，周恩來提著馬燈，就密碼編製提供專業意見，朱德熟悉軍事術語，還不忘佈置夜餐。可毛澤東呢？遍數他一生的職務，秘書、部長、委員、書記、師長、政委、主席……鮮有與情報保衛工作相關的。
那麼，毛澤東對情報保衛工作，是否只領導不動手呢？
其實，毛澤東也是個情報內行，專業—情報分析。
看報讀書
毛澤東最著名的情報分析案例，就是憑藉一張報紙，找到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愛看報是毛澤東的習慣。在江西蘇區，指派部隊攻打城鎮，任務不是搶錢而是搶報紙。長征剛剛落腳，毛澤東就親擬條例，組建流動圖書館，安排中央領導輪流閱讀，圖書管理員是情報干俊李克農。秘密黨員劉鼎在張學良身邊負責聯絡，毛澤東向這位住在大城市的同志索要物品，要的不是食品藥品而是書，還特別提醒不要戰術學書籍而是要戰略學書籍。
如此酷愛讀書看報，並非書呆書痴，毛澤東這也是在搞情報。
國民黨軍隊在陝北「剿匪」大勝，毛澤東從中發現，陝北還有一塊蘇區，牽制敵軍兵力很多。這說明陝北根據地實力不弱，可以作為長征的落腳地，於是決定紅軍北上。
毛澤東索要戰略學書籍，那是為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做準備，要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
情報，不止存在於秘密文件中，報紙、刊物、書籍中也蘊藏著大量信息。情報界公認，80%以上的情報，來自公開信息。毛澤東讀書看報，就是在分析整理公開信息，那正是標準的情報工作。
「臟活兒」與「乾淨活兒」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產黨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變成合法，在大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公開活動。毛澤東再要看報，就不用派兵去搶了。可是，國民黨特務卻不願見到這種狀況，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少將代表宣俠父被暗殺了！
怎麼辦？最直接的手法是報復。共產黨是做地下活動的行家，早已在國民黨高官身邊潛伏高手，你殺我的宣俠父，我也可以殺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產黨只是提出抗議，並未出手刺殺。難道西安這個八路軍辦事處是吃素的？
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情報活動，分為三線部署：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秘密的陝西省委，絕密的西安情報站。吳德峰領導的秘密情報組織早已潛入西安的國民黨政權機構，只是，沒有搞刺殺爆炸，卻在搞調查研究。
西安情報站就陝西地方黨政軍機構的狀況，提出一份有數據分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根據有關情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政策的決定》，全面分析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甚至指明國民黨內部政學系親日而黃埔系抗日堅決。據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決策，根據地的政權組成實行「三三制」，吸收堅決抗日的國民黨員參加。
毛澤東的政策選擇，不是靠拍腦袋，而是基於調查研究。可是，這調查研究是公開進行的活計，又與密戰何干？
在密戰圈內，有兩種「活兒」之稱。「臟活兒」，指暗殺、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動；「乾淨活兒」，指交友、報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調查研究，就是一種「乾淨活兒」。
蔣介石做「臟活兒」起家，年輕時親手暗殺陶成章，1934年還暗殺抗日名將吉鴻昌。這次西安暗殺，內里是怕宣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將胡宗南。
「臟活兒」不得人心。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社會名人，公開抗議蔣介石大搞特務活動。特務立即報復，暗殺了楊杏佛。這又激起更大的反彈，社會輿論紛紛譴責蔣介石搞特務統治，到了舉國抗日時期，對這種骯髒行徑更是舉國共憤。
與此同時，本是靠地下活動起家的共產黨，卻有著民主、廉潔的好名聲。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專做「乾淨活兒」。
「乾淨活兒」？
文質彬彬的調查研究，有暗殺爆炸那麼有效嗎？
寫報告也是搞情報
毛澤東可以說是中共黨內最重視調查研究的人。
《毛澤東選集》中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一份分析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一份調查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也是一份調查分析報告。毛澤東總是說：「了解情況是決定政策的出發點。」在每次重大決策之前，毛澤東似乎都要作調查、寫報告。面對黨內存在的一些爭論，毛澤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甚至主張“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調查研究，難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務機關組織大規模的人力撰寫《支那抗戰力調查》。撰寫報告者反覆研讀毛澤東的文章《論持久戰》。日本高級情報官認為：任何一個情報機關，如果能拿出毛澤東這樣的報告，那就是國際頂尖情報成果。
原來，調研報告就是情報。
這「調查」“報告”出自日語，屬於社會科學方法。美國聯邦調查局，國民黨的調查統計局，都是大牌特務機構。美國的蘭德公司，至今還在製作大量的情報分析報告。
毛澤東擅長調查研究這種情報工作，年輕時親自走，親自看；中年以後沒有條件走，還要親自談。彭真從晉察冀邊區到延安，毛澤東組織中央政治局聽彙報，從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連續聽取7次！之後，中央稱讚晉察冀邊區是模範根據地，向全國各根據地推廣經驗。
調查研究出報告，毛澤東是專家。
基礎科研
擅長寫調查報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把調查研究提到理論的高度。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再次遭遇蔣介石的突然襲擊。顯然，情報工作沒能到位。
吸取教訓，中共中央頒佈兩個決定，7月1日發佈《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8月1日發佈《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此外還有組織措施，組建中央調查研究局，負責敵我友諸方的調查研究工作，局長由毛澤東兼任。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局長，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生職務中，唯一同情報保衛工作相關的職務。因為，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的下屬單位有中央社會部、軍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單位，包括所有中央級別的情報保衛部門，卻又不限於情報保衛部門。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已經從個體行為上升為系統工程。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被列入中央社會部的《幹部必讀》手冊。中央社會部設有書報股，出版專門刊物《書報簡訊》。延安每月撥出300塊銀洋，到敵占區購買報刊。晉察冀邊區社會部派人潛入北平、天津，定期購買大量報刊，人背馬馱運到山西。晉綏社會部設有運輸隊，將報刊轉送延安。
書報之中有情報！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刊載：「從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綜合戰果中，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至今已完全轉變為掃共為中心的事實了。」延安《解放日報》立即轉載，刊登《敵人口中的八路軍》一文，有力地駁斥蔣介石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的造謠。
毛澤東親力倡導，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風氣。延安市公安局詳細調查延安的城鄉接合部，寫出《延安新市鄉調查》，為社會管理打下基礎。
「情況明，決心大。」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基礎前提，已經提高到哲學理論的層次。
情報分析，有應對個別事件作出的具體判斷，也有把握戰略趨勢作出的基礎研究，就像自然科學研究分為應用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研究一樣。調查研究，可以說是一種基礎性的情報分析整理工作。
立規矩
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程度，常人難以想像。
1940年，毛澤東從延安致電重慶，要求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各省搞上層調查，調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高級將領，每省數十人至數百人。
解放軍轉戰陝北期間，毛澤東穿行於30萬敵軍之間，身邊只有幾百名警衛。可就在這麼小的編製內，還增設了一個調查科。部隊行軍頻繁，今晚住這個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個村莊。可每到一村，不管時間多緊，科長慕丰韻都要親自作調查，弄清這個村莊的社會情況。
每臨戰略轉變，先行調查研究。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要求各戰略區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報告。打仗那麼緊張，誰還有空寫文章？林彪拖延不報，毛澤東連電催促，還表揚及時報告的鄧小平。毛澤東就此提醒全黨的高級幹部：「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兒，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
毛澤東堅持立下規矩，把調查研究作為全黨幹部的一項基本功。
解放戰爭勝利，準備接管城市，各地都輪訓幹部，學習資料就是調研報告。華東局準備的上海社情資料，竟然有數千萬字之多。由於有了這麼周到的情報準備，土包子幹部進城，眼不花，頭不暈。
情報工作也是科學，毛澤東致力於情報工作的科學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將中央的情報機構命名為「調查部」。須注意，這名稱同蘇聯的克格勃和美國的情報局都不同，這體現出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極度重視。當年延安的小小書報股，發展成為龐大的科研院所。作為浪漫的詩人，毛澤東有言：“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會做。”浪漫的想像同科學的調研，兩種思維方式可以融於一體。
多年養成習慣，調查研究已經成為毛澤東的生活方式。病情嚴重得說不出話，毛澤東還用手勢示意：要看有關日本首相三木的參考資料。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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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告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戰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並堅持讓劉少奇作檢查，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風雲動蕩。劉、鄧決定派出工作組引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應該“統統驅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他在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16日，會議下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劉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強的。
話給毛澤東，請示彙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復。迫於無奈，他和鄧小平乘飛機親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撤銷工作組。還是那種決定過無數重大事件的手勢，還是那典型的湖南鄉音：撤掉，統統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治上的打擊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為他們是革命者，卻又總有不屈的堅韌和寬廣心胸，對劉少奇來說，工作還要做，飯還是要吃，但本來就少言的他說話更明顯變少了。
他有個習慣：總是在開飯前幾分鐘才入桌，隨便說幾句話後就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飯桌上講話，吃完飯再去辦公室。現在，他犯了「錯誤」，晚飯更顯得心不在焉，他要認識錯誤，他要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節，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
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作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我的檢討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講50多天來的錯誤。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性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說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也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年在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有錯誤，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有右傾錯誤，1962年犯有右傾錯誤，1964年又犯形‘左’實右傾的錯誤等。第三部分，講我犯錯誤的原因，一是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不理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錯誤估計形勢，世界觀沒改造過來；第三，最根本的是沒學好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專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現實讓他作出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地說：
「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問題。」
毛澤東會見劉少奇，劉少奇懇請辭去國家主席，使黨少受損失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為劉少奇專案組的班子成立，當日下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裏拿不准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不會接受劉少奇的請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劉少奇自動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規諫，甚至是一種無奈的抗爭。毛澤東並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再說，讓國家主席帶著妻子兒女回農村種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法國學者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的《機械人》。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對劉少奇來說，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儘管他後來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他心裏明白，毛澤東既沒拒絕他的要求，也沒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
果然，沒過幾日，劉少奇的家再次遭受衝擊，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張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面對嘈雜的人群和責問，劉少奇的聲音很堅定：我從來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只是有時候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伴隨他的聲音，是那在寒風中陣陣晃動的蒼蒼白髮。
接著，造反派扯斷了劉少奇家中的電話線，紅機子的聲音再也沒有悠揚地響起過。
中南海外，幾十萬人圍集四周，一百多個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劉少奇」
影(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辦公室，向他宣佈如下勒令：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過去劉少奇習慣夜間工作，上午休息)，並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謂「八大罪狀」提出質問。
劉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個機會讓他公開答辯，雖然現在是個非常場合，但畢竟有了把話說出來的機會，他逐條駁斥戚文對他的污衊，有理有據，義正辭嚴，當造反派質問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時，劉少奇一下子怒火衝天，白髮上豎：“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啊！這事，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
第二天，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成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不料，幾個小時之後，竟被撕得粉碎。
一連串的莫名打擊，使劉少奇精神上極為痛苦，加上突然改變作息習慣，限制安眠藥用量，他幾天都沒能睡著，身體變得很弱，偏偏在這時候，清華大學造反派們要組織30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
劉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作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蘊結在心中的積怨終於如火山一樣爆發了。
「我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說到這裏，他把手中的湯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個身體都顫抖起來。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把在家的幾個孩子叫攏過來，緩緩地說：「將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多年鬥爭磨鍊出的感覺告訴他，下一步，將會變得真正殘酷起來。
1967年7月18日晚，依據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幾十萬群眾聯合批判劉少奇。中南海外，幾十萬人聚集四周，他們攜帶的一百多個高音喇叭奏出高調的喧鬧聲；中南海內，造反派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兩個食堂內批鬥，同時抄了他們的家。劉少奇被強按著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已難以忍受，汗珠不斷地從他臉上滲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他的汗水也隨著震動流在地上……
對劉少奇的批鬥逐步升級，劉少奇寫信給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會相呼應，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鬥劉、鄧、陶大會，分別在各自家院內舉行。幾個彪形大漢把劉少奇、王光美架進會場，他們一會兒強按下劉少奇的頭，把他的手扭到背後，強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還讓他做噴氣式；一會兒又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頭拍照；最後，他們把劉、王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腫，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著襪子，在神聖的祖國大地上，在莊重的中南海院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竟遭到這種侮辱性對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顧一切，掙脫造反派的手，撲向劉少奇，劉少奇也不顧拳打腳踢，與王光美的手緊緊握住，也許，這是最後的告別！執手相看淚眼，怎不凝語哽咽？他們傳遞友情、溫暖和鼓勵的手終於被暴力分開。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扞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儘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彙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劉少奇給毛主席寫信，抗議給他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書面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劉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傷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們與他在同一個院子裏，卻不能相見，更不能相互照顧。十幾天後，這種在同一個院子裏的待遇也沒有了，9月13日，劉少奇的孩子們被趕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獄，劉少奇則被強迫抽去腰帶，被「嚴加看守」起來。
當劉少奇得知妻子兒女已經離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時，精神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
強迫改變生活習慣，加上不給足量的安眠藥，劉少奇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加上批鬥會上的扭打，舊傷複發，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
他的右腿被打傷，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要走50分鐘，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後來實在走不動，就讓工作人員去把飯打回來，但去打飯的人也被稱為「保皇兵」，人們也不願去打飯了，只好打一次飯分吃幾頓。
他滿口只剩下七顆牙，根本嚼不動窩頭、粗飯。
他長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餿飯，身體更為虛弱，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裏，弄得滿臉滿身都是……
劉少奇病得越來越重，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開一陣批鬥會，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還把他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葯也給停了，知道說什麼也沒用，劉少奇只能默默忍受著……
1968年7月，劉少奇突然發起高燒，醫生過來用常用藥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亡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防止劉少奇死掉，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對醫護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為維持劉少奇的生命，醫生提出實行監護，住院治療，被看守人員拒絕；醫生請求撕掉卧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絕。劉少奇雖然沒癱瘓，也只能躺在床上無力起身，沒人給他換洗衣服，沒有扶他起床大小便，由於不活動，他的雙腿肌肉逐漸萎縮；他的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被扎爛了，護土記錄日記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殘忍的折磨，使劉少奇植物神經紊亂，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飼維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難忍，常使他緊緊攥著拳頭，或伸開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醫護人員實在不忍目睹他難受的情景，就把兩個硬塑料瓶讓他捏在手裏，不久，這兩個塑料瓶被攥成了兩個「小胡蘆」……
劉少奇在得不到及時治療的情況下，心臟停止了跳動。他懷著一腔怨恨，永遠離開了人民和親人
對劉少奇來說，活著已是一種折磨的懲罰，但他還是要堅持活下去，他要活著看到事實證明他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等來的卻是晴天霹靂，卻是轟然雷擊。這就是本文開頭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會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而且是在他70歲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日期是10月31日)。
劉少奇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氣憤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在心頭的氣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疾病，一起爆發出來，他的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但他一聲不吭，攥緊雙拳，那雙乾澀的、快要裂開的眼睛，噴射著怒火……寒風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從此，劉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他用無言表示堅決的抗議。
周恩來動員北京醫院的兩個護士專護劉少奇，仍沒改變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堅持不住了，活著看到改變命運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馬克思那裏去說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據林彪的「一號手令」，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劉少奇被專機送往河南開封。
晚7點多鐘，光著身子的劉少奇他原來的衣服爛了，沒有人補，髒了沒有人換，乾脆給扔了被人用粉紅色的緞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條白床單，放在擔架上，送上了飛機。他鼻子裏插著飼管，喉嚨里塞著吸痰器，胳膊上扎著輸液管，奄奄一息……
晚9時許，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接受「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馬上爬上舷梯，走到後艙，看見擔架上躺著一個白髮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嗎？醫護人員怔住了……劉少奇的擔架被抬下飛機，放到救護車上，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駛向市區，但不是去醫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裏的一個由重兵把守著的獨特小院。
從這夜開始，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極嚴，事先被告知執行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從此失去「自由」，不許外出，不許寫信，不許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來往，形同軟禁。
由於劉少奇在擔架上沒穿衣服，到開封的當天夜裏，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燒39℃，嘔吐厲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夥卻彙報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11月5日，劉少奇再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到℃。當時在他身邊的人都說：「他雖然不說話，但特別配合治療。他還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著的那一天……」
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人也不准留。北京帶來的葯也不准用，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還特意去火化場看了看，然後，向當地負責人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11月10日晚，劉少奇再度發高燒；試體溫表，5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為℃，雖不能確診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療，不准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劉少奇嘴唇發紫，兩眼瞳光反應消失，體溫℃。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知，五分鐘後，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6時47分，值班醫生和護士趕到現場。
8時47分，「搶救」小組人員到達現場……此時劉少奇已被轉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鐵門上了鎖。
劉少奇的老衛士長李太和聞訊後火速從北京趕往開封，直奔老首長身旁，只見劉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頜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眼淚，蹲下身去，給劉少奇剪去一尺長的白髮，颳去長而稀疏的鬍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給他穿上，然後就被人支開了。15日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頭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劉少奇拖到一輛吉普車上，開向開封市東郊的火化場。車廂裝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軀，兩隻腳露在車廂外……
火化場已得到通知，將要火化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工作人員忙著噴洒消毒劑。20多個軍人在火化場外實行戒嚴。吉普車到達後，劉少奇的遺體被匆忙地送進了火化爐。與此同時，他生前在開封的遺物也付之一炬，灰飛煙滅，留下的，只有一張骨灰寄存證：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
現住址：××××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職業：無業
死因：病死
這就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沒有親人哭聲，沒有白花黑紗，沒有鮮花哀樂，沒有黨旗覆蓋……
慘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歷史的腳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過了一個又一個年頭……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審查和解決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旗低垂，氣氛肅穆。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萬多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劉少奇追悼大會。
劉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後遺體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和他的親屬尊重他的遺願。中共中央書記處將散撒骨灰的任務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執行。
5月19日上午，劉少奇的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少奇家屬子女的護送下，由北京乘專機運抵青島軍港。
眾多的人民群眾和解放軍官兵聚集在青島碼頭，為這位一代偉人作最後的送行。中午，執行散撒儀式的5艘海軍軍艦在綿綿細雨中編隊駛向黃海海域。午後1時許，在哀樂和21響禮炮聲中，劉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無邊、滔滔不息的大海。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