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常抹黑中國的外交官是戰狼，最近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訪問，發現他才是真戰狼。
普京在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前夕，接受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專訪。NBC記者基爾·西蒙斯就許多敏感問題發起了提問，普京真接回應。
普京接受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
在專訪中，NBC記者西蒙斯就一系列中國問題詢問了普京，「我想問問您關於中國的事情。中國現在正在建造一艘新型航母。中國已經有兩艘航母，俄羅斯只有一艘，而且俄羅斯的這艘航母直到如今也依然狀態不佳。中國去年就明確表示，拒絕參加軍控談判。您對北約多有微詞，但是您為什麼不抱怨中國呢？要知道，中國也在俄羅斯東部進行著‘軍事化’呢。」
普京。
對此，普京的回答是：「有件事情我想先說明一下，即在過去幾年乃至是幾十年里，中俄建立起了戰略夥伴關係，這在兩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俄在所有領域的信任與合作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技術和軍事等領域。俄羅斯不相信中國對我們構成威脅。中國是一個友好的國家，它沒有像美國那樣視我們為敵人。」
當意識到普京的回答沒有按照自己預設的議程來走時，西蒙斯有意打斷普京的思路，並將話鋒轉向他處。不過普京並沒有順著他的意圖走，而是立即打斷了西蒙斯的追問，然後繼續答道：
「你對此難道一無所知嗎？那只不過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強國，有將近15億人口。從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的經濟已經超越了美國。從去年的貿易數據來看，中國已經和整個歐洲等量齊觀了，美國卻跌落到了第二位。這事你知道不知道？」
普京強調，中國的發展步伐一直穩健。「所謂之‘和中國的對抗’已經開始了，我對此很清楚，所有人都很清楚，我們都看得出來。但是，為什麼要害怕和逃避這些問題呢？俄羅斯對此並不感到震驚，我們的軍事防禦手段準備得很充分。而且正如我所說的那樣，現階段中俄的合作非常融洽，這才是真正衡量兩國關係的決定性因素。至於你提到的中國航母的數量問題？那我倒要問問你，美國現在有多少艘航母？」
面對普京的這一反問，西蒙斯不得不悻悻地承認：「要多很多。」
中國航母遼寧號。
「你也這麼說了是吧？你說的沒准是對的，中國可能會擁有4艘航母。中國應該保有4艘航母，因為一艘要維護，一艘要大修，只有一艘能戰備。對中國來說，這有什麼過分的？」「何況中俄兩國之間的大部分邊界都是陸地邊界，你難道認為中國的航母會跨過兩國的陸地邊界跑到俄羅斯這邊來嗎？你不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得實在是沒什麼意義嗎？」普京說。
關於西蒙斯提到的軍控談判問題，普京指出：「你問我為什麼中國拒絕就削減進攻性核武器一事進行談判。我覺得這個問題你應該去問中國人。無論核彈頭數量還是載具數量，美國和俄羅斯都遙遙領先於中國。中國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的核威懾力本來就已經遠遠落後於你們的規模了，憑什麼還要我們進一步削減？又或者說你們想要我們的核威懾水平就此打住，別再增長了？」
普京進一步指出，但是中國為什麼要打住？為什麼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5億人口的國家，它的核威懾水平不能達到美俄目標？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但是不管怎麼說，要讓我們來解釋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這樣的問題簡直可笑。」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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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末，由於對日本經濟崛起的擔憂，美國興起了「日本要接管全世界」的言論，繼而產生了對抗日本崛起，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相應國家工業政策。之後，大多是關於日本經濟衰落的報道。
《紐約時報》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的評論，當年美國對日本的成功和失敗的報道，都是被過分誇大了。其實在過去的30年里，日本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增速大致相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
而如今，這種擔憂變成了對中國。然而，雖然拜登政府的「呼籲」比特朗普政府「聰明得多」，但本質上都是經濟民族主義。所以，「拜登政府不會像特朗普對雙邊貿易平衡的痴迷那樣去做蠢事，但也不會回到幾十年來作為美國大部分政策特徵，即是對全球化的不加批判的擁抱。」
以下是克魯明擇譯：
經濟民族主義拜登版
如果你不到50歲，你可能不記得什麼時候「日本曾經要接管世界」。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許多人對日本的經濟成功非常著迷，擔心美國的衰落。機場書店的所謂非小說區充滿了以武士為封面的書，承諾會教你日本式管理的秘密。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有一本暢銷小說《旭日東升》(Rising Sun)，講述了日本將要統治世界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之後他又轉向了去寫恐龍了。
克萊頓的暢銷小說《旭日東升》。
戀日症/恐日症的政策方面採取的形式是廣泛呼籲制定國家工業政策。政府支出和可能的保護主義，以促進未來的產業，特別是半導體生產。
然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從美國的談話中消失了——如果有的話，也是作為一個經濟停滯和失去的幾十年的警示故事被引用。我們在美國科技公司的主導地位的鼓舞下進入了一個自我滿足的傲慢時代。
現在的事實是，日本的失敗和它以前的成功一樣，都被過度炒作。這個島國仍然富裕，技術先進；其緩慢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反映了其低生育率和低移民率，這些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萎縮。扣除人口因素，在過去30年里，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致相同。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似乎正在進入一個對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感到擔憂的新時代，這次是由對中國的擔憂所驅動。我們聽到了對產業政策的新呼籲。我不得不承認，我對這些呼籲並不完全信服。但這次政府行動的理由比20世紀80年代要聰明得多——當然，也比特朗普時代的經濟民族主義聰明得多，它們表面上與特朗普時代相似。
這讓我想到幾天前拜登-哈里斯政府發佈的長達250頁的關於供應鏈的報告。這是那些可能會被證明是重要的報告之一，儘管很少有人會讀它。為什麼呢？因為它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種知識模板；當立法和規則被起草時，該報告及其分析將潛伏在它們的背景中，有助於形成支出和法規的細節。
現在，自從美國高管試圖將他們自己重塑為武士的時代以來，世界經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各國都製造汽車和飛機等物品；如今，它們製造物品的部件，與其他國家製造的其他部件結合在一起，最終組裝成消費者想要的東西。經典的例子是iPhone，在中國由各地來的零碎部件組裝而成。去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顯然是預先寫好的），專門討論了全球價值鏈，有一個很好的替代iPhone的例子：自行車。
順便說一下，當我得知日本和新加坡擁有如此多的踏板和曲柄的市場時，我有點驚訝。我以為美國真的在曲柄方面領先於世界。
無論如何，世界銀行提供了一個衡量世界貿易的全球價值鏈的標準——出口產品在到達最終買家的途中至少跨越了兩個國界。
這一衡量標準表明，跨越全球的供應鏈的大幅增長並不新鮮；事實上，它主要發生在1988年至2008年之間。但最近的事件凸顯了與分散的生產相關的危險性。
拜登-哈里斯的報告聚焦於四個行業：半導體芯片、電池、藥品和在許多技術中起關鍵作用的稀土。這並不難理解。
現代經濟幾乎所有東西都使用芯片——而芯片的生產是非常全球化的。因此，我們的情況是，由於台灣的乾旱和日本的工廠火災破壞了這些微小但重要的部件的供應，美國的汽車生產受到了限制。此外，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供應來自中國。
而疫苗民族主義——各國限制疫苗和製造疫苗的關鍵部件的出口——在新冠時代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
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樣，拜登-哈里斯報告的大部分內容都集中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國家安全一直被認為是偏離自由貿易的一個合法理由。它甚至被寫入了國際協議中。特朗普濫用國家安全的論點，使其名聲掃地。說真的，美國受到加拿大鋁的威脅了嗎？但你不必成為特朗普主義者來擔心我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也就是說，供應鏈報告遠遠超出了國家安全的論點，提出了我們需要在廣泛的部門保留國內製造業以保持我們的技術能力。這並不是一個愚蠢的論點，但它是非常開放的。它將在哪裡停止呢？
有一點很清楚：如果你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純粹是特朗普主義的反常現象，你就錯了。拜登政府不會像特朗普對雙邊貿易不平衡的痴迷那樣去做蠢事，但也不會回到幾十年來作為美國大部分政策特徵的對全球化的不加批判的擁抱。這是否會導致一個新的貿易戰時代的到來？可能不會——但也不要指望未來幾年會有很多大宗貿易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