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林彪(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文史月刊》2009年2期，原題：林彪在五台山建「特別別墅」見聞紀實
1970年7月，駐晉某部閆副軍長陪同北京軍區馬副參謀長，率領數十名隨從人員，浩浩蕩蕩來到五台山，下榻在省民族宗教局五台山辦事處和附屬招待所。當晚，首長將我叫到會客室說：「北京軍區準備在五台山修建部隊療養院，你看什麼寺廟附近風景優美、景色宜人、環境幽靜，明天引領我們看看。」
翌日，我陪同首長們看了鎮海寺、龍泉寺等7個寺廟。下午，剛看完廣濟寺茅蓬雨就來了，我說：「五郎廟、金剛窟兩個寺廟風景也不什麼好，回吧!」可首長們執意要去，我也只好引領，冒著小雨爬上了五郎廟。出人意料的是，首長們對這兩個廟興趣很大。剛上去，就讓參謀們邊丈量寺廟的長寬，邊打開地圖核對。一陣忙乎之後，馬副參謀長即當場給隨從的方師長下令，命三天之內將部隊帶來五台山。呵!我全明白了!看來讓我引領看是做樣子，實際領導早定了。
這是給什麼大人物修建?竟如此神秘!由於多年的職業關係，我也沒多想這些與己無關的事。
軍令如山。3天之後，方師長果真帶著部隊來到五台山，指揮部就住在招待所，部隊住在附近寺廟和村莊。當天指揮部的馬處長就將我叫去，客氣而威嚴地告我說：「老王，給你打個招呼，部隊一兩天要拆除五郎廟、金剛窟。」我當即說明：五台山寺廟是屬省、縣管，須請示批准後方才可拆。但我萬沒想到，這位處長冷冰冰地說：「好吧!你們請示你們的，我們是執行命令，省里怪罪下來，不用你負責。」他雖這麼說，我還是立即電話請示縣領導，縣裏讓我直接請示省，可省革委民政辦公室領導(軍代表)也不明確表態。當又聽到部隊要用黃色炸藥炸這兩個寺廟後，我又向部隊提出交涉說：「寺廟是國家財產，是文物古迹，如部隊來不及拆除，地方可幫助，但不要炸。」我萬沒想到那位處長很神氣地回答了一句話：「執行命令是軍人的神聖天職」。面對當時那個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不要說辦事處，就是省、縣也毫無辦法。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兩座唐代始建，明、清重修的寺廟，霎時在爆炸聲中變成一片廢墟。
緊接著，工程兵和汽車隊也來了，還有數十名地方工程技術人員(據說是北京修建十大建築的工程人員)，也同時來到五台山。頓時，這塊佛教凈土，一下變成了人山人海的大軍營、大工地，整天馬達聲爆炸聲響徹名山天空，驚天動地!這是軍事機密，何人敢問?
與此同時，指揮部又派出大批「支左」部隊，進駐機關和生產隊。這樣一來，機關、農村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農業學大寨等各項工作，實際都由「支左」部隊挂帥領導。部隊首先抓了對機關幹部和生產隊社員的政治審查，對「五類」分子和政治不清的，是幹部的，調動工作;是社員的，遷往離五台山較遠的村莊落戶。至於尚留在寺廟無家可歸的35名僧尼，更不在話下，是牛鬼蛇神嗎!必須全部遷走。對此，我又提說：「這也需要請示省里，因有個安置問題。」馬說：「可以吧!如主管部門不同意，叫他問省革委主任謝司令員，因這個工程，只有他一人知道。」我回省後，原原本本地向省革委民政辦公室領導(軍代表)作了彙報。他聽後說：「遷吧!」並撥了2000元的搬遷費。就這樣，於當年12月28日寒冬時，將這些老弱病殘僧尼全部遷到離五台山100多里外的唐建南禪寺(註：文革前全山有僧尼304名。文革開始，紅衛兵造了寺廟僧人的反，經批鬥後，除紅衛兵押送原籍監督勞動改造的36名外，其餘230多名僧人全部趕出廟門，勒令還俗，回原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就此之後，在一段時期內，這個馳名中外的佛教聖地，變成了一個「有寺無僧」，「有廟無鐘聲」，而只有馬達聲和車水馬龍的汽車聲，以及眾多施工「支左」解放軍荷槍實彈守護的神秘土地!
經一年多的緊張施工，時間長了，人也熟了，個別參謀私下和我說：「老王，你們這裏可不簡單呀!是‘五保衛’的地方!」一些技術人員也驚訝地說：“想不到在這寺廟林立的佛教聖地，修建如此豪華的別墅，真莫明其妙!”我這個人，尤其在那個非常時期，對這些竊竊私語當成耳邊風，根本不想不問。
平地一聲雷，喜訊從天降。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了!至此，好似冰封雪蓋的五台山又解凍了。至此時刻，才真相大白，原來是林彪在這裏為自己新建特別「別墅」。
「九一三」事件後部隊就陸續撤走了!不久，部隊首長即開始參觀“林彪的別墅”。我作為地方幹部，能隨從首長們參觀，也是一件幸事!特別是，由駐晉某部閆軍長、省革委主任謝司令員陪同北京軍區某副司令員看的那次，看管部隊負責人向首長們介紹情況時說：這個工程的代號，叫“七六四”工程。因林彪的老婆葉群，於1970年6月4日，召見北京軍區和總後勤部的領導時說：“林副統帥想在五台山休息幾天，你們給他修個草房房。”故工程代號即定為“七六四”工程。介紹人說，林彪對建造所謂特別「別墅」定了三個要求：一是有房頂不能有壓頂的感覺;二是有光不能有燈的感覺;三是有風不能有風的感覺。遵照林彪的指令，圖紙設計出來後，又築成立體制模型，經他審定後才動工。如此浩大的工程，誰能相信前前後後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基本竣工。真是一聲令下，地動山搖。
工程造價之高，也令人吃驚!據說每平方米造價是700元，而當時普通樓房每平方米是100元，解放軍施工和所用器材還沒包括在內。再如裝修木材，全部是從印度尼西亞進口的，衛生間的鏡子是從亞非某國進口的，地毯、沙發、鋼絲床等都是特製的，一套房間一種色彩，一種款式。特別「別墅」的佈局是：外邊即原五郎廟舊址，是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四大金剛修的;裏邊即原金剛窟，是給林彪、葉群和子女修的。再如水、電等附屬設備，均是雙套，即地上地下。
此一事件，雖已過去近40年了，但作為歷史，我覺得應讓世人知道，五台山在近代歷史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不幸的事件的真相。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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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蔣介石與陳誠（左二）
陳誠，字辭修，浙江青田人，是蔣介石大陸時期最為器重的黃埔系高級將領之一。遷台後，更是深受蔣介石信任，先後出任「行政院長」、「副總統」和國民黨副總裁等職。然而，隨著地位的提高，晚年陳誠與蔣介石父子之間矛盾日益加劇，最終被蔣介石所拋棄。
黨國重臣
1950 年代初，蔣介石可以完全信任的人，除了蔣經國之外，陳誠算是一個特例。蔣介石一到台北，陳誠便把軍政大權交還給蔣介石。陳誠的忠誠與能幹，令蔣介石對他更為信任和倚重。國民黨改造，眾元老紛紛落馬，惟有陳誠步步高升。自1950 年3月陳誠出任「行政院長」起，蔣介石與陳誠可謂開創了台灣政治之新時代。表面上看，蔣陳兩人沒有明確分工，但實際上蔣為“總統”，是國民黨“總裁”，軍隊和黨務上的事由蔣介石說了算， 陳誠從旁輔之；而經濟和民政，則由「行政院長」陳誠負責，蔣介石較少過問。
陳誠出掌「行政院長」時，台灣政治、經濟問題困難重重，金融動蕩，物價高漲，學潮澎湃。為了穩住情勢，安定人心，陳誠做了好幾件頗具開創性的大事，如實行「三七五減租」、改革幣制、糧食增產及實施地方自治等。其中，對於「三七五減租」 的成效，有人曾做出總結，認為：三七五減租使農民生活改善，農業生產顯著增加，業佃糾紛減少，農地價格下跌，農民政治意識提高；使占農民中大多數之佃農，得免饑寒，農村漸臻復興，成為台灣一大安定力量，鞏固民族復興基地，增強反共實力，其影響所及，尤為重大。
而陳誠主持的幣制改革，則進一步穩定了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三七五減租」與改革幣制兩項，被認為是戰後台灣由貧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階段。因此，陳誠在台灣民眾中有很好的口碑。
當然， 陳誠之所以深得蔣介石重用，也與蔣介石用人嚴守傳統親誼觀念有關。蔣介石所重用的大多不是黃埔系，就是同鄉。陳誠不僅具有這雙重身份，而且對蔣介石忠誠。正因如此，陳誠官運亨通，先是出任台灣省「主席」，後由他“組閣”，出掌「行政院」。1954 年由蔣介石提名出任「副總統」。1957 年國民黨八大，又由蔣介石提名，出任國民黨副總裁，兼“ 副總統”。1960 年再度當選「副總統」。可以說，陳誠在台灣黨政軍擁有廣泛基礎和實力，極有資格成為蔣介石的繼承者。就連蔣介石本人也常說：“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
與小蔣鬥法
然而，由於蔣介石深受傳統倫理思想影響，早有將權位傳於兒子蔣經國之意。可以說，晚年蔣介石的最大心愿，除了「反攻大陸」之外，就是傳位於子。毫無疑問，蔣介石在台灣擁有絕對權勢，只要他不主動放手，“總統”一職非他莫屬。但是，蔣介石想要把權力完全移交給蔣經國，卻必將遭遇各種挑戰。可以說，蔣經國的接班之路，並非是一帆風順的。對於這點，蔣介石心裏非常清楚。因此，在遷台之初，蔣介石就讓蔣經國先後插足於黨、政、軍、團，在各重要部門歷練，培植勢力。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利用各種機會，為蔣經國接班掃除障礙，先後逼走陳立夫，驅逐吳國楨，囚禁孫立人。然而，在蔣介石與蔣經國權力交接之間還橫著一個巨大障礙，那就是「副總統」陳誠。陳誠畢竟不是陳立夫、吳國楨、孫立人，由於他自任台灣省「主席」以來，一直主持台灣事務，成效顯著，對台灣穩定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儘管陳誠不敢居功自傲，也不可能對蔣介石的地位發起挑戰，但對蔣經國卻完全以長輩自居，在很多方面與小蔣為難。
蔣介石為了幫小蔣培植勢力，又在台灣組建「救國團」。對此，陳誠堅決表示反對，理由是應記取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分裂為黨團兩大勢力，不顧黨之將亡，惡鬥不休，搞得天下大亂的教訓，不要再為個人勢力的成長而另外弄一個“小國民黨”。 但蔣介石沒有聽取陳誠的意見，而是堅決支持蔣經國發展「救國團」的勢力。蔣經國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後，通過政工系統加大了對軍隊的控制， 對陳誠的勢力也產生了衝擊。對此，陳誠予以抵制，並對蔣經國往往“得理不饒人”。而蔣經國也自恃“太子”之尊，心中對陳誠頗為輕蔑；陳誠則個性強硬，向來就事論事，對蔣經國這後生小輩，自也不甘示弱，兩人衝突時起。
為了協調陳誠、蔣經國兩人之間的關係， 蔣介石曾於士林官邸召見兩人。蔣介石語重心長地對兩人表示：「你們都是我們革命的同志， 更是我最親近的兩人。如今我們退守台灣， 已經十年有餘， 河山尚未光復， 同胞猶在倒懸， 你們兩人若還區分彼此， 明爭暗鬥，那我們黨國還有什麼希望呢？」蔣介石的調解，雖然使陳誠與蔣經國不敢明爭，但暗鬥依然。
1958 年的「行政院」改組。陳誠希望由他自己兼任「行政院長」，由黃少谷出任“副院長”。因為兩年之後就是“總統”換屆之時，蔣介石已連任兩屆，按「憲法」規定，已不可能再連任，自然會將“總統”之位讓於陳誠。為此，他還希望王世傑以長輩的身份告誡蔣經國不要太急，等他幹完一屆後，再向他交班。王世傑又將此事託付給了與蔣介石關係甚好的黃少谷。
黃少谷對蔣經國說：「辭修對你父親百依百順，又是與你父親共事最久的黨國重臣，你應該尊重他，不要與他爭高低。你的治國才能，朝野欽佩，將來擔大任，舉國皆服。他干一屆後，自然會把位子讓給你，由你來干，你現在不必急。」
蔣介石知道後，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痛罵黃少谷，並對陳誠大為不滿。他在日記中說：「辭修手段言行風度毫無改正，令人灰心。而黃少谷之自私，政客作風，其心不可問。」
與老蔣爭持
1958 年6 月30 日， 蔣介石提名「副總統」陳誠兼任「行政院長」。然而，陳誠與蔣介石在“內閣”人選上發生了激烈衝突。首先在「教育部長」人選上，蔣介石主張由上一屆「教育部長」張其昀繼續擔任，但陳誠卻堅決反對。陳誠認為「教育部長」必須德高望重，希望由曾任北大校長的梅貽琦出任。對此，蔣介石非常生氣。他在日記中說：辭修政治上的缺點，就是他不察邪正，好聽小人細言，對人不注重其基本政策與品性學術，而在其行政業務上以定取捨，此其所以不大也。
次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記載道：
與經兒談曉峰（張其昀——筆者注）事。晚約曉峰來談，其調職問題，余雖知其受北大派攻擊而遭辭修之無情打擊，亦明知此為胡適等反黨分子對黨的重大勝利。孰知行政院長改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為胡適所悉，並以此預對曉峰示威，望其早自預備下台，此實為余所萬不料及者。可知，辭修不僅不分敵我，已失黨性，而其不守機密至此，殊為可嘆。
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最初對陳誠在「教育部長」人選問題上的不滿，還不算很嚴重，只認為陳誠“不察邪正，好聽小人細言”。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從蔣經國和張其昀處得知在「行政院」改組之前，陳誠已將消息透露給“胡適等反黨分子”後，其對陳誠已是極為不滿，並上升到政治高度，認為陳“不分敵我，已失黨性”。 步入晚年的蔣介石，往往比較情緒化。一旦對某人產生了不良感觀，不僅很難改變看法，而且會愈演愈烈。果然，事情並沒有結束。蔣介石在7月10日的日記中再次寫道：
近日行政院改組中所發現心理上之影響：甲、辭修說話不實而取巧，令人懷疑，對其有不誠之感，此為一最大之損失，殊為辭修前途憂也。如何使之能大公無私，擔負大任。乙、黃少谷只想做官，把持政務，而不顧大體。丙、張曉峰之書生態度，恩怨得失之心太重，亦令人對學者難處之感，但此實辭修不誠有以致之。時隔一日，蔣介石對陳誠的偏見再次升級。從此則日記來看，蔣介石似乎之前對陳誠抱有極大期望，大有來日將政權交給陳誠之打算。然而，此事使蔣介石對陳誠「前途表示擔憂」，對其將來能否“擔負大任”表示懷疑。更糟的是，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陳誠似乎沒有絲毫察覺，他甚至在“行政院副院長”的人選上繼續與蔣介石對著干。早在7月7 日，蔣介石就指示前來彙報「行政院」各部會人選的陳誠，“關於副院長與外交人選，以王雲五與黃少谷調任之”。但陳誠並不想讓王雲五做副手，而是想讓黃少谷出任副院長。為此，蔣介石更是生氣萬分。7 月10 日，他要張群轉告陳誠，要他“速定副院長王雲五繼任”。
然而，不知是陳誠過於高估自己的實力，還是陳誠認為蔣介石對他信任不二。遲至7 月13 日，陳誠仍然沒有決定提名王雲五齣任副院長，而是再次找到蔣介石，希望由黃少谷出任。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說：
十時，辭修來見，談行政院人事。彼對王雲五任副院長事並未有新行動，反來徵求我意見。其意在黃少谷，但要我決定，而陳雪屏仍任秘書長。余認為，其對余不應如此詐偽不誠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來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與犧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結果如此，傷心極矣。此為余平生對人事幹部所最失敗、痛心之一次也。
此則日記表明，蔣介石對陳誠在「行政院」人選上的“固執”表示了極大憤怒，認為陳誠欺騙他，有負其栽培，是他“平生對人事幹部所最失敗、痛心之一次也”。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這裏特意提到，為了扶植陳誠，他甚至不惜犧牲一切情感。也就是說，之前蔣介石的確是有意將權力交給陳誠，而不是蔣經國。
被蔣介石拋棄
依據「憲法」規定，“總統”的任期為6 年，得連選連任一次。蔣介石自1948 年出任“ 總統”，1954 年連任，到1960 年剛好任期屆滿。這意味著蔣介石依法必須讓賢。然而，蔣介石是不肯輕易放棄權力退位的。早在1958 年底，台灣省議會就籲請蔣介石第三次出選“總統”，而蔣介石也極想再度連任。然而，蔣介石的連任問題，卻遭到外界反對，其中以《自由中國》反對最為激烈。《自由中國》先後刊登了《蔣“總統”不會做錯了決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術——告國民黨當局》等文章，明確表示“反對蔣介石三任總統”。甚至連胡適也公開反對蔣介石“修憲”與參選“第三屆‘總統’”，他通過陳誠、張群、王雲五、黃少谷等黨政要人向蔣轉達意見，反對蔣連任“總統”。
然而，對於胡適的勸告，蔣介石不僅聽不進去，反而對胡適避而不見，並在日記中對胡謾罵。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與辭修談話，彼以胡適要我即作不連任聲明。余謂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胡適無恥，要求與我二人密談選舉總統問題，殊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對革命之學者身分，滿心想來操縱革命政治，危險極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總統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愛於辭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決心，而更不能辭也。
由於胡適、王世傑與陳誠關係密切，而蔣介石的連任，又直接關係陳誠能否繼任，因此蔣經國等人懷疑陳誠與《自由中國》串通一氣，阻止蔣介石連任。而胡適等人則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要堅持「三連任」，可能是出於蔣經國的主意。最後，王世傑向陳誠建議，主動向蔣介石辭去「副總統」來阻止蔣的「三連任」。然而，蔣介石並不為所動，反而召開“國民大會”對《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進行修改，規定：“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這樣，蔣介石不但可以「三連任」，而且可以無限制的連任。至此，陳誠繼任“總統”的希望徹底破滅。
雖然蔣介石再次提名陳誠兼任「行政院長」，但陳誠已是心灰意冷，並以身體不適為由向蔣介石請辭。然而，蔣介石只准其請假，不准辭職。直至1963 年國民黨“九大”後，蔣介石才決心改組「行政院」。是年12 月，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換人案。行政院兼院長陳誠同志，主持政務，卓著勛勞，惟以久任繁劇，體力漸感不勝，曾迭次申請辭職，均經懇切慰留，最近以健康關係，再度懇辭，為期陳誠同志能獲較為充分的休養機會，俾能迅速恢復健康，爰擬勉徇所請，准予辭去行政院長職，並提名嚴家淦同志繼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推嚴家淦出任「行政院長」，此舉可謂用心良苦。嚴家淦是一位技術性官員，在國民黨內無派系，無歷史淵源，對權力較為淡泊，不會影響蔣介石既定的傳子方針。事實證明，蔣介石的選擇是正確的，嚴家淦為蔣介石父子的權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啟後的角色。
1965年3月5日，陳誠在台北抑鬱而終，享年68歲。
本文原載於《世紀》 肖如平 作者為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